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人对林译小说的三种态度
管新福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 林译小说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较高地位，但也存不少争议。当时的文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过林译小说的影响。总起来看，现代文人对林译小说抱有三种态度：一是批评和否定，二是赞扬和肯定，三是矛盾和中性。这些接受心态一方面说明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的多元化影响及成就得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生成和变迁的复杂过程。
关键词： 林译小说；新文化运动；现代文人；三种态度
在我国近现代文学及翻译研究领域，学界对林纾及其翻译小说的研讨可谓十分详备。从民国初年延及当下，研究林纾的专书或以其为章节的著述不下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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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林纾”作关键词检索近现代报刊全文数据库，与之相关的文献就有4000余条；检索中国知网，仅硕博论文就有200多篇，单篇论文则超过了2800篇，如果算上部分失收和未刊录文献，这个数据还会被不断刷新。当然,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有很多是重复阐述的。一般而言，“重复阐释本身具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显示出问题的重要性；第二，显示出价值的恒定性。”[1]学者们对林纾及其翻译小说阐释的重复正体现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充分说明其一直是百余年来学术关注的热点，也从另一层面证明它确实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故在学界常说常新，不断有学者进行关注和挖掘。而从百余年的研究路数来看，主要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林纾的翻译著述，二是研究林纾的文学创作成就；三是研究林纾思想的前后变化；四是研究林纾对现代新文学生成的引导和影响。其中，第一类成果大概占八成左右，后三类占比不高，仅有二成左右。从文学史角度看，现代文人或多或少都受过林译小说的影响，但他们对林译小说却持有不同态度。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批评和否定，二是赞扬和肯定，三是矛盾和中性。本文以现代文人对林译小说的接受和评价为出发点，全面审视现代文人对林译小说的接受心态，并极力阐述这些复杂心态背后的文化和时代成因。
作为跨代文人，林纾身上具有明显的新旧时代冲突的二元对立性。他一生以古文立世，不但创作因袭古文，还操用文言译述了一百多部外国小说，乃至当时“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2]，对清末文言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现代文学领域的先驱者们，像周氏兄弟、胡适、郭沫若、郑振铎、钱锺书、苏雪林等人，都受到过林译小说的影响和启蒙，这和他在文学史上被定性为旧派文人的身份似乎相悖。其实，林纾早年思想并不保守，曾拥护维新，附和康梁，倡办过《杭州白话报》，甚至撰有白话诗《闽中新乐府》印行；但清帝逊位之后，尤其在五四运动前后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以卫道者身份拥护帝制，遂成为清末民初保守派的极端代表，更被定性为新学翻译家和旧派文人写入中国文学史。而现代文人对林纾及其翻译小说的态度也因此表现出不同的面向，这些不同的接受面向实际上是现代文人在文学转型和文化巨变时期的社会心态和接受心态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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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及否定
林译小说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它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启蒙和引领作用。但由于林纾不谙外文，翻译必须依靠口述者进行，故在拥有大批读者的同时，亦有着尖锐的反对和批评。在整个民国时段，批判林译小说的主要有两类文人学者：
