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地理学论文,地理学论文,一个重要论文,流派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中图法K90-06
前言
在西方国家，人文地理学领域中的区域地理学在战后一直维持着统治地位。50年代兴起的所谓计量地理革命打破了这一学科格局。计量地理强调的空间分析方法、数据处理以及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将地理学带入实证主义的轨道。但从60年代末期开始计量地理革命逐渐受到来自地理学科内部和外部种种批判，西方人文地理学进入连续不断的多元化发展时期。在中国，西方人文地理学是鸦片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学者、传教士和归国留学生伴随着其它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但50年代以后，人文地理学逐渐被经济地理学取代，直到1979年才提出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尽管此后出版了一系列的人文地理教材和专著，但在学术上基本停留在西方40～50年代的水平，全面反映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进展论文相当稀少[1～3]。有鉴于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开始试图对当代西方主要人文地理学流派进行简要的介绍。
1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渊源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战后50～60年代经济繁荣以后，进入70年代经济增长处于长期停滞状态，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重视概括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的既有学术理论[1]，于是他们把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马克思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使原有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此相比都显得既“温和”又“中立”得多。在短短的几年间，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都无一例外地经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只是与其它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相比，地理学在60年代就已经受到激进地理学派的影响，战后苏维埃地理学（与其说是激进地理学，倒不如说是专家政治(Technocratic)地理学）迅速发展，使地理学成为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最容易接近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与此同时，在地理学科本身的发展过程中，空间分析学派的缺点愈来愈明显，行为地理的研究亦未能给地理学带来新的突破。所有这些都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产生的重要土壤[4～12]。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追求的是把地理问题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证主义的空间分析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错误。首先，当前的地理事实被无条件地划作空间形态而不是社会形态，于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得到进一步肯定。例如地理学家可以根据阶级和种族编制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图，可是他们从来不去探究导致这些不平衡的地理分布的政治和经济过程如何。其次，实证主义尽管自称在科学上是客观的，但这些空间分析却致力于提供“对社会有用的结果”，即为资本服务的“空间技术”。例如区位分析为工厂寻找最有效率的区位的时候，自然而然接受了传统对“有效率区位”所下的以阶级观念为出发点并带有浓厚经济色彩的定义。第三，实证主义的空间分析所追求的普遍性空间规律子虚乌有，事实上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你能得到不同的空间结构形态。
行为地理学则是在避免空间分析学派的机械性和将人地关系物化的基础上出现的[2]。早期它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即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必须剔除掉一切外在的、虚假的成分，使事物呈现它固有的本性。反映到地理研究上，就是从正面探索城市内部的人地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即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或最低限度可以说不是合理性的），个人的心理价值和感应都是可以影响空间形式的。正如前述，空间分析学派过分偏重客观和数量化，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人文地理学派针对这一点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批判。但是，这些行为主义的观点往往还是忽略了社会现实的限制，显得过于理想化。研究者仍保持客观的立场，并动用了大量统计分析的手段寻找非理性中有规律的东西[2]。因此，不难看出，在人地关系的物化上，他们与空间学派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没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对行为地理学的批判不仅限于此，而且也对行为主义的方法论——约束方法论进行抨击[1]。
实际上，在60年代末出现的对实证主义的空间分析的批判是对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地理学意识形态和技术手段的指责，而马克思主义等学派对行为主义的批评主要是不满意它的方法论，认为行为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4]。当时公民权利、反战情绪和女权主义运动在欧美的兴起引发了对现有西方政治制度的挑战，激进的地理学（即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于是不仅作为理论地理学对学院派地理学一种冲击，而且作为实践中对以上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反应。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中，传统的空间分析看起来已无助于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危机的起源、地理上的不平等以及它们所诱发的社会问题[5]。
克拉克大学在1969年出版的首卷年刊《对立面：激进地理学》可以认为是激进地理学向建设地理学发起进攻的第一声号角。哈维，作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在1973年出版了极其影响力的《社会公平和城市》[9]。这本书首先追述了哈维自身的一段思想轨迹——从对令人不满的自由主义假设的惊愕到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方式的分析；其次论证了空间形式和城市地理学是如何与整个剥削阶级社会和政治制度挂钩，他认为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形成就是由于住宅市场的种族岐视和阶级歧视所造成。哈维还认为传统的空间分析科学性并不存在，从政治动机来看，它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内在的剥削和压迫的批判，还不如说是对剥削和压迫的随声附和。哈维认为有必要呼唤出革命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能够帮助理解现有的地理学，而且它也体现了力图通过实践改变这些地理现象以及它们背后社会基础中不合理部分的愿望。
哈维在后来的研究中认识到自己在《社会公平和城市》一书中所提出的某些结论存在着实验性或不确定性的问题。尽管如此，他的整个研究工作还是沿着既定方向深入下去[3]。他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级差地租理论分别应用于城市功能历史变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模型的分析上。1977年他以“相互关联的资本循环”为基础，简要地提出资本主义城市体系分析的一般框架[3]。后来哈维在自己的巨著《对资本的限制》(D·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1982)中又对马克思《资本论》进行了概括性的再解释和再构造，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城市化”[10]和“社会公平与差异地理学”[11]等都更深刻地体现了《社会公平和城市》后半部分的主题。
