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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育要在未来1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这个宏伟的目标靠谁来实现，学校还是教师？
然而，学校准备好了吗？教师准备好了吗？
从世界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凡是在学校和教师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革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对于布鲁纳的课程改革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布的《国家处在危急之中》报告称，60年代以来的美国教育改革非但没有提高其基础教育的质量，反而使国家处在危急之中。这种实例还发生在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可谓“二战”后世界教育改革的教训，我们应当汲取。何况，我们又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如此大的一场教育变革和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工程。
笔者在参与国内一些地方的学校评估中，看到很多学校深陷于行政、等级、划一和封闭的困境之中，深陷于高考和分数的困境之中。千校一面的窘况使学校渐渐失去了“草根”的生机。
尤为可悲的是，大量学校因为失去尊严而沦为薄弱校和差校。其实，这样的境遇重点学校也未能幸免，甚至，他们也是这种结局的制造者和受害者之一。重点、集中、划一和巨型化的发展战略加剧了学校生态的单一化，其结果有点像南方的“水葫芦现象”。此外，还有相当多地区的学校深陷在为公平和义务教育基本权利彻底实现的奋斗之中。在边远地区，基础条件很差的学校不能说太少，催人泪下的学校也依然存在。
对于“钱学森之问”，因为解题发生错误，更加助长某些人急功近利地开发人才的欲望。一时间，“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的现象出现了。宋代的宋祁说，取士本于学校。不办好学校，不办好基础教育的学校，只想在上层等待人才的出现，就好比不耕种而求收获！
“二战”以后，世界范围的基础教育改革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课程，二是学校。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其重点一直集中在课程方面。之后，许多国家发现，如果学校和教师没有准备好，不但课程的目标不能实现，教育质量不能提高，甚至教育普及和公平的理想也无法实现。如，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案至今没能实现，其重要原因是“有三分之一的学校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①。美国的课程改革、日本的教育改革以及我国台湾的教育改革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一言以蔽之，学校和教师没有准备好。
然而，作为世界各国基础教育主体的公立学校已逐渐成为一个相当僵化而顽固的堡垒。官僚化和行政化加速了其内部功能退化和教育生态失衡，说其“病入膏肓”也不为过。2010年在美国教育界发生的故事，越来越使笔者相信这一判断的合理性。
2010年3月，美国的资深教育家黛安·拉维奇对特许学校的“倒戈”，就把学校教育改革的时局搅乱了，至少把美国奥巴马政府教育改革的“水”搅浑了。黛安·拉维奇曾经是小布什政府的教育高参、特许学校的倡导者。在她的新著《伟大的美国学校系统的死与生：考试与选择是如何腐蚀教育的》中，激烈地批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和她自己曾积极倡导的特许学校制度。她认为：特许学校用急功近利的办法，包括强调统一标准考试，使得学校出现“课程窄化”现象，导致一些教师热衷“应试教学”，排斥了非考试科目的地位；为了压垮公立学校，有的学校不惜降低及格标准，甚至出现了舞弊现象；择校政策也并未让不达标学校的家长和学生享受到相关福利，还造成公立学校的生源和教师的流失。何况，有的特许学校的学生平均成绩还比不上普通学校。
