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社会主义的最后十年——二十年后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二十论文,年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09)05-0025-05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东欧戏剧性变化的30年。1978年，中国开始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开启了中国经济改革之路。而同期的东欧各国，尤其是其中有着“东方经济改革先驱”之称的波兰、匈牙利等国，改革愈发举步维艰。此后的10年是东欧社会主义走过的最后一段历程。在此期间，无论就其经济、政治还是社会领域来看，各国均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自改革年代以来最为剧烈的变动和危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10年间内外条件的变化共同促成了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大厦的集体坍塌。1989年，首先从波兰开始，改革让位于剧变，随后东欧各国连锁性地发生了制度更迭，并自此走上了以“民主化”、“市场化”和“欧洲化”为目标的转型之路。20年后的今天，认真回顾和反思这段历程，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内涵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领域危机重重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东欧的危机局势首先在经济领域凸显出来，具体表现为改革难以为继、经济持续衰退、现有经济体制遭遇严峻挑战等。
首先，改革愈发举步维艰。东欧的改革最初始于1953年夏，当时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国家，针对苏联模式业已暴露出的弊端实施了名为“新方针”的改革尝试。此次改革虽以失败告终，但作为一次不成熟的探索为日后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东欧再度兴起了一阵改革风潮，其结果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命运：捷克斯洛伐克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尚未充分展开便招致了华约五国的武装干涉，不幸夭折；而匈牙利名为“新经济机制”的改革则得以巧妙地避越“雷区”，以“静悄悄”的方式稳步前行；波兰的改革进展缓慢并不断趋于保守，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1970年，新上任的波兰领导人盖莱克重新调整了改革策略，强调借助西方的资金、技术、设备加速波兰经济发展，在改革外债激增，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在放开价格的过程中又诱发了短缺型通货膨胀综合征，整个经济由此陷入了恶性循环；匈牙利以市场为导向、渐进式的分权化和自由化改革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改革承诺与社会不断上升的期望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鸿沟；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在1968年夏惨遭坦克镇压后，便基本进入了冰封期。总体看来，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改革任务比先前任何一次都更为艰巨，同时，由于经济明显收缩，改革渐渐失去了社会各界的支持，更有甚者，经济与社会状况的恶化直接引发了部分阶层的敌意和反抗，20世纪80年代初，波兰的团结工会危机便是一个典型实例。
其次，宏观经济持续衰退。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依赖于低廉的能源价格和对外出口，1973年，由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的国际原油价格暴涨，加之同期建立在低工资、低成本基础上的东亚及拉美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带来的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给东欧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并直接导致了经济的持续衰退。即使像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三个率先实行经济改革并取得一定成就的国家，也未能阻止经济下滑的势头：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显示，匈牙利的年增长率在能源危机爆发后最初几年尚能艰难维持在年均6％的水平，但到1979年便骤降至1.6％，次年步入零增长；波兰的情况更为严峻，1981-1982年国民经济连续两年负增长，降幅分别达10％和4.8％；1973年前，南斯拉夫经济态势虽然动荡，但总体上仍能保持增长，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便开始呈连年下滑趋势[1]。为了抑制不断上扬的财政赤字，阻止经济持续下滑，各国不得不纷纷向国际信贷市场寻求硬通货贷款，其结果是在原有结构危机的基础上又催生出债务危机，并进而坠入了所谓“外债陷阱”。到1987年，经互会六个东欧成员国的外债总额已高达760亿美元，其中波兰以360亿美元债务高居榜首。匈牙利的外债总额虽不甚突出，但人均负债额相当惊人，1989年曾以1561美元位居世界首位[2]。沉重的外债负担不仅大大削弱了各国的生产投资能力，也使得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改进陷于停顿甚至恶化。理论上讲，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停滞客观上要求立即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和调整以化解危机，然而如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改革得以施展的弹性空间已大为缩小。
