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管理学如何赓续中国传统文化
——兼对已有思路的讨论
巩见刚 高旭艳 孙 岩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摘要： 为促进传统文化与本土管理学之融合，利用已有的哲学理论，通过思辨的方法总结了国内既有的两种接着传统文化讲本土管理学的思路，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新的思路。该思路主张，本土管理学应该继承传统文化求道的学术传统，重视直觉、领悟等非理性方法的运用，并以传统文化“成人、成物”的理想作为管理的根本目的。相对于既有思路，该思路主要体现为其能够有效解决管理实践所面临的管理目的、“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知行合一”等问题。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本土管理学； 管理； 实践； 道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在管理实践中的广泛应用，管理学界也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的学术价值。有研究者呼吁，本土管理研究要“接着传统文化讲”，以应对学术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1]。还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是一种智慧之学，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科学，因此，本土管理学应该以传统文化为主，而以西方文化为辅[2]。以上观点总体是成立的，但也稍显笼统。因为“接着传统文化讲”本土管理学包含了许多具体的问题，如何实现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否则，终究会沦为一场空谈。但目前在这一问题上，还缺乏比较详细的讨论。本研究基于此而展开，拟从已有的两种思路入手，通过分析本土管理学所面临的问题，进一步讨论本土管理学应该如何接着传统文化讲。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文化学派众多，不便于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在实践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因此，本研究主要围绕传统儒家文化而展开。
2 既有的两种“接着传统文化讲”的思路
目前，管理学界已经存在两种接着传统文化讲本土管理学的思路，它们既体现了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体现了其对本土管理学未来发展的想像。
思路一是将传统文化当作本土管理研究得以展开的情境因素。在其看来，中国社会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文化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形成、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等，因此，传统文化因素虽然无形，但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又实实在在地产生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的存在，决定了好的研究“必须要植根于本土文化之中”[3]。此外，由于研究者们忽视了本土文化相对于西方社会的独特性，简单地将西方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模型应用到中国异质的文化情境下，由此导致了学术研究与本土管理实践脱节，因此，以传统文化为背景展开本土管理研究，就成了部分学者接着传统文化讲本土管理学的方案或思路。这一思路可追溯到黄光国[3]、翟学伟[4]为代表的一批管理学者。例如，翟学伟认为，本土研究者可以从自身的社会文化问题出发，获得一种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生长出来的地方性知识。他们以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情”和“面子”为背景，展开了一系列经典的研究。而近年来这一思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吴照云等[5]整理和总结出对于管理活动影响较大的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并基于5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假设,来构建中国传统文化假设模型和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管理方式。张闯等[6]从中国本土文化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在契约型农产品渠道关系中,农户与企业渠道管理人员间的人情、面子和感情对农户投机行为的影响,以及市场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这样的研究很多，不再一一介绍。
区别于思路一，思路二认为，传统文化蕴含了大量的管理思想，本土研究应该挖掘并弘扬这些思想；但这些思想更多的是一种松散的语言表述，少有科学与理性[7]，没有形成系统化和结构化的理论，不符合管理学主流范式之规定。由此可见，在继承之外，还应该按照西方既有的学术标准对其进行整理，以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结构化的管理理论。就像当初费孝通先生基于传统文化而提出差序格局理论那样，如此一来才会进一步赢得主流学界的认可，增强中国管理学在世界管理学中的地位。很多学者已经在此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工作，如陆亚东等[8]以《道德经》等为思想来源，提出了水式管理理论和“合理论”；另一些学者也坚持将中国民间一些日常传统思想(如礼让文化[9])带入到本土管理研究中来，在研究这些日常传统文化思想管理学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构建了一系列概念与理论模型。这样的研究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因此在当今的酒店管理专业之中，应该对实践教学的模式实现进一步的改革，使得学生在不断实践学习的过程中对基本操作技能实现进一步的掌握。因为在进行实际的酒店工作过程中，很多的情况都需要随机应变，应该对不同的顾客提供不同的服务，同时也可应该对一些突发的事件有着良好的解决能力。因此，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应该学会对突发事件的良好应对，对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进行有效的培养。这样才可以满足当今酒店管理过程中的相关工作需求，实现酒店竞争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满足当今酒店对管理型人才的需求。