2010年9月11日，比尔·盖茨出席了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由戴维斯·古根海姆执导的影片《等待超人》(Waiting for Superman)展映仪式。实际上，他是该影片中古根海姆采访的重要对象。盖茨对美国的公立学校体制非常关注，这些关注体现在纪录片主人公的遭遇中，体现在盖茨给纪录片所起的名字上。该部影片的导演希望模仿他与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合作的关于全球变暖的奥斯卡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揭示美国公立学校存在的问题，从而再次呼吁人们关注美国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关注近乎崩溃的美国公立学校制度。这部影片披露，即使办得不错的特许学校也只占美国公立学校的3%。毫无疑问，美国公立教育体系曾经促进了美国的强大，但今天，“许多公立学校是失败的：在高中生里，只有1/3的学生准备读大学，非白人学生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辍学”②。
在当年的《难以忽视的真相》纪录片中，戈尔讲过一个故事，他的中学6年级的同学在地理课上向教师提问，可否将南美洲的东海岸线与非洲的西海岸线拼在一起？那位教师回答说，当然不行，还表示那是该教师听过的最荒谬的提问。戈尔用诙谐且苦涩的口吻评论说，后来这个学生吸毒，一事无成；那个教师却成了政府科学顾问。《等待超人》中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所讲故事的续集，这是否证明，美国的公立学校制度正在落入积重难返的境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鉴于对公立学校的不满，“第三者插足”的现象迅速出现在世界的许多国家。首先是家庭学校在美国出现，接着是磁石学校和特许学校的兴起；英国的专长学校更是如火如荼，遍布英格兰各地；花样翻新的NGO教育专业实体和组织，超越教育行政机构的传统势力涉足学校改造；大量的社会补习机构更借着“市场化”机制“趁火打劫”。但是，这场以基础教育改革与学校改造为主战场的运动眼下还没有最后的结果，不过有两个走势值得注意：一是世界各国基本没有放弃公立学校教育系统作为国家法定的主流的教育形式；二是基础教育在公平和质量两者的平衡关系中没有找到最好的出路。
信息化与学习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性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给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出了一道“大题”， 时下，各国都在“赶考”的路上。基础教育和学校在这个世界性的挑战中，怎样选择对策：宁可狂狷，抑或中庸？是稳坐钓鱼台，还是做弄潮儿？哪个风险更大？哪个成本更高？哪个选择会让你后悔不迭？可以预见，教育固然不是当前这个“世界乱象”的直接制造者，但一定会成为这场人类灾难的“替罪羊”。
在世界各国纷纷推进课程改革之时，我国基础教育也开始策划系统、整体的课程改革。课程是“教育的心脏”和“学校的法律”，我们期待通过课程改革进而转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教学方式，达到全面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因此，我国把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第一场战役放在了课程改革上。
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在普及教育方面领先的国家已经转移重心，开始在学校改革上做文章了。“以校为本”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关键词。近10年来，我国的基础教育也已步入课程改革的艰苦实践之中。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是：庞大的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计划靠什么来实现？
这里有一个对课程性质和价值的判断问题，或许这是一个理论问题。课程和教学，谁为大？学校、课堂和教师，谁为大？其实，从这些教育基本元素在历史进程中出场的先后次序就可以知道谁比谁更重要。当然是教师为大，当然是教学为大。一切教育都是在师生交流之中实现的，都是在教学过程最“草根”的形态中实现的。再好的课程“大餐”也应当装进学校的“盘子”里，并将其转化成教师的行为，转化成促进学生发展的“营养”。
那么，学校的出路在哪里？学校该怎样做好准备迎接一次又一次变革的冲击？基于历史的分析，笔者认为，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以校为本，走内涵发展之路是学校的应对之策。③
学校重建必然涉及几个大前提的问题，在此，笔者将它们简称为：笼子问题、根子问题、镣子问题和筛子问题。
