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新中国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3)03-0138-04
关于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这样一个论题，最初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有幸对中国进行采访的外国记者发现并作出事实性叙述，一些国外的汉学家对此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探索。现将这些探索的观点介绍如下。
一、历史的见证：外国人亲历新中国人民思想和精神面貌的变迁
由于事实上存在的封锁与被封锁，能够亲眼见证新中国思想改造效果这一巨大的社会变迁的外国人，实在是少数。埃德加·斯诺是其中幸运的一位。1960年，他在建国后第一次重访中国后所著的《大河彼岸》中记载了这种变迁给他的印象：“最大的转变是在于人民。”环境清洁，人们平等交往，有礼貌，热爱学习，忠诚，“随地吐痰，高声叫喊，争吵，赌博，毒窟，妓院，市场里的争吵声，街头小贩的讨价还价声，人力车声，都已销声匿迹”[1]。这与60年前另一个美国人阿瑟·史密斯的印象是如此的截然相反，在他眼中，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蔑视外国人、有私无公、不求舒适和方便、缺少信用等等[2]。在外国人眼中，这些构成了当时中国人不文明的铁证，否则斯诺也不会如此有感于他接触到的各处的清洁和文明习惯。
法国记者K·S·卡罗尔在60年代中期访问了中国。他发现尽管中国人住房严重匮乏，物质严重短缺，“其生活条件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都是滋生不洁和疾病的土壤，是助长犯罪的温床，而当局却成功地把他们引上了纪律严明、行为规范的道路”；他同样有感于环境的清洁和人们的忠诚，“如果你了解1949年时的上海滩，那么只有那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才会否认已经取得的惊人成就”。卡罗尔在看到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后，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与蒋介石政权相对比，发现了一些变迁的深刻根源。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被费正清评价为“试图用兵刃和斧头塑造中国的新人”，国民党“净化道德”的失败说明“世风日下的根源在于经济社会关系的每况愈下，无论靠说教或高压都无法扭转局势”。从而否定了仇视中国的人认为中国的现象只是“毛泽东实行高压政策的结果”的谬论，高压不会产生美德，甚至连美德的假象也不会[3]。
1972年5月下旬，费正清携夫人访问中国，为了增强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他们明确地请求不去主要的工业企业，以便重访他们在以前的旅行中已经熟悉的地方。在43天的旅程中，“那已经改变了中国景观的巨大的自然变化使他们感到惊讶”。他们在寄回的信件中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变化。“农村青年妇女中不再有缠小脚”；“相对减少的蚊蝇及儿童显然不再营养不良”；维尔玛夫人“热烈地反映有关改善妇女地位的情况，这种改善体现在新的婚姻法、平等受教育的待遇以及劳动大军中无所不在的‘女权’中”；在参观了北京北面一所五·七干校的一次学习小组会后，费正清评论道，他已经目睹了“一种远比老孔夫子的记录更卓越的自我灌输方式”，因为“每个人本身的道德品行是与历史以及作为整体的人民联系在一起的”[4]。费正清认为这是灌输适当的阶级观念的道德改革运动，称赞“毛的革命是为了人民”，是为了把农民引进政治生活、为了解放妇女、提高公共福利和增强中国人的自尊心与民族自豪感。
二、关于建国后历次运动的思想改造意义
费正清教授认为：“共产党掌权前的中国在许多方面是中古式的和极为特殊的——不守时刻，缺乏公德和公共卫生习惯，把家庭放在社会之上，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以及1935年那场徒劳的新生活运动所谴责的一切不良态度和恶习。”中国社会这种现代之前的性质，使爱国者感到耻辱，因此，毛“在彻底控制了全国之后，便不仅着手改造经济和社会秩序，而且也改造个人”[5]。施拉姆教授则在他1966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注意到：“‘思想改造’的方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六年中，一直大规模和频繁地使用，以致这个过程已成为毛的中国的基本特征”[6]；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克服官僚主义，改造人的灵魂，通过人民群众参与来建设新社会和发展经济”，是一场“文化和道德观念的大跃进”[7]。中国之所以经历了众多运动，“目的是（至少部分地是）要把传统的文化和价值改造成一种将有助于实现社会平等的新文化和新价值体系”[8]。可以说在西方学者眼中，建国以后历次运动都带有思想改造的意图。
关于新婚姻法普及运动。费正清认为新婚姻法使“妇女在结婚、离婚和享有财产方面获得完全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一摆脱家庭专制的解放，给予自古相传的家庭和氏族制度以沉重的打击”。并且，在50年代的各项运动中，检举父母的孩子受到表扬，从而把“自古以来强调的百善孝为先的教导完全颠倒过来了”，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尊祖、家族一体和孝道等观念”[9]的解体。史景迁则注意到“在《婚姻法》颁布后一年之内，共有近一百万名妇女离了婚”，它使妇女“从暴虐的强制婚姻中解放”[10]出来。特里尔高度评价新婚姻法和土地法：“这两部法对旧中国是有力的一击。这两部法似乎给予迄今毫无差别的中国大众以个性”[11]。施拉姆也同意婚姻法确立了妇女的平等权利，打击了整个婚姻制度及在此基础上的家庭制度，并且，“它削弱了家庭对个人的控制，从而促使公民形成一种以改造传统社会为宗旨的新型社会组织形式”[12]，从重构社会结构来改造思想。