第一类是反对文言的白话文运动诸人。这类人不管是林纾的翻译还是创作，只要是用古文书写的，皆悉数批判，诸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均曾对林纾发难。但就他们的批判目的而言，旨在确立白话文的书写正宗，以更新文学类属和文化范式。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人早年都对林译小说产生兴趣，大量阅读并受其影响，但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基本上给予否定。实质上，他们批判林纾的出发点不见得是出于真实的内心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借批判林纾进而指向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前面提及，早期的林纾并不反对白话文的使用和书写，后来为什么转向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呢？因为他看来，新文化运动者们在西学东渐大潮中全盘否定传统、完全抛弃中国之伦理纲常是不合理的，是应该受到严厉批判的。而他放下身段和尊严，和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后辈进行论战，实非他主动而为，而是被贴上“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标签后的被动还击，更源于钱玄同和刘半农“双簧信”的指名激怒，实是被请入瓮。论争中，他撰写《论古文之不宜废》《致蔡鹤卿书》等文以正视听，以力证古文之不可废，传统之不可抛，激进西化之不可行，尤其针对钱刘二人的“双簧”，创作了《妖梦》和《荆生》两小说进行影射回击。以近乎谩骂的方式讥讽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者，甚至连德高望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明显受到波及。但林纾慌不择路的批判和对号入座之举，由于孤军奋战和时代错位，反而使自己四面受敌，文名扫地。他没有意识到，中国传统的语言言说、书写方式只有迎合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才能有新的生机，古文正逐渐被时代所抛弃；他也未作明判，新文化运动诸人批判他，目的是为白话文运动的合法性寻找一个标靶，而非对他私人持有多大仇怨。论战中，钱玄同、刘半农的话语刻薄乃至不近人情，一贯隐忍的林纾亦以猛烈的言辞对钱、刘给予反驳；但胡适和蔡元培二人不为所动，温和论争，反而无形中使林纾处于论争的劣势之中。当然，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等人在反对林纾及其古文的同时，也就否定了其以古文为媒介翻译的外国小说。论战中，钱、刘二人将林纾说得一无是处，几乎将之全盘否定。如钱玄同批驳林纾“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搀进一种迂缪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读的好”[3]；说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辞，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4]，实难归入翻译之类属。而刘半农则批评林纾翻译中“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改”[5]。这样一来，林译小说在他们眼里根本没有任何文学性。他们批判林纾的翻译问题多多：“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二是谬误太多，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6]。钱、刘二人的批评，确实抓住了林译小说的通病和硬伤，但在当时对其进行全部否定，也过于绝对和主观，我们认为，作为第一个翻译外国长篇小说的人，林纾没有前人的蓝本以资借鉴，也无成功经验可供吸收，能取得这些成就，已属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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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中，完全否定林译小说无疑是过激之举，完全肯定当然也不尽客观。在这两个极端之外，现代文人中，还有一类人对林纾及其翻译小说持中性和矛盾态度，这以胡适、周作人、曾朴等人为代表。他们一方面能客观审视林纾的文学史贡献，另一方面又能冷静辨析林译小说的缺点，站在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林译小说这一非常态现象，并能进行较为合理的评价。
与前述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全盘否定林纾不同，现代文人中也有很多对林译小说赞誉不已的。这部分文人主要以郑振铎、郭沫若、苏雪林、寒光、钱钟书等人为代表。他们充分肯定林纾及其翻译小说的两大贡献：一是认为林纾用古文翻译西方小说的成就是值得首肯的，作为第一个引进域外长篇小说的翻译家，即便存在诸多不足，仍然具有开创之功，并不像钱玄同等人所说的一无是处；二是认为他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生有着非常重要的诱导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现代性转变和林译小说是有着深刻渊源的。因此，林纾即使有外语方面的硬伤，这也是时代所限，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大潮中，时不我待，不可能等到高素质的外语人才培养出来之后才开始翻译外来文学，林纾虽操用古文转译外国小说，但与中国传统小说有着本质区别，在形式、内容和观念等角度皆有更新，与旧小说已不可同日而语，故其贡献是怎么也抹煞不了的。即便被林纾怒怼、整体对林纾持批判态度的胡适，与认为林纾的古文水平“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15]，胡适所言或许有些夸大，但由于胡林二人时代观念和文学立场差异难弥，故胡评无疑更能客观说明林译小说的重要意义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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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赞扬及肯定
