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问题研究的方法和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龄论文,态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 （2000）02—0055—06
1999年10月12日是世界60亿人口日。在这一天，全国首届中青年学者老龄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华辰饭店召开，具有其特殊的象征作用。联系1999年全国范围内召开的有关老年人社会问题的一系列研讨会，此次会议更昭示着国际老龄化问题和老年人问题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及其研究的紧迫性。
任何问题的研究，都是离不开方法的。综观当前的研究，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学者，在研究老年人问题和社会老龄化问题时，都无一不将研究的目光和方法定格在“同情”和“审视”的位置上。无论是以“同情”，还是以“审视”的态度和方法来进行研究，都需要以认识论作为指导。目前的老年人问题和社会老龄化问题研究尚存在着涵盖性不足、研究目的单一的情况。不过，从“首届全国中青年学者老龄问题研讨会”的召开情况来看，这样的情形似乎有了一些好转。在《首届全国中青年学者老龄问题学术论讨会主题报告》的附录中“收录了近十几年来公开发表在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上老龄问题研究的文献目录……共收集了3000多条论文题目和书目”。其中，国内学者著作110部， 编译国外学者的著作19部。诚如编者所说，“这是在老龄问题研究方面所做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基本性工作，它将为……以及未来研究中国老龄问题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提供较为全面而丰富的研究线索，也为老龄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实对研究老龄问题的学术论文题目和书目进行编次，本身就是一种研究方法，是一种文献学的整理方法。虽然它所研究的不是老龄问题的本身，但却为广大研究老龄问题的专家学者在文献的检索方面提供了便利而具有自身的价值。我们认为，对老年问题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也要重视方法论研究。本文试图对我国老龄问题研究的方法加以简略地概述，并提出正在形成或今后可能要引发的方法上的思维模式。
一、目前的老龄问题研究方法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始于60年代中期，到目前为止持续了三十多年[1]（P18），而真正意义上的对老龄问题的研究，也只是近些年的事；然而，在这不长的时间里，老龄问题研究却有了极大的发展。联合国将1999年定为国际老年人年，并计划筹备更长时间的老龄问题宣传促进活动。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对老龄问题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社会普遍重视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涉及面将更进一步被拓展，所引发的思考和争论也必将更加激烈。因此，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使其成为人文研究领域内的一门“显学”。
我国对社会老龄化问题的研究起步虽然较晚，但在党和国家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借鉴于国外的经验，加强与国内外各领域之间的合作，研究十分活跃，已经成为了一个横跨于多学科、多领域之上的综合学科——因为老年人问题和老龄化问题本身的特殊性，从目前国内的专家学者的著述方面来看，已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医学、法学、老年学、哲学、管理学、老年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营养学、运动学、教育学、宗教学、历史学，乃至文献学等诸多学科。
即使如此，就总体的研究状况而言，老龄问题研究仍处在不断探索的阶段。既没有在如何正确地看待社会老龄化问题上达成共识，更没有构架出一个合理而有效地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基本框架，所以，可以说仍处在不断发现问题、转换视角、深化研究的过程当中。至于目前老龄化问题研究领域所涉及到的学科，其本身就存在着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情况。这也正是当代宏观学术背景多元化的反映，是老龄化问题研究作为一个综合性学科的外在表现；然而，这些学科所针对的客体是一样的，只是所处在的角度不同。所考虑的也只是宏观和微观上的差别。因为社会老龄化首先表现出的是一种现象，而这种现象又为人群所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影响。为了充分地了解和评估这一现象，我们就尽可能地利用不同的方法来接近它，从而获得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分析、破译其所形成的过程、存在，乃至预测将来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的社会影响。而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一社会现象客体，是由容量巨大的生命个体的人所组成的，其个体具有行为、思维，乃至能动地适应这一现象所依存的社会环境的能力。也因此，我们在宏观地研究这个现象客体群体效应的同时，又不得不深入地对此客体的个体生活、行为、心理、精神、健康，乃至能够想象得到的与其个体有关的所有问题进行研究。
然而，无论宏观，还是微观的方法，都是处在同一个横向的研究坐标内的。因为，它们研究的客体只有一个，即使研究目的存在着差异。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以往的单一横向的研究模式正在开始发生变化，即并非以研究老龄问题本身为客体的研究学科的介入，它使得老龄问题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成为多元的存在，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比如“老龄问题文献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并不是老龄问题的本身，而是如何地对研究者的所有成果——文献加以分类、整理，其所关心的是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广大的老龄问题研究人员提供检索的方便。
二、研究应保持一定的距离
对于社会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早期的研究者大多是老年学者，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加入了研究者的行列。他们的介入，使老龄问题的研究更增加了研究的客观性，而以“审视”的态度关注着“整个老年社会群体”，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影响。无论是老年学者，还是青年学者，他们都无一不在关注着当下的同时，更加关注于将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社会老龄化程度将更高，据《会议主题报告》统计预测：