而思路三则能够有助于解决此类问题。对求“道”传统的继承，有助于其从根本上提升管理者的道德境界和辩证思维能力。道德境界的提升则有助于管理者放下成见和私心，秉持“絜矩之道”，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如此一来，具体情境下的价值和是非判断自然也就不再是大问题，从而弥补了本土管理学在“应该做什么”问题上的缺陷。
3 既有思路之讨论
做人的根本性决定了管理作为一种实践应以帮助被管理者、消费者甚至管理者自己成人为目标；否则，所谓的管理就是戕害人生，必不能长久。第三种思路恰恰以此为目标，如此一来，思路三有助于管理根本目的的树立，对于本土管理学的发展意义重大，本土管理学需要以之为基础重构自身。
3.1 思路一之问题
思路一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中国社会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文化因素，文化上的差异必然会深刻影响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进而会影响具体的管理工作。由此，为了有效地指导实践，本土管理研究需要将传统文化作为一个背景因素加以考虑。但是其也有着自己的问题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 1)思路一忽略了传统文化内含的丰富管理思想 传统文化本身之所以广受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其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模式，还在于其内含了丰富的管理思想。这些管理思想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为各级管理者广泛应用和认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基于此，“接着传统文化”讲本土管理学还应该体现为对这些管理思想的发掘和弘扬。而思路一却忽略了这一点，仅仅将传统文化当作一个文化和情境因素，这对于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管理学价值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也说明该思路本身需要进一步的拓宽。
张祥龙[10]的观点或许值得商榷，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百年来传统文化断裂的严重性。笔者对此也是深有同感，比如，在中国很多城市以及偏远的乡村，都可见到大量以尖顶和十字架为标志的基督教堂，而象征传统文化的祠堂却已经难觅踪迹，与之相伴的则是孝悌、诚信以及生态伦理等传统精神在今天中国社会的严重流失。这些都说明传统文化虽不乏传承，但在当代中国社会很难说还享有曾经的主导地位。如此一来，思路一是否可行与必要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了。因为该思路逻辑上之成立、实践上之价值，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传统文化的主导性地位，唯有传统文化还占据着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方有以传统文化为背景因素展开本土管理研究的必要；否则，相关研究就在根本上缺乏足够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必要性。但思路一似乎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在过去百年的剧烈嬗变，想当然地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空间仍旧为传统所主导。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认识上的疏忽，因此也就导致其在逻辑上具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盲目性。由此可见，在百年来传统文化不断遭受重大冲击的背景下，相关研究至少应该先证明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社会中的主导性地位，但管理学者们普遍忽视了这一点。综上，思路一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实际上还是存有一定的不周之处。
云南中行党委高度重视首届进博会的前期准备和服务工作。早在今年初，就成立了以行长周洪源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召开多次专题会议研究做好进博会的工作部署，制定了客户邀约、现场服务保障、金融产品定制等一系列工作方案。
( 2)思路一缺乏对传统文化生存现状的必要反思 思路一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百年来剧烈的文化断裂，想当然地认为其还占据着主导性地位。文化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其本质上也是变动的。特别是目前所处的是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高度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决定了一国之文化难免要受到他国强势文化的影响，从而使得文化处于某种持续变动与生成之中。事实也正是如此，西方文化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已经对我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以致于传统文化在今日之中国社会到底还有多大的影响力，是否还主导着国人的文化空间，实际已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新文化运动首先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将近代中国之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的专制与落后，从而拉开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文化上自我否定的大幕。新中国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贴在传统文化上的“封建”“专制”和“迷信”等标签却依然牢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在经济上获得巨大的进步，但留给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却日益萎缩。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与价值观，迅速主导了本土文化精英的精神世界，也延续了五四一代对于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与否定。时至今日，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可能还是与“封建”“专制”“落后”等联系在一起。虽然近年来国家频频号召复兴传统文化，但经过一百多年的自我否定后，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空间里到底还有多大的影响力，是不是还在支配中国人的行为和思考方式，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1) 近年来高层频频号召复兴传统文化，此项决定有助于传统文化的长远复兴。但是当前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需要长时间的培本固元始可言“复兴”二字；同时，“复兴”二字也说明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的生存状态并不乐观。 。张祥龙[10]认为，传统文化在中国实际上已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可说是“文命危浅，朝不虑夕”。由此，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人文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旨在保护、延续传统文化的文化特区，以为人类未来延续文明的火种。