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50年代初在高校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思想改造，到1957年反右派乃至“文化大革命”，始终贯穿了试图将知识分子改造成现代公民的努力，虽然结局并不理想。关于这点，费正清虽然肯定“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地致力于改革，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但是，由于思想改造过程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这种方法使大多数人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暂时接受新的态度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因此，他指出，不应认为“那种运动能轻而易举地改造中国人的性格”[13]。史景迁分析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思想改造计划，“主要目标是根据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下述几种现象：一是过分推崇西方；二是躲在‘象牙塔’里，看不到革命的紧迫性；三是自甘颓废或无病呻吟”[14]。与史景迁视角不同，施拉姆基本上站在费正清相似的立场，他认为，“建立自我意识，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改造的核心内容”，但是“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以对现政权的新式孝道来取代构成传统中国核心道德价值观念的孝道”[15]。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仍未树立起来。
同样涉及到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洛伊宁格尔在论及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认为，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伊始，便希望尽可能地吸引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建设，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人格的独立性”、“缺乏自律精神”、“缺乏政治平等意识”，知识分子如果不实现自我改造，便“不可能与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与领导民族前进的主体力量相结合从而发挥出自己的巨大能量”。同样，对于“文化大革命”，洛伊宁格尔看到中国的知识阶层一直以来以清高、牺牲和舍利取义为标榜，而智慧、变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现代意识未进入他们的道德范畴，因此，“他们首先必须进行的是自我更新改造。这种改造的基本点和标准是他们必须具有自觉的自我意识和明确的人权意识”[16]。尽管从5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通过批判传统观念，试图借此树立起知识分子的自主意识，但是，中国人对国王、天子、大臣的着迷症，是难以医治的，“作为中国人的毛泽东能够理解中国的这种劣根性，而这又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根除的”[17]。
关于农民的改造问题。施拉姆论证了“自1933年‘查田运动’以来，毛泽东一直坚持强调，中国农村的改造首先是一个政治和思想改造的过程”[18]。包括使农民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的文化和知识革命，以及转变农民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建国后因此利用合作化“来引导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民‘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毛泽东主义的社会革命是通过改造人民来改造社会，“把农民变成公民，使农民大众参加现代生活，进行技术化的生产，并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19]。可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说明毛已对知识分子失去了信心，他发起“大跃进运动”，把人的意识和道德品质当作决定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只有农民才具有真正的革命创造性。同时费正清提醒他的同行：“如果不承认毛主席把农民从文盲、疾病、营养不良以及散漫不团结之类缺陷中解放出来的决心，那是很不公正的”[20]。对此，洛伊宁格尔说，人民公社似乎是一个一举解决工农差别从而根本消灭旧式农民的千载一遇的时机。“这件事真实地暴露了毛的意图，以提高农民的方法消灭农民，而人民公社恰当地为实现这一想法提供了组织形式”。因为在奋斗的进程中，人的精神将变得美好，这种由旧道德迅速向共产主义道德过渡的办法很可能是彻底改造农民的一条简捷的道路。“此后，毛泽东这个农民的儿子，在他的有生之年始终也没有忘掉教育、改造农民这个目标”[21]。
三、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
在西方学者看来，思想改造运动就是要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