1999年，我国30岁以下人口为63860万，65岁以上为8748万； 到2005年，30岁以下人口则下降为60689万，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升为9865 万；2010年，30岁以下人口再降至5994万，而65岁以上人口升为10803 万。而且，这种反向的运动仍将继续发展，到2030年，30 岁以下人口为53975万，65岁以下人口升达22096万。[2]（P8.P138）
在这种剪刀差不断加大的同时，全国的人口数仍在不断地增加。从这种趋势的发展状况来看，21世纪的上半叶，我国的老龄人口容量是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趋势之中，老龄化问题也更加严重。然而，一切发展的动向和实际结果，我们无法百分之百地预料。在科学的发展不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解决办法之前，我们只能以常规的态度和方法来评估将来。
未来50年我国30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发展趋势预测比较（人口单位：万）
年龄
1999年2005年
2010年2030年
2035年
0-29 63860 6068959934 5397553284
65[+] 8748
986510803 2209626667
人口总数 125987127115
136028147939
148728
年龄 2040年 2045年
2050年
0-29
52506 51649 50439
65[+] 29558 30007 30163
人口总数 148478147517145647
根据《老龄化中国》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整理。
从这张表上可以看出，从1999年开始到2050年的50年之间，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实施，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出生率在稳步下降。这样就必然性地导致了中青年人口在长时期逐步下降的情况，而老龄人口则不然，随着高出生率时期出生人口的逐步老龄化，老龄人口数量在不断地扩大，到2045年将突破3亿。[2]（P8）
这样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迫使研究老龄问题的专家学者不能不从各自的位置和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要以“同情”的心态，设身处地地站在不同的年龄层段和将来的位置上来思考——老年学者在研究老龄化的问题时，要“离开”自己的老龄位置，跳出老龄环境来看待老龄问题，将现在的老龄环境，以及将来的老龄环境，作为实在的客体与现在的年轻的年龄群体相关联；而青年学者也应该设身处地地以一个老年人的心态来思考现在和将来。二者都应该跳出各自的年龄层面，并将之作为一个客体来对待。这样，就既能深入研究对象内部来考察，又能离开对象以一个审视者的身份来客观地评价所研究的对象——这就是研究者，即研究主体与被研究客体之间应保持的距离——从而可以保证其研究的客观性。
此外，还应该保证另一种距离的存在，即横向的研究方法与纵向的研究方法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即允许非以老龄问题为客体的研究方法——不以“老龄化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为其第一目的的研究方法的共存。这些间接地以“老龄化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为目的的研究方法，在为以“老龄化问题”为直接客体的研究提供着各种服务和指导；所以，在整个研究领域内也是极为重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必备的工具性，或统筹性指导方法。也许，我们现在一时还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方法的具体存在形式，但仍然可以清醒地感受到它们存在的必要。因为，“对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进行研究，并且是在纯粹明证性的领域中进行研究，目的在于阐明认识的本质和认识与认识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3]（P65）。如果不保证一定的距离或缺乏理论性的指导，往往我们的研究，就会出现尴尬的彷徨。
倘若在研究中，能够将被研究的客体，乃至在对客体进行研究的同时，又将我们的研究主体本身当作被研究的“客体”加以关注，并在研究领域内派生出专门以“研究方法”为客体的研究，而加以统摄性的宏观的综合研究。对那些“专门的研究方法”进行指导，从而保证其研究方法本身的相对客观性和针对性。
三、探讨方法论的必要性
我们做社会学的研究，经常提及“同情”二字，这种同情其实就是设身处地。在老龄问题的研究中，我们的研究者在设计相应的计划、制定措施时，往往要设身处地地为老年人着想，将研究者的目光、心境乃至生活融于老年人的生活、情感和精神之中，体察老年人的心理和生活需求，从而获得切实的第一手资料。要么就站在纯粹性的研究者的位置上，用社会学方法，以超脱于老年人群体之外的观察者身份来审视老年人个体、群体、乃至老年环境，力图以客观的态度和方法来收集、处理、解析所有的资料，从而得出尽可能全面而清晰的理论框架，使老年人问题和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有一个突破。
然而，即使是对待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学者，或者站在不同的位置上的研究，其所得出的结果又可能是迥异的，例如在讨论“老年社会保障和养老制度”的问题时，在对“经济的代际转移”的看法上，就存在着极大的分歧：有人认为代际转移存在着极大的不合理性和危险性，并试图以国家的宏观干预和个人承担的方式来尽可能避免，至少是减轻代际转移的隐性负担[4]（P98－110）；同时， 又有人认为经济代际交换是合理的，“是实现育幼养老的有效途径”[5]（P23）。
对待同一个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正是因为研究者各自所处的立场和依据的理论，以及对占有材料上的处理方法的不同而引起的。况且，研究者对问题处理的目的也并非一致。如果我们离开具体问题的研究结果，来讨论研究方法的本身，那么，我们就不免会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在调查、了解和分析占有的材料之后，对问题的论述，是着重于其描述呢？还是注重于其解释？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对现行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加以评估。
