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放缓不是“狼来了”：中国未来增长前景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前景论文,狼来了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国经济的长期挑战，涉及到增长动力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改革攻坚问题，等等。但归根到底，是经济增长放缓问题。一个赶超型经济体，从高速增长“下”到中速增长，面临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增长减速，或者更“极端”一点的说法是高增长时代的结束，有点像“狼来了”。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有不少讨论，认为根据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增长将大不如前。当时对于中国经济能否在第三个10年(即指2001-2010年，一种粗略的说法)继续保持高增长颇为担心，而现在的关注点则是中国经济能否在第四个10年持续高增长。这次担心的理由主要是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与全球化红利都基本耗尽，增长下滑无法阻挡。显然，今天“狼来了”的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了。
其实，对于中国增长会减速已基本形成共识，但何时减速以及减到多少，还存在争议。我们的看法是：一方面，经济增长下一个台阶符合长周期增长的规律，我们要尊重经济规律，因此须摆脱两位数增长的幻想和高增长依赖症；另一方面，增长放缓不是“狼来了”，减速论不等于悲观论。如果能够真正推进改革创新，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经济将会获得新一轮的改革红利、人力资本红利与全球化红利，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从而创造出第四个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较为强劲的增长。
从长周期观点看，高增长必然遭遇调整
“盛极而衰，否极泰来”，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是从自然界、万物生息中总结出来的周期律。在金融史家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看来，万物均呈现出有机的循环往复的规则变化。并且，这种规则变化可以从小的个体扩展到更大的生命单位，比如国家。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也有生命周期。通常，它是沿着一条S型曲线发展，一开始缓慢地启动，然后加速，飞速发展一段时期，最后减速。这种增长模式还被冠以其他名称，诸如：逻辑曲线、物质转换曲线、五阶产品周期以及技术成熟曲线等。①金德尔伯格从国家生命周期推衍出霸权的兴衰与更替。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中推衍出经济增长的长周期变化，因为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国家生命力的最重要表征。
从长周期的视角，增长不可能以恒定的速度永远持续下去，尽管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可以假定外生的技术进步，从而获得稳态的经济增长。这种稳态增长是“假定”出来的，现实中的增长有快有慢，有高有低，甚至有时候会停滞倒退，这才符合增长的周期。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并没有打破增长的周期，它只是通过知识、创意、人力资本等的报酬递增，使得原先被假定出来的增长有了一个更为可靠的理论基石、增长被内生化而已。在某种意义上，增长的周期就像是一种宿命，尽管想千方百计修正它，但你所能改变的在历史长河中却是微不足道的。
由此，我们能看到全球范围内增长的差异：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大不如前，新兴经济体比发达经济体的增速要高出很多。不过，正如发达经济体不得不结束曾经的辉煌一样，后发经济体的高增长也有结束的那一天。这里的理由可以非常具体，比如：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库终有耗尽的时刻；制造业就业占比达到峰值，经济增长转而更加依赖提高服务业生产率的更艰难过程；更多的资本存量意味着更多折旧，这要求更多的储蓄来增加资本存量；随着经济接近科技前沿，经济必须从依靠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等。②
借助国际比较，高增长必然会遭遇调整这一点就能看得更为清楚。由诺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领衔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总结出二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超过25年的13个成功经济体，它们分别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③考虑到博茨瓦纳、马耳他、阿曼人口规模都非常小，这里不作考察。
余下10个成功的经济体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危机，这包括巴西20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的金融泡沫破灭危机，以及其他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末遭遇的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分析发现，经历危机但成功跨越的经济体有：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而遭遇危机后止步不前的有：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西；中国是特例，没有遭遇危机重创，但也还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外国专家学者预言未来中国遭遇危机的概率接近于1的原因。
