“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仙台论文,鲁迅论文,原因论文,发生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十年来，竹内好的思想借助孙歌的研究介绍，在中国大陆学界发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竹内好的许多重要问题（如他的近代论批判、主体论）是通过他对鲁迅和中国革命的理解提出并接近答案的，他关于鲁迅的构图，因此成为其思想建构的核心之一。
但是，竹内好笔下的鲁迅乃至中国，只是他为了建构其理想的日本现代主体——尤其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主体——而倾注其主观价值、追求解放的对象，他的鲁迅及中国形象只是用来映照他所理解的日本问题的一面镜子，是十足“竹内主义”的“机能化”视象。它虽不同于明治以来日本近代主体建构中对中国元素的刻意“排异”，但对鲁迅及中国的理解和利用毕竟不是客观的。也就是说，竹内好的鲁迅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远离鲁迅的历史性存在为特征，以放弃对鲁迅的“实体性”理解为代价的。不少中国研究者似乎不明白这点，对此缺乏足够的警惕，存在把它当作历史的客观认识的危险性。
像鲁迅的文学如何发生，或者说鲁迅文学的“原点”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在《鲁迅·思想的形成》一章，竹内好把鲁迅文学自觉的产生定在了他在北京蛰居的“绍兴会馆”时期——用竹内的话说是“鲁迅的骨骼”形成在他发表《狂人日记》之前居住在北京的所谓“蛰伏期”。这时鲁迅还没开始文学生活，而埋头于一间闹鬼的房子中“抄古碑”，“呐喊”还没成为“呐喊”，只让人感到正在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竹内好问道：
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称作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他此后的思想趋向，都是有迹可寻的，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
读他的文章，肯定会碰到影子般的东西。这影子总是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影子本身并不存在，但光在那里产生，也消失在那里，因此也就有那么一点黑暗通过这产生与消失暗示着它的存在。倘若漫不经心，一读而过，注意不到也就罢了，然而一旦发现，就会难以忘怀。就像骷髅舞动在华丽的舞场，到了最后骷髅会比其他一切更被认作是实体。鲁迅就背负这样一个影子，度过了他的一生。我把他叫做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而他获得罪的自觉的时机，似乎也只能认为是在这个在他的生平传记里的不明了的时期。①
基于这一认识，竹内好对鲁迅《呐喊·自序》中关于产生“《呐喊》的来由”——鲁迅自己对其文学如何发生的自述—提出了质疑，其论点是：
1、由于《自序》是对事实进行追忆的文字，不是“以进入事实里面去的方式在处理事实”（50页），因而其中必定存在着“虚构的成分”。如《狂人日记》产生于“金心异的来访”的说法。
2、鲁迅关于仙台医专留学时“弃医从文”的故事也不足信，“这是他的传记被传说化了的一例，我对其真实性抱有怀疑，以为这种事恐怕是不可能的。”理由是：
3、对于“同一件事”，《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的处理“多少有些差异”——可能“幻灯事件”之前发生的日本同学的“找茬”事件，对其形成文学的“回心之轴”更重要：“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有关，却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关系。我想，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屈辱不是别的，正是他自身的屈辱。与其说怜悯同胞，不如说是怜悯不能不去怜悯同胞的他自己。他并不是在怜悯同胞之余才想到文学的，直到怜悯同胞成为连接着他的孤独的一座里程碑。如果说幻灯事件和他的立志从文有关，那么也的确是并非无关的，不过幻灯事件本身，却并不意味着他的回心，而是他由此得到的屈辱感作为形成他的回心之轴的各种要素之一加入了进来。”
4、“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拔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
竹内好对鲁迅文学属性的上述理解，以重构鲁迅自述的“仙台经验”为中心，试图在根本上颠覆鲁迅的自述，但它又与鲁迅创作中——尤其是如《野草》《彷徨》等作品体现的某些精神深刻相连，与鲁迅文学最深处——涉及自我的部分——有着强烈的共鸣。这就造成了复杂性。我想从鲁迅涉及“仙台经验”的文本《呐喊·自序》《藤野先生》入手，联系鲁迅留日时期思想形成的流程，揭示其文学发生的多原点特征；通过理解其个人遭遇和民族历史“经验的同构性”，弄清鲁迅文学的政治性的由来；通过梳理其以《域外小说集》和《怀旧》为中心的翻译和创作活动，理解《狂人日记》之前文学骨骼的形成，以及其中现代性的由来和创造性之所在。
