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的“成都会议”_中越论文

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的“成都会议”_中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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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8日,是中国与越南建交50周年。在这半个世纪中, 中越关系经历了一个从高峰跌入低谷,又从低谷走向高坡的曲折历程。

中国是世界上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两国关系十分亲密、友好。胡志明主席描述两国关系是“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1950年到1975年,越南两次陷入战争灾难,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在自己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和抗美救国战争,提供了总计达200 多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无偿援助,先后派遣专家、顾问两万多人。在抗美战争中,作为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中国派出32 万工程兵和防空部队, 其中1442人献出了宝贵生命。中国还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巴黎会议,为促使越南国家独立、恢复和平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是,战争胜利后,当时的越南决策人却出人意料地改变了对外政策,倒向苏联,把中国视为“最危险的直接敌人”,还攻占柬埔寨,导致中越关系恶化,并在低谷徘徊了15年。1990年,中越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成都会晤”,两国关系恢复正常。此后,两国高级领导人每年都进行互访。1999年2月, 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访华时同江泽民总书记确定“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新世纪两国关系发展框架,标志着中越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在中越关系的起伏过程中,我正好三次常驻越南,对此深有感触。在中越建交50周年之际,我不禁想起了对恢复两国正常关系具有历史意义的“成都会晤”。

邓小平说,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在此之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我的一件心事。

1989年10月7日, 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来华访问,我参加了接待。邓小平会见他之前同钱其琛部长和我交换了意见。由于老挝受到越南的控制,在中越关系恶化期间,中老关系也陷入低谷。凯山这次访华是要表明,老挝愿在印支三国恢复与中国关系中走在前头。他会见邓小平时表示,由于受外部的影响,老中关系也不正常,诚心希望早日恢复友好关系。然后,他向邓小平同志转达了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希望应邀访华的口信,并介绍了越南对中国的态度改变以及对中国状况的认识,建议中国邀请阮文灵来华访问,会见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邓小平。据我所知,阮文灵曾被黎笋两次解职,他于1986年当选总书记后,采取许多切实措施来修补处于低谷的中越关系。邓小平高兴地说:“最近,我们知道越南领导人希望尽快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也有同样的愿望。但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柬埔寨问题解决后,中越关系可以恢复,以便结束过去、展望未来。”邓小平还特意请凯山主席向阮文灵同志转达问候,他说:“我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我知道他的思维很理智,工作很能干,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我希望他当机立断,把柬埔寨问题一刀斩断。现在我年龄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在此之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我的一件心事。”凯山十分称赞邓小平的主张。

他访华结束后,在回国途中暂停越南,迅速向阮文灵传递了邓小平的谈话和问候。阮文灵立即作出反应,特意会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请张大使向中国领导人转达如下口信:越南与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友谊,两国人民和两党在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曾相互支持,相互团结,越南希望早日实现两国和两党关系正常化,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赞成邓小平提出的主张,越南将在1989年从柬全部撤军,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诚恳希望早日访华,再次会见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

江泽民说,十几年来,两国处于敌对状态,甚至兵戎相见。我们首先应该把事情的是非曲直说清楚……当然,这不是为了清算历史旧帐,而是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研究了阮文灵同志的建议,决定邀请越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来华进行内部会谈。1990年9月2日下午,我陪同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乘专机飞抵成都,下塌郊区金牛宾馆。翌日上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从河内经南宁飞抵成都。江总书记、李鹏总理在宾馆迎接,同这三位越南领导人亲切握手。江总书记说,欢迎你们来中国同我们会晤,你们是越南老一代领导,也是中国老一代领导人熟悉的老朋友,可惜我们十几年未曾相见。我和李鹏等同志近年来接替了老前辈的工作,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我们希望中越之间能恢复老一代领导人创立的两党、两国的亲密关系。阮文灵激动地说,今天能来华会见你们两位新一代领导人,我们感到十分幸运,我们之间是同志又是兄弟。在抗法和抗美战争以及经济建设中,你们给我们巨大的支持和援助,我们永志不忘。遗憾的是,过去十多年,我们双方发生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今天,我们重来中国与你们会见,一定要恢复两党、两国的正常关系。阮文灵到宾馆后,一直左顾右盼,没看到邓小平,便问江总书记:小平同志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也是我们越南人民尊敬的老一辈革命家,他多次会见过我。这次是他传话希望我们来中国会晤,我知道四川是他的故乡,怎么没见到他呢?江泽民微笑地答称,他年事已高,今年已辞去最后一个职务,现正在北戴河休息。他知道你们来华会谈,特意让我转达对你们的问候,他希望我们通过这次会谈,完成恢复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历史使命。