费正清认为，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中重提“老三篇”，想克服的弊病并不是社会关系或客观条件的产物，“而只是人们品格中的污点”。树立起“彻底的奉献精神、纯洁的思想、大公无私等品质”；“重新唤起集体主义精神”[22]等。关于这点，莫里斯·迈斯纳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除了在《愚公移山》中强调了努力工作的道德观，允诺现在的勤奋将来会有报答外，‘老三篇’的另两篇赞扬了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价值观，特别赞扬了无私的美德”。毛泽东教育人们“自私是罪过，自我克制是美德，努力工作、俭朴、自我约束、勤奋和忠诚是合乎道德的箴言”[23]。费正清还注意到，毛泽东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未能获得预料的应有的反应，它规定了日后“文革”的基本内容、目标和方法。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利克斯·英克尔斯从个人现代化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试图灌输给国民的信念：忠诚于国家的和超地区的组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具有首创性和自主精神的个人进取心；乐于了解公共事务；相信科学；有个人和社会效能感；对革新和新经验的开放态度；等等。英克尔斯认为，这种“中国体制所确立的理想公民的品质”具备了普遍性的“现代人特征”。[24]
对毛泽东时代人格状况作出深入细致考察的当首推奥克森伯格，他不仅考察了传统人格，而且考察了现代人格，并指出传统对现代的影响这样一种交叉的关系。奥克森伯格在他的《中国：动荡的社会》一书中分析了当代中国人的观念结构，它是一种包括传统观念体系、革命观念体系、技术观念体系、官僚主义观念、极权主义观念体系的交叉、冲突与融合的网络结构。毛泽东时代支持并肯定革命观念体系为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但就目前来看，革命观念体系仍受其它观念体系的影响而呈现出互相交叉。传统与官僚观念都重视权威、等级和纪律；传统与革命观念都提倡培养多面手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官僚和技术观念则强调专业化、能力和秩序；传统的、革命的和官僚的观念都赞赏人改造社会的能力。这使得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中具有了复杂的因素，即在本应是现代的观念体系当中，纠缠着应该通过思想改造加以克服的观念，这不能不证明这种改造的艰巨与复杂。
四、分析与评价
西方学者早在60年代就已开辟了中国研究的文化视角，而且，这种文化视角涉及到的学科门类也非常广泛，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心理学等，其中许多在我国至今还是非常年轻的学科，他们已经将其作为工具用来进行交叉学科的个案研究。他们把思想改造作为贯穿建国后历史事件发展的主线，这个研究视角，到目前为止仍未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建国以后确实把思想改造，实现人的现代化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由于所占资料和立场的局限，西方学者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关于所占资料的局限，对中国人的思想状况的理解，势必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而西方学者大多数从具体特征来描述传统文化而不是高度抽象地概括民族精神，因此，只能从特征来描述，难免显得支离破碎，再比如，60年代西方学者介入研究时，历史尚未充分展开，所掌握的材料又有限，他们自己对于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经常修正的。最初，很多专家都是按照中国的新闻和政府报道，对领导人的言论作分析，结果是以其言论视为其动机，进而视为事件的真实原因。施拉姆在他的《毛泽东的思想》一书的绪言中坦率地承认，直到80年代以后，“除了有机会查阅见诸文字的文献之外，我曾得到特许六次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这使我对毛的生平和思想获得了全新的视角”[25]。本文学者大多数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从单纯依靠官方出版物（报纸、杂志），实际上附和当时的中国舆论（如认为“文革”是一场阶级斗争），到研究事件的深刻根源的物质、制度基础，从而进行社会文化分析这样一个心路历程。
关于立场。西方学者大多站在本国的立场上从事研究，他们在研究中国时过于突出渲染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事实上，外族入侵也是影响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状态的根源之一。近代以来的中国处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之下，形成了浓郁的“买办文化”，“洋奴哲学”，这给予中国人的心理以很大的戕害，茅盾在1949年五四运动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就指出：“总而言之一句话，在人民中间散播民族自卑心理，就是买办文化的特长。”[26]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花了很大精力去清除百年来帝国主义奴役对人民的影响，如抗美援朝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跃进”中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等等。所有这些，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却鲜有提及。当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更进一步地研究建国后思想改造的成就与不足。〔收稿日期〕2003-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