为了探寻高增长的经济体如何减速，特别是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第四个10年有怎样的表现，我们这里以10年为单位来考察这些经济体。研究增长率的变化，初始年份的选择比较重要。因为选择时间段的不同，我们所看到的每10年的变化就可能有差异。这里起始年份的选择参考了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标准。但考察中国时并未采用他们提到的1961年，而是1978年，这应该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在以上数据基础上，我们制作出三组经济体的增长率变化图(见图1)：一组是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组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还有一组是中国。通过图1，我们发现：1)成功经济体40年的平均增长率更高；而不够成功的那组经济体，平均增长率要低。2)前三个10年，各经济体并不是一直呈现单调递减的态势，但第四个10年却无一例外地都跌下来了，且跌幅较大。3)日本是从高速增长直接跌到了低速增长，即到了5%以下；韩国经济下滑较为平缓；第四个10年仍保持在7%以上的经济体只有中国台湾。4)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增长保持得更加平稳，下滑迹象不明显。第四个10年的增长还是未知数，将在后文讨论。
图1 快速增长经济体的下滑
数据来源与说明：日本和巴西1951-1960年的数据来自麦迪森(Maddison)数据库，中国台湾数据来自香港环亚经济数据(CEIC)，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他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数(WDI)。
以上经济体(除了中国)的案例基本支持了高增长时代终将结束的观点，但这些故事或许还不足以让人信服。艾肯格林(Eichengreen)等人于是将样本扩展到更多成功的经济体。④为了考察这些经济体增长的放缓，他们又增加了两个条件：一是在增速放缓之前(早期的增长是快速的)7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3.5%或更高；二是将7年的平均增长率至少降低2个百分点(这种放缓是不可忽略的)确定为增长放缓。通过这一研究，他们不仅找到了更多曾经遭遇增长下滑的成功经济体，还通过经验分析找出下滑的临界点并与中国进行比较，如：1)当快速增长的赶超型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按2005年不变国际价格计算的17000美元左右时(中国应该会在2015年或稍后达到该水平)，他们的经济增长会显著放缓。2)在制造业就业占比达到23%时高增长会放缓，中国正在接近该水平。3)当后发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技术前沿国家人均收入的57%时(中国很可能稍晚些时候就会达到该水平)，经济增长会放缓。
理论预测往往落后于现实发展
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无法摆脱减速的命运，上述考察确乎揭示这一“铁律”。但有时候，历史经验并不能简单外推，因为理论预测往往落后于现实发展。从实践看，人类在不断地跨越增长的台阶，同时也在不断地更新过去的成见。
首先，在工业革命之前，类似于现代经济增长这样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
人类历史从最早期直到19世纪初左右，世界人口以及商品服务的产出量(或者以现代流行的GDP来衡量)，均以大致不变的速度缓慢增长。18世纪欧洲普通人民的生活水准与同时代的中国人或古罗马人差不多。然而在最近的200年中，世界人口和产出的增长都急剧上升，其中产出的增长要远快于人口的增长，于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第一次开始持续提高，从根本上突破了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在新增长理论奠基者之一的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并且，正是这样的一个发现，使得关注增长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都变得更为重要。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不可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外推出来的。
其次，战后日本的增长打破了传统思维。
当时人们宁愿把它当作一个特例。即便有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经济增长，但人们也不敢有过高的奢望。比如，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7年曾经说：“根据过去的经验，生活水平每年平均提高1%以上是不现实的。即使有很多发明创造，能够提高得更多些，我们的社会对于1%以上的增长率也是不能轻易地使自己和它相适应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英国大概有过一两次生活水平按年率1%提高的时候。但是，一般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按平均年率计算，总多少要低于1%。”凯恩斯的演讲是在阴暗的20世纪30年代年代中期说的，他在讲演之际或许在心理上受到了当时悲观主义的影响。然而，历史却可以证明，大英帝国从1860年到1913年这光辉的半个世纪里，每人实际收入平均年增长率只为0.9%。因而，当时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怀疑凯恩斯的这一看法。
然而，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完全突破了这一观念。日本在高增长时期，持续20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0%。正因为如此，当时日本的增长被当作“奇迹”，当作特例。
再次，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影响人类最重要的发展事件之一是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的经济增长(始于中国，目前扩展到大部分亚洲经济体，并日益出现在发展中世界的其他部分)，而这一点在开始的时候并未被看好。
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工作小组成员罗默(Paul Romer)曾经提醒大家：当年日本经济以这种速度增长时，评论家们也曾认为那只不过是战后复苏所催生的一个特殊案例；当东亚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追赶上来的时候，怀疑者们将其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船小好掉头”；而当中国超越它们的时候，人们又把这解释为“船大好扬帆”。这实际上表明了，人们对于增长还没有理解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卢卡斯认为提到增长，别的事就都可以放在一边了。这不仅仅是不同经济体增长的差异和趋同，还在于，一些成功的增长(无论是经济增速还是持续的时间)往往在超越理论设定的边界。
最后，关于中国的增长，自改革开放伊始一直有许多预测，但往往都低于实际的增长。
