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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3)03-0041-08
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能否成功地推进，就要看能否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整合问题，或者说能否在扬弃本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塑造出适合自己国家的现代文化模式。同样，也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能否实现，就要看这个国家的文化是否也实现了现代化。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与政治的现代化会促进文化的现代化，一方面文化的现代化又可以能动地反促经济与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并巩固前者的成果。这两个方面，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生相长的。因此，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是整个现代化问题总课题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21世纪的文化冲突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世界秩序，归根结蒂将会是三大基本文化之间的较量。这三大文化，即：基督教文化、大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此书一出，立刻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均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问题已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特别是“9.11”事件之后，西方出现了一片恐慌，有些人甚至发出“这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的鼓噪，把阿拉伯人都看成了“恐怖分子”的嫌疑犯!甚至某个国家的政府短时间内都表露出对阿拉伯世界的警惕。当然，事后他们在外交和策略上都作出了相应的矫正，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在观念上已根本改变了。
但是，这是否就印证了亨廷顿的“预言”呢?我认为，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即：21世纪意识形态的斗争将让位于文化的分歧；世界秩序归根到底不决定于文化；文化对经济、政治仍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1.21世纪意识形态的斗争将让位于文化的分歧
对于一个有野心的大国来说，没有“敌人”是最大的危险!在冷战结束以前，是由于存在一个“共产主义的威胁”才使欧美联合起来，并压制一些资本主义的小国、弱国，组成各种“联盟”、“公约”。这实质上是发达国家之间借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加强其自身的“团结”，并以此来驾驭广大的中小国家，以扩大他们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冷战结束后，原来那个“敌人”似乎不存在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今后将如何来维持一致并继续驾驭整个世界呢?显然，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继续打着“反共”意识形态的大旗，已经没有其合法性，也无此必要了。那么，什么东西才可能成为美国继续称霸全球的抗力呢?什么东西会妨碍它扩大其帝国边疆呢?又是什么东西在发达世界具有最大的号召力呢?是恐怖主义吗?是萨达姆吗?是邪恶轴心吗?从表面上看，都像是煞有介事，对美国来说确也是“异端”。但冷静想来，就凭这些行为和国家，能具有阻挡美国称霸全球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吗?谁也不会相信。美国目前这些动作，无非都是它称霸天下大战略的一些前奏曲——特别是控制中东、主宰世界石油市场，为称霸扫清障碍而已。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从长远、深层次地形成对美国“大战略”的阻碍力量呢?不少学者、包括美国的学者认为，这种力量在新兴的亚洲，特别是东亚；认为东亚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模式——更不用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具有相当大的抗拒力。而这种模式的根基，则是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东亚文化。为了消除这个“心病”，“改造亚洲文化”不失为“釜底抽薪”之策。我们从近几年来，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与“主流舆论”的种种迹象，确可窥测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贬低亚洲文化的“汗水理论”的宣扬；IMF对危机国所开的“药方”；妖魔化我国的“中国威胁论”，等等。其中，对危机国所开的“药方”，其根本用意，并非帮助这些国家迅速摆脱危机，而是制造一种“痛苦”，促其进行所谓“结构改革”，即：否定东亚的文化基础，完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取向，从而抛弃“管理式资本主义”，彻底消除美国贸易与资本大举进入的障碍。
因此，可以设想到的是，今后以文化为内容的斗争必会更加频繁起来。文化渗透，将会成为国际间较量的主要手段，成为强国征服弱国的重型武器。一个民族，能否自立不衰或衰而复兴，将在于它有无在融汇世界先进文化基础上，形成独具特色的自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军事失败了，还可以再战；国家被征服了，还可以复国；如果自有文化消失了，这个民族就将难逃灭亡的命运!
2.世界秩序归根结蒂不决定于文化
然而，文化领域中较量的升级，并不等于文化决定论。文化招牌的后面，大都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原因。
按照亨廷顿书中的推论：中国和日本属于“大中华文化圈”，在未来会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和俄国；俄国和欧美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因而会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和日本。真会是这样吗?
让我们先看历史：“三大文化”在历史上已存在了数千年，如果说有冲突的话，那在历史上也必会有所表现。但，事实上呢?
