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延安文论话语体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文论论文,话语论文,体系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到1945年的“七大”，是中共发展壮大并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扎实根基的关键期，也是毛泽东文艺理论、文化理论发展成熟并成为引领中国文艺和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关键期。对于这一时期毛泽东文艺理论、文化理论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也存在一种倾向：或集中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或偏重于《新民主主义论》(以下简称《新论》)，而将二者关联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行整体性研究和结构性分析的，似不多见。 本文认为，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文论话语体系，实际上由两套在性质、结构、功能及其价值取向上不尽相同的话语系统构成。其中，一套立足于党的“最低纲领”和“统一战线”立场，一套立足于党的“最高纲领”和“党的建设”立场；前者表现为人民性、民族话语和国民文化方针，后者表现为阶级性、党性话语和党的文艺政策；前者以《新论》为代表，后者以《讲话》为代表。两套话语既自成系统，又相互关联，互动互补，集成为一套具有整体性、稳定性、动态平衡性的话语体系。其中具有主旋律性质和话语领导权地位的主导性话语，是党性话语，表现为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及“工农兵方向”之倡导。这种多层、多维的文论话语体系极具结构性张力，为文艺和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生生不息的内源性动力。 一、以《新论》为代表的民族话语与国民文化方针 1935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中共《八一宣言》提出了实现全国总动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赴国难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①同年12月，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更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意为苏维埃“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② 苏维埃何为？根据列宁的学说，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③“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④在列宁的国际一大二次会议报告中，“苏维埃政权或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⑤这是两个可以相互指代的概念。将“阶级”的苏维埃转变为“民族”的苏维埃，无疑是对苏维埃及其政策的重大修正。 1936年8月，为重新实现国共合作，中共进一步提出了苏维埃可以“改制”、“去名”之意向。1937年4月，更是明确表示：“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改陕北苏区为陕甘宁边区；“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⑥同年5月，毛泽东重申了中共的保证：“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⑦同年9月，中共公开宣布：“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⑧1939年1月，中共再次郑重承诺：“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⑨同月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⑩ 正是在这种紧锣密鼓的路线、方针、政策调整、转换中，1937年11月，李初梨在《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中提出要“建立以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为内容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文化”。(11)1939年6月，杨松在《论新文化运动中的两条路线》中也强调：“不分信仰、党派、阶级、旧派、新派、京派、海派等等之不同，一切有民族和民主思想的全国文化界同人都亲密团结起来”，“我们要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新文化！”(12) 在承认三民主义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之时，一种可能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混同”起来的思想倾向，值得警惕。而“以三民主义来溶化、消灭和麻痹共产主义”(13)的政治阴谋，更是甚嚣尘上。中国向何处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旗帜？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4)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概念。1940年1月，毛泽东在边区文协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及其前途，作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15)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与此同时，“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16)因此，新民主主义既具有资本主义因素也具有社会主义因素，但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介和桥梁。毫无疑问，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选择，新民主主义，乃是对列宁关于落后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论”(17)的重大突破与重大创新。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18)这和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政治目标是基本吻合的。国民党一大《宣言》解释民权主义所称：“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19)虽未直接用“专政”一词，却明显含有“专政”之意。而实施“宪政”制度必须经过“军政”、“训政”阶段，则明确表达了“民主集中”乃至“集权”之政治理念与制度设计。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更是体现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基本原则：除了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外，其余皆可由私人经营或合作经营。国家既“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也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一定要走孙中山“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道路。(20) 在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新论》对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整合：“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相同部分，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的基本政纲”。(21)不同部分，除了民主政纲“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说完全相同”(22)——例如，孙中山主张通过国家对土地“征税”和“收买”来实现“耕者有其田”，而毛泽东则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23)还有一个“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以及宇宙观、革命彻底性之不同。(24) 显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乃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苏维埃革命历史反思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整合，《新论》不但在理论上驳倒了“一个主义”、“一党主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之类的谬论，而且也在思想上澄清了党内的模糊认识，化解了一般民众对于共产主义的疑虑甚至恐惧，增强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亲和力与感召力。 结论是：“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25)“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26)“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7) 新民主主义文论话语的人民性、民族性，以及作为整体形态的国民文化和国民文化方针的“非社会主义”性质，与苏维埃时期所鼓吹的国际化及其所追求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体现了中共指导思想和顶层设计的深刻变迁与巨大飞跃。从苏维埃文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创新。整合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文论话语，是一种充满政治智慧和文化智慧的大创造。