第一，体制问题，其核心是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实现学校的独立性和专业化，不是简单地下放权力，而是权力性质的改变。彻底实现教育重心下移，实行以校为本，尊重学校作为一个专业化组织的地位，尊重教育和教学的规律，真正回到尊师重教的原点上来，这就是“笼子问题”。金笼玉碗的生活固然不错，足以让诸多的公立学校养尊处优，砸了它着实可惜，或许真的让人怀恋。可是，会有别的选择吗？
第二，学校内部组织和机制的重建。学校现行的组织是在工业化时代建立的，它注重的是划一的批量化生产的规模和效益，并且在实现教育普及过程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夸美纽斯是这一理论的首创者，兰卡斯特—贝尔则是实践的有效推广者。公立学校的建立逐渐帮助人类实现了教育理想的第一步——形式上的公平。黛安·拉维奇的老师、著名的教育历史学家克雷名就是这个公立体制早期功劳的最大鼓吹者，他甚至使用了“尽善尽美”这个词形容早期的美国公立学校体制。杜威也肯定了这个制度的简化、净化和同化作用。然而，学校体制的过度划一、教育过程的过度简化和同质化以及评价标准的过度量化，逐渐使学校更加关注教育的形式，并且从内部逐步丧失活力，出现了普遍退化和倦怠的现象。笔者以为，即使现在立即给学校自主权，它们也未必能立即出现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动力机制。世界许多国家的公立学校体制都有这类通病，这就是所谓的“根子”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借助学校内部改革才能实现。因此，学校改革必须眼睛向内，促进内涵发展，坚持教育的多元生态，力求学校特色发展和“自圆其说”。其理想的目标是办好每一所学校，让每一所学校生成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和机制。让学校的根扎在自己的土地上，滋养自身“草根”的活力。
第三，学校教育中心和教学方式的改革是更为核心的问题。杜威提出的“儿童中心”的观点，其目的在于在社会本位的基础上改变儿童的被动地位。如今，学习的地位已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需要重新讨论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这是学校内涵发展的核心问题。学生成长的规律、教育教学的规律都需要重新认识。传统的教育方式是：靠体力投入；靠增加时间；靠竞争淘汰；靠重复训练；靠封闭管理；靠争夺生源。这些只顾功利结果的教育方式和办学方式致使学校的教育性质被扭曲和异化，教育的功能在退化，教育的生态严重失衡。学校更加重视教育的讲授和训练的功能，而教育的养成和陶冶功能却被淡化甚至荒疏了。我们的学校和教育好像越来越不会看人了，离开了分数，就不知道怎样评价学生了。驱使亿万受教育者在同一条线上竞争高低，其恶果可想而知。要想超越现实的制度，就有可能产生两种现象，要么靠不正当行为和腐败“加塞儿”，要么被这个长长的“排队”煎熬、拖垮，逐渐丧失信心，落败而退。学校和学生被高考与应试两个强大势力包围，被应试主义和素质教育两种价值取向困扰，用“二龙戏珠”来形容目前学生的处境似乎并不为过，这就是“镣子”问题。学校、教师和学生都不喜欢带着“镣铐”跳舞。蔡元培一百年前最早使用“应试”这个概念，并且犀利地批判了“应试”型的教育。不过，人类从来没有对教育失去信心。不是吗，即使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总是与警钟和批评、痛苦和艰难相伴，那种洋溢师生和谐、教学相长的“草根”状的学校生活还是久久地留在许多人的美好记忆之中。
第四，课程改革与课程体系的重建。课程改革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教育培养人的道路。我们力图改变传统课程的繁难偏旧的问题，解决一纲一本的单一教育生态和教材垄断问题。这些问题现在解决了吗？笔者的一个观点是，学校的课表充其量只是一个中药方子，而课程则好比是一本《本草纲目》，不能千人一本、万校一方。蔡元培认为，教材不过是举例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学校课程发展与建设机制完善的目的在于建立和发展学校课程设计和整合的能力。学校消极地就范眼下的课程标准和教材，把眼下的课程当作终级目的和“知识常数”必然导致其治标不治本，且可能重蹈覆辙。现代课程体系一定是一个动态的可选择的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体系，是一个以满足基本教育需要为主要任务的体系，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工具性和服务性的体系。当然，决不是以淘汰和筛选人为目的的“大筛子”，也不是制造失败者的“异己”。考和教分家、以教为本，这是必然的趋势，所有的教育功能和价值都将在“草根式”的教育行为中得到转化和升华，这算个“筛子”问题。