——“十字军东征”，实质上是打着宗教(文化)的旗帜，实现财富掠夺的目的。
——反法西斯战争，并不是文化的冲突，而恰恰是文化不同的中、美、英、法、苏联和合起来反对同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德国和属于大中华文化圈的日本。
——在英国，同属于西欧基督教文化的北爱尔兰一直令英联邦如骨梗喉。
——巴以冲突愈演愈烈，这难道是文化冲突吗?
——“惩治”伊拉克，实质上也是打着反对“邪恶轴心”的旗子，行霸权扩张之实，前已述及。
再看现实：恰恰不是亨廷顿所说的那种格局，而是日美联盟抑制中国，中俄接近牵制美日。即使到未来，也实在很难使人相信中国会同日本联合起来反对美国。至于俄美联合反对中国，历史上倒是有过，今后会不会再有还是未知之数。
这个问题，说到底同世界观有关系。如果我们排除一些枝节的、局部的、细小的、暂时性的现象不计，从社会的整体和长远的大局来看问题，人类社会的各种巨大冲突，究竟应从文化差异上去寻求根本原因，还是应从经济利益的差异上去寻求其根源呢?
众所周知，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帝国主义之间(恰恰是亨廷顿所说的同属基督教文化圈的国家)重新划分利益范围的战争，这在中外史学界早有定论。中东战争、巴以冲突，从本质上说也不属于文化冲突(尽管有宗教冲突的因素)，根本上说还是经济资源分配上的争夺。
“9.11”事件，似乎有那么一点地反映了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矛盾”，但若仔细一想就会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恐怖主义，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绝对地反对的。共产党人从来就反对这种非理性的手段——列宁反对民粹派即一例。但，恐怖主义的悲剧既然发生了，除了反对、消灭之外，显然还应冷静地思考，它为什么会发生?
我认为，从本质上看，这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性的“两极分化”急剧加剧的恶果之一。试想：如果没有一边极端富裕、优越，另一边却极端贫困、苦难；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大富豪”在世界范围内作威作福、刚愎自傲和单边独行，从而积累起越来越多的仇恨，能够募集到那么多的亡命之徒吗?又能使得那么多的落后国家，对暴徒们的处心积虑的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吗?特别是，能使得那本是发达国家的公民，抛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去同恐怖分子并肩战斗吗?老实说，“9.11”现象并没有划上句号。如果美国单纯依赖军事打击，而不从经济—政治上去反思，调整自己的政策，很可能会造成人类更大的悲剧!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3.文化对经济、政治仍然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我们强调文化不是决定世界秩序的根本因素，决不是说文化对经济、政治不起作用。事实上，文化对经济、政治仍有巨大的反作用。具体地说，文化对经济发展至少有这样五种作用：
第一，影响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个人主义传统，普遍地认同利己与重利，把个人发财致富看作是一种光荣和对上帝的贡献。因而，在经济发展中，鼓励个人致富，并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当作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东方儒家文化的群体主义传统，则普遍地认同利他与重义，把家族兴旺看作是一种光荣。因而，在经济发展中，鼓励先有国后有家，先有家族兴旺而后才有个人荣耀。过去一个口号很有代表性：“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枯。”即把群体利益作为个人利益的前提。这种价值取向，必然会压抑个人发展经济的欲望。
另外，经济发展首先要靠人，用什么样的人，文化价值观起决定作用。在我国，什么人是“好干部”?计划经济时代同目前市场经济时代，价值取向就大不一样。
第二，影响发展经济的思维方式。就其主流来说，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排他的，非此即彼。基督教同其他教派(甚至基督教各教派之间)都不能够相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各种流派是不能兼容的。新古典学派把市场说成万能，轻视政府的作用；新凯恩斯学派则反过来。东方的思维方式是比较兼容的，讲求“中庸之道”。所谓“中庸”，我认为其积极内容有三：一是“中和”，讲“和为贵”。古语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二是“无过无不及”，这有某种实事求是、恰到好处的意思，不走极端。三是“择乎中庸”，通过“求同存异”，把看似矛盾的两件事调和乃至统一起来。这种思维方式，虽然有其不求精益的毛病，但对增强凝聚力，缓和紧张局面，处理棘手矛盾，的确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第三，影响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经济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文化与历史背景。同是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但各国的样式(形式)往往并不相同。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就大不一样，同东亚的日韩模式、新加坡模式更有差别。