它不但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组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而且也为文艺和文化的发展繁荣创造了广阔空间与美好前景。 二、以《讲话》为代表的党性话语与党的文艺政策 与以《新论》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文论的人民性、民族话语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以《讲话》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论的阶级性、党性话语。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联合专政”有一个明确界定：“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28)而《新论》在论及“国体”之“联合专政”时，并未涉及领导权问题，更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其根本原因，应该是“内外有别”：前者是党内教材，后者乃党外讲话；前者面向全党，后者面向全国；前者基于党建立场，后者则出于统战策略。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29)可以认为，正是基于或“党建”或“统战”之不同立场与出发点，才使得《讲话》和《新论》表现为迥然有别之话语性质与整体风貌。而《讲话》的三重语境，即战争语境、乡村语境、整风语境，则决定了《讲话》的党性话语及其党建立场和党建性质。 在一个政党政治的时代，建党与党建，无疑是成败得失、兴亡盛衰之第一要着。“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30)可谓孙中山积一生革命经验之所得。正如其反复强调的：“我在三十年前便提倡革命，当中失败总不下二十次。”(31)“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就因为苏俄有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32)所以，必须先“办党”，然后才可能办党军，建党国。改组、改造、重建国民党，于是成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而这一切，又必须“以苏俄为模范”、(33)“为我党师法”。(34)由于“鲍君办党极有经验”，(35)所以他寄厚望并授重权于鲍罗廷，并告诫全党必须牺牲成见，接受训练，诚意学法。 作为革命领袖，孙中山所希望的“用党义战胜，用党员奋斗”，(36)应该也是毛泽东所希望的。不过，毛泽东不需要捉刀代笔，请人代为“办党”。尤其是，他不但要求“党人为主义奋斗”，(37)而且要求党人“带领群众”为主义奋斗。因此，毛泽东对党员提出了更高要求，进行了更为严格的教育和训练。这无疑成为共产党能最后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现代政党政治和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需要，当然，也是因为召开座谈会之初衷，本来就是要和“党的文艺工作者”(也称为“我们的”或“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谈“党的文艺工作”。正如《讲话》开宗明义所言：“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38)这一切，决定了不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谈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39)这成为《讲话》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支点。 1937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曾下达命令：必须保证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完全成为“共产党的党军”。(40)已经有拿枪的“党军”，还应该有拿笔的“党军”。“我们要文武双全！”(41)于是，有了“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之喻。(42)两支军队具有同样的性质与功能，两支军队必须紧密配合共同奋斗，成为《讲话》根本宗旨之所在。 所以，阶级，成为《讲话》的关键词，也是高频词，共出现了180次之多。其中，无产阶级40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65次(其中资产阶级32次，小资产阶级33次)，地主阶级5次。此外，还有诸如阶级社会、阶级斗争、阶级性、阶级的，等等。而作为《新论》的关键词：民族，在《讲话》中才出现了5次。180比5，充分彰显了二者在话语性质、话语形态上的辨识度与差异性。而地主阶级只有5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却有65次，则透露出了理论锋芒之所向。 当资产阶级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意味这场斗争性质有了质的变化。因此，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两个“革命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这一语境中只能成为“非无产阶级”而不再具有革命性。小资产阶级作为中间阶级，则可能更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43) 出于同一思路，毛泽东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再次强调：“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如果不与之划清界限并进行教育和斗争，那么，他们“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44) 将小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并列起来，甚至提升到“亡党亡国亡头”和“篡党”的高度，对于这一点，只有把它放在最高纲领的政治框架中，才能够获得同情性理解和解释。 以思想改造为表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运动，不但表明阶级性与人民性、党性话语与民族话语，乃是毛泽东文论话语体系整体结构中的两极，而且也表明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此时已超越了新民主主义而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45)即，超越了“最低纲领”而进入到“最高纲领”。这种具有超越性、前瞻性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其实也是《新论》关于“宣传”共产主义和“训练干部”题中应有之义。这无疑为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不过，党员教育和国民教育、观念革命和社会革命、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不可同日而语。“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46)因此，尽管“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仍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47) 由此可见，《讲话》既是文论话语，也是党建话语，并且首先是党建话语。这在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讲话》的《通知》中有明确表述与概括：《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48)1943年11月，《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则不但将《讲话》界定为“党的文艺政策”，而且成为以“文艺政策”为题名的第一份中共中央文件。 三、主导性话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与工农兵方向 《新论》和《讲话》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毋庸置疑的。两套文论话语无论就形态还是就性质而言，都存在深刻差异也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有这种差异？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并把握好因此而产生的结构性张力？ 两套话语之所以出现差异，从根本上说，源自对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和政治纲领的两个层级的理论认识和顶层设计。 自1920年列宁提出“两个民族”的理论，制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49)的“东方战略”以来，在国际指导下，中共二大便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策略。不过，具体哪两步，怎么走，走到哪，不但中国的共产党人不太清楚，就是莫斯科也不太清楚。一直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才真正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今天的目标和将来的目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和理想的共产主义的统一中，毛泽东在理论上实现了孙中山和列宁、国民革命和苏维埃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辩证综合。新民主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选择和理论创新模式。 新民主主义之为新，并不是说它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有什么变化，而是因为，第一，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必须接受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也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它才可能胜利；第二，在20世纪这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由此，也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其突出表征，即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民主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之盘根错节，相互纠缠。