3.2 思路二之问题
相对于思路一而言，思路二注意到了传统文化内含的丰富管理思想，体现了继承、发扬这些思想的意愿。这是值得称道的，但其本身也存有一些可商榷之处，具体来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现实角度说，思路三对于矫正当前管理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而言，人与自然万物很大程度上被当作达成组织利润最大化的工具。工具理性的主导已经严重损害了被管理者的身体健康及精神空间，造成很多人生命的空虚及精神空间的萎缩；同时，它也通过消费主义的扩张造成消费者精神空间的异化，使得人心为物所役，成为只追求金钱和消费的“怪物”。甚至管理者本人也成为自身管理实践的牺牲品，精神焦虑、孤独甚至家庭关系恶化已成为困扰管理者的重要问题。而对利润的无限制追求更是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另外，概念化思维意味着一种事后的、客观冷静的观察。它本质上源自并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却并不必然有利于认识和把握人文领域中的相关事物。因为大多情况下，人们只有沉浸、参与到相关事件中，调动整个身心情感，才能领会、把握事物的丰富内涵。概念的静态化似乎为思维提供了稳定支点，但冷冰冰的概念却使得思维和理论进入不了动态的现象。对于这种概念化思维，西方学术界曾有过广泛的批判，这种批判从克尔凯戈尔、马克思、叔本华、尼采开始，一直持续到当代的现象学、解释学等。可以说，20世纪西方哲学最耀眼的成就之一，就是对概念化思维的批判和超越。目前，概念化思维及其代表的科学思维，虽然在二、三流的哲学家和学院派那里还占统治地位，但总体来说已退出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前沿[11]，因此，按照概念化思维对传统管理思想进行理论化改造，并不必然是正确和必要的。
具体到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来说，思路二也有着诸多可商榷之处。因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内涵极为丰富，研究者很难通过概念化思维，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把握其所谓的本质。不少研究者已经对儒家的“仁”进行过定义，但是这些定义不仅在形式上难以统一，而且没有一个能反映“仁”之全貌。张祥龙[12]认为，儒家之“仁”本质上就是一种做人的极致，与人生各种境遇都有关联，在不同情境下都会有所表现，因此本质上来说，“仁”是难以用某种具体的原则(如“爱人”)或行为规范加以概括的。“仁绝非可以用普遍化方法把握、用概括、直言的方式一口说尽的原则。”[12]同理，传统文化中的“道”也是不可能用概念化语言加以定义的,因为“道”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可以用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加以观察和把握的对象。古人对此深有体会，所以才有“道可道，非常道”“强为之容”“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感叹。这也决定了思路二本质上是不可取的，其实质是以中国古代高妙哲理的死亡为代价的。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可供选择的产品很多，但如何选择到合适的产品绝非易事。这需要仔细阅读技术资料，了解产品特点、使用范围、技术规格参数以及外形尺寸、安装方式等。了解的信息越多，对各种管道配件的认识和理解就越充分，就能得心应手地选择最适合的产品。
实际上，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先贤们认为，终极真理无法充分对象化地表达出来，因此，其在认识、理解相关事物时离不开具体情境和变化着的现象，主张与时偕行，是一种在认识、理解中展开具体行动，在参与事物的构造中不断对之加深认识与理解的思维方式。正如真正理解愤怒只能通过自己实际的愤怒，学会游泳只能通过自己的实践，而绝非掌握一些概念和要领就可以实现的那样。这种认识不仅体现在口头上，最终还要体现为人内在道德境界的提升以及思维方式的改变。所谓的“格物、致知”“一日三省吾身”等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杜维明[13]称之为“体知”；张祥龙[12]则称之为“热思”，以区别于西方惯用的、主客二分式的概念化思维。在他们看来，儒家对“仁”“道”“中庸”等的把握，是投身其中进行内在生命的体验，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反思、领悟而形成的。基于此，儒家在讨论某一问题时，总是偏向于具体的情境下时机化地展开，而非给出一个冷冰冰、普遍化的定义。例如，孔子虽然经常回答什么是“仁”“孝”的疑问，但是他始终没有给出一个科学意义上普遍化的定义；相反，他总是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与问题，给出一种情境化、时机化的回答，而这种回答虽不是科学化的定义，但是却能够有效启发具体情境下的学习者，使其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自身体验直接联系在一起，最终实现自身道德境界和认识能力的提升。而概念化思维却难以达到这一点，因为其主张自我反思和体悟，不与人的实际生活和问题发生真实的联系。
不同的土壤有不同的深松要求，而且土壤的墒情较好时，深松作业的难度相对低一点，反之，深松作业难度较大。在深松整地时，应该根据土壤墒情确定，不能盲目深松，土壤含水量较小、较大都会导致深松作业质量较差，出现体积较大的土块、深松沟等，作业过程中的阻力也比较大。因此在深松作业过程中必须要对土壤进行详细观察，在墒情适宜时开始深松作业。
在西方传统哲学看来，儒家文化缺乏科学所必需的概念以及理论建构过程，是一种落后的文化形态。但是一种文化落后与否，主要取决于其在思想上是否具有某种深刻性，在实践上是否真正有用等，科学或概念化思维并不是绝对的标准。实际上西方哲学百年来的进展，特别是现象学的兴起，使得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显现出特有的价值与合理性。现象学呼吁回到实际生活经验，去展开存在论层次的哲理言说，这与传统文化不离自身生活、“切问而近思”、由“格物”而“致知”的特点相呼应。在张祥龙[11]看来，现象学的方法本质上反对概念化思维的霸权式统治，提倡一种“热思”的方法，它本身虽有内容，但这个内容还没有对象化，它以正在进行中的经验为内容，所以说，现象学本质上是强调非观念化的、随境而变的、柔性且具有内在时间性的思维方式。这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恰好相通，中国古代从《易经》开始的思想方法，就是以变易中的不易、简易为特征，它非常的柔，强调与时偕行与随境而化，因此，现象学的兴起，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有了被重新发现的机会。由此可见，思路二看似合理，实际上却有失偏颇，没有紧跟世界哲学的最新发展，也并未理解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的真精神。