第四，影响经济发展的信誉。信誉，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如何对待信誉?文化价值观，则起着决定作用。不顾信誉的“一锤子买卖”与培植信誉的“放长线钓大鱼”，正是落后的小农文化价值观与现代工业文化价值观的区别。
第五，影响经济发展的创新。讲求综合的思想方法，与讲求分析的思想方法，也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火药在中国长期用于“冲天炮”的烟花，而在西方则使冲天炮变成了“火箭”和“导弹”。这种对科技创新力的影响，至今还造成东方的原创性知识产权少于西方。
上面，我们从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说起，比较客观、冷静地探讨了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肯定地指出，21世纪文化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将会取代过去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另一方面阐明了，文化冲突绝不是世界秩序的决定因素，但文化的确会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应指出，随着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加剧，人类将不得不被迫坐下来谈判，21世纪不一定是文化冲突尖锐化的世纪，更不是一种文明征服另一种文明的世纪，当然也不会是东方文明复归的世纪。相反，可能会是各种 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重新整合和加速融合的世纪。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 的。
二、有没有“东亚模式”
这个问题，在东亚金融危机暴发以前，也曾出现过这种声音，但不成主流。然而，自东亚金融风暴爆发以后，这个问题在西方学者中的争论就越来越大了。一些西方学者，不仅认为“东亚模式”已经结束，甚至否认有什么“东亚模式”。反对存在“东亚模式”的理由，现在来说，当然已经不是不承认东亚出现过“崛起”，也不是不承认这些崛起过的国家曾经有过一些不同于西方的方法——这毕竟是既成的事实了，无法否认。而现在的理由，则是认为“你那套特殊的作法，证明是行不通的，到头来还得照西方的办法”。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亚洲的兴盛已经终结了!——连日本至今都摆脱不了萧条，东南亚也仍然未看到再度繁荣……也就是说东亚模式已完结了。究竟有没有“东亚模式”呢?或者说，今后还会不会有“东亚模式”呢?
1.文化差异与模式差别
只要存在文化背景的不同，就必然会出现发展模式的差异。这几乎是历史——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我始终坚持的观点。即使在西欧这一不大的地区，也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英国和美国文化接近，构成了英美模式；法国、奥地利、北欧文化接近，构成法国模式(法国至今还在反对美国文化入侵)；还有自成一体的德国模式。至于全世界，差异就更大了。拉美与北美的差异难道还不大吗?
在现代化(甚至资本主义化)的形式上，东亚有几点可以说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可能同欧美一样。
第一，家庭与个人的关系。在家庭亲情与个人关系上，东亚不可能实行欧美的那种“个人主义”。有些侨民在美国生活时，可能受到相反的同化，但一回到母国，就不行了——社会氛围不一样。
第二，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东方政府的作用肯定要比英美政府大。这是一个社会自组织能力的问题。因为，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使我们的自组织能力一直较弱，法制观念较差，文化程度较低，东方的公民社会要发展到欧美那种水平，恐怕还要几代人的努力。所以，政府的作用绝对不可忽视。
第三，法治与人治。在法治与人治的问题上，东方法制化肯定会不断进步，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要想东方完全达到西方那种“法治化”的程度，恐怕很难。因为，东方历史积淀深厚，其法制化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第四，思维方式。在思维方式上东西方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诸如，东方人强调综合，西方人强调分析；东方人讲形式、秩序，西方人讲实惠、自由；东方人爱搞调和，西方人爱走极端，等等。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不能展开。
正由于存在上述短期内难以消除的“洲情”，所以说，在现阶段，东亚模式还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
2.如何理解李光耀的变化
前几年，李光耀先生在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了”。对此，我认为：
第一，不应一概而论。本来就不应把儒家价值观当作是东亚模式的等价物，而是应该把儒家价值观中的某些积极因素，经过与西方积极文化的整合，形成一种新形态的现代价值观。如：家庭与个人，删去了“三从四德”的等级压抑，发扬亲情关怀同个性发展相互融合的新形态，这不比西方的极端个人奋斗要好吗?忠孝仁爱，剔除了“三纲五常”的等级服从，发扬“爱国奉献”、“尊老爱幼”的新形态，这不可以增强社会与国家的凝聚力吗?在信息化条件下，这些价值观，我看也并不会过时吧!