第三，“第二经济”的扩展对现有经济体制构成严峻挑战。20世纪70～80年代，整个东欧尤其是匈牙利、波兰，出现了与国有经济并存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私营部门，即所谓“第二经济”。“第二经济”的兴起是东欧国家改革进程中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发展趋向之一。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私人经济活动首先出现在农业领域。在东欧，有些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便开始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重新实行农业私有化政策，波兰即是如此。在波兰，私有或半私有的独立农庄在农业所有制中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70％以上[3]。还有些国家则是伴随着改革的进程，家庭土地和私有农场的作用得到了不断地提升，这一点在匈牙利比较典型。除了私有或半私有的农业经济外，私人经济在其他经济部门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其主要活动领域包括交通运输、建筑业、零售业、公共饮食业及其它服务类行业。如同农业领域一样，政府一旦取消限制私有经济的禁令之后，接着便会有大量的资源和劳动力涌入“第二经济”，各种形式的私人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迅速成长起来。在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二经济”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据匈牙利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私营经济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整个社会约60％的服务业、80％的建筑业以及15％的工业产出，来自于“第二经济”[4]。私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商品供应、缓和了短缺现象，减少了一些社会紧张，同时，也以非常激进的方式改变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由此带来的令人苦恼的意识形态困境。
二、政治局势复杂紧张
伴随着经济领域危机不断积累，社会矛盾变得日趋尖锐，从而引发了政治局势的动荡与紧张。这种动荡与紧张无论在党内或是整个社会中表现都非常突出。
在党内，普遍的信仰危机与不断加大的力量分裂是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由于深化改革的承诺与现实成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东欧各国党内普遍出现了意识形态信仰危机，其具体表现为：党的士气不断下滑、党员对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执政能力失去信心、对指导思想的科学性产生出怀疑、年轻党员开始寻求重建欧洲认同等。对此，前东德持不同政见者廷斯·赖克曾回忆说：“在50年代，当人们谈论政治时，总会有一位共产党同志站出来维护党的立场。然而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当党内在对政治问题进行争论时，党员们要么离开会场，要么就是建议换一个话题。”[2]252-253不仅是普通党员，甚至体制的拥护者和执政阶层的精英也开始对社会主义信念产生动摇。1987年，一位波兰作家曾公开在党的刊物《新道路》上发表感慨称：“实行了四十年的社会主义没有消灭剥削，也没有实现社会的公正。”[5]信仰的失缺在改革年代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过程，就像科尔奈所言：“那些旧的世界观已经在其心中坍塌的人，将无法再全力以赴并重拾往日的信仰与激情。”[6]党内的信仰危机不仅威胁了现有体制的稳定，且对政权的日趋瓦解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党的意识形态日趋动摇的背景下，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与冲突也逐渐走向公开，最初表现为观点分歧，而后进入到党派多元化的过程，最后发展为具体的竞争平台，从而加速了党内的分裂和力量的销蚀。
从社会层面来看，危机局势首先体现在社会意识形态日趋分散与多元。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弱化、“第二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大量接收来自西方的媒体信息、语言技能、其他教育方式等，在东欧，一种带有自治性质的“第二文化”也相应的逐渐兴起。相对于由国家或执政党组织主导或管理的并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第一文化”，这种文化带有明显的偏离甚至对抗主流价值观的色彩。同世界其他地方相类似，在东欧，参与这种非主流文化的通常主要是青年。自20世纪70年代起，他们曾掀起了一波一波的次文化或反文化浪潮，如嬉皮士、鲜花一代、流行音乐、乡村音乐、爵士运动等。在捷克斯洛伐克，摇滚乐成了叛逆的象征。1976年，当局监禁了当时甚为流行的一支乐团“宇宙塑料人”演唱组部分成员，结果立即引发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20世纪80年代初，当朋克运动风靡西方之时，东欧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乐队，它们经常编唱一些带有政治反叛意味的歌曲。在东欧，无论是对社会意识形态严加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还是社会氛围相对宽松的波兰、匈牙利，“第二文化”的发展态势及其对“第一文化”产生的巨大冲击，都令各国政权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此外，宗教主义、平民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潮和观点在东欧社会主义的最后10年中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