( 2)思路二没有显示出来自实践的足够必要性 相关学者重视基于传统文化的理论建构，而理论建构之目的为何？学者们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观点，只是认为这样做可以与国际主流管理学更好地接轨，提高中国管理学在世界上的地位[14]。笔者理解中国学者提升本土管理学国际话语权的迫切心情，但并不赞同此种做法。任何理论或者思想本质上都要以实践为根本旨归。对于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来说，如果只有经过概念化思维处理才能有效指导实践，那么对之进行科学化、结构化并无不可；否则，就难说有大的必要。而现实却是传统管理思想虽不具有严格的定义和结构化形式，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广大管理者对其一如既往地偏好和推崇，也鲜有管理者公开抱怨过这种不够理论化、不够结构化影响了自己对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解与应用。既然如此，对之进行理论化、结构化改造的必要性又何在呢？相关学者还没有对此进行过严格的讨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疏忽。由此可见，对此问题进行详细说明实属必要；否则，思路二就只能是一种为理论而理论、为国际认可而改造传统文化的一厢情愿。
( 3)思路二并未抓住传统文化重视“功夫”的真精神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但是这种精深和丰富并不体现在概念、理论的数量上，因为其强调的核心思想实际上是数量有限的。道家老子自始至终强调的是道法自然的“虚静”与“无为”；而儒家从孔子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宋明理学，自始至终强调的是“仁”“义”“中庸”等思想与理念。《大学》仅仅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十几个字就完整地将儒家思想表达出来，因此，朱熹指出，“若不用躬行，只是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这个事，说只消两日说了，只是工夫难”(见《朱子语类·卷十三》)。这些都说明传统文化之要紧处在于修身功夫，而其倡导的核心思想在数量上并不算多。由此，对其进行科学化、理论化改造，很可能面临没有多少理论模型可供构建的局面，也无法抓住传统文化重视修身“功夫”的真精神。
以上讨论了“接着传统文化讲”本土管理学的两种既有思路及其可能面临的问题及不足。由此看来，它们表面上似乎尊重、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这种尊重和接续是非常有限的。思路一只是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情境因素，在此之外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却都是西方的；思路二虽重视传统管理思想之价值，实际却是用西方的概念化思维对其进行再包装，其表面上是“接着传统文化讲”，本质上却还是“接着西方讲”。上述问题的存在，说明相关思路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调整与改变。它们都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背后实际隐藏了古人对管理深层次的理解，隐藏了一种独特的学术传统。本研究认为，在思路一和思路二之外，管理学界还应该接续这种独特的理解与学术传统，而这也就是本研究所主张的“接着传统文化讲”本土管理学的新思路。接下来做进一步的论述。
4 “接着传统文化讲”的第三种思路
西方管理学重视人的纯粹理性，认为只有拥有了科学知识和理论，才能够有效应对来自实践的挑战等，因此其发展出了一系列科学化的理论、概念、模型等，形成了今日西方主流管理学之形态。传统文化对于管理的理解则大异其趣，形成了重视求道的学术传统。这种独特的理解从根本上造就了传统管理思想几千年的绵延不绝，虽然在科学大受重视的今天它并不受重视，甚至往往被冠之以“前现代”“不科学”的称谓，但“接着传统文化讲”从根本上说，更应该是对这样一种独特理解和传统的继承；否则就会浮于表面，抓不住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的精华。具体来说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继承传统文化与管理思想之求道传统 受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思维的影响，西方管理学重视对管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所谓管理研究，就是将局部与整体分割后，对其内部因素的关系进行分析，以获得某种理论知识的过程。而传统管理思想却不重视分科而治，也不追求具体的知识和理论，而是追求贯穿于一切组织形式、一切管理活动中的那个普遍而又形而上的“道”。在其看来，任何知识和理论都具有自己的情境局限性，不足以应对纷繁芜杂的世界。“道”则超越了具体的理论知识，超越了具体的分科领域，体现为宇宙人生运转所必然遵循的根本法则，因此，传统文化强调“君子不器”。而求“道”本身体现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它离不开甚至超越具体的知识和理论，以实践智慧为根本指向，这种智慧最终化为人的道德境界以及辩证思维能力。所谓“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即说明道德境界的挺立最终来自于对道的把握。离开求“道”，境界的提升无从谈起。辩证思维能力则植根于对世间万事万物背后阴阳变化、平衡而又互补的深层次哲学的把握。故而儒家将求“道”看作学之根本，强调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不同于西方管理学的一个重大特点，也是其核心精神所在。“接着传统文化讲”本土管理学，应该认识到此传统的重大价值并自觉继承；否则，就意味着丢弃了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真精神，意味着与实践智慧的隔离，如此一来，管理者道德境界和辩证思维能力无从谈起，所谓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只会是一种停留在知识层面的口耳记诵之学，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 2)重视、继承传统管理思想重直觉、领悟的思维方式 (2) 此种直觉思维方式源自《周易》观物取象、象以尽意之象思维传统。不止儒家，道家、佛家也是此种思维。道家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以及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都在主张这一思维方式。 