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走资派”理论形成脉络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资派论文,探析论文,脉络论文,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派”理论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逻辑前提。因此，对于“走资派”理论的形成脉络进行历史考察，进而研究其内在逻辑，是极有必要的。
李君如教授在其名著《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中指出：“走资派”理论的形成，有上下两条线路。下线路：官僚主义者——既得利益集团——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线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民主派——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线路是毛泽东从基层阶级斗争特点概括出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线路，上线路是建国以来党内不同思想认识之争在毛泽东头脑中的反映。上线路是完全错误的，下线路具有复杂的情况，呈现一个从正确到错误的历史与逻辑的复杂进程[1]270、278、282。
当代中国研究所的陈东林研究员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具体分析一下20世纪50至60年代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错误的发展，可以发现，其“资产阶级”的含义并不是简单的范围扩大和循环，而是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经历了重提、扩大、重新确定重点的过程。内涵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是1963年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1963年5月制定“四清”前十条时，关于打击对象，毛泽东还认为主要是原有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1963年11月通过“四清”后十条，“阶级斗争”对象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重点开始转向党内，强调要“整顿农村基层的党组织”。1964年底制定二十三条前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完成了一个剧变，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找到了定位，认为出现了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从而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
上述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合理成分，但还需要继续深化和补充。笔者认为，毛泽东“走资派”理论的形成脉络可以分为主线和副线：主线是在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辅线是毛泽东对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警惕、对官僚主义者的批判。
一 “走资派”理论形成的主线
建国以后，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革命的逻辑与生产的逻辑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由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所规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革命的逻辑继续延伸，就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由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所规定，生产的逻辑需要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因此陷入两难选择之中。作为共产主义者，要消灭剥削，不可能放弃革命的逻辑；作为治国理政者，要消灭贫困，不可能无视生产的逻辑。他们只能在两种逻辑之间摇摆。在实践中，逐渐出现了分化：毛泽东越来越倾向于革命的逻辑，把资本主义视为必须铲除的祸害，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坚信资本主义不除，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建成；刘少奇等人越来越倾向于生产的逻辑，认为资本主义在现阶段对于经济发展还有积极作用，主张为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可以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适当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在制定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的取向方面，中共领导层存在深刻的分歧：毛泽东认同革命逻辑，政策取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认同生产逻辑，政策取向带有现实主义色彩。正如胡乔木深刻指出的那样：“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3]267－268
毛泽东对于革命理想和革命彻底性的执着追求使得他的政策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尽管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迫使其他领导人服从他的意志，但毋庸讳言，毛泽东的党内同事们越来越看出了毛泽东那一套政策的虚幻性，在内心深处不自觉地与毛泽东拉开了距离，所以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在党内高层处于孤立地位，仅有少数拥护者。这使得坚信自己一贯正确的毛泽东有了一种“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孤独感。在他眼里，这些曾经与他一同打天下的同事们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愿意再继续前进了，在革命道路上半途而废，对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热情很高，却不愿意消灭资本主义，表现出革命的不彻底性，一遇到经济困难就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在国内政策上热衷于“三自一包”，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暴露出内心深处对私有制的留恋，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三和一少”，向国际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毛泽东的个性是宁折不弯，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维护自己的理想，毛泽东不惜提倡个人崇拜，牺牲集体领导原则，大搞个人专断，挥起阶级斗争的大棒对付党内与他发生意见分歧的领导者。随着毛泽东提出的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政策措施在强行推行过程中越来越暴露出其严重恶果，毛泽东遇到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严重，政治批判的调子也在不断升格。从建国初期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到合作化时期批判主张稳步推进农业合作化的邓子恢“像个小脚女人”、“右倾”；从1958年批判反冒进说周恩来等人离右派只剩五十米，到1959年批判彭德怀等人，说他们否定“三面红旗”，认定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从1962年批判“三风”时进一步声称党内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到1964年2月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认定“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等等，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实质上都是党内在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出现的理想主义取向与现实主义取向之争。
毛泽东多次说过这样的意思：所谓走资派，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是积极赞成并且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那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叫走资派吗？这些话很清楚地说明了毛泽东与党内领导层的同事们存在着深刻的思想分歧，并且点明了思想分歧要害之所在，成为我们解读所谓“走资派”理论的钥匙[1]281。
毛泽东正式提出“走资派”理论的直接诱因，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性质问题上发生的争论。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二十三条”。会议开始时刘少奇提出议一下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该如何表述，毛泽东立刻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4]966刘少奇提出：运动的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则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毛认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他还引用杜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诗句，说明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但是，刘少奇仍然坚持认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5]1570-1571 12月27日，针对刘少奇的意见，毛泽东声称：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5]1373。
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于四清运动主要矛盾和矛盾性质的认识分歧让毛泽东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党内确实出了“走资派”。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是为了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而开展的运动，其性质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刘少奇虽然在指导运动的方法上偏“左”，但最后落实到具有实质性的问题时，却提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交叉，完全回避了阶级斗争这个要害问题，这不是“形‘左’实右”是什么？作为社教运动的指挥者、作为他的接班人，居然弄不清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可见刘在政治上是很成问题的。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反对将四清运动的重点指向“当权派”，恰恰说明他是这些人的保护伞。在刘少奇的保护伞下，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反对搞社会主义的当权派，其中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对于这样一些人，不称其为“走资派”又能称为什么？！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派”概念，其具体所指，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内部那些反对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主张尊重经济规律，政策取向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领导人。在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是导致毛泽东提出“走资派”理论的主导因素，故笔者称之为主线。