必须拿捏好分寸，把握好度，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矛盾斗争中游刃有余，才可能役物而不役于物。这是政治策略，也是政治艺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的教条主义之所以不可接受，就因为他总是不站在自己的立场、党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正如师哲所回忆，毛泽东曾用一句话概括了王明的错误：“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50)这句话使师哲当时有醍醐灌顶之感。而所谓“别人的事”，自然既指莫斯科，也指国民党。 所以，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必须把握好斗争(包括文艺领域的斗争)的策略与艺术。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一致性”和“两面性”关系问题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 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51) 这种“一致性”和“两面性”的统一，在毛泽东文论话语体系中同样得到了鲜明体现。所以，《新论》在指出了整个国民文化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也明确强调：“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要“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52)而《讲话》在通篇强调党性教育、党性原则的同时，也没有忘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并提出具体要求。 无论是“国民文化方针”还是“党的文艺政策”，在“一致性”和“两面性”的统一中，始终存在着它的主导性。主导性话语的第一个层面，存在于作为两套话语的《新论》和《讲话》本身，并呈现为“民族话语”和“党性话语”之不同形态。第二个层面，则存在于由这两套话语所集成的具有整体性、稳定性和动态平衡性的文论话语体系之中，表现为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及其“工农兵方向”之倡导，表现为对文论话语权、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表现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与不懈追求。 《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后，尤其是向全国宣告为了抗日救国，中共愿意在“民主共和国”框架中放弃“苏维埃”而实行“更普及的民主”制度后，(53)1936年11月，毛泽东仍提出了两个发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54)1938年在鲁艺的演讲亦强调：为共同抗日建立统一战线是必须的。但是，“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不能放弃”；“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55)而关于“两个口号”之争，虽然认为两个口号都对，但同时也认为“一个有立场，一个没有立场”。(56)1945年，毛泽东对于之所以要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进行清理和清算，作了如此说明：“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57)显然，苏维埃理念，毛泽东从来没有放弃；共产主义旗帜，始终在文论话语体系中飘扬。 毛泽东两套文论话语所暗含“主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不同，从一开始便为文艺界所注意到了。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进行了选择。1946年5月4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在重庆发表了《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简称《文告》)，号召要“以文艺服务于人民”；“为人民大众服务，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58)延安《解放日报》以《中国新文艺运动中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进行了回应。《解放日报》在肯定了《文告》“基本原则”的同时，着重强调了“文艺为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结合的方向”。不过，作为统战政策和理论策略，在强调“工农兵方向”的同时，也肯定了“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并认为“这个方向，和我们解放区已在实行的为工农兵的方向是一致的”。最后，文章对“人民方向”和“工农兵方向”进行了理论整合，提出“在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样的方向下努力”。(59)“二为”方向，可谓集中而科学地体现了毛泽东文论话语体系的根本宗旨和真精神。 毛泽东文论话语体系中的“一致性”、“两面性”及其“主导性”所构成的理论张力，是极具思想的涵盖性、包容性和穿透性的。它弥漫于、充盈于、活跃于话语体系不同要素、不同层级、不同向度所集成的总体结构之中。这种张力是结构性张力。结构性张力是一种内源性张力，它始终在运动着，碰撞着，建构着，从而为我们的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文艺与文化创新，提供了极可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生生不息的动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关联研究”［13AZW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第483—488、614—61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 ③《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18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④⑤《列宁选集》第3卷第715、7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⑥(40)(5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第179、324、8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⑧(14)(15)(16)(18)(20)(21)(22)(23)(24)(25)(26)(27)(28)(29)(45)(46)(51)(5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9、534、665、668、677、678、687、688、678、688、705—706、705、708—709、648、606、688、706、784—785、704—706页。 ⑨(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第17、174—175页。 ⑩《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第4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12)(59)《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第387、354—358、581—584页。 (17)(49)《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第281、256页。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是著名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论。 (19)(30)(31)(32)(33)(34)(35)(36)(37)《孙中山选集(下)》第616、544、600、567、571、576、569、571、574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8)(39)(44)(47)(5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848、993、867、993页。 (41)(54)《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1、46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2)《讲话》记录稿。胡乔木在整理文稿时，为了在语言上“更具概括性”，将其改为一支是“拿枪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参阅王卫红《胡乔木与“延安文艺座谈会”》，《春秋》2007年第3期。 (4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括弧中“亡头”一语在《毛选》中被删除。 (4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第324页。 (50)师哲《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鲁林、陈德金主编《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1921—1949)》第323页，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 (55)《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1—122页。 (56)陈晋《文人毛泽东》第1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8)《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五册第216—22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标签：统一战线论文; 苏维埃论文; 苏联论文; 毛泽东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孙中山论文; 三民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