西方管理学以科学化为目标，视知识、理论的创造为核心任务，而知识、理论的创造又和逻辑推理、归纳总结等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此，西方管理学特别重视上述思维方式的运用。相较于西方管理学，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则显示出对“直觉”“领悟”等异质思维方式的重视。归纳总结和逻辑推理意味着主、客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严密分析过程；“直觉”“领悟”则指向一种“天人合一”的理念，意味着实践基础上的不断向内反思，以及身心合一基础上真理的自然涌现。儒家之所以重视“直觉”“领悟”，是因为重视求“道”的缘故。“道”与知识和理论有相关性，但又超越了后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可以对其进行分析的客观对象，因此，本质而言其是不能依靠主、客二分式的逻辑推理和归纳总结来把握的[15]。传统文化对“道”的把握诉诸于不断地“格物、致知”之功夫，也就是不断地、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实践和反思。当实践、反思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就可能因为有所领悟而直接把握宇宙人生之本源。即宋儒强调的“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见朱熹《大学章句》篇)。所谓“豁然贯通”的背后就是直觉与领悟的运用，是一种建立在人生经验和反思之上的自然“涌现”。
当然，继承“直觉”“领悟”等思维传统，并不意味着否定逻辑推理为代表的理性思维方式。《论语》所谓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实际上强调的就是理性思维方式在求“道”过程中的运用。但是，由于儒家不是止步于具体的知识和理论层面，而是要求“道”，因此，其必然还要超越这些思维方式，而强调“直觉”“领悟”等的意义。继承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应该超越对西式概念化思维的迷恋，理解并继承这样一种思维传统(3) 这不意味着将本土管理学变成一种神秘的宗教。宗教本质上是非理性的，重视的是信仰。而求“道”作为一种哲学思考，本身是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的，是一种理性后的直觉。 ；否则，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命之学必然无从谈起，剩下的很可能是将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简单地装入西方主客二元对立式的科学框架中，一番概念化之后，只剩下一堆外在的、难以对人之生命发生实质性作用的概念和模型。所谓“接着传统文化讲”就会在实质上变成“接着西方文化讲”。
( 3)继承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背后独特的经学体系 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对求“道”的重视，使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学体系。以先秦儒家为例，先秦儒家主要以“六经”作为培养君子和领导者的基本课程，“六经”者，即《诗》《书》《礼》《易》《乐》《春秋》也。按照今天的标准，“六经”无疑很难和领导者的培养联系在一起，但是儒家却将之作为培养领导者的基本依托。原因就在于，“六经”作为道之载体，“本身直接与性德联系在一起”[16]，即与求“道”、悟“道”联系在一起。以《诗》为例，孔子认为管理者养成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什么必须学《诗》？因为“《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情感纯正，内含了人生大道，能教人在物我交融、主客一体中领悟宇宙、人生社会之奥秘，因此，《诗》不仅是审美的，而且是认知的，它和“道”的把握以及领导能力的培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春秋》虽然属于历史学之范畴，但其本质也和求“道”、领导能力的培养密切相关。因为《春秋》有着极为鲜明的价值与是非判断，实际上为“历史叙事建立了普遍的标准，即人道必须符合天道”。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本质在于以天道为准去鉴别什么是可变或不可变的秩序[17]，因此，学习《春秋》的过程，也就是一浸入其中理解、接受相关价值与是非观念，进而体道、悟道的过程。《易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其本质也指向“道”的言说与把握。通过“六十四卦象”以及其中“爻辞”和“卦辞”等这样一些意象语言，《易经》从根本上展示了宇宙的本源、演化过程以及人生的价值所在，因此，儒家学习《易经》重点不在占卜，本质上是为引导君子由表面具体之“言”“象”而得其背后形上之“意”。这个过程有益于领导者心性的修炼，最终化作其对天道和人道的理解与把握。其他如《书》《礼》《乐》也是如此。总之，“六经”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史、哲可涵盖的，其本质上与领导者心性的修炼及其对形上之道的把握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儒家对于领导者培养的独特理解。“接着传统文化讲”本土管理学，需要重视并继承这样一个经学传统，不应动辄将其与“落后”和“前现代”等联系在一起。离开此经学体系，所谓求“道”、求智慧很大程度上将无从谈起，也就谈不上赓续传统。
( 4)继承传统文化“成人、成物”的根本目的 西方管理学将管理理解为有效利用组织各种资源以完成组织目标的过程，至于其目标为何，却不做深入讨论。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则强调管理目的之必要性，认为君子治世的本质是以人道配天道，追求“天人合一”。天道生生不息，无私地承载、化育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因此，君子求学与治世也要以天为则，追求“成人、成物”。其中，“成人”意味着成就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人，不仅在物质上成就他们，更重要的是要成就其道德，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物”则体现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人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尊重、爱护万物之自由生长，实现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统一。《论语》强调君子为学、治世旨在“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大学》强调君子“修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强调“自成”与“成物”，它们虽然表达上有所差异，但本质上却都在强调“成人”与“成物”。这一目的显示了传统管理思想的人文精神与天下情怀，也是其不同于西方管理学的根本特征。继承传统文化与管理思想自然应该继承并不断实践这样一个根本目的；否则就把其宝贵的人文精神和天下情怀丢掉了，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接着传统文化讲”。