二 《呐喊·自序》中所述文学发生的“来由”
鲁迅对其文学的发生是怎样叙述的？在《呐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南腔北调集》中《〈自选集〉自序》（1932年12月14日）和《我为什么作起小说来》（1933年3月5日）等篇，都有大同小异的说明。这些自述，如同他作品结集时作的诸多序跋一样，首先便该在“实体”意义上，把它作为可以实证把握的历史和心理／经验对象来理解。
在《呐喊·自序》，鲁迅辟首就说：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这魂回梦绕、不能忘却的是些什么内容呢？其中包括：
1、父亲的病与“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屈辱，这使他“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最终去了仙台医专学医；
2、发生了幻灯片事件，导致“弃医从文”。鲁迅的自述是：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3、出版《新生》失败，之后“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4、金心异来约稿，其“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说辞打动了鲁迅，于是提笔创作了《狂人日记》。鲁迅的文学由是开始，“一发而不可收”。
以上陈述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事实，一是对事实的感应和“追忆”。用我自己的话概括，它涉及鲁迅文学发生问题的几个要点：
首先是主体的经验，尤其是屈辱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就前者而言，鲁迅第一次经验屈辱是在故乡绍兴，由家道中落——所谓“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所致；第二次经验屈辱则是在日本仙台，竹内好虽极力强调“幻灯事件”与“找茬事件”的差异，其实就感受屈辱而言，它对鲁迅文学发生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者，只是鲁迅感受屈辱的原因由家而国，而民族：范围在不断扩大，但其结构内核却不变。就后者而言，创办《新生》的失败和回国后遭受的挫折——包括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对于鲁迅文学性格的形成可能更重要，事实上，鲁迅的文学是他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失败之后创造力的某种飞跃或“补偿”作用的产物。没有这些挫折失败，鲁迅留日时期形成的自我肯定和强调反抗的浪漫主义是不会变为五四时期自我质疑、侧重否定性思考的深沉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态的。
其次是基于这种体验发生的精神上的化学反应——在寂寞、痛苦、怀疑、反省、记忆、忘却之中形成了一种悖论性思维，它是鲁迅再出发的起点。
第三，更重要的是，鲁迅的自我体验与中国近代民族经验的同构性，在鲁迅个人的遭遇中“寓言式”地隐含着中国民族的近代遭遇，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核心问题深刻相连。这是鲁迅文学之政治性的根源。像竹内好那样把鲁迅的文学视为根源于“无”和“黑暗”的深刻的现代个人主义的文学，并不能完整描述和准确把握鲁迅文学的本质。
总之，鲁迅《呐喊·自序》所述内容，事实层面的，可作客观的实证调查，如“幻灯片”影像的有无，鲁迅的叙述是否存在虚构等等。不过由于条件所限，鲁迅所述其实无法一一验证，这就给竹内好的“质疑”以巨大能量，使之能无视鲁迅传记的“实体性”，致力于主观价值的建构。而对事实的感应和“追忆”——涉及鲁迅心理／经验的部分则不好武断，因为它无法客观化。比如，“弃医从文”的转变发生于鲁迅的内心，无论对它的叙述还是意义的引申，其真伪都是无法判断的：鲁迅的叙述，我们只能讨论它是否真诚，而不能讨论它的真伪。竹内好把矛头指向了《呐喊·自序》的“虚构”——所谓“必定存在着‘虚构的成分’”——但连他自己也不能在实证的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他所谓“传记被传说化”的推测，对“找茬事件”与“幻灯事件”的辨析，乃至对鲁迅文学“回心”之形成的观点，只是在逻辑层面做文章：他的方法是玄学主义的，建构目标则是文学主义的，是把鲁迅文学发生的真实条件纯化简化之后的一种再创造。