那么，为什么在清末受林译小说启蒙的新文学运动诸人却在五四前后对其进行批判和否定呢？这一悖论性的问题有其复杂的缘由。究其原委，一方面在于林纾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在清末民初已经不合时宜，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的正是古文的书写传统，即便林纾不主动迎战，新文化运动者们也会主动找上门来，对之进行攻击和批驳，林纾成为新文化运动诸人攻击的对象，被当成传统文化的代表摆上祭坛，目的是为了突出白话文运动的正当性和使命性，五四文人们“不骂他好像就显不出自己进步”[14]，要以之彰显变革时代的决心和态度；另一方面是他不懂外语，依靠合作者的口述翻译外国文学，对原文缺少审视，翻译的不实和错漏肯定不可避免，而新文化运动诸人很多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在外语能力上都高出林纾不少，有对照原文和译文的语言能力，很容易找出林译小说中诸如误译、漏译、反译等错漏，这两点实是林纾本人及其翻译小说的硬伤，即便他才气过人，也是百口莫辩。当然，批判自有其历史的必然，亦有失历史的公允，五四的先驱们在反对林纾的同时，却有意或无意遮蔽了受益于林译小说的这一事实，没有将他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去分析其成就和贡献，他们用新观念去匡范旧思想、新标准去评价旧文人，过分夸大林译小说的问题和瑕疵，无形遮蔽了林译小说的成就和影响，这对于林纾来说，算不上是一个公允的评判。
作为文学史家，郑振铎的立论一向以客观公正著称。他对林译小说一直比较推崇。在1924年林纾去世以后，他撰有《林琴南先生》一文进行评说，持论公允，评价真切。他认为，林纾的翻译及其文学创作推动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不管同时或稍后的文人们对林纾持何种态度，但其“功绩却是我们所永不能忘记的”[16]， 林纾及其翻译小说是值得后世大书特书的；而对于林纾转向后来的复古和守旧，郑振铎说：“大约与他的环境很有关系，戊戌之前，他时常与当时的新派的友人同在一起，所以思想上不知不觉的受到了他们的渲染，后来清廷亡了，共和以来，人民也不能有自由的幸福，于是他便愤慨无已，渐渐变成顽固的守旧者了。”[16]在郑氏眼里，林纾的复古和守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影响所致，其实深层原因应是林纾本人对传统文化的心理依恋，更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妥之处、尤其是对当时占据主流舆论的全盘西化论的批判。因为在林纾看来，全盘西化肯定会导致文化虚无主义的泛滥和对民族文化精华的舍弃。对此，他以诗批判到：“学非孔孟均邪说，话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 ”[17]坚决和胡适、钱玄同等人划清界限，以坚守传统文化的底线。除郑振铎外，郭沫若也一直不忘林译小说对自己启蒙之功和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他认为林纾“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和梁任公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制革命时代的代表人物”[18]；与郑、郭相延，苏雪林对林纾的解读最为细密，她撰有《林琴南先生》一文，由衷认可林纾的才气及其人格。她认为，林纾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哪怕不为世人所容也不为所动，正是因为信仰的力量，才使得林纾遗世独立。“一个人在世上，不能没有信仰，这信仰就是他思想的重心，就是他一生立身行事的标准”[19]。林纾坚决维护帝制，表面是复古守旧，实质上是对传统文化的信仰和牵挂，是对民族未来和现代际遇的担忧。其极力维持文言的书写正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守住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文化之高，固始不能称为世界第一，经过了四五千年长久的时间，也自有他的精深博大。沉博绝丽之处，可以叫人惊喜赞叹，眩惑迷恋。”[19]这就是为什么王国维跳湖、辜鸿铭留辫、林纾呵护古文。它们其实是旧文化的一个符码，是他们心之所系，信仰所依，更是他们的毕生追求和价值坐标。正如周振甫所言，林纾“并不轻视白话，却愤愤然与新文学运动相抗争，遂成众矢之的”[20]，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林纾，在清末民初的时代洪流中分辨不出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因此说他人格有什么问题，他的行为有什么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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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述诸人对林纾及其翻译小说的肯定和赞扬是率性而发，那寒光对林纾的肯定和赞扬则是经过深入研究和综合思考得出来的。