较早对中国增长进行预测的是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2020》完成出版。在该报告中，世行先是对于以往低估中国经济增长作了一番“自我批评”。如图2所示，1982年、1983年、1985年以及1992年世行的预测都比实际GDP要低。特别是，1995年的实际GDP是世行1985年预测值的2倍。按说有了这些前车之鉴，世行对下一阶段的预测应该会大胆些了吧。即便如此，实际增长的结果还是超出了世行的大胆预测。表1显示，世行对于1996-2000年的增长预测是8.4%，与实际增长8.6%非常接近。但对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2001-2010年)增长的预测就不到7%了，而实际增长是10.5%，有非常大的出入。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世行报告形成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因此可以想象，这些预测是较为乐观的。如果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间，我们认为其预测值将会更低。
过了15年，世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又联合推出了《中国2030》。其对未来的预测是，从2011-2030这20年中，每五年的增长会下一个台阶，即8.6%、7.0%、5.9%和5.0%。2011-2020年的平均增长达到7.8%，远高于《中国2020》预测的5.5%。这算是一个心智的飞跃吧。
图2 世界银行对中国增长预测与实际情况的对比
资料来源与说明：World Bank，China 2020：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1997.
其实，不仅仅世行对于中国新世纪第一个10年的增长预测大失水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显得过于谨慎。这既可能受到世行《中国2020》的影响，更可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所形成的悲观氛围的影响。在经历1998-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七上八下”的过程中，人们对于未来增长显得信心不足。比如，王小鲁估算出2001-2010年的增长率为6.58%，2011-2020年的增长率为6.21%；⑤如果参照日本的情况，这一估算实际上还是非常靠谱的，但和中国现实相距较大。江小涓通过国际经验比较，也指出高速增长20年后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难度加大。⑥她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没有一个国家取得过连续40年平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到2020年使GDP比2000年再翻两番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是要在过去20多年高速度的基础上，再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40年平均增长速度要达7%以上。从全球经济发展的经验看，仅有极少数经济体有过这种实绩。
依据这样的认识，中国增长一定是会下台阶了。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当时的判断是过于谨慎了。中国的增长不仅没有下台阶，甚至比以前更快，“十一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1.2%，远超预测。
增长放缓不等于“狼来了”：中国未来增长前景展望
上述分析表明，首先，经济预测尽管非常“危险”，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低估预测的价值。其次，对于铺天盖地有关中国增长下滑的预测，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预测背后隐含的理论逻辑，而不是那些具体的预测值。第三，现实的发展一定会拓宽我们对于增长的认识，且可能会再次突破我们的预测局限。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来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
我们先来看增长下滑背后的逻辑，这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讨论。
一种是从资本、劳动、技术三大生产要素来分析，认为未来潜在增长率会下降。1)资本积累。高储蓄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但随着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扩大消费成为主导，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龄化)，高储蓄的水平将不如以前，也就是说资本供应会减少，其对增长的推动在减弱。2)劳动力供应。尽管目前劳动力资源还较为丰富，但劳动年龄人口会在未来三五年出现下降，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也在减少。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一步表明，中国总人口的增长远低于以往人口预测和规划的水平，而在人口结构方面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则又明显超出了以往的人口预测和规划，这使得未来劳动力供应问题显得更为严重。3)技术进步。以TFP(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的未来技术进步会出现下降，主要是因为：随着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产业转移，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将会有所放缓，OECD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揭示了这一点；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技术前沿，赶超效应减弱，中国不再是完全的跟随者，而要成为创新者，这样的角色转换导致技术进步放缓。基于以上，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会下降。如果再考虑资源环境的约束，这一下降态势将更加确定。