第二，要有发展的眼光。有一些儒家价值观，在信息化条件下，不仅不过时，而且具有新价值。如，和为贵，协同。在信息化、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新时代，意义重大。历次经济、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西方“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我国在危机中，充分体现了“和为贵”这一点，保持人民币不贬值，作出了牺牲。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协同发展。若按基督教精神去发展，就会导致两极分化加剧，引发冲突；如果按儒家中庸之道的精神去发展可能就会好得多。所以，对李光耀的“转变”要一分为二，他毕竟不是唯物主义者。更何况李光耀过去在鼓吹新儒家方面走得过远，说得太高，现在自然会产生“矫枉过正”的效应。
第三，有一点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李先生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即：信息化对东方、西方的传统文化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从技术创新的层面来看，创新的频率将大大加快，特别是个人创新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这方面，要求发扬西方的个人主义精益求精的精神，这一点是对东方的挑战。另一方面，从经济稳定的角度，特别是国际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国际投机的风险将大大加剧，甚至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崩溃。——这方面，要求发扬东方的集体主义协调求同的精神。这，对西方的个人主义又是极大的挑战。一方面，从生存方式上看，分散的个人劳动的方式将强化。——这对东方文化形成冲击。另一方面，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个人犯罪的频率也可能增大。——这又对西方文化提出了质疑。因此，存在一个双重矛盾的“怪圈”。
人类何去何从?唯有加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所以，我认为：新的世纪，必将是东西方文化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加快人类文化融汇的新世纪。东亚模式仍然存在，但须有新文化的重塑。
3.东亚金融危机并非东亚模式的危机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什么是东亚模式的本质特征?我在几年前的文章中曾论及这个问题，当时我认为“东亚模式”的本质就是：通过一个有权威的强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和具有群体主义的企业和民间自下而上的配合，二者相结合共同来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具有“政府主导”和“家族主义”的特征。最近，看了台湾学者杜维明先生(美籍)的《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一书，他认为东亚模式的本质是：政府宏观调控与企业、民间团队精神的协调(上书P.76)。二者基本相似。
东亚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出在这里。危机之后，无论东方或西方的经济学界，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危机表明：不是要“消灭”政府干预，相反是要求国家正确的宏观调控，而且“全球性的宏观调控变得有如燃眉之急，即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协调，乃至超政府的更大协调，而不是完全靠市场经济本身的运作”。(上书P.74)
第二，危机是出在运行机制上。为什么说危机不是出在“模式”上，而是出在“机制”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同是东亚模式，为什么前者的表现比后者要好?损失比后者小?杜维明先生认为，同是政府干预，问题在“如何干预”——这是机制问题。新加坡的干预，在政府、银行、企业之间是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因此在这次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的干预，形成了一种“朋党式”的联手谋私的干预，导致腐败滋生的“恶性循环”，因此一败涂地。韩国在其发展前期，政府干预的确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但到后期，由于保护过度，银行呆、坏账急剧增加，才造成危机。这说明，政府干预必须是一种理性的干预，东亚模式也并不是不能提供这种理性的干预——新加坡即是佐证。
第三，韩国的经验说明：解决东亚危机到头来还是要依靠东亚模式。刚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迫使韩国采用他们纯市场机制的措施，结果使情况更加恶化了。后来韩国政府改变策略，利用政府力量调动全国资源。全民“共赴国难”，捐献自有资产来充实国库。于是经济开始走向复苏。这不依然是“东亚模式”的精神嘛?!更何况，克鲁格曼并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危机之前，东亚各国为何能保持长时间的繁荣?其动力何在?