1935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研究林纾的专著《林琴南》，可谓是“挺林”文人的重要代表，他对林纾的看法一直比较客观冷静。如在《近代中国翻译家林琴南》一文中说，很多批评家“总喜欢说他的翻译很多与原文不对和差错，我觉得这种论调未免过于苛刻！试想当清季时代，中外交通尚未发展，中国人与外国人还少接触，研究外国语言文字的人们当然也如凤毛麟角，虽说中间也有一些比较精通的人士，但于文学方面究竟尚很浅尝，这是时代的限制，所以错误的原因发生是难免的。”[21]在他看来，林纾用文言翻译外来小说是成功的，由于时代原因，翻译中存在错漏亦在所难免，也是可以理解的。小说虽有流利的文笔，广阔的容量，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被认为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林纾的译文，使得人们认识到小说的意义和价值，他巧妙地将文言揉进小说译文，别开生面，引起人们对小说的兴趣，一改小说受歧视的现状。“林氏以古文名家而倾动公卿的资格，运用他的史、汉妙笔来做翻译文章，所以才大受欢迎，所以才引起上中级社会读外洋小说的兴趣，并且因此而抬高小说的价值和小说家的身价。”[22]
第二类是认为林纾不懂外语，也未曾有过留洋生涯，对林纾的翻译资格和林译小说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质疑者。这一类人主要是有着海外经历、或有外国语言学知识背景的学者。比如梁启超、鲁迅、傅斯年，陈西滢等人。他们对林纾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认为林纾用文言翻译外国小说之举在清末民初已偏离语言发展的时代氛围，远离民众的阅读和接受基础，完全不合时宜；二是对林纾不懂外语的翻译引进给予深度质疑，尤其对他翻译对象的经典性和文学地位的重要性进行批判。譬如，几乎与林纾同时代的梁启超，对林译小说的价值和作用就不予认可，他以近乎轻蔑的口味评价道：“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十种，风行于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7]苦海余生也对林纾操用文言翻译外国小说之法给予反对：“后生小子，甫能识丁，令其阅高古之文字，有不昏昏欲睡者乎？故曰琴南之小说非尽人可读。”[8]而傅斯年则更极端，他将林译小说的古文笔法斥之为“下流”：“论到翻译的文词，最好的是直译的笔法，其次便是虽不直译，也还不大离字的笔法，又其次便是严译的子家八股合调，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调，……我们想存留作者的思想，必须存留作者的语法，若果换另一幅腔调，定不是作者的思想，所以直译一种办法，是存真的必由之径”。[9]也就是说，与林纾同时或稍后的文人对他使用古文翻译西方小说时有反对意见，则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文人就很难完全认同林纾的翻译方式了。
胡适是早年林纾攻击的对象之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力倡白话，认为文言文是一种“死的文字”，不能写出“活的文学”，认为中国“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27]，这一表述触及了清末保守派的语言底线而被林纾影射谩骂，但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还是对林纾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价，甚至赞美。与钱玄同等人不同，胡适能以谦和的心态看待林译小说，能客观冷静分析林译小说的贡献和价值。特别是到晚年，更是大度承认自己所受林纾影响这一事实。他说自己“叙述文学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28]；而在1924年林纾死后，他还写有《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一文中对其进行评价，反思新文化运动诸人对林纾所进行的一切攻击，实在是“算不得公平的舆论”[29]。纵观胡适的言论，他整体上对林纾的评价较为中性，对林译小说的批判不是那么激烈，在某种程度上对林纾有着尊重和同情，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诸人其实是借助攻击林纾以扩大影响范围声势：“对这样一个不堪一击的反对派，我们的声势便益发强大了。”[30]为此，胡怀琛指出：“胡适之创造新文学，常力诋林琴南，然有时亦誉之，认为有相当之价值，不若其他新文学家，将其长处，一笔抹去也。”[31]胡适对林纾评价的前后不一，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自己矛盾心态的真实反映，也说明那一时期他们的文化主张过于激进，特别对传统文化的一概否定和挞伐是需要修正的。
