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实事求是评价曾国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事求是论文,曾国藩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评价历史人物过去曾有过两种不同的方法与态度：一种正确的即实事求是的方法与态度，全面详尽的占有史料，通过分析与研究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也即我们所说的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另一种就是对历史人物采取简单的分类和贴标签的办法，把历史人物划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或者哪些是革新派、哪些是保守派、哪些是儒家哪些是法家，或者干脆以阶级出身来划分界限。用这种简单的模式来研究历史，不但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相反只会混淆是非、贻误后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坏就绝对的坏，把学术研究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使人不敢讲实话，还有就是一种风派，看风向说话，一阵风来了向这边倒，另一种风来了向那边倒，历史成了一笔湖涂帐。真如有人所说历史如一个女孩子可以任人打扮。这里只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而不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使后人特别是青年不能真正了解某些历史的真相。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主要是使后人从前人成功与失败当中吸取经验与教训，用以指导今天的实践，而不要求塑造历史人物与事件，来强其服务。只有这样史学才能真正成为科学，这虽然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我们却走过不少弯路，有时甚至重犯这方面的错误。
目前掀起对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的讨论，我们也应抱实事求是的态度，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评价他，做到既不诋毁前人，也不曲意颂扬，更不要一边倒。曾国藩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曾镇压过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得到满清贵族的推崇与赞许，死后谥号“文正”，成为“中兴名臣”。因此有些人把他奉为圣人，加以顶礼膜拜。辛亥革命以来对他开始了批判，特别是解放以后把他说成大汉奸大卖国贼而加以口诛笔伐，他的著作自然视为禁书、无人出版，也无人敢问津。这是极左思想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政治路线的确定，随着学术春天的到来，曾国藩的书籍才又重新出版，研究的也逐渐多起来，这是一件好事；但目前在讨论中又出现了一些看风向的现象，好象过去对他的批判全都错了，甚至连他镇压太平天国也似乎成了功劳，这就从一个极端跃入了另一个极端。1840年后，中国社会已进入半封建半殖民的性质，反帝反封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使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王朝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这个腐朽的政权，后来又镇压戊戌变法，抵制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阻挡和延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曾国藩的历史罪责是无庸讳言的。
但曾国藩作为满清王朝的宠臣，要求他站在农民起义一边来支持革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以封建士大夫、封建官吏的标准来要求他，评价他。当太平天国兴起，高扬灭清的旗帜，凡是封建官吏，封建士大夫都是站在清王朝一边的。倘若林则徐不死，他也会尽其所能镇压太平军，就是当时身为布衣的左宗棠后来也投入了镇压太平军的行列。但林、左因反对外国侵略者有功，我们称他们为民族英雄，并不十分计较他们对农民军的仇视或镇压，评价曾国藩也应用同一标准，才能使是非清楚，功过分明。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地主家庭，世代以务农为业，他祖父曾玉屏虽然雇请佣人，但自己也“肩着锄头，开荒种地，喂养猪禽”。他父亲曾麟书不过一个秀才，在乡里当塾师。曾麟书曾拟就一联悬于堂中：“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可见曾氏也并非出身显赫的世代官家。后来著名学者杨昌济先生也以为曾氏出身农家子弟。但封建社会地主家庭子弟有着读书仕进的道路可供选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其金色的梦想。曾国藩就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而跻身满清朝堂的。他六岁读书，随父攻读五经及八股文，二十二岁中秀才，二十八岁中进士，由于他亲近满清权贵，处事谨慎，得到穆彰阿、倭仁等人的赏识与推奖，一直官运亨通，青云直上，道光二十六年，仅三十七岁时就以内阁学士的身份兼礼部侍郎了，破格由从四品骤升二品，因此他曾自诩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由于他在仕途中一帆风顺，受到满清朝廷的重视，所以当农民起义危及到满清统治的时候，他就坚定地站在清王朝一边，1852年当太平军进入湖南之时，曾国藩恰好母死回家丁忧，就主动上书咸丰，请求招募训练团练参与镇压太平军。现在有人认为曾国藩是憎恶太平军崇奉异教耶稣拜上帝会，为维护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而战，这未免有点美化了他的动机和行动。