当然，我们肯定存在东亚模式是一回事，而东亚模式并非没有缺点与问题则是另一回事。的确，过去一个阶段东亚的崛起，主要是靠低劳动成本和拼命工作而获得的，缺乏创新，这都是事实。这一方面提醒东亚各国，必须实行结构升级，不能满足于这种粗放发展机制；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经济体，学习与模仿乃是必经的历史阶段，不会永远地“汗水”下去。应该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东亚模式，不应将其阶段性的问题固定化并由此进行“盖棺定论”。
三、现代化对重塑中华文化的诉求
我们主张“东亚模式”仍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决不意味着抱守残缺，抱守残缺是没有前途的。历史已经证明，原型的传统文化难以导致现代化。不加改变的儒家文化，由于它那强韧的非功利性和保守性的一面，曾经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这已成定论。目前更面临着网络时代的大冲击。因特网的普及，“零距离之争”，形成了一股十分巨大的冲击波，它是任何“堤坝”(审查、封锁…)所无法阻挡的!虽然网上的交流并非绝对积极，但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则是空前的。这些情况下，一方面，一些有价值的新文化可能加速“输入”；另一方面，一些有利于西方的人文理性、目标价值、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也会加速传播。因此，现代化迫切地要求重塑中华新文化。
1.现代化、传统与稳定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说明，现代化如果同传统背离过远、排斥性过大，就会危及稳定，使现代化的进程遭遇挫折。伊朗就是一个例子，巴列维王朝的覆灭，就在于它所推行的现代化模式与强度，和伊斯兰传统离得太远。——如，命令学校不开宗教课，不开讲《古兰经》，要所有僧侣穿西服等等。尽管其工业化卓有成效，也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
而日本则又提供了另一种经验。开始，日本注意从固有传统中寻求与现代化的结合点。如，家庭小企业与现代大工业并举；西洋技术与东洋精神共存；将家族利益同国家利益、对天皇效忠精神结合等等。这的确保证了社会稳定和顺利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在利用传统上也有选择不当之处，如利用传统的神道教与武士道精神推进资本主义向外扩张，国内维护天皇统治而压制自由民主。其结果，导致军国主义的崛起，走向法西斯道路。这是不可取的。
再说中国，晚清至民国初年，启动现代化的知识界领袖们，则对传统特别是“孔家店”，持绝对的批判态度，务求打倒而后快。现在看来，这种把现代化与传统绝对对立起来的倾向，并没有能够把现代化引向真正的成功。即使在政权更替上胜利了，但在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仍是步履蹒跚，几经曲折。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企图彻底消灭传统的狂热运动。在客观上，由于红卫兵的破坏，在部分地方，确也起到了破坏一切文化遗产的作用。结果呢?中国不是离现代化愈来愈近了，相反却是离封建专制愈来愈近了。这一教训，中国人决不能忘记。
这些历史案例说明，现代与传统的结合，有一个项目选择的问题。必须分清：哪些结合点是有利于稳定推进现代化的，哪些则不是。否则，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从而破坏现代化的进程。
2.儒家文化与现代化
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如何对待儒家文化，首当其冲。我们要进行现代与传统的整合，主要的是要解决儒家伦理的现代化改造问题。这方面，国内外的论述实在太多了，我本人又不是本行，只能补充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在对待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上，首先要进行科学的区分。
区分的原则是：
第一，要把先秦的儒家思想同汉代董仲舒以后的“儒家伦理”区分开来。前者的思想中，属于理性的东西，显然大于后者忠君轻利的东西。
第二，要把上层的儒家文化同民间的儒家思想、习俗区分开来。我在1997年曾经提出，儒家文化中，“确有许多的理性精神，它们虽然未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弘扬，但却保持在民间。”(《发展经济学新探》)
第三，要把儒家文化在现代化启动阶段的阻碍作用同现代化成长阶段的某些积极作用区分开来。当现代化已经走上轨道后，像敬业乐群、无信不立等等价值观，确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儒家文化在主流上不利于现代化，但在支流上确有不少同现代化不矛盾且有补益的东西。
在支流上的积极作用或因素，为了确切起见，不妨将它们进行一个分类。
第一类，属于在现代社会中完全具有积极作用的。如，勤俭节约，敬业乐群，无信不立等，对于现代创业、职业道德、商业规范都是很有好处的。如，亲缘主义、尊长爱幼、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在现代社会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群体协调的。如，求同存异、和为贵等，有利于化解矛盾，增进团结。如，尊师重教、见义勇为等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伸张正义。
第二类，属于经过融入新的内容，仍可发挥积极作用的。如，忠，孝，仁，义等。忠，去掉“君为臣纲”的封建内涵，提倡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家庭。孝，去掉“父为子纲”的封建孝道，提倡孝敬父母、赡养老人的美德和家族团队进取精神。仁，提倡爱真理，爱同胞，与人为善，扶困济危，积极参与现代社会公益活动。义，提倡讲信誉，张正义，见义勇为。所有这些，难道在现代社会用不着吗?!