而现代文人对林纾以及翻译小说的肯定，有两个因素：第一，他们认识到林译小说对国人了解外来文学的重要作用，即便翻译中存有错漏，但也不能因此抹煞其开拓之功。在他们看来，林纾运用文言翻译外国小说，在清末民初不但不是缺点，反而是具备一定优势的策略，中外文学之间的差异明显，特别是小说，不管在思想观念、审美意识还是在书写形式上都存在较大区别，要想让中国读者接受西方小说，只能将原著进行删减、改编成人们所熟知的体式，这样才能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再有翻译家内心也对西方的很多东西有所排拒，或有意无意对西方小说进行改译，使之靠近中国的文学审美和语言习惯，这些处理虽有违原著真实，却更易为当时的读者所接受。而当时很多人就是通过阅读林译小说才开始接触外国小说的，这无形中改变了世代中国文人轻视小说的传统，打破了明清以来文坛的尚古之风，小说创作不仅要袭古，更应兼外，并逐步成为文坛正宗。“西方的文学在描述上，在人情世态上，在结构和语言上，都存在着某种缺陷，有不合情理的地方，有不合习惯的地方，有不优美的地方，林纾都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径直改之。这样，西方文学在经过林纾的翻译之后，除了剩下一些“事实”以外，其它都变成了中国本土的东西”[25]，虽与原著差距甚大，传播效果却更好。第二，在清末民初时段，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翻译理论，人们对翻译的规范性和自觉性也不够重视，但是林纾由于自身过人的文学感悟力，即便是合译，也能较好贴合原文意境，虽然有所偏差，但也能基本达到宣传外国文学的目的，实现启蒙之功效，故林纾的翻译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中国的旧文学当以林氏为终点，新文学当以林氏为起点”[26]，此言虽非全实，却也不虚。
三、矛盾及中性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人，鲁迅虽然没有和林纾正面论战，但却不时发表言论批评林纾及其翻译小说，尤其对林纾不谙外语的翻译活动持明显的反对态度。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大量接触林译小说，但已对林译小说深感不满，这种不满甚至催生了《域外小说集》的面世。一九三二年他在致日本汉学家增田涉的信中说：“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10]14卷:196吊诡的是，《域外小说集》也是用文言翻译的，这因不满林纾翻译而策划的书本，却无人问津，销量奇差。而在鲁迅的其他一些文章里，他时不时都会拿林纾说事，顺手批驳一番。如他在《“题未定”草·三》一文中对近代以来的外语学习状况进行描述时，顺便质疑林纾的翻译：“绍介‘己经闻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10]6卷:3691921年他在《阿Q正传》第一章序里说：“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而文中“引车卖浆者流”一语，正是鲁迅从林纾给蔡元培信中的“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学，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一凡京津之稗贩，均可为教授矣”[11]一句引申而来的。针对林纾不懂外语而借助合译这一现象，茅盾也认为有所欠妥：“这种译法是不免两重的歪曲的；口译者把原文译为口语，光景不免有多少歪曲；再由林氏将口语译成文言，那就是第二次歪曲了。”[12]而鲁迅和茅盾等文人都有域外学习经历，有较好的外语阅读能力，也不时进行外国文学的译介。故在他们眼里，不谙外语进行文学翻译，即便不错漏频出，问题也肯定不少。如果缺少对原文的阅读体悟，靠听取别人的口述成文，其有效性和真实性是绝对值得质疑的。在这点上，林纾其实也是心知肚明，并对自己不懂外语的翻译行径致以真诚歉意：“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尚祈诸君子匡正是幸。”[13]
可以说，寒光对林译小说的理性评价非常值得借鉴。很多现代文人在接触林译小说之后才真正进入文学世界的，他们充分肯定林译小说的引领和影响。茅盾评价林译小说“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16]；冰心说自己接触西方文学完全得益于林译小说的引导。她感叹自己“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23]。钱锺说自己读了林译小说后，“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24]，并给予进一步的研习。可见，对林纾持肯定和赞扬的现代文人都承认从林译小说中获得启发，将林纾当作文学启蒙的导师，把林译小说当作自己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基础。
胡适之外，周作人也是看待林纾比较矛盾的文人之一，他毫不讳言自己是受林纾的影响才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也才进行外国文学翻译的。他说，林译小说“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32]731；正是林译小说的影响，才使他走进外国文学翻译的殿堂：“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32]585；他和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用的也是文言，他也大方承认和鲁迅留日期间是林译小说的忠实读者：“我们对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33]而对于林纾被新文化运动诸人攻击，周作人也曾为之喊冤，在林纾去世之后，他写了《林琴南与罗振玉》一文，为林纾正名：“文学革命以后，人人都有骂林先生的权利，但有没有人像他那样的尽力于介绍外国文学，译过几本世界名著？”[34]但时隔一年，在《再说林琴南》一文里，他却又对林纾大加鞭挞：“林琴南的作品我总以为没有价值，……我看世人对于林琴南称扬的太过分了，忍不住要再说几句，附在半农玄同的文章后面。林琴南的确要比我们大几十岁，但年老不能勒索我们的尊敬，倘若别无可以尊敬的地方，所以我不能因为他是先辈而特别客气。”[35]在短短的一年中，周作人对林纾的看法为什么会急转直下，由之前的赞扬变成批判了呢？直到目前，学术界也未有定论。王桂妹认为，这与周作人章门弟子的身份有关，在章太炎及其他弟子都对林纾大加挞伐之时，周作人对林纾的声援显得离群，故他及时调整并反转对林纾的评价。正是这样的“门户观念，影响了周作人对林纾的态度。”[36]我们认为，在林纾生前，饱受新文化运动诸人无情痛骂，但是在林纾死后，很多文章却又对林纾进行过分赞扬，可能在周作人看来，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故他又发表与之前观点相左的文章，提醒大家注意对林纾评价的尺度，但他的转折实在太大，很难按照常理进行推测，可能变成一桩悬案。
