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递进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对论文,资本主义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中共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始终影响着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的探索。当代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多种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共存、相互竞争的新形势下，认真分析总结这一认识的历史经验，对于利用资本主义有利因素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建党初期。对资本主义认识上出现曲折。由于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致使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遭遇重大挫折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正是世界资本主义腐朽、丑恶暴露无遗时期，早期的共产党人把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予以彻底否定。他们在党的第一个纲领上明确宣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中共二大以后，根据中共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为适应国共合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重新做了探讨。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等认为中国离资本主义甚远，除非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否则不仅无产阶级太少，就是资产阶级力量也远不足以进行一场民主革命。这表明中共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有了明确的认识，也很快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党内先后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党内反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也日益显现出来。其主要思想观点表现在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论著中。王明在1931年2月出版的题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小册子中，不仅重复原来的要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主张，而且把这种主张理论化。王明认为：“现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制度上社会发展上及社会矛盾力量对比上的地位和比重。”[1] 错误的理论指导错误行动。这一时期在中央苏区实施了许多“左”的错误行为。如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消灭富农；剥夺小资产阶级并强迫其革命；剥夺地主、富农、资本家和一切有剥削行为的人的选举权等等。“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占据一切统治地位，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遭遇严重挫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中国国情。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科学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得到全党的认同，标志着中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自身历史进行反思，对资本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前途的关系问题逐渐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并付诸于新的实践。这期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科学地解释了包含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在理论探讨的同时，也在根据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政治上，体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到1944年已经领导着全国19个解放区、近1亿人口；经济上“公私兼顾”[2]，“奖励私人企业”[3]，“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的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制的经济政策”[4]。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新概念。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特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把发展资本主义思想，作为中共“纲领”确定下来。其根本点就是认为在未来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5]，“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空想”[6]。所以“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7]。“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经营三者组成的。”[8]“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发展。”[9]
针对党内存在的对资本主义的某些不正确的认识以及党外对中共的政策的误解和怀疑，毛泽东深刻阐释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我们党内许多人其实就存在同俄国民粹派一样的思想，“左”得要命，主张不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这显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列宁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种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共产党人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50％。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一个资本主义而不可得。俄国尚且如此，更何况落后得多的中国。他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10] 他认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向前发展”[11]。
建国初期，中国的主要矛盾定位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共在为解决这一“主要矛盾”而展开消灭资产阶级的历史过程中，“左”的错误逐步湮灭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从195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出现了曲折，基本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时判断：“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12] 从而中共中央开始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消灭资产阶级的历史过程，揭开了终结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序幕。同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表示，10到15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两年后，即在1953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1951年3月在中共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13] 等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14]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形成中共中央的决定。同年12月，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提纲》公开发行，消灭私营和个体经济、彻底改造大大小小资本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立刻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又指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15]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到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大陆上急促地消灭了资本主义。
邓小平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为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打开了眼界，从而开辟了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正当中国人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6] 的关键时刻，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重大挫折，呈现在社会主义制度面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难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如何保持警惕和防止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和平演变企图。这就提出了如何对待资本主义这一挑战，有人担心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会增大发生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然而，20世纪最后几年，世界范围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态势日渐明朗，不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回避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邓小平理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强调了科学对待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新论断，为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拓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径，奠定了具有重大突破性的思想基础。比如，如何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与社会制度属性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些不带社会制度性质的文明成果能否为我所用？究竟应该怎样判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左”和右？如何对待“三资”企业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处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像证券、股市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常见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应不应该大力发展？等等。对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做出科学的回答，就会对人们的思想构成严重的束缚，就会影响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就会导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停滞不前。而这些问题，说到底都与能否科学认识资本主义问题息息相关。
邓小平理论恰恰对这些亟待破解且又严重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分别做出了明确而又科学的回答。他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17] 他明确地告诉全党：“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8] 他郑重地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9]
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科学判断，突破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所不敢突破的禁区，引发了经济体制根本性的改革，从而带动了改革的全局，促进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态势的形成；而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观念深入人心，则从根本上破除了以往束缚人们思想的陈旧观念，大大拓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视野和理论视野，使进一步科学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成为可能，顺理成章。从而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人新的觉醒，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中共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现状，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在继承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认识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新的飞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以来，第三代领导集体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面对新的历史时期，在继承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理论与实践上产生了新突破。
1.利用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认真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间的竞争如同体育竞技一样，要赢得胜利，必须悉心研究对方的战略战术，并借鉴吸收其长处，与综合国力处于强势地位的资本主义竞争共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此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0]。就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看，无论是科技发展，还是管理创新，都培育了新的激励机制，给20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带来了活力，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远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切不可低估资本主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获得的适应和提高生产的能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将是一个比原来预测要长得多的历史过程。“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21]，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所以江泽民指出：“我们在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好的东西时，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办法要更多一些，而不要纠缠‘姓社还是姓资’问题，它们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22]
2.利用资本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形态都不是纯而又纯的，它在主要方面属于某种社会制度，而在次要方面又带有其他社会制度的痕迹或特征，甚至这些痕迹或特征会否定它在主要方面所属的社会制度性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因素不等于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中有资本主义因素不等于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改革中引入某些资本主义因素，不会改变中国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胡锦涛指出：“我们党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探索，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有自己的发展特点，既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更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23]
3.充分尊重生产力标准，重新认识非公有经济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方面。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客观必然性。”[24] 正是遵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新一届党中央出台的一个重要纲领。《决定》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25]。投资主体多元化无疑将加快国有企业多元化的速度，使更多的民营经济和外国资本投资于国有股份公司，通过股份制使之都能变成社会资本。这是对传统公有制概念的重大突破。《决定》关于产权制度、公司治理，特别是关于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的措施都借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
4.“清理、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消除体制性障碍”[26]，这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大政策性突破。为了营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中共中央做了如下政策调整：第一，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27] 结合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允许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或资产重组；第二，改革审批限制，使非公有制企业得到与其他企业一样的政府行政服务，改善政府部门对非公有制企业注册、经营、增项、转业等各个环节的审批限制，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行政服务；第三，消除政策歧视，使非公有制企业拥有与其他企业同样的市场环境。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使非公有制企业在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第四，依法保护私有财产，使非公有制企业实现与其他企业平等的权益保障。中共十六大提出“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能力，规范与活跃投资行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
5.针对第三次改革争论中的“反思改革”。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28] 围绕“非公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私有财产保护可否入宪”等问题所展开的“郎咸平与顾雏军之争”、“非公经济36条”风波、物权法风波，针对第三次改革争论中所表现出的“否定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否定改革开放的‘左’和右的观点继续自由泛滥”[29]，2006年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参加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的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的利益，照顾到各方面的关系，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这是中共针对第三次改革争论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明确回答，表明了中共中央继续坚持改革的鲜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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