第三类，属于在未来社会必将发挥巨大作用的东西。这是指儒家世界观上的包容、和谐精神，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理性主义。西方的理性主义，愈来愈暴露其对社会与自然的“宰割”(韦伯)，造成愈来愈深重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可以预言，儒家的包容与和谐精神，可能将会成为未来拯救人类社会的精神力量。
3.文化纳新的路径
文化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奥妙的系统。就像吴淞口的长江水那样，你能分得清哪是通天河的水、哪是金沙江的水、哪是汉江的水吗?可以说，现存一切民族的文化，都不是该民族从始至终、百分之百“土生土长”的。现存文化，大都是经过漫长岁月融汇了许许多多外来文化因素，将其嫁接到本民族“原根”文化母株上来的结果。而且，这个过程是没完没了的，是“日新月异”的。长期以来，我们反对“全盘西化”，这在理论上或精神上设置一种“导向”，是可以的。但在实际上，则是不可能的。以日本为例，自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至今也还没有丢掉它民族文化的特色。我常对学生讲，一方面要注意西方有的国家是有那种“文化渗透”的意图，但同时也不要把“西化”看得那么可怕。你看，你从头到脚，有哪一样不是从“西方”学来的——头上，梳的西装头，戴的礼帽；身上，汗衫、衬衫、领带、西服、皮带；脚上，丝光袜，皮鞋。这不是“彻头彻尾”的“西化”了?这方面的西化，有什么不好!西方好的东西，我们要积极地“化”；西方不好的东西，我们就应该“设防”。完全没有必要“草木皆兵”。
但是，在吸纳与融汇外来积极文化的路径上，由于这是一个“自然的”积累过程，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应采取主动消化的方式，营造一个自然而宽松的环境，实行诱导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强制的方式。所谓强制，是指外部势力或本国上层，硬性地把某种外来的价值观、制度强加给本民族，而与广大人民世俗深处的东西格格不入。这就会造成一种逆反心理、抗拒情绪，或是民族自卑感。其共同的结果，就是对外来文化的敌意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反而导致文化的封闭化、边缘化。这与现代化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前面所说的伊朗的教训，值得注意。
4.罗素的建议
我们在探讨重塑中国新文化问题的时候，不能忘记一个人，他就是科学大师罗素。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罗素曾来中国游学，作了一系列学术演讲，在当时中国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争论热潮。以下，我根据冯崇义先生《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一书中所介绍的精彩资料，归纳如下：
△罗素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特征
罗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瑕瑜互见，利弊杂陈”，有三个特征：第一，是使用表意文字而未过渡到拼音文字。表意文字，音、形、义合一，具有稳定性，比起流质多变的拼音文字，有利于中国文明延续和在广阔国土上的交流。这是好的方面。但汉字太古奥而具有贵族倾向，不利于普及教育和实行民主政治。第二，是儒家伦理作为宗教的替代品而统治了中国士大夫的心灵。罗素认为，孔子不倾向于诡秘的神教，而是依靠世俗伦理来敦促教化。他高于耶稣、释加牟尼和穆罕默德，避免了其他文明中的宗教迷狂。但是儒家伦理的孝道和倡导家庭至上，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的公共精神和创新精神，阻碍了中国的进步。第三，是科举取士而非贵族世袭。科举制使不公正的贵族制度在中国及早消亡，使世俗文化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中心，使学问与学者受到广泛的尊重。但是，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只靠几部陈腐的古书，注重八股的形式主义，完全窒息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
△对中国革新文化的建议
罗素认为，中国传统文明并不瑰丽，西方现代文明也病入膏肓。中国人应将中西两种文明的优秀成分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将中国人高超的人生意境与西方人高超的科学精神完美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灿烂的新文化。这里，要说明的是，罗素并不是“中体西用”论者，他所说的“中国人高超的人生意境”决不是“国粹”的代名词，而是指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即“鼓吹创造的冲动，减少占有的冲动”。他所说的科学方法，决不是“末”、“用”的代名词，而是泛指的科学，包涵了现代科学、现代武备、现代民主、现代教育和现代工业化大生产，即全方位地吸收西方现代化的精华。
罗素认为，中国传统文明之所以停滞衰微，并不是因为中华民族的退化，而是因为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同优秀的异族文化接触(封闭)，从而缺乏丰富的代谢本土文化的新材料。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既说明了任何一种文化，如果它自我封闭，对异族文化采取拒绝的态度，必会自行衰微；而要能发扬光大，必须“开放”，吸收异族文化之长，获得本土文化新陈代谢、不断丰富与发展的“新材料”。
罗素认为，应该学习西方的民主思想，认为：“任何新学术，苟无较多的德谟克拉西精神，断不能有益于中国。”其中，又特别强调实现民主政治的至关重要的条件——个人自由。他曾呼吁中国人以助长每个社会个体的自由创造为社会改造的最高原则，主张“教育之方针既不是教人学会压制，又不是教人学会服从”。“最高者，在乎教人学会自由，能学会自由后不复以压制施诸他人”。他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绝不是黑格尔之流所设计的那种严密得水泄不通的制度，而是能满足各社会个体在不妨碍别人享受同种权利的条件下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他这个论述，简直惊人地和马克思所憧憬的那种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达到了“异曲同工”之妙!