“第二社会”的兴起与发展是此时东欧社会危机的另一重要表现。在“第二经济”、“第二文化”不断扩大、蔓延的过程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具有威胁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东欧也逐渐成长起来，出现了与国家和政府为代表的“第一社会”并行存在并时常处于某种对立状态的“第二社会”。各种协会、俱乐部以及其他类似组织在社会中大量涌现，涉及领域包括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宗教活动、慈善事业、环境保护等。有些组织以明显不关心政治的姿态开展其活动，而有些则热衷于介入政治并提出了种种政治要求，在这类组织中，由不同政见者组成的反对派运动表现尤为活跃[7]。在东欧，反对派运动的壮大与所谓“赫尔辛基进程”有着密切的关联，该进程始自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关注共同观念和普遍人权标准的赫尔辛基最后决议的签署。当时，包括苏联和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东欧七国在内共计35个欧洲和美洲国家共同签署了这一决议。签字国表示将遵守决议各项条款并同意受其监督。此后，西方国家在欧安会随后举行的历次会议上借此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其履行赫尔辛基承诺，并要求他们关注和纠正违反这些承诺的一些具体作法。赫尔辛基进程导致了苏联和东欧出现了一些自发的组织来监督本国对决议的遵守情况[8]。在东欧，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当属1977年1月1日在捷克斯洛伐克正式成立的要求国家给予国民基本人权的“七七宪章运动”，当时共有240人在宪章上签字。随后，在其他国家也成立了类似组织。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赫尔辛基进程”为东欧各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提供了外部支持。除此之外，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想与运动，主张以左翼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对抗保守主义和官僚化苏联社会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东欧的无党派知识分子、民主反对派的力量。
三、“戈尔巴乔夫因素”及其影响
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已表现得危机重重，但是几乎没有人预言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会在此间的某个时候发生崩溃。因为，在绝大多数政治家或东欧问题观察家看来，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不会允许其摆脱自己的控制或脱离社会主义阵营。
的确，东欧之于苏联是非常重要的。整个冷战时期，苏联把东欧视作直接关乎其“核心安全利益”的战略要地。自二战结束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保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确保东欧始终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一直是苏联对东欧政策的两大重要支柱。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东欧采取了非常紧密的控制政策，这种政策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通过把东欧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实现东欧与苏联地缘上的一体化；其二，通过苏联模式推广到东欧，实现东欧与苏联制度上的一体化。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为了适应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苏联新领导人对其内政外交方针做出相应调整，对东欧政策的调整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赋予各国在内政外交方面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严格压制或阻挠东欧内部任何可能动摇苏联模式根基的激进改革。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进入了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代，在此期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实施全面收紧的政策；在经济领域，则为东欧的改革留出“适度”的空间和余地。至于这个“度”的极限在何处，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命运是一个绝好的注脚。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他的两位接班人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谁都没有对苏联的东欧的政策进行实质性调整，依然严格奉行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设定的“游戏规则”，即所谓“有限主权论”或“勃列日涅夫主义”。即使是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的头两年，在与东欧的关系问题上亦未越出这一雷池。可以想象，在这种背景下，若不是苏联政策发生变化，无论东欧国家的精英还是民众，要启动可能导致民主转型的政治进程，虽并非绝无可能，但必定将是极其困难的。
从1987年起，一切开始发生变化。戈尔巴乔夫同他的核心支持者确信，苏联正处于危险停滞期，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结构重组。戈尔巴乔夫实施变革的手段，起初是“改革”或“重建”(perestroika)，而后是“公开性”(glasnost)。1987年11月，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理论正式出台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公开出版，作者在书中系统论述了对改革和当今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并在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方面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9]。