实际上曾国藩并非无神论者，他在《讨粤匪檄》中就炮制了“王道治明，神道治幽”的理论，表示要为维护数千年神权而战，可见他反对异教也只是一个借口，根本目的是要维护与他休戚与共的满清王朝统治。他作为一个孔孟之徒，对于孔子历来所倡导的华夷之别，不予理会，对于太平军提出反民族压迫他充耳不闻，相反的颂扬当时的咸丰帝为“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的英明圣主。这些话除了用阶级立场来解释以外，恐怕不好作其他解释了。但曾国藩一介书生，以朝廷侍郎的身份，仅依恃着咸丰的一纸任命，就组织起千军万马，通过十余年殊死作战，居然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军镇压下去，说明他是个不可小视的人物。这也就是后人在惋惜之余谈论他的原因所在。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剔除其仇视农民起义、为满清王朝效力的躯壳，仍有许多的可贵之处，我们不必一概视为糟粕而加以抛弃。曾国藩除了镇压太平军大节有亏以外，同样做过一些好事，如他热心创办洋务，提倡向西方学习，主张经世致用之学，这些思想和作为都是值得肯定的。
曾国藩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倡导和创办洋务，其流风余韵对晚清影响很大，他开了洋务运动的先河，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曾氏早年潜心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但他并不囿于理学的空谈，而倡导经世致用，也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僚只知安享富贵尊荣，他面对国家民族深重的危机，承袭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向西方学习以求富国强兵。他曾倡言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救时第一要务”。早在1856年他就向咸丰帝奏称“制造轮船为救时之要策”。有人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只是为了镇压太平军，并无抵御外侮之意图，其实这种看法未免偏颇。1861年曾氏在“覆陈购外洋船炮折”中写得明白“购成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两年，火轮船必为中国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剿发逆是用来剿灭太平军；勤远略，即主要用来抵御外侮。曾国藩在这份奏折中还写道“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则渐失其所恃”，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将轮船洋炮据为己有。在今后的战场上使洋人逐渐失去优势，他在上谕得到批准后，在安庆办起了“安庆内军械所”，试制枪炮炸弹，还首次仿造了一艘小轮船，名曰“黄鹄”，由于全系手工操作，没有机器设备，故行驶缓慢，但它毕竟是第一艘轮船。1865年曾国藩又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对轮船制造也十分重视，通过努力在同治七年，制造出了第一号轮船，对此他曾寄予很大希望地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曾国藩还主张发展近代民用工业，曾上奏要求开采煤铁各矿，试办招募轮船，以加强整个国家的工业基础。曾氏这些洋务活动，对当时中国工业起步起了开拓性作用，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与发展。
为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曾国藩还积极主张派遣幼童出国留学，在出世前向同治上书说：“拟选聪明幼童出国留学，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部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在曾国藩等人的倡导下，清政府计划每年选送三十名幼童去西方学习，唐绍仪、严复、詹天佑等为一时之俊，这些举措为中国近代政治、工业的发展准备了一批人才。对以后几十年中洋务运动蓬勃发展，曾国藩有倡导之功，他不失为中国洋务运动开先河者。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理论家和实干家，他崇奉理学，但并不迂腐，他认为一种道理“适时则贵，失时则损”，并说“物穷则变自古然也”。他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这种理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一直被奉为主臬，他针对当时腐败政治，主张整肃吏治使用廉吏，提拔讲求经世致用有实际能力的人才来充任各级官吏，并身体力行、认真实施，他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就清理历年积案达四万余起，对下属官员进行调查，考核政绩优劣，分别予以嘉勉重用和降革，他使用人才不拘一格，为清王朝荐举了大量人才，其中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是最突出的皎皎者。
曾国藩还重视实践，重视对人的培养教育。他的家书一直受到后人的重视，他早年身为京官常写信回家，教育家人参加劳动，要求他们下地干活，锄地、插禾、打草、拾粪，勤俭持家，保持半耕半读的家风。他在京城时将白菜、茄子等优良品种寄往家中，叫他们种植，这些思想和作法作为一个封建官吏诚属难能可贵。
总之曾国藩一生经历复杂，在政治上他组建湘军残酷地镇压太平天国，维护和支撑了满清的腐朽统治，阻挡了历史潮流的前进，这应该理所当然地受到批判；但它倡导和创办洋务，主张向西方学习，为发展中国近代工业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则应予以肯定。他的思想精华与糟粕并存，既有唯心荒谬的封建糟粕，也有可贵的闪光精华。因此近百年来对他的评价总是有褒有贬，毁誉兼之，批判憎恶者大有人在，顶礼膜拜者也不乏其人，结论还是章太炎先生说得好“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算是合乎情理的公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