另一种是基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逐步消耗殆尽，从而得出增长必须下台阶。和三要素分析相比，这种判断更加直观，但前者更严谨，因为所有这些红利的消失，都能够体现在以上三种要素增长的放缓甚至下降上。1)改革红利。首先，第一轮改革的收益基本上在过去30年增长中体现得差不多了，继续增长需要新的改革推动；其次，前30年的改革更多是增量改革，收益高成本小(改革的阻力小)，而后30年的改革更多是存量改革，收益不显著但成本高(改革阻力大，尤其是触及集团利益)。因此，改革红利在下降。2)全球化红利。中国的增长得益于改革，也得益于开放，特别是遇上了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不过本轮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甚至“去全球化”在抬头。这使得依赖外需从而获得传统的全球化红利的时代将要走向终结。3)人口红利。正如前述，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直至下降，劳动力对于增长的推动在减弱，甚至是负贡献(《中国2030》中就有这样的预测)，人口红利逐步消失。
以上两个视角有交叉重合的地方，但各有侧重。接下来我们将逐一分析，那些论证增长率下滑的理由是否那么坚如磐石。
首先，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并不是生产率的灾难。
不少研究都指出，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必然导致整个经济经历生产率下滑的过程。这里不得不提一篇经典文献，鲍摩尔的《非平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城市危机剖析》。⑦他在文中提出，经济活动可分为技术进步部门的活动及非技术进步部门的活动。前者比如说制造业，劳动所起的是初级作用，消费者关心的不是生产过程中劳动使用了多少，只关心最终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但在非技术进步部门如服务业中，情况则大不相同。劳动本身往往就是最终产品。比如，一个弦乐四重奏今天花在训练方面的时间与几百年前一样，提高生产率的余地很少。而城市所提供的服务中大部分都是这类非技术性部门，于是会出现“城市危机”，实际上是生产率危机。由于农业与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会释放出大量劳动力，并随着时间推移，涌向服务业，引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停滞和服务业工资成本上升，进而减缓总体经济生产率的增长。
不过，对于上述预言，理论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1)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新经济的繁荣，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概念的提出，为反驳这一看法提供了最好的佐证。奥尔顿更新了假设，即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中间投入(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生产性服务业)，并且制造业生产中服务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结果就是：经济不会停滞，最终整体经济的生产增长率为两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之和。⑧2)服务业增加值本身的度量问题。当年考察美国新经济的作用，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在统计估算方法上的改进。因为服务业产出和生产率核算普遍存在误差，无论是美国经济分析局(BEA)还是劳工统计局(BLS)的统计方法，均大大低估了服务业的产出和生产率。基于这种认识，借助于近20年来美国日益完善的数据库，垂普利特和波茨沃斯发现，1995年后美国22个服务行业中有15个行业的生产率加速增长，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增加速度均相当于整体经济的平均水平，是1973-1995年间年均增长率的两倍。⑨3)服务业存在正外部性和溢出效应，这种正外部性和溢出效应来自于服务部门的研发活动，可以改善制造业部门的人力资本。
正是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进展，我们认为，服务业发展不再是生产率的灾难。而目前中国的服务业生产率低下，则与各方面的管制有关，这包括价格管制、准入管制等。因此，通过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将会促进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同时能够大大促进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标准定义的人口红利在不断消失，但通过数量与质量上的提升，将会获得新的人口红利(或人力资本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一般是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变量。根据这一标准定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到2015年就结束。但与之不同的是，高雷和泰尔斯采用劳动人口而不是劳动年龄人口来衡量实际的人口红利。⑩在这里，劳动人口是通过构造不同年龄—性别组的劳动参与率，然后来加总获得全社会的劳动人口总量。比如，延长退休年龄就能够提高老年组的劳动参与率，从而导致劳动力总量的增加。根据这一新的定义(即劳动人口)并通过模拟分析，他们发现，中国的人口红利能够持续到2030年。这是通过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来增加劳动力的数量，从而延长了人口红利的时间。另外，从质量上，特别是从人力资本角度，则是获得人口红利的更重要途径。由于教育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这在未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而且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11)
表2显示，自2000年开始，中国开始出现净人力资本红利，而且直至2030年，人力资本红利是不断提高的。当然，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也有局限。因为中国目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差距已经不是很大(2010年相差3年多)，由此推断，未来人力资本增长空间有限。但考虑到平均受教育年限并不能很好地衡量教育质量，因此，未来如果着重从提高教育质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从完成教育年限入手，中国人力资本增长还将有更大的潜力。
再次，传统的全球化红利在逐步消失，但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将会产生新的全球化红利。