以上讨论了传统文化对于管理的独特理解，以及“接着传统文化讲”本土管理学的第三条思路。可以看到，这种思路相对于思路一和思路二有很大的不同，3种思路的比较见表1。既有思路大都忽视了传统文化对于管理独特的理解和蕴含于其中的学术传统；而思路三则意在继承这种独特的理解与学术传统，它以求道为核心，以“成人、成物”为根本指向，以“六经”为依托，以实践基础上的反思、直觉和领悟为根本方法，本质上是一门智慧之学和生命之学。
此时此刻，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华，往日生机勃勃的景象已不复存在，清寒的气息开始遍布大地，你开始翻捡出了厚厚的冬衣！
表1 3种思路的比较
5 思路三之实践与理论价值
思路三继承了传统文化之求“道”传统，能够提高管理者的道德境界和辩证思维能力，即能够提升其实践智慧。而实践智慧本质上是面对实践的，它“连接了对世界的解释与对世界的变革，展现为‘是什么’的理性追问与‘应该成为什么’以及‘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关切的统一”[18,19]。相对于既有思路，思路三将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本土管理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在有力弥补学术与实践相脱节的同时，也为本土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和思路，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 1)有利于改善国内管理学为工具理性所主导的局面 思路三提供了管理实践所必需的根本目的与理想。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实践。实践则是人在一定目的意识指导下的行为活动[19]，现实中的管理实践虽然多样，但是没有最终目的指向的实践却是不存在的。目的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决定了管理实践的根本方向、具体目标选择以及管理模式等，并最终影响了实践的效果。目的的重要性决定了本土管理学不能像西方管理学那样止步于效率层面的指导，更关键的是目的层面的指导。忽略目的或者不能提供正确的目的，管理研究就会将实践引向错误的方向，也就难以称得上是有效指导实践。
十九大以来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成为研究热点，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总体来看，集中在对主要矛盾新论断的内涵、提出过程及转化依据、化解方式、重要意义等方面的研究[1][2]。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旧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以及其转化逻辑缺乏深入研究，对其转化的时代价值还有待挖掘。本文将着重从“变”与“不变”的视角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特点，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个维度探究社会主要矛盾“变”的内在逻辑，探究这一新论断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的重大意义。
示踪剂技术应用于油田勘探开发领域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示踪剂技术在评价油藏特征、制定开发方案和选择增产措施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思路三则为本土管理学提供了一个以“成人、成物”为内容的根本目的指向，它超越了西方管理学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追求，本质上代表了一切管理活动之根本目的。人活一世，只能以追求幸福为唯一目的，幸福虽与物质金钱相关，却不是唯一相关。而幸福与做人却是一回事，好比一枚硬币之两面，因此，对于个体来说，幸福意味着要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实现全面发展，特别是要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做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人，因为“只有人道目的论才是具有实质意义的目的论”[20]。做人则意味着人生确立有意义的追求并沉浸于其中而自得其乐，此种快乐不假外求，是一种人生的真幸福，因此，做人乃人生之根本目的，舍此之外，无所谓幸福。
以上介绍了接着传统文化讲本土管理学的两种不同思路。在本研究看来，上述两种思路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可讨论之处。
本土管理学之所以兴起，根源于主流的西方管理学不能有效指导本土实践。研究者们希望贴近本土实际，建构出能够反映、指导本土实践的管理理论。此主张有其合理之处。但令人遗憾的是，本土管理学同样忽略了对管理目的的讨论，其重视的仍旧是工具意义上的知识理论，仍重在研究实然性的问题。而管理之根本目的本质上是一个应然性的问题，代表了人的理想与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想象。本质而言，本土管理学的现有学术范式框架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按季节选用优质润滑油：选用润滑油需严谨，若冬季使用夏季润滑油，夏季使用冬季润滑油，只顾价廉，不管质量，会造成机车启动困难和烧轴瓦等故障。农机手应首选专用润滑油，或经过质量检测和适用气温标号的润滑油。
( 1)思路二将西式概念化思维看作评价、改造传统管理思想的绝对标准 思路二缺乏对按照西方学术标准评价传统管理思想理论化、结构化的必要反思，不自觉地将西式概念化思维看作评价、改造传统管理思想的绝对标准。这看似具有无可争辩的合理性，实际却颇值得商榷，因为它没有理解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的真精神与可贵之处。科学化、理论化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概念化思维，因为概念的界定和厘清是科学研究和构建理论的基础，离开概念，就谈不上理论的构造，因此，理论化和结构化本质上是一种概念化思维，是人类认识、理解世界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对于近代科学的兴起意义重大，并通过西方文明的扩张而散播到世界各地。但是该思维也有自己的缺点，其本质是用一种静态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视角来认识和把握事物。这一思维用在自然世界是合适的，但将其无限制地应用于人文世界，则会面临诸多问题。自然事物本质上是静止的，缺乏人文世界的灵活性和不断发展性，因此，对于自然事物可以用概念加以描述和表达；而人文世界则是“活”的，相关事物往往随着时间和情境的不断展开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若坚持使用概念化思维对其进行定义和描述，则事物所具有的多样性和丰富内涵就可能被忽略掉了。正如盲人摸象，自以为把握了“大象”的本质，实际上所认识到的只是一个片面而已。这种情况下强调将传统管理思想理论化、结构化，可能会误导学习者将相关思想看“死”。