我们都知道，现行的研究方法，是力图用数学和数理的方法来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和解释，然而，在经常的情况下，又难免存在着不合理性，因而有时又是“不足取的”[3]（P52）。因此就必然地导致这样的一种情形的出现：在研究中，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用数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加以描述和解释，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时时地考虑这种方法合理性的程度。也因此，就必须有一种与我们现用研究方法的目的性不一致的方法来监督和甄别我们的方法，为“研究方法”提供宏观性的指导和诠释，并为之提供可能的服务。这就是讨论方法论的必要性。在老龄化问题和老年人问题研究中，也同样地提出这种要求——即建立对老龄化问题和老年人问题研究方法的研究理论体系。这在现在就应该提出，因为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就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四、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文明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加上医学体系的不断完善、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生存年龄也随之在一定的区间内被大大拉长，所以，人口的自然死亡率在一定的时间内会突然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在同样的情形下的人口容量加大。同时，自然生育能力也在加强。国家出于人口控制的考虑，相应地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抑制人口的快速增长。我们可以剥夺一部分生命个体出生的权利，但绝不可能用同样的手段来剥夺老年人的自然生存权力。
由于生命时间的延长和大规模的人口集体效应的负面反弹作用而引起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同时下降。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内，人口总增长速度放慢，总体容量的矛盾渐渐地趋于缓和。而在这种人口容量相对稳定和增长速度放慢的状态下，人口的年龄分布将是极不合理的。所以，就总体的人口控制的必要性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利弊参差总是相伴随的，所以，我们既然实施了这样的措施，就应该敢于接受这样的事实，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如何面对问题的出现、坚定解决的信念。
面对任何问题和现象的研究，都必须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和方法来加以公允的探讨，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和距离内，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之间也应该相互地尊重、相互借鉴，这种借鉴可以是跨学科、跨领域的，可以是同一目的性的，也可以是非同一目的性之间的。
处在同一目的性的横向学科之间，其研究的对象是统一的，虽然在各学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融性，但仍然还是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又因为是处在同一个参照坐标内，所以，又具有其一定量的可比性。然而，对于非同一目的性的纵向研究方法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应该是服务被服务、指导被指导、监督被监督之间的关系。但是，无论是同一目的性，还是非同一目的性的研究方法，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对于老龄问题研究领域来说，其终结的目标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以社会老龄化问题为客体，力求解析其结构、寻求其解释的合理而有效的办法和途径。
五、总结
研究方法的本身是需要用理性的分析来观察被研究的客体，然而，在某些研究领域里，纯粹的理性式研究方法，又往往只能给我们带来迷茫，尤其在对于老年心理学和老年宗教学的研究之中。老年人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人生旅途之后而进入老年时期的，他们的心理和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具有其老年时期的特殊性。对于一个独立的老年个体来说，又拥有其独立的个性。“既然是个性……是绝对的独一无二的、无法预测、无从解释的”，也因而研究人员在研究老年心理及其宗教情感时，首要的是“必须抛弃其所有的先人之见和技巧……”[4]（P131）， 况且研究者本人往往也“似乎忘记他自己的概念常常是非理性和自相矛盾的”。而且，老年人的“精神心理的完整性应该受到高度的重视，不能受到侵害，不能把自己的定义和先人之见强加给他们，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交流”。[6]（P138）这是荣格的观点。
当然，其观点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所以，对于某些领域的研究，往往应该是包容，乃至允许非理性思维的存在。因为，非理性并非是反理性的，况且，纯粹的理性往往又是不够的，它受到了研究者经验本身的限制。在对待各种不同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的态度上，应该采取更加宽容的心态。因为，我们有权利按常规咏叹，但也要允许别人唱反调，往往还需要鼓励反调的存在，只是以不走调为前提。甚至，有时候还应该有勇气和责任对自己唱反调，从而多一个角度、多一种思维的模式。这就是包容不同方法的理论框架的出现，并在不断的删节和扩充过程中逐步地走向完善。
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不能只局限在老年人问题本身，而应将视野拓宽，从不同的角度，保持其距离来研究老龄化问题，甚至，处在另一个不同的参照坐标内来研究“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方法”，其针对的是对研究方法的研究。因为研究方法的思路不拓宽，不能离开本来环境，其研究就难以全面而客观。而研究方法的自我调整，是需要更宏观的指导和警策的，也因此，应该加强对老年人问题和老龄化问题研究方法的研究，也只有更加完善和合理地设计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研究框架，老年人问题，乃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才能较为全面而合理。
因为没有合理而恰当的研究方法，研究的缺陷就会不可避免地存在，而对研究方法的研究，是指导研究的宏观性调控的原则性体现。对研究方法的规律和特点加以认可，并对其不足加以修改。我们在这里所希望阐明的是注重指导方法的研究。其实，一切对社会问题的综合研究，都应该是建立在发达的基础理论研究之上的；否则，最终只能导致连最基础性的概念都鉴别不清；或者是照般一些他人、国外，而又不一定适合我们自己和国情的研究方法或理论的情况。
总之，在老龄问题研究领城内，应该加强建立在相应的基础理论研究之上的方法学的研究；从而较为合理地对其以老龄问题为第一客体的研究方法进行鉴别和指导。
收稿日期：1999—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