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浙江地区对外贸易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贸易论文,古代论文,浙江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的浙江地区居住着大量越人，他们很早就掌握了造船和航海技术。《逸周书》称：“成王时，于越献舟。”《慎子》记载：“行海坐而至越，有舟故也。”《史记·东越列传》肯定了宁波是当时的出海之地，航行已达台湾岛和日本西南岛屿。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古代浙江地区是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生产工具从使用木耜到向青铜器、铜制和铁制工具的变革，使生活在江南优越地理环境中的先人们很早就发展了农业及其他副业，建立起江南经济的文明。
三国时期，东吴利用江南地区的优越地理条件，鼓励人民“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①a]以巩固政权。又用牛耕和推广铁制工具，改进水利工程，导溪入河，蓄水防旱，以及实行奖励垦荒的政策。几年之后，终于形成“谷帛如玉，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②a]农业的繁荣丰富了市场，加速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其时，长江中的战船首推东吴，远近闻名。在候官（今福州市）设有典船校尉，强令刑徒集中造船。战船船体分上下五层，全船能容三千兵士。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造船业的发展，为其海外贸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市舶司的建立与对外贸易
随着封建经济的逐渐发展，经商已成为人们经济生活中一种重要手段，统治阶级为了拓展对外贸易。以国家形式出现的贸易制度渐趋形成。
三国时代，东吴是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东吴统治者善于经商、注重经商。《吴都赋》记载：“富中之氓，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公元233年，将军贺达等率兵七万余人载金银珠宝珍奇货物远航到辽东半岛、高丽国。据《太平御览》所记，驰往大秦船只是“张七帆”的大船，大船有二十多丈，离水面高达三丈左右，载客六、七百人、载物万斛。市舶司建立前的浙江贸易以东吴为主首开记录。
1、市舶司的建立
南北朝时期偏重南海贸易，据《宋书》记录，南洋海面上“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商客自来。至隋朝，统治者从“扬威”出发，大量招徕西域外商前来隋朝贸易。京都设立了四方馆，这是外交、外贸合一的中央对外的组织机构，任务是“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国及互市事”。唐朝初期设置鸿胪寺，相当于礼仪司专门接待各国友好使节和商贾、学者。以后又专门设商馆招待海外商人。同唐朝友好通商及文化交流的国家已达七十多个。不久，唐设互市监和市舶使掌管对外贸易，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海路有三条，其中一条由明州（今宁波市）或扬州出海横游东海驶往日本以及南亚诸国，明州正式成为唐朝重要通商港口。市舶之设发挥了不少作用。入宋以后，更有市舶司之设，公元971年，宋太祖开宝四年，在广州设置市舶司。此后，北宋政权又陆续在杭州、明州（今宁波市）、泉州、密州（今山东胶县）的板桥镇、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一带）设置了市舶司或市舶务、场。
《宋会要辑稿·职官》中记述：“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又宋高宗语：“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当时宋朝已正式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最远至非洲中部东南岸一带。
元朝，杭州商业更为发展。《马可波罗行记》载述“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小市无数……有四、五万人挈其消费之百货来此贸易。”连中等城市湖州，也因丝织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其商业资本活跃起来。沿海城市庆元（今宁波市）、温州、澉浦（今海盐）、上海等均设市舶司或市舶提举使，提举使在当时是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浙江地区在元朝南方经济地位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元1403年，明永乐元年，明成祖下令：“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隶布政司。”明朝设置的市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末一个。