身兼作家和翻译家的曾朴，也是受林译小说的影响之后才进行法国文学翻译的，当然他也有对林纾的委婉的批评。在曾朴看来，林纾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是失策之举。一是应该使用白话文进行外国小说的翻译，这样才能让更多人阅读，也能使译文更为接近原著；二是应对翻译对象给予筛选定位，才能找寻到好的底本，译本才会更精确，但这两点林纾都坚决反对，故曾朴只能表达自己的遗憾和委婉的批评：“我觉得他理解很含糊，成见很深固，还时时露出些化朽腐为神奇的自尊心，我的话当人要刺他老人家的耳，也则索罢了。”[37]其实曾朴的建议是很好的，可惜林纾未听进去。在曾朴看来，林纾在翻译中“如果把没有价值的除去，一家屡译的减去，填补了各大家代表的作品，就算他意译过甚，近于不忠，也要比现在的成就圆满得多。”[37]曾朴的评价是十分中性和客观的。
相对于全面赞扬和全盘肯定，对林译小说持矛盾和中性评价的观点更为合理。林纾作为晚清最后一批坚守古文的人，在新的时代看不清文学和语言发展的方向，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他翻译的西方小说，是新旧文学过渡的桥梁和纽带，对其否定也失之合理。正如有论者指出，林纾“一方面给古文做了一个最后保护者，一方面给新文学做了个半开门。……自新文学提倡以来，常把林氏作为攻击的对象之一，这本是一个手段，不作反面的攻击，正面的局势不容易成立，在这种场面之下，议论当然是偏激的，既至利用他把新的局面让出之后，当然要平心静气的给他在文学史上留个相当的地位。”[38]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并非没有缺点或失误，如在旧戏、汉字的评价上，某些先驱者的意见就相当偏激。在另一些具体问题上为了矫枉，有时也不免走过了头。”[39]处于晚清时代转型和思想巨变历史场域中的林纾，有着太多的迷茫、不安和焦虑。特别是民国的第一个十年，国家并未整体向好，社会上“什么寡廉鲜耻、狗苟蝇营、覆雨翻云、朝秦暮楚的丑态，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19]，身为旧派文人，林纾发现变革后的民国在某些方面还不如晚清，这让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民国之后的世道并未出现民众期待的治世，乱象仍然丛生，这无疑更加剧了林纾思想的保守性。为此，陈平原评价道：“这种在新旧夹缝中苦苦挣扎的两难处境，包括其犹豫、忧伤与困惑，以及日渐落寞的身影，很值得后来者深切同情。某种意义上，转型时代读书人的心境、学养与情怀，比起此前此后的‘政治正确’来，更为真挚，也更可爱。”[40]我们今天对林纾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并不难，但当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他很难对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作出理性的研判。在今天看来，新文化运动诸人对林纾的批判态度，确实不够理性，当时的“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唯新是从”[41]确有过头之嫌。因此，公正看待林纾现象和林译小说才是今天的应有之义。
四、结语
林纾及其翻译小说在五四前后被新文学运动诸人猛烈批判，原因在于当时找不到更比他适合的批判对象，他碰巧成了标靶，实在是有失偏颇。对于自己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遭遇，林纾无奈发出“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42]之叹，期盼后来者能理解自己的苦心。在今天看来，林纾对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作用和价值，并不比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低，他“以翼古卫道之古文，写茶余酒后之小说，一破我国评话小说之体例，而市井俚俗之故事，亦一跃而登于士大夫之堂上”[43]，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书写习惯和读者的阅读认知，是值得肯定的；历史走过百年，林纾当时对传统文化的倾力呵护，确有积极意义。因此我们对林纾的评价，既不能因他身上的保守性而一概否定，也不能因他的开拓性而摆上神坛。
平心而论，我们今天去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推动和转型之功是不容抹煞的，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者出于构建新的文学文化范式之需要，偏激甚至失当的言论亦是不少，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价值却不见得完全没有瑕疵。很大程度上，林纾“与新文化的分歧，并非是否使用白话，而是是否使用白话，就一定废除古文。”[44]林纾认为，文化改良和革新不能以抛弃传统为代价，特别是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不可偏废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代的要求，当时的新文学提倡者不能也不可能看到林纾反对意见中的有价值的东西，而只能一笔抹煞和一棍子打死。”[45]因此，我们应该将林纾置于整个晚清民国的社会语境中去进行综合评价，这样才能正确认识林纾的局限及其价值。