思路三恰恰是应对这些问题的一剂良药。依托于求“道”之传统，它能够有效提升各级管理者的道德境界和思维能力，帮助其从根本上认识到自身与被管理者、消费者以及自然万物的相互依赖性，意识到人之为人的本质和意义所在，由此可以进一步实现内在心性与思维方式的转变。此种转变不仅有助于抑制工具理性泛滥带来的各种问题，也将有助于管理者树立“天人合一”的观念，促进其将“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因素贯彻到各种商业和管理活动中，从而推动被管理者、消费者以及管理者自身的自由、解放和发展。
( 2)有助于本土管理学解决具体情境下“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管理实践形式众多，但本质而言可分为“应该做什么”与“怎样做”两大类型。有效指导实践不仅意味着对具体“如何做”有所指导，还应对“应该做什么”有所帮助。“应该做什么”非常重要，因为其涉及到实践的正当性，如果实践没有正当性，是断不能持久的。而正当性的建立根源于以下两个方面：①相关行为从根本上来说符合“向善”的标准；②相关行为选择符合经济效率的原则。“应该做什么”首先与人的价值与是非判断密切相关，而价值与是非判断又主要依赖于人内在的道德水平。知识和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具体情境下的价值和是非判断问题，因为“价值判断是关于未来、理想和最好状态的想像”，知识和理论是对事实的判断和解释，而且“价值判断不可能被还原为事实判断”[20]。而本土管理学的重点恰恰在于发现具有本土特色的知识理论，认为“在中国的管理研究中更应该坚持实然取向，而非应然”[21]，因此，本质上来说，其在“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上存有缺陷。
5.避免暴饮暴食和过分节食。暴饮暴食和节食是两个极端。前者使身体、器官处于营养过剩的状态，后者使身体处于营养缺乏的状态，久而久之会伤害到身体的正常运转，出现健康问题。
从表1可以看出,实验中对纸箱的三维测量误差在毫米量级,平均相对误差在2%以内,最大相对误差在5%以内,本文算法针对实际纸箱的测量也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此外，思路三还有助于管理者把握事物发展之“势”。“势”代表了事物发展之不可违抗的整体情况和趋向，是具体实践展开的重要背景。一般而言，遵守、顺从“势”就会事半而功倍；否则，就难言成功。由此可见，准确把握“势”是解决“应该做什么”的另一关键。对“势”的把握涉及到对事物现状的认识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解，核心则是对人心及其变化的创造性的把握，它要求管理者有着良好的综合判断能力，即创造性应用感知、洞察、推理和比较等能力[19]，本质上要求管理者有很好的智慧和灵性。思路三从根本上有助于管理者完成此种创造性的把握。求“道”之传统与人的灵性和智慧培养密切联系在一起。具体而言，对“道”的理解与把握会化作人的道德境界与辩证思维方式，有助于其把握、理解事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现实的主要矛盾与人心向背，从而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势”之所在，因此，思路三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实践中各类“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 3)有助于解决管理实践中各种具体“怎么做”的问题 “怎么做”意味着管理者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根据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具体情境和条件设计出相应的手段，本质上要求管理者在行动上恰到好处，准确把握事物的“度”。做不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或“过”或“不及”。而“度”的把握既需要有效运用人的理性推理能力，也离不开想像、直觉、洞察等非理性思维方式，本质上依赖于人的“实践智慧”[18]。思路三强调求“道”，本质上恰是以提升人的实践智慧和灵性为目的，它强调实践基础上的体验、反思与领悟，有助于管理者们树立一种道德的境界和辩证思维，有助于达成一种“中庸”之高妙境界。道德境界意味着人情感显发时的理性与“中和”，意味着喜、怒、哀、乐诸情感发而皆中节；辩证思维则意味着从普遍联系的角度出发，全面看待和分析问题。二者都意味着人在处理问题时，联系实际，不走极端，在各种对立和矛盾之间努力寻找一种平衡和最优。换言之，思路三有助于管理者把握一个合适的“度”，完成各类具体“怎么做”的问题。中国古代也有“抱道执度”一说，它将求“道”看作把握“度”的前提，实际上是将求“道”与具体“怎么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本土管理学看似重视实践，实际却存在不能有效指导具体“怎么做”之缺陷。原因在于其不重视求“道”，不重视实践基础上的体验、反思与领悟，无法提升管理者的“中庸”境界与辩证思维，它虽然能够提供很多知识和理论，却不能将之转化为具体情境中的行动。正如相关研究所强调的那样，科学层面上的理论并不能够推导出技术层面上的恰当行动[22]，而且这些理论和知识往往蔽于一曲，彼此间充满张力和冲突，这导致管理者看似拥有很多管理知识和理论，实际行动时却无从下手，从而也就难以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如果本土管理学能够选择思路三，必将有助于提升管理者的道德境界与辩证思维，从而能够进一步有效指导实践。
( 4)有助于解决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知行不一”问题 西方管理学重视知识和理论的建构，在其看来，只要有了足够的知识和理论，就能够应对来自实践的各种挑战。正如人们只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就能够有效应对各种自然的挑战。对于管理实践而言，“知”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却是“行”。若理论上的“知”不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再多的“知”都是无意义的，“知”与“行”并非一回事，“知”本身代表了一种对外部世界和人生社会的认识；而“行”除了与认识相联系外，还与“意志”“动机”甚至“欲望”等相关[19]。对理论知识的把握，不一定意味着动机和意志的必然形成。价值判断和真情实感的缺失意味着意志的软弱和勇气的缺乏，必然导致“知”与“行”的分离。现实世界中的管理者们虽不缺乏理论知识，但往往因为“欲望”强盛而缺乏行动所必需的意志和勇气，因此，管理世界中一个普遍存在且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知行分离”。
本土管理学虽志在指导实践，但实际上也难以有效解决此一问题。究其本质，本土管理学重在发现反映本土实践的理论和知识，并不注重管理者内在的道德、情感、意志等的提升，更无法消除管理者心中不合理的欲望。如此一来，其必然难以解决行动所需要的情感和意志问题，也必然导致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知行不一”的问题。思路三却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它能够切实有效地提升管理者的道德境界和真情实感，促进具体情境下管理动机和意志的形成，从而推动由“知”到“行”的自然转化。此种情况下如果不能知行合一，管理者内心则会不安、挣扎，甚至会导致强烈的自我谴责。