2、市舶设立后的浙江对外贸易
唐政权设立市舶后，“海外杂国贾舶交至”，从明州登陆进行朝贡贸易的除日本、高丽外，还有南洋一些国家。从明州登陆的外国船舶之多成为唐后期三个港口之最。
五代时期。浙江成为被割据的吴越国的领地。为疏通南北交往，修筑了钱塘江堤，凿平和疏通了江河中的滩面和杂物泥淤，方便了水道的航行。同时，又置博易务管辖南北交往贸易之事，吴越成了泛海通商之地。遣使去新罗，册封渤海王。又去海岛诸国，册封一批当地的郡长首领。又据《吴越备史》记载，浙江最早从海南大食国（即今伊朗）取得火油（即煤油），以铁筒盛之，用火点燃，其烈焰弥盛。
北宋时期。两浙地区经济上更加发达，国家重视浙江的经济发展，使造船业更为兴旺。杭州、明州、温州、秀州成为全国造船业主要承担地区。工人之多、规模之大、船体之精巧宏伟令高丽人“欢呼嘉叹”，而百姓更是争相传递信息“倾国耸观”。[①b]由于北宋战祸横飞连年不断，北方陆路被西夏和辽割断，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北宋政权重视对海外贸易，重视对外商权益的保护，明令外商可向朝廷控告，上诉不法官商。政府解决外商的困难，一旦船只遭遇海上风险就尽力给予援救。总之，对外国商人在华行商提供经营、生活、航行中的一切便利，保证了奖励制度和招诱外商来华进行贸易的利益，促进了浙江的对外贸易。
元朝。统治者为了使蒙古游牧部落从低下的生产水平中解放出来，加强了经济政策上的一系列对外经济贸易的措施，其有利条件是一统中华，开拓了疆界，庆元港（即今宁波港）成了海运外贸港和军事港口。庆元港建得更加完善，有了充分的经营基础，促进了外贸的发展。
明朝。公元1369年，明太祖洪武二年下令禁蕃下海，严明禁止本国船只出海，使宁波港等港口处于半闭或全闭状态，市舶制度彻底衰落。公元1523年，嘉靖二年，由于日本争贡事件，宁波惨遭洗劫，倭寇掠了东库，烧毁宾馆，杀虏边将和平民，朝野上下一片惊恐，市舶就完全停止，外国船只不能入港，宁波首当其冲全封闭禁通商。
港口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浙江的港口以明州、温州、杭州、澉浦（今海盐及其南边）、华亭（今上海松江地区附近）、双屿港（今舟山东南边）为主。以宋代的两浙为例，管辖地域相当于今天浙江全省及上海市和江苏的镇江、金坛、宜兴地区东部。北宋时称作两浙路；南宋时又分为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①c]
（一）明州。明州（今宁波市）是浙江对外贸易最主要港口，在政府对外开放政策的保护下，得天时地利之便，在清朝之前其造船业和海运业均居全国之首。
从史料中可见，明州的海舶制造业规模大，技术先进。它曾生产出数百千计的大、中型船只，造船吨位已超过同期其它港口。在唐朝，明州不仅担负着国家对外贸易之职，而且国外向唐朝朝贡也多经宁波港登陆进入中国，故宁波成为全国贸易的主要口岸之一。此后，东南亚一带、日本、朝鲜等国同中国进行官营贸易必须经宁波港，直到清朝鸦片战争后，上海港地位超越宁波港之后，明州港的地位才降了下来。
（二）温州。温州是两宋时期浙江的海外贸易港之一，一度设立市舶务机构。温州港的开放减少了宁波港的压力，使很多外来船只能够停泊在温州港。同时还设立外国商人来华接待所，名曰：来远驿和待贤驿。直到1195年才撤消并入明州。
到了北宋晚期，宋朝政府规定温州港必须“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②c]原因是温州一带有很多可供出口海外的货物，备受各国人民的欢迎。
到了元朝时，温州曾一度建置市舶司，在元政权统一全国政务经济的基础上，温州港的外贸蒸蒸日上，一片繁华，连国外的僧侣也常来温州，进行佛事方面的交往。
（三）杭州。杭州是江南的富都，人称“人间天堂”。其地理位置并不适宜做港口，但由于它位于钱塘江口，人口繁多，富盈豪华，又极便于游览，成为“四方游士为之宾客”的胜地。[③c]对外贸易之繁华，为人所熟知。其时，杭城上下销售舶来品成为杭州城的一大特点。宋朝在这里建立了市舶司。外商来船总停靠杭城。北宋时称杭州为“东南第一州”，荟萃一批至杭州城经商的商贾。
到了南宋时代，杭州成为都城区，在文化、经济、外贸方面有了更快地发展，作出了贡献。据《诸蕃志》等书籍记录，经杭州通商的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南宋朝廷有往来的使节和贸易关系的国家主要有高丽、日本、大食（阿拉伯）、波斯（伊朗）以及印尼地区的爪哇等，杭州成了商人、僧侣、游客来华的集中地区，使南宋政权岁入税额超过了二百万贯。
到了元、明时，杭州几成外国游人必经之地，来往游览的洋人络绎不绝。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杭州是当时最美丽华贵的城市，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
（四）澉浦。澉浦（今海盐县南面）离杭州城东面约25里。公元1246年置市舶官，1250年置市舶场，负责来港船舶并管理税务事务。据《澉水志》载述：“此方不事田产……惟招接海南诸货，贩运浙西诸邦，网罗海中诸物以养生。”可见其地一直是海货及外货的专门市场。而海船来澉浦镇的番货又纷纷转运至杭城，其中有大量珍奇药物和香料的输入，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五）华亭为今上海松江一带，最早建县于公元751年，唐玄宗时属地有昆山、嘉兴、海盐三县。五代时到南宋初期又属秀州后又改为嘉兴府。到了元朝后归为松江府，可辖范围远远超过华亭范围。这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安定、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均衡发展是分不开的。北宋时也曾兴置市舶务作专门机构，华亭县的海船停泊港在元朝时划为上海县范围。华亭港即最早的上海港。