1988年3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在会后发表的公报中，苏联将其对苏东关系的“新思维”作了首次表述，公报称苏联将“无条件地”遵守社会主义国家间“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原则”，并“充分地”尊重“社会主义各党及各国独立地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力[10]。两个月后，他在党内就苏联准备从阿富汗撤军所作的一次报告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即“其他国家有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的自由”。是年底，戈尔巴乔夫又在联合国大会的主题发言中重复了这一立场，他强调，“选择的自由”是一个“普世原则”，无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它都是适用的。此外，苏联还借此会议向联合国做出重要声明，承诺在1990年底前，将其军队、军事装备及设施撤出其保守了四十多年的东欧势力范围[11]。凡此种种，均意味着“勃列日涅夫主义”实际上已为一种倡导不干涉东欧事务的新的苏东关系指导方针所取代，西方将此新方针称为“辛纳屈主义”①。进入1989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对其外交新思维的表述更加的频繁和直接，2月份时，他明确宣称，苏联新的对外政策“将建立在独立、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纠正过去错误的基础之上”。第二个月，在与到访的匈总理内梅特会谈时，戈尔巴乔夫直言告诉对方，包括匈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都有权制定自己的政策”，苏联不会予以干涉[12]。
就其本意而言，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政策的新思维，是想通过改革联盟内部关系和推动东欧各国采取苏联式的“体制内改革”来再度加强苏联的国际地位，改善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形象，然而他严重低估了联盟内在的脆弱性。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政策及苏联对东欧盟国政治控制的放松增强了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各国党内改革派的力量，同时鼓舞了党外的民主反对派，为接下来这一地区政治局势的骤变提供了外部条件。
四、结论
1989年开始整个东欧连锁性的制度崩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每个国家，危机形势如何一步步引发了最后的政治剧变，情况有所不同。在那些经济改革比较深入以及有组织的反对派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剧变首先发生。在这些国家中，党试图重塑其执政的社会基础，由此点燃了政权剧变的火苗并最终引发了崩溃。1989年1月，波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同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举行谈判，此举标志着党最终放弃了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接着，其他东欧国家紧随其后。先是匈牙利，是年夏，执政的共产党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谈，9月当局决定开放同奥地利之间的边界，这一决定很快引发了东德政局的崩溃。继柏林墙倒塌后，紧接而来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此后，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政权被推翻，保加利亚党内发起的“宫廷政变”将日夫科夫赶下台。接着，南斯拉夫在一连串风暴打击下走上瓦解之路，最终，阿尔巴尼亚亦未能幸免。
20年后的今天，回顾东欧社会主义走过的最后一段历程，到底应当如何理解和反思在东欧发生的这场影响深远的历史巨变？诞生于冷战背景下的“多米诺”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所谓“示范效应”、“扩散效应”、“传染效应”等分析概念固然对问题的理解有启发作用，然而，仅停留在此层面上的解释未免浅显，不够深入。邻国事件的刺激说到底是一个外部因素，而促成制度崩溃的根本原因，尚需到其内部去寻找。事实上，在剧变发生前夕，东欧各国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但都具备了一种共同的、能够促成“一推即倒”的因素，这便是：无论哪国的民众，对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与状况均深感不满，他们渴望发生剧烈的变革。造成人们不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政治制度遭到破坏、社会主义理想与意识形态承诺同具体现实之间的日益拉大的差距，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滞后，无疑是最为深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随着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欧国家交往的日渐增多，对制度优越性的怀疑情绪开始蔓延开来。作为欧洲的一部分，东欧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横亘在他们与西欧人之间的不仅是道意识形态的屏障，更是一道经济铁幕。这道铁幕已经将它们推到了欧洲的边缘。如同美国经济史学家伊万·拜伦德所言，东欧地区的落后由来已久，不可单纯归咎于这场社会主义实践，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没能保证成功地实践它的承诺，相反，却使这种落后状态保存了下来”[13]。近半个世纪苏联式社会主义试验的集体失败，促使人们重新寻找实现国家现代性的新道路，或许这就是东欧政治大地震背后的内在逻辑。
注释：
①该说法取自美国歌手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20世纪6年代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为“My way”(《我行我素》或《走我自己的路》的歌曲，意指苏联允许每个东欧国家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