综上，思路三能够有效提升管理者的实践智慧、道德境界与辩证思维能力，最终能有效解决“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知行合一”，以及根本目的等实践问题。而思路一和思路二则很难发挥这样的作用，因为它们重在建构各种概念、理论模型和知识。概念、模型可以解释很多管理现象，增进人们对于管理的理解，却不能在实质上提升其智慧，即不能提升其道德境界和辩证思维能力，不能帮助其解决与管理密切相关的理想、价值信念、情感等问题。因为道德境界、辩证思维以及理想、价值判断等，本质上与人对宇宙、世界的整体把握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求“道”的体现。思路一和思路二虽然对传统文化有所认识和继承，但本质上却抛弃其求“道”、悟“道”之传统。如此一来，它们从根本上来说就不能提升管理者的道德境界和辩证思维能力，不能帮助解决与管理实践密切相关的理想、价值判断、情感等问题。结果就是：既不能帮助管理者建立“成人、成物”的根本目的，也不能有效解决各种“应该做什么”和具体“怎么做”的问题，还可能导致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知行分离”问题，从而也就难以做到真正有效地指导实践。例如，无论是思路一还是思路二，都解决不了管理实践中无处不在的价值与是非判断问题。因为偏重理论建构的它们，重在解释“是什么”的实然性问题，而价值与是非判断关联的却是应然性问题，应然性问题本质上不能还原为实然性的问题，因此，思路一和思路二必然解决不了各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相比于思路一和思路二对求真的单方面重视，思路三体现了求真、求善、求美的完美融合。求真体现为其对作为世界、人生之本源的“道”的探索；求善体现为对管理者道德境界的重视；求美则体现为对万物和谐共处、各得其所的追求。求真、求善、求美的有机融合，使得思路三在指导管理实践方面具有明显的、其他思路所不及的优势，也有助于本土管理学跳出既有的纯科学范式，从更加宽广和异质的视角来思考本土管理学的发展方向和具体路径。如此以来，道德、理想、直觉等非理性因素便有可能被纳入本土管理学的框架之中，本土管理学也有可能真正实现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人文、知识与智慧的平衡。
对于反双曲正弦函数的ESO，采用关于非线性观测器的参数整定方其中:veso为观测器的观测速度;veso=1.5wc；参数b0为补偿因子，通过ESO与实际误差补偿。
6 结语
本研究对本土管理学如何继承传统文化进行了研究，认为既有“接着传统文化讲”本土管理学的思路虽有可取之处，但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在既有思路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该思路意在继承传统文化背后独特的、以求“道”为核心内容的学术传统。相比既有思路，该思路抓住了传统文化的本质，是对传统管理思想最纯正的继承，它能够帮助本土管理学解决管理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弥补过分科学化带来的学科发展问题；而既有思路则存在各种问题，难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揭示了既有思路的问题，但并不绝对否定之。既有思路有其合理之处，只是在指导实践方面仍有缺陷而已，它们与思路三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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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Develop Indigenous Management on the Bas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 Discussion about Existing Ideas
GONG Jiangang GAO Xuyan SUN Ya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 Developing management research on the bas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a hot issue to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 and it is also a trend to the indigenous management.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digenous management, this research makes a conclusion about the two thoughts advocated by some scholars in this issue and puts forward a third thinking different from the above two being carried out. The core of the third thinking inherits the character of pursuing “Dao”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intuition and makes achieving others and all things as its purpose.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thoughts, it can solve the problems faced by management practices，such as “what to do” “how to do” and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Key words ： traditional culture; indigenous management; management; practice; Dao
中图法分类号： C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4X( 2019) 10-1447-10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2-884x.2019.10.003
收稿日期 ：2018-11-2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青年基金项目(717020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DUT15RC(4)29)；大连理工大学本科教学改革基金资助项目(YB2019067)
(编辑 桂林)
通讯作者： 巩见刚 (1978～)，男，山东淄博人。大连理工大学(辽宁省大连市 116023)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和管理哲学。E-mail：gjg30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