事实上，鲁迅的文学是在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学的对立、论战条件下发生的：梁启超和章太炎，功利主义和反功利主义，启蒙者和文学者，政治和文学……这些对立项以一种悖论关系凝结于鲁迅文学发生的“原点”。鲁迅的个人经验和国民经验是高度同一的，这是半殖民地人民的无奈，即使其中当真存在“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也无须把它与鲁迅的其他经验对立起来而将其“拔净”。鲁迅的思想和文学都具有“复调性”，其不同主题、不同经验、不同身份、不同追求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要把握的关键。鲁迅的文学是在文学者鲁迅与思想者鲁迅的关系中发生的，思想者鲁迅先于文学者鲁迅出现，鲁迅的文学则是二者结合的一种特殊形式。为竹内好着迷的二元论结构如政治／文学、希望／绝望、虚无／实有、为人生／为艺术等关系只是鲁迅文学借以展开的平台，鲁迅的文学超越了它们又一再为其所制，保持着由此而来的结构性紧张。对我来说，启蒙者和文学者、政治和文学、功利主义和文学主义、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和“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这种种对立都是鲁迅文学本质中不能“拔净”的要素，无论去掉了哪方面的内容，对鲁迅文学的完整性、深刻性、丰富性都是一种伤害。
既然鲁迅的文学是多原点发生的，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史而言，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度和概括性，那么，竹内好为什么要从中提炼和树立一个自我的、文学者的、根于虚无的、有罪的自觉的、反抗政治的、体现了现代性问题深度的绝对现代主义的鲁迅形象来标榜呢？看来，起作用的是竹内好自己的价值和出发点。
三 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分析
竹内好曲解鲁迅对其文学发生原因的自述，对鲁迅文学的原点提出假设，其“生平传记中晦暗不明的时期”当然是他理想的施展拳脚之地，因为此时此地的“黑暗”“虚无”，不仅连结着鲁迅的《野草》《彷徨》和《呐喊》中的部分作品，而且连结着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和日本浪漫派的近代课题。而《呐喊·自序》陈述的事实因为阻碍着竹内的假说，它当然得被相对化——说到“虚构”，竹内好的假说其实比鲁迅的自述更纯粹是创作：“弃医从文”的戏剧性，就其“虚构”的程度而言，是远远不及竹内好笔下关于鲁迅文学“回心”产生的那个神秘意境的。
鲁迅的文学，作为第三世界文学现代性的代表者，作为第三世界现代经验——遭受屈辱、进行启蒙主义和民族主义相扭结的文化抵抗、追寻真正的独立和解放之路——的杰出表达者，其与西方现代的连结方式，与中国传统的连结方式，与中国民族现代的连结方式，尤其是以一己个人承担“被现代”的苦恼而从人生虚无和黑暗中再出发的精神掘进，其中隐含的德国新浪漫派及章太炎的文化浪漫主义的课题等，对于无论竹内好的近代论批判还是主体论，它都是一个致命的吸引。竹内好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全部价值拥抱并重铸了鲁迅。
竹内好通过鲁迅来对日本近代主义进行批判，进行其关于近代文学主体的价值构图，这种构图是借助把鲁迅分割为启蒙者和文学者、爱国者和孤独个人等的对峙，再强调文学者、个人等对立项乃是鲁迅的根本和出发点来实现的。由于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有多重身份复合的特征，是所谓“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三合一，竹内好不得不面对其“实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除了那个符合其价值理想的孤独个人的文学者鲁迅，他的鲁迅构图还必须容纳爱国者的、启蒙者的——跟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命运发生关联的“民族魂”的那个鲁迅，怎么办？竹内好自有高招，他是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所谓矛盾的“同义反复的解释结构”（子安宣邦语）来解决的，像鲁迅文学中启蒙者和文学者的关系，就被表述为“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鲁迅的政治性，也被解释为一种文学性的“反政治的政治性”。
这种文字游戏式的解决能否视为真实的解决？我以为它反映的其实是竹内好的矛盾和困境。当他避开鲁迅文学存在的历史性，做玄学主义和文学主义合一的凝神观照时，虽解放了自己，也因与鲁迅文学中涉及自我的部分产生高度共鸣而具备了解释力，但对于鲁迅思想文学的完整性却是一种伤害。竹内好自己也省悟其构图并不能完全容纳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比如《关于作品》第四节对于《故事新编》的讨论，就流露出他的困惑。其实，探讨“文学者鲁迅的文学自我之形成原理”，抛开或割裂启蒙者的、爱国者的、政治的、革命的、为人生的、与中国近代史深切连结的“民族魂”的一面，未必是正确的方法。让鲁迅的文学从属于政治固然不对，让鲁迅的政治从属于文学也大可不必。鲁迅的文学和政治虽然存在密切关联，但却各具独立意义——文学家的鲁迅并不能完全替代或取消知识分子鲁迅的意义。