2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内容
要概括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本质内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它涉及的内容特别广泛，而且在与形形色色各种批评言论的论战之后它本身也在不断地调整之中。但从大的框架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可以归入下面三个范畴：政治经济学分析，空间理论，以及自然与环境问题。
2.1 政治经济学分析
政治经济学分析把资本主义的地理现象解释成是在更广阔社会背景下以政治和经济为主的诸多关系和作用的结果。哈维在其著作《社会公平和城市》中深入解释了为什么城市空间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西方经济衰退的中心，并证明了一个城市的地理空间布局正是大资本家为追求自己的经济目标而造成的结果。他认为由于资本增长的驱动，一方面造成工人实际工资和福利的下降；另一方面导致整个经济系统中资本的进一步积累。这种分析是采用积极的批评代替以往对空间不平等现象消极看法。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地理可以被理解成是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之间内在矛盾的结果。同时他也认为城市化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资本积累导致生产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分布，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导致受剥削、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在同一个地方的大量集中，形成社会的极化和空间分异现象。然而以哈维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力度远比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要弱小得多。此外一些研究者重新对郊区化进行了评价，在他们看来，郊区化不再是中产阶级史诗般的传奇故事，而是城市发展的一种奇怪的地理形式。由于资本家高额利润的吸引，在某一社会阶层领域集中过量的投资，必然会造成市场的崩溃以及一些小银行倒闭。郊区化曾被公认为是一种用来解决资本积累危机的方法，政府为了创造不断的有效需求，对此进行了积极规划和公开资助。在城市核心地区，贵族化(Gentrification)的产生不仅是因为消费者的选择，而且与城市空间经济中投资与撤资的地理格局有关，所以它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同时它也是在城市范围内由于城市重构和不均衡发展而形成的现象[13,14]。政治经济学分析也注重发掘阶级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复杂联系。女权主义者(Feminist)揭示了性问题(Gender Relations)在当今城市形成中的重要性，麦肯齐和罗斯[15]认为社会再生产的要求，妇女劳动力的类型以及不同阶级对妇女正当地位的不同认识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女性问题也被列为郊区化的前提；而贵族化的发展部分源自妇女在社会、经济角色中的变化，部分由于家庭定义的变化以及福特主义(Fordist)积累制度的重构。
区域地理学的演变也受到类似作用的影响，即非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与劳动力、资本、技术诸要素组织形式的变化。这些转变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是紧密相联的，同时它们带来了工业和非工业增长的新地理格局和新生产效果。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看，欠发达社会已经出现社会生态具有了以慢性饥荒为特征的高度危害性，并使得社会再生产方式彻底瓦解。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欠发达社会导致区域结构反中心化和失衡。这种空间结构，进一步强调了欠发达地区与殖民首府城市及殖民源头欧洲的联系，而不是它与相邻地区的联系。
概言之，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资本的投入、积累和经济危机在时间频率上与区域经济扩张和衰退的地理进程相吻合。经济危机促使资本寻找空间转移——用马克思的话讲，资本的积累依赖“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动力机制[16]。这就是说资本和区域的联系强度是与生产、消费和再生产已有环境的周期性重建同时发展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地理结构实际上是一场永远充满建设与破坏的过程。当然对于这些论点西方学者还有广泛的争论，例如：所谓“革命理论”的可行性如何？历史上资本主义地理演变的关键是劳动力工资还是商品市场？区位是不是评价区域重构过程和结构的正确标尺呢？等等，不一而足。
2.2 空间理论
空间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第二个研究重点[17～27]。由于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的空间分析持批评态度，这也使得传统区域地理研究所用的空间观念受到了怀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理论不同意把空间概念仅仅等同于场或者容器，因为如果这样会使地理学家一昧去考察抽象的空间形式和进展，从而脱离产生这些空间形式和过程的具体社会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则称持这种空间理论者为“空间崇拜者”(Spatial Fetishism)[4]。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对于空间的重构试图超越物理进程提出空间的相对概念。关于空间问题有着许多争论，例如皮特[20]认为地理学家需要创立一门“空间辩证法”，但这个提法由于肢解了辩证法而遭到了非议，于是索娅[25]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社会空间辩证法”。这里的空间被看作是与事件和过程相关的空间，其本身不再比自然空间优越。在他们看来，与其说物质实体充满了空间，还不如说物质实体的放置创造了空间，所以享利·勒菲弗[17]曾建议采用创造空间的说法。他认为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创造空间(Production of space)来渡过“马克思时代”的。与资本主义所不断强加的抽象空间同质性相反，他主张通过反过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来确定一个有差别的建设空间。可以说创建异质性空间正是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目标。
2.3 自然—环境关系理论
在过去20年间，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的第三个焦点是涉及到自然—环境关系这一命题。许多人误认为马克思很少谈及自然和环境问题，事实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抨击正是建立在对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和社会并不是各自独立的王国，相反它们之间有着基本的相互关系—即通过社会劳动来实现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劳动不仅把自然存在的物质凝聚到社会商品之中，而且在改变自然形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社会自己[17]。马克思的观点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获得了类似的灵感。有些人主张地理学家应该发展一个相当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地理唯物主义”[27]，另一些人则主张应采用更加社会中心化的观点看待自然[23]。但也有些人则从马克思那里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参与了“创造自然”(Production of nature)[21]。这听起来似乎是异想天开，但是如果把自然的概念扩大到包括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而且就这个范围而言，整个地球都已被生产性的人类活动完全改变了，那么创造自然是一个事实。这有力地提示人们：自然界再也不能从概念上或实体上脱离人类社会；环境政治从本质上讲就是社会政治。这正如科斯格罗夫[7]所说，“统治他们社会组织的不是人类和土地人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他们相互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