当天下午,双方举行正式会谈,江泽民总书记首先发言。他说:“这是中越关系恶化十多年来两国领导人首次会晤,意义重大。小平同志去年给阮文灵同志传过话,其内容充分表达了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对中越关系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也是我们新一代领导人的共同心愿,我们真诚希望通过这次高级会谈,能使我们两国老一代革命家的愿望得到实现。十几年来,两国处于敌对状态,甚至兵戎相见。我们首先应该把事情的是非曲直说清楚,找出产生问题的根源,总结教训。当然,这不是为了清算历史旧账,而是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江总书记以大量的篇幅回顾了中越关系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对越南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中做出的贡献。他说:“越南实现统一后,本应休养生息,搞好国内经济建设,发展与邻国的友好合作。我们万万没想到越南当时的决策者竟把中国视为‘头号敌人’,在边境进行军事挑衅,在国内驱赶华人华侨。中国人民对此很不理解,十分痛心。我们注意到阮文灵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逐步调整对华政策,我们表示欢迎。柬埔寨问题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障碍,希望你们当机立断,全部撤军,促进柬问题公正解决。这样中越友好关系可恢复正常。”江总书记提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几项原则:(一)中越关系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进行恢复和发展;(二)两国领土争议一时难以解决,待两国关系正常化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三)为了避免发生军事冲突,中越双方在边境地区的部队应当减少或完全撤出,解除军事对峙,停止武装冲突;(四)两国边境贸易已开始兴旺起来,但尚未建立起正常秩序,双方需要讨论和建立两国边境管理体制,以便恢复边境正常贸易。李鹏总理接着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提出建议。他说,越柬军事冲突已持续十多年,这也是中越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只有柬问题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中越关系才能恢复正常。柬问题虽然召开了多次会议,但仍未获得解决。最近,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就政治解决柬问题制定了框架文件,希望越南接受,这是处理柬问题的关键。

阮文灵再次诚恳表示:中国过去给予越南巨大、慷慨和无比宝贵的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永远深表感激。12年来,两国关系严重分裂,发生了许多不幸事件,令人非常痛心。我们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决不忘恩负义,要重新恢复胡志明主席的对华政策,恢复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我们赞成中方的主张,越南决心从柬埔寨全部撤军,接受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制定的框架文件,推动柬问题尽快实现政治解决,从而也结束痛苦12年的中越关系,开创一个新时期。阮文灵表示,现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帝国主义极力搞和平演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垮台,苏联正在发生极大动荡,这给越南造成了严重影响。我们仔细研究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国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看到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国内政局稳定。越共中央研究了国内国际形势,制定了今后的方针政策,要同中国尽早恢复和发展友好邻邦关系,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原则。越南也要实行“革新开放”政策。

阮文灵说,这次高级会谈非常成功,落实了邓小平同志通过凯山转达给我的意见,了却了他的心愿,恢复了我们两党两国老一代革命家创立的“同志加兄弟”关系。

经过坦率诚挚讨论,双方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两国关系达成了共识,指定工作人员起草会谈文件。中方参加此次会晤的外交部长助理徐敦信突然患急性阑尾炎,只好让我与越南副外长丁儒廉进行商讨。两国领导人虽然达成了基本共识,但要逐字逐句地拟定协议可不容易。经过整整一夜的磋商,双方才完成了会谈纪要稿。会谈结束后,我们已劳累不堪,当丁儒廉站起时,突然“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上,我赶快扶起他来,叫医生来急诊。他坐了一会儿,就缓过神来了。

次日上午,两国领导人继续深入会谈,最终达成了广泛共识。江泽民指着我和丁儒廉说,他们连夜起草的“会谈纪要”不错,你们是否同意?阮文灵表示完全赞成,但他说,我们虽然就政治解决柬问题取得一致,现在柬四方非正式会晤正在雅加达举行,恐怕难以促使他们马上接受。李鹏说,这不难,你们回国后立即通知你们在雅加达的谈判代表,我们派张青同志明天就去雅加达,向柬埔寨各方通报我们达成的一致意见,推动他们尽快达成协议。会谈结束后,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会谈纪要”。在交换文件时,阮文灵主动拥抱江总书记,兴高采烈地说:这一次高级会谈非常成功,双方就柬埔寨问题和越中关系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落实了邓小平同志通过凯山转达给我的意见,了却了他的心愿,恢复了我们两党两国老一代革命家创立的“同志加兄弟”关系。他请江总书记向邓小平转达他们全体同志的亲切问候。江总书记高兴地说,我们这两天会谈已圆满结束,富有成果。过去的一切已成为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两国关系将走向美好的新时期,这真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参加签字仪式的全体同志无不开怀大笑,热烈鼓掌。当天下午,越南领导人飞回河内。江总书记、李鹏总理返回北京,在飞机上对我翌日去雅加达的事做了指示。

第二天早晨,我乘班机路过香港飞抵雅加达。由于时间紧急,未办签证,在机场被扣留两个多小时。我国外交部通过电话与对方联系,印尼外交官前来迎接。我立即拜会主持召开非正式会议的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并会见民柬三方领导人宋双、乔森潘和拉那烈,向他们通报了中越首脑会晤就政治解决柬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当晚深夜,我又去会见金边政权副外长,阐述了中越的共同主张。与此同时,越南政府也迅速通告了参加会议的越南外长阮基石和金边总理洪森。鉴于中越领导人已取得共识,柬各方遂不再固执己见,均做了妥协让步,接受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制定的框架文件,达成了最终协议。1991年10月,在巴黎国际会议上正式签署了解决柬问题的和平协定。柬埔寨战争结束后,曾参加“成都会晤”的新任总书记杜梅同志率领越南党政代表团正式来华进行友好访问,与我国最高领导人正式签订了中越两国恢复正常友好关系的联合公告。

“成都会晤”对中越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最近,朱镕基总理访问越南,会见了曾参加“成都会晤”的杜梅同志。朱总理高度评价说:你亲自参加了1990年“成都会晤”,使两国“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为两国关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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