就鲁迅文学的发生问题而言，竹内好忽视思想者和文学者鲁迅的独立意义是不应该的。他对此问题的理解，只专注于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之前的“绍兴会馆”时期，凝神于鲁迅的黯淡叙述，几乎完全忘记鲁迅留日时期完成的著作，无视文言小说《怀旧》的存在，无意于《狂人日记》来龙去脉的历史追踪，不顾思想者鲁迅早于文学者鲁迅形成的事实，这使他的有关解释不够结实。他的鲁迅构图，我们如果不把它视为一种十足“竹内主义”的“机能化”视象，视为一种主观价值的投射，而是误以为它就是鲁迅的客观的历史形象，就会出大问题。事实上；“竹内鲁迅”这笔遗产在竹内好的日本继承者那里早有好的表现，竹内好的一些问题早已得到有效的修正。比如，丸山昇的鲁迅研究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纠正了“竹内鲁迅”过于强烈的玄学性格，还原了鲁迅“革命人”的一面，就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有着较竹内好更切近历史实际的理解；伊藤虎丸则执着于竹内好近代批判的思维，将其玄学主题历史化，他对鲁迅留日时期思想的形成跟当时日本流行的西欧思想和文学之关系的探讨，所谓“原鲁迅”命题的提出，都可以纠正竹内好玄学主义的想当然，即使是关于“罪的自觉”的探讨，似乎也因其基督教信仰更具亲切感和可信性；木山英雄则立足知识者个人阅读的立场，进入鲁迅思想和作品的深处，探讨鲁迅之为鲁迅的那些元素、方法、逻辑、风格，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深有了悟，别有会心，可谓发掘鲁迅文学价值方面的竹内好的最佳继承者，其感性、知性、理性并用的方法，有力地消除了“竹内鲁迅”的神秘性，在竹内好开创的鲁迅研究格局中把鲁迅研究带入了另一种胜境。
四 “仙台经验”的完整性
“仙台经验”不止促成了鲁迅的“弃医从文”，促成了鲁迅一生最重要的转折，而且使鲁迅的个人经验与家国之恨刹那间合一，整合为再出发的前提和条件。但何谓“仙台经验”？是否只有唤醒其作为中国人的自觉的“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才代表鲁迅“仙台经验”的本质呢？其实不然。阅读《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可知，所谓“仙台经验”，除了负面的“找茬事件”和“幻灯事件”，还包括鲁迅的“随喜”日本之心，以及跟藤野先生的结识——这四者合在一起，才是鲁迅“仙台经验”的完整表述。这两方面内容在竹内好讨论“仙台经验”之于鲁迅文学的发生时完全被忽略，鲁迅“随喜”日本之心的消失和藤野先生作为民族国家体制超越者的意义，并未纳入有关讨论，这很可惜。我以为，它作为鲁迅“弃医从文”时间链条上重要的一环，涉及鲁迅在仙台医专时期“清国人”身份的认同情况，跟鲁迅文学发生的问题息息相关，值得我们关注。
鲁迅的“随喜”日本之心，见于《呐喊·自序》的叙述：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
所谓“须常常随喜”，虽然不无适应环境之意，带有某种被动性，但它并未刺激鲁迅的民族自尊心，像“找茬事件”中关于“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的激愤反应，像“幻灯事件”所导致的“弃医从文”的严重转折，在这里并未产生。而鲁迅的“随喜”日本同学，主动抑制、隐蔽“中国人”立场、身份的情况，在日俄战争期间，倒是带有某种历史的真实性的。
1904年2月10日日俄战争爆发时，鲁迅尚在东京，曾跟同学陈师曾议及此事②。据周建人回忆，当时有日本人看出鲁迅是中国人，走过来跟他讲中国话，鲁迅总装着不懂。也有人讥笑鲁迅：“为什么不回去流血，还在这里做什么？”有一次甚至在路上发生了冲突③。这些挑衅跟鲁迅在仙台的经验比起来，按理说更能刺激人，但鲁迅却并无激烈反应。
今天我们都知道，日俄战争是列强在中国土地上争霸的帝国主义战争，它的发生代表着中国国权沦丧、人民涂炭的耻辱，激发的是民族主义情绪。但在当时，清政府却宣布“严守中立”，舆论界和鲁迅的同学中颇有人站在日本一边，认为它是“同文同种”的“亚洲人”对欧洲人的战争。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日报，就“袒日抑俄”，鲁迅曾予以批评，忠告他们不可以“同文同种”欺骗国人④。但不管怎么说，把日俄战争视为亚洲人与欧洲人的战争，在当时中国、日本乃至西方，都是大有人在的。像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1905年1月14日）中一方面从阶级斗争观点评价其意义，视其为“新旧资产阶级世界之间的战争”，一方面也把它视为亚洲“对反动欧洲的一个打击”⑤，是“亚洲战胜了欧洲”⑥。看起来，当人们以类似“亚洲”“欧洲”这样的大区域概念思考问题时，区域或文明的“共同感”确实是可以弱化乃至转化其“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感的。
鲁迅“随喜”日本同学的“拍手和喝采”，也许尚存感奋“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的医学的事实”之意，但身处仙台这一日俄战争时期罹患着军国主义高烧的城市，不断的祝捷会、提灯游行、“日俄战争教育幻灯会”的种种活动，尤其是1905年9月发生的“找茬事件”和1906年1月发生的“幻灯事件”，终于使鲁迅的“医学救国”梦破灭，彻底消散了“随喜”之心，走上“弃医从文”之路。