许多学者都曾论述到具体或者理论抽象的环境问题。讨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重新解释环境风险的概念上。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传统的风险专家在自然与技术风险之间划出一道鸿沟，因为这样导致人们相信自然风险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风险（灾害）在他们看来是用词不当。因为所谓风险（与自然事件相对）概念上就是社会的[19]。他们的论据是：一方面由于收入和阶级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对于风险来说，低收入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又是很脆弱的。任何已知的环境条件对于不同的人群会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对一部分人而言是有风险的事物，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却可能是一种休闲资源。
3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发展阶段
概括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称为地理学中马克思主义研究时期，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研究的侧重点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体系应用到地理学中去。在60年代，由于地理学仅仅利用社会理论中的实证主义，正如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信服地理学一样，地理学者也不信服马克思主义。直到80年代初期，传统的地理学理论出现了空前的危机，急需其他社会理论注入活力。马克思主义终于超越了其它社会科学理论对地理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发展时期，开始于8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90年代。由于地理学者不满足于只是相信马克思主义能为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一些东西，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需要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尤其是空间的观点。据此，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发展不再放在挖掘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哪些理论可直接应用到地理学中，而是改为批判性地使用它们并创立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学派。这被称为“社会理论空间化”运动[26]。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本身受到来自地理学家日益增多的批判分析，此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真正地渗透到地理学的研究之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出现了用激进的情绪去重写文化地理的尝试。可以说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发展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个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发展还迎来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和地理学阵营外部的挑战。它们是：(1)人文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描述成一种结构主义，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结构而不是人的行为。基顿(Giddens,1979,1981)的结构主义理论恰恰印证了这个思路，他为了研究“结构”和“人的因素”之间的联系而截然把它们孤立起来看待，从而肢解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2)现实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过高估计了当代资本主义“必需的”（即结构性决定的）关系的范围，即偶然的关系被用来说明当代许多地理布局的原因[22]。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地理学只占现代地理形式和过程的一小部分。(3)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既然整个西方思想的现代纪元已经终结，那么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都难逃厄运—不是被作为现代主义抛弃掉，就是被以各种形式重新解释。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把社会理论看作是文化的内涵，而不是政治性或经济性的课题。由于地理学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只不过是空间代替时间而成为焦点的社会理论[26]，所以后现代主义在地理学中也找到了用武之地。(4)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热衷由来已久。在70年代早期女性主义地理学(Feminist Geography)的出现与激进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发展密切相关；到了80年代晚期，由于女性主义者不满意“马克思主义”对性别问题的“敷衍了事”，他们提出的一个折衷的立场是希望把阶级与性别的问题合二为一，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态度更多地具有批判性。
4 结语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将地理学与革命理论结合在一起：地理大发现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正在“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然而他们一定不会想到竟然会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家试图“巧妙”地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框架和分析方法去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自己的地理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所谓资产阶级社会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不过是在西方知识界出现的挽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诸多努力之一。当然我们应当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一些观点已经从形式上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地理环境的认识，例如有人提出了人们可以能动地“创造自然”，而不是把人和自然绝然地割裂开来；另外也有人尝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理空间格局形成与发展过程；甚至有人主张用革命的行动消灭资本主义在空间格局上留下的阴影。从这些侧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洞察资本主义世界运动规律的社会理论的科学性，也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第二战场上的胜利。然而也有人担心：“西方地理学出现的人本主义思潮和结构主义思潮，前者力图以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取代地理学规律的客观性，后者专注于社会问题，有脱离地理学主旨的危险”。甚至有人断然认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流派“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已经进行了20年，“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明显地富裕起来”，社会极化产生和区域差异扩大，中国的地理学家能否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汲取有效营养来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呢？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尽管表现了对受剥削、受歧视阶层的同情，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绝不会真正为受剥削、受歧视阶层创立革命理论和鼓励革命行动，至多只是希望权力当局通过政策和法规的改变对统治手段加以改良来平息或减缓日益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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