综上所述，现代文人之所以对林纾及其翻译小说表现出迥异的评价，主要归因于以下几点：一是林纾在翻译引进外国小说的过程中，不谙原著，并操用文言翻译，后来有过域外留学经历、稍懂外语之人，都能轻易找出林纾误译、改译、漏译、反译等问题，而且身处时代错位的他，又以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自居，自然成为了新文化运动者最合适的攻击对象，这成为时人或后来者否定他的理由；二是林译小说一新国人耳目，他翻译引进的西方长篇小说，颠覆了中国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模式的书写习惯，当一部部完全不同于自己民族和文化传统的文学作品摆在读者面前时，无疑会吸引国人的好奇心，这为林纾获得大批拥趸；三是林纾过人的文言描写能力和文学修养，影响了很多文人，特别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在中西文化之间寻求国家富强、民族进步的学者文人，从林译小说中发现时代新变的世界性元素，他们开始反思传统之积弊，努力把中国带入现代化的门槛，思考中国文学转型的可能性，诱发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但不管林纾面对的评价如何，他在近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和存在，成为在新文学、翻译文学、古文等方面一个绕不开的点，正如寒光所言：“中国文学界由他才开放文学的世界眼光；所以他对于新文学的功绩就像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荒谬的所在应该原谅，功绩却是永远不可埋没的。”[46]可以断言，对林纾的研究和阐发还将持续下去，我们也将会不断还原、接近真实的林纾及其翻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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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Attitudes Towards the Lin 's Translation Novel by the Modern Scholars
GUAN Xinfu
(School of Language Art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 550001，China )
Abstract :Lin Shu and his translation novel have great influence and controversy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modern scholars were more or less influenced by Lin Shu's translation novel. To sum up,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modern scholars held three attitudes towards Lin Shu's translation novel：first, criticism and negation; second, praise and affirmation; third, contradiction and neutrality. These acceptance attitudes illustrated the diversified influence of Lin's translation nove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it also reflected the course of the generation and chang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Lin Shu's translation novel; new culture movement;Modern Scholars; three attitudes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99( 2019) 05-0131-08
国际 DOI编码： 10.15958/ j.cnki.gdxbshb.2019.05.17
收稿日期： 2019-06-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近现代报刊翻译理论资料整理与研究”(18BZW112)。
作者简介： 管新福，男，贵州贵阳人，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诗学、近代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
(责任编辑：杨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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