宋元时期，上海已成为海外贸易港而闻名于世。“市舶及榷货物”招致外商云集，实因物货兴盛、交通便利、经商贸易通达四方之因。两浙路的重要对外贸易港包括上海华亭港，因为那时将华亭划入两浙路。
（六）双屿港。离舟山东南一百里左右，浙江宁波附近的海上岛。双屿港前后设港二十多年，时间并不长，但在浙江港的交通贸易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双屿港在时代时才兴盛起来，这同商品流通和经贸稳定有关。虽然离杭州较远，但地理位置、地形等十分有利于开展贸易，特别是适合海上私人贸易。明朝中期，为逃避市舶司重税的私商纷纷到此经商，随后也吸引国际海盗商人，常集此港。葡萄牙海盗宾托（Fernao mendeg Pinto）在《游记》一书中记述：“双屿港总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每一年进出口贸易额达三百多万葡币……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货币的。”“……贸易发展更快了，这是葡萄牙在东方最富庶的殖民地港口。”可见当时双屿港的经商程度。
公元1548年4月，官兵和盗贼之间展开了战斗，各不相让，驻军只能用木石填塞封港，使双屿港完全丧失了作为船只避风浪及上岸经商的作用。政府正好以此理由解决了走私日益严重，盗贼不断破坏性争斗的弊病。
主要几种对外贸易物产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的中国封建社会，能形成一种官商对外贸易的传统政策，主要得益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也不能忽视自然资源、历史条件等因素。
古代浙江对外贸易主要为丝绸、陶器、漆器、瓷器。以后发展了，有药材、茶叶、工艺品等物品。浙江的丝绸产量和质量为浙江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汉时，以浙江地区为中心，发展了中国沿海的对外贸易港口，汉设大鸿胪寺管外务，成为中国最早的对外机构。在官方指导下，以陆路丝绸之路为主，形成了同朝鲜、印尼、缅甸、中亚大陆、日本、天竺、大秦等国贸易渠道。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的经济贸易团经由西南方向少数民族地区而向外扩展。浙江的丝绸产品和小工艺品流传西洋很盛。三国时期，中国分裂，战争不断而物产丰盛的南方长江流域，杭州、温州、宁波一带的经济却没有受到战争影响，城市更趋繁华。中华的绫绢丝锦织物连绵不断运往国外。
南朝时放宽了对外贸易政策，致使洋商自由贸易权限扩大。浙江以杭嘉湖平原一带为中心，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含有封建消费性质的城市。浙江地区聚集一批北方南移的富户和商贾，有不少以丝绸为业的行家，使丝绸业越办越兴旺。丝绸生产方式是以官营和民营形式出现。官营丝绸业仅限宫廷和朝官之用。北宋时，织绣染和绫锦帛已混为一体，运往国外以显示中华织锦之精巧，物产之丰盛的赠品不计其数。到了元代，丝织业分成机织和丝料业两大行业，丝料成了政府对外的主要收入。浙江明州就是当时丝绸品最集中并不断出口的港口。明朝时人们已用棉织品作衣料，但丝织品仍然是出口贸易的大宗物品。中央除直属管辖丝棉织造外，浙江杭州府、绍兴府、温州府、宁波府、金华府、湖州府、嘉兴府等均设置织染局，因此素有“丝贵湖丝”之说。
清朝时杭州的民营手工业在生产技术，新工艺方面又有了别具一格的发展，除丝绸织品外，黄白两种生丝、木棉、大量的瓷、漆器也由海船纷纷外运，以后连矿产品、农产品、水产品、半成品的纺织品、动物肉制品、干鲜果品、中华药品、文化用品等均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物品。
此外，明朝时的漆器在制作技术上更有发展。《浙江通志》记载，“宁波泥金彩漆、描金漆器，名闻中华”，特别是泥金彩漆已成传统工艺特色。漆膜上描塑出的山水花鸟虫草人物图案，十分生动。
宁波、温州一带的草席，又称“甬席”、“明席”、“宁席”，编织精良，光滑柔软，使用耐久，也很受欢迎。
综上所述，浙江是个通商万国的省份，自唐朝至清朝，其商品经济发展日渐显示出区域经济的优势地位。随着浙江物品大量从海、陆两路输出国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不断输入我国，如象牙、琥珀、砂金、水银、玳瑁、香料、樟脑、槟榔、木料、手工艺品等也成了中国所需之物。国与国的交往促进了中国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浙江地区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起了很重要作用。
注释：
①a 《三国志·华覆传》，卷六五。
②a 《三国志·孙权传》卷四七。
①b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客舟》卷三四。
①c 见《宋史·地理志》。
②c 《宋会要辑稿·食货》。
③c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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