罗素还规劝中国人，不要迷信“万古不变的定理”，对未经证实的东西，要有怀疑的态度；要抛弃“以古书旧说来断定是非曲直”的腐朽作风和盲从恶习；要提倡科学精神并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罗素的这些建议，是一个外国明哲客观而公正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卓见，他曾寄希望于中国创造一种适合于全人类需要的新文明。这的确是我们在塑造中华现代新文化时的宝贵遗产和重要提示。
5.走积极融汇之路
第一，发扬中国宏观审视的综合传统，补充西方穷追到底的科学精神。
只讲综合，不讲分析，是不好的。反过来，只讲分析，不讲综合，也是不好的。应该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先综合后分析，先整体后局部，把任何范畴和经济社会现象，都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审视，“历史地分析历史现象”，“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苏东坡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正是一种系统思维。中国人的特点则是缺乏分析精神。这正是中国历史上科学落后、不讲法制之深层原因。我们应该接受罗素的建议，把中国人高超的“人生意境”与西方人高超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第二，发扬中国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传统，补充西方百家争鸣、不搞调和的态度。
要作到“兼容”、“博采”而不致“纳而为一”；“争鸣”、“揭短”而不致“全盘否定”。要在分辨精劣的基础上兼容并蓄(留精去劣)。各种理论流派，总有其“合理”的一面，应综合运用；各种理论流派，总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不能过分推崇。
第三，发扬西方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保留中国尊重权威的稳定思想。
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没有相对的权威，会出现混乱；但权威如绝对化，又会压抑创新。问题在于要给“标新立异”以一定范围的空间——不致影响大局的“讲坛”，并开通言路，使科学决策法制化。
第四，把中国的尊重传统同西方的随机应变正确地结合起来。
尊重传统，才使得中华民族得以绵延几千年；但过度地尊重传统，又使我们抱守残缺，不能与时俱进，因而近代以来跟不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的步伐，落后了。随机应变(实用主义)，使西方近代以来，科学与社会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但过度的实用主义，又会使人类与自然、局部与整体的矛盾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应该按照罗素所说，把两种文明的优秀成分结合起来。
如果按照上述设想的“原则”，未来中华新文化模式的设想，其具体有三大内涵：尊重个性的乐群文化，独立自主的开放文化，继承传统的创新文化。尊重个性的乐群文化 ，包括：在维护国家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个人化，目的是补个性解放的课；个人的全面发展要成为一切人全面发展的基础，而不是障碍，要确实使个人发展不成为少数人的垄断品。所谓“个人化”，它是一种伦理与政策取向，即伦理与政策都要为个人的全面发展(个性的健康发展)开路，而不是为维系集体和家庭的过度权威而施压。独立自主的开放文化，包括：一切开放必须是在民族文化自主的轴心周围展开；一切开放必须是在民族平等的前提下进行；一切有利于民族振兴的，都敞开胸怀向世界学习；开放≠依附。继承传统的创新文化，即在发扬中华包容、和谐、讲求秩序和“高超的人生意境”的基础上，甩掉陈腐的清规戒律，与时俱进，积极创新，并成为一种崭新的民族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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