跟藤野先生的结识则是鲁迅“仙台经验”中具有境界提升和道德超越作用的大事。对于“清国”留学生周树人，藤野先生毫无势利之心，平等待人，认真督责，其作为民族国家体制超越者的精神长久地感召着“弃医从文”的鲁迅，可以说，在离开仙台之后，藤野先生在鲁迅心中才确立了其超越解剖课老师的精神导师的重要位置：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五 《域外小说集》的重要性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弃医从文”的结晶之一，虽然当时影响不大，但其中却透露着鲁迅文学发生的媒介要素，鲁迅说他写《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⑦，其实还应加上文言小说《怀旧》的练笔——这篇主观化的抒情讽刺小说已内含了与传统的断裂及“20世纪初欧洲文学的最新潮流”⑧。这“百来篇外国作品”到底指那些作品？我们无法确定其具体内容，不过，根据鲁迅的描述，大致包括他翻译介绍“尤其注重的”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这样的眼光和趣味在《域外小说集》以及后来翻译的《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中都可以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域外小说集》共收小说37篇，鲁迅译了三篇，为俄国安特来夫《谩》《默》和俄国迦尔洵的《四日》，但这些却并非“叫喊和反抗”之作，而是直面现代人内面生活本质的“神秘幽深”之作，无论为启蒙或为宣传，似乎都与鲁迅的陈述不符，为什么会这样？它们与鲁迅后来的小说创作有什么深层联系呢？
我以为这正是鲁迅小说的深刻性和复杂性的来源之一，鲁迅的文学如果有“原点”的话，那一定是多“原点”的，其思想和文学的“原点”都不止一个，其作品因而成为多原点的复杂关系的产物。就其小说所寄托的文思而言，虽然鲁迅抱持启蒙主义“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的立场而写作，之后关于其创作的说明也多强调其为社会、为公众的方向，但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中，表现现代人内面生活本质的“神秘幽深”之作——安特来夫和迦尔洵的作品对他却更具吸引力。可以说，鲁迅的文学起点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为民族的和为个人的、为社会的和为自我的、涉及宏大历史叙事的和有关精微的内在精神病理的，这些错杂乃至相互矛盾的内容，一开始就并存于鲁迅文学的深处。近年来严家炎、吴晓东讨论鲁迅小说的“复调性”⑨，我想，其源头可能正是隐藏在这里吧。以《狂人日记》为例，大家都知道果戈理《狂人日记》（1835年）是鲁迅《狂人日记》的来源之一，但只要对照一下就会明白二者的差异：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只是在现实主义的构架中讲述一个寓意单纯的故事，写一个替科长修鹅毛笔的小书记，单相思爱上了上司的女儿，进而发花痴的心理状态；鲁迅的《狂人日记》却在现实主义的情境中寄托着复杂的象征，以“迫害狂”患者惊人敏锐的感受浓缩中国文化的“吃人”性，其中“尼采的渺茫”有之，安特来夫的“神秘幽深”有之，鲁迅自己的“忧愤的深广”有之，在这篇小说中，多种声音多种立场并存，思想性的批判与文学化的深切表现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小说的媒介之一，也是鲁迅文学骨骼成长史的重要一环。在与古今中外思想文学的学习和超越中，在对自己民族和个人生命的自觉和反省中，鲁迅的文学骨骼慢慢长成了。这一过程虽然有波折起伏，有挫折创伤，不乏戏剧性，但它确实与竹内好笔下绍兴会馆那个神秘诡异的玄渺意境无关。
2005年9月草于磨砖居
2007年3月改毕
注释：
①竹内好《鲁迅》，见《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3月版。
②④沈瓞民：《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上海文学》1961年第10期。
③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关于鲁迅的片断回忆》。
⑤《列宁全集》第8卷第13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⑥《〈旅顺口的陷落〉一文提纲》，同上，第368页。
⑦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⑧普实克《〈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见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⑨如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吴晓东《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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