中国在既定的全球规则与分工体系下，依靠低成本优势大量出口的传统的全球化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不过，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中，将会获得新的收益。这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货币体系改革、发展、安全、资源利用等规则层面上的中国与国际的互动。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面临全球金融监管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低碳经济发展等新变化，使得诸多全球化规则处在不断创新与重新修订之中，也给中国参与全球化治理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对力量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也应逐步反映到全球发展规则中，从而中国也有了当仁不让的发言权。全球化规则的修订实际上是改变我们在全球体系中的位势，能够更好地扬长避短。比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就一方面可以减少大量储备的账面损失，同时也有利于在未来的全球金融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们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上有发言权，那么就会在大宗商品价格谈判中处于有利位置；至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种种条款、指标以及碳交易，这些方面的规则制定将会影响到未来的产业发展格局以及各国责任和成本的分担，何其重要。因此，积极参与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使全球治理变得有利于中国，将会产生新的全球化红利。
最后，新的改革红利在于新一轮改革的推进，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和魄力。
改革无疑是未来增长的关键。改革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既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又要推进政府改革。市场化改革，主要是要素的市场化推进，这包括土地要素(土地制度改革)、资本要素(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市场发展)以及劳动要素(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政府改革则是要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有所为是指政府要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比如，增加社会领域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使低收入人群也能获得均等化的服务等等。有所不为是指，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特别是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减少审批，提高经济的效率。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核心是利益再分配，是打破既得利益关系的重重纠结。新一轮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来统领，更需要勇气和魄力来推进。如果能做到，中国经济将会焕发出巨大的活力，这对于增长的促进是不可估量的。
通过以上条分缕析，我们认为，那些论证中国增长放缓的很多理由都是值得商榷的；增长的快速下滑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宿命。如果能够启动新一轮改革，注重人力资本积累，鼓励创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会迎来第四个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较快增长。
注释：
①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商务印书馆中译本，2003。
②Eichengreen,Barry,Donghyun Park and Kwanho Shin,"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NBER Working Paper No.16919,2011.
③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④以2005年的不变国际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大于1万美元来衡量，排除了发生在尚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危机。显然，这里的成功是以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来衡量，不是以GDP增速多少来衡量。
⑤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
⑥江小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挑战与战略”，《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⑦Baumol,W.J.,"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7(3):415-426,1967.
⑧Oulton,N.,"Must the Growth Rate Decline? Baumol's Unbalanced Growth Revisited"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3(4):605-627,2001.
⑨Triplett,Jack E.and Barry Bosworth,"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Issues in Services Industries:Baumol's Disease Has Been Cured",Economic Policy Review,Vol.9,No.3,September 2003.
⑩Golley,Jane and Rod Tyers,"Demographic Dividends,Dependenci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Forthcoming,2011.
(11)胡鞍钢、才利民：“从‘六普’看中国人力资源变化：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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