钟情于“草根式”的教育生机，笔者常常想到老子的大象无形和上善若水。
笔者之所以相信“草根”的活力，就是坚信，教育之伟大、学校文化之神奇存在于学校师生的日常生活之中；笃信：凡是有师生的地方就有这种“草根”的力量，就会不断涌出如诗般的故事。教育教学常常是最朴素自然的事情，无处不在，似水无形；既在平凡的对话、即兴的交流之中，也在茅塞顿开、红炉点雪的美妙瞬间。教育的力量体现在日积月累、水滴石穿、春风化雨和润物无声的过程之中。它，不需要张扬、棱角、装饰和自诩；它，随和、简单、朴素、自然，时而酣畅，时而委婉，时而滂沱，时而点点滴滴，像水。
当然，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还必须实现教育内涵的公平。没有教育的公平，就不会有现代学校制度。值得高兴的是，我国正在逐步建立以发展内涵为主的基础教育质量标准和评价机制。毫无疑问，这个进步中的公平教育必须有一个新的质量观的支撑。传统的经验总想用最大孔的“筛子”层层筛选所谓的杰出、超长、天才、精英或他们的苗子，而且要越早越好、越小越好。全然不顾选拔过程的“伤害性”代价，不顾在升学率和分数线之下的广大学生的尊严和利益，这决不是现代教育的质量观。
用传统的公平解释今天普及教育时代的质量就可能出现混乱。如果按照省重点的“北清率”（考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升学率），县重点学校的“一本率”；普通学校的“三本率”，薄弱学校的“专科率”作为衡量基础教育质量的标准，作为“优质学校”称谓的标准，那么，按照我国泡沫状高等教育大众化现状，至少有75%想升学的学生是差生和失败者，是无质量可言的；职业教育也自然成了“升学水库”的“溢洪渠”、社会二等公民的“收容所”；这还不算那些中途辍学的同龄人。根据这个推算，可以设想，这样的教育制度将给多少学生带来终身的痛苦，给多少家庭带来“遗传性”的灾难，给和谐社会带来多少“难以名状”的后患。
与上述谈论相关的问题是基础教育的国际化。从崇拜名校到名校崇拜，人们容易走进两个误区，一个是妄自菲薄，一个是妄自尊大。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基础教育在中国。据说，在眼下国际的基础教育评价中，中国基础教育的名声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芬兰倒是口碑不错，他们的学校既没有中国重点学校那么奢华，也没有普通学校花那么大代价推行的高标准的统一配置。然而，芬兰的学校确实承担了教育的主要责任，社会补习机构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社会对学校的抱怨很少。
国际化既不等同于国外大学的预科化，也不是预科化加商业化。如果再用本来严重不足的中国基础教育的学校资源替人做嫁衣裳就更不对路了。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基础教育阶段为什么会一再涌起出国潮，是什么人成为出国低龄化的主体？中国基础教育关注的重点应当放在哪里？有人认为，庞大的出国热把几乎所有的出国考试通道都改造了，外国原本设计的课程原理也被中国式的升学对策和简单的移民式留学改造了，如A-Level等。据说，英国已在谋求重新设计那个以多元出路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幼儿园的蒙台梭利热也是如此。为什么挂一个“蒙班”就高收费？中国教育的“中国”认同感越来越薄弱。陶行知说，法国的、日本的、德国的都不是中国的。陶先生的这个历史命题似乎有点大实话的味道，可真要仔细想一想又如何呢？
现在，国家新的教育规划中提出要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教育问题了。哪些是中国的？什么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教育经验和真正引领先进教育理念的实验学校？哪些是真正让我们骄傲于世界，自立于世界的教育模式和教育道路？笔者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国人似乎越来越被中华民族的“继承元素”问题所困惑和焦虑，担心一再盲目照搬，学了个不伦不类，更担心中国教育失去民族的尊严和特色。这也应了一句话，没了中国的，还有世界的吗？
辜鸿铭说，中国人的精神是博大、深沉、淳朴和灵气。当年，这个留着辫子的“怪才”要用他精通的六国语言为中国和中国的精神辩护。试问：我们今天要为自己的教育和学校辩护什么？
注释：
①王丰丰，杜静.奥巴马提出教育改革方案[N].光明日报，2010-03-17.
②平一.［CEO来信］盖茨：公立学校为何难出“尖子生”[EB/OL].http://www.iceo.com.cn/ceom/2010/0928/201003.shtml.
③康健.学校制度重建势在必行[J].教育科学研究，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