二 “走资派”理论形成的辅线
除了这条主线之外，毛泽东对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警惕、对官僚主义者的批判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属于前者——毛泽东曾经明确讲过官僚主义“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6]476。故笔者称之为辅线。
毛泽东始终对于党和政府中各级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保持高度的警惕，坚持毫不妥协的反官僚主义立场。从1951年年底开始，毛泽东就领导全党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运动。曾是民主革命功臣的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因犯贪污罪而被“大义灭亲”。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严肃告诫党的各级干部：“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5]612他的尖锐言辞让老百姓听了特别解气：“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6]324“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6]325在当代各国领导人之中，恐怕没有谁曾像毛泽东那样发动了那样频繁、激烈和大规模的反官僚主义运动。美国学者鲍大可曾经评论说，中国的官僚权力和官僚特权之所以没有发展到苏联那种极端的程度，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7]205
然而，官僚主义、贵族阶层或者说特权阶层的产生，是政治权力异化的产物，可以说是任何存在政治权力的社会都有可能滋生的东西，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在“三反”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就发现干部的贪污腐化与资产阶级的勾引有很大关系，遂展开“五反”运动。中共干部与资产阶级的这种关系，使毛泽东受到很大震动。而薄一波推行新税制等现象，则让他得出了党内严重存在资产阶级思想的结论。他认为“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6]94。所以，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搞了一个又一个运动，来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1957年整风，重点在于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等作风。毛泽东明确指出：“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这是天下第一大事。”[8]468不料整风突然转为反右，毛泽东进而提出要不断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社会彻底清除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此后不久，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6]476这就意味着，官僚主义作风、特权意识等，被纳入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
在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讲到，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未能彻底解决好“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结果出现了新的特权阶层、高薪阶层[9]238。由此，毛泽东实际上形成了这样的思路：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都是特权阶层形成的重要基础。资产阶级法权刺激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反过来促进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扩大了的资产阶级法权又进一步刺激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如此循环不止，产生了特权阶层。而特权阶层的广泛存在，恰恰是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土壤。
因此，为了防止出现特权阶层，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必须坚持不懈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首倡的“三面红旗”就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整风反右，反对官僚主义，干部下放，将军当兵，种试验田，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进一步的破坏。公社工资发给每个人，不发给家长；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开展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破坏[10]768-769。不久，他在武昌会议上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11]449。
1959年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既得利益集团”。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1]272。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反修论战中，他对这一问题有更多的思考。在“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他说南斯拉夫有个“官僚资产阶级”；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他说苏联存在一个“特权阶层”。毛泽东认为，“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他们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12]34，它“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古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12]39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在这个特权阶层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思想已经完全蜕化，“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如何维护这个特权阶层的利益，如何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而“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因此，“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他们“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12]38-39
带着这样的判断反观国内，毛泽东把形势看得比以往更加严重。“在毛的眼里，一些官僚主义者正在脱离群众，不能倾听人民的呼声。工业企业的管理人员开始趾高气扬，仿佛工厂就是他们自己的。医务工作者拒绝到边远的乡村去工作，因为舒适的城市生活吸引着他们。一些干部不按规定下乡劳动，而是像野餐一样，象征性地去一趟乡下。所有这些都使毛十分恼火。”[13]356更让毛泽东恼火的是干部们贪污、生活腐化，搞小老婆，甚至被敌人所收买。毛泽东感到党的干部越来越不象话。他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5]1321，中国如果不教育好各级干部，清除干部中的蛀虫，就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
于是，他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挖修正主义根子”。他严厉警告说：“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5]1321
毛泽东明确规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这是破除资产阶级思想；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说：“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5]1318
但是，正如陈东林注意到的，四清运动的打击对象经历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1963年5月制定“四清”前十条时，关于打击对象，毛泽东还认为主要是原有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1963年11月通过“四清”后十条，“阶级斗争”对象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重点开始转向党内，强调要“整顿农村基层的党组织”。1964年底制定二十三条前后，运动的打击重点转向各级当权派。12月2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5]1368毛泽东认为，地富反坏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而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应当成为打击的重点。“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5]1390“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明确点出了这个问题。
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5]1389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在他看来，对严重脱离群众的“当权派”的整肃迫在眉睫，因为他们已经从过去的官僚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的“利益集团”，即“官僚主义者阶级”。如果这样下去，“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警惕、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批判也是一贯的，只不过在总体上被纳入了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当中，地位不那么突出罢了。
三 结语
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对于“走资派”理论的分析论证当中，我们提到的主线和辅线有时是混在一起说的，并没有作明确区分。例如，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多次谈话中说：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14]487
不难看出，在这些话当中既有主线——“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也有辅线——“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所以这些话可以说是毛泽东对“走资派”理论的比较系统完整的表达。
毛泽东的“走资派”理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毛泽东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阴暗面看得过于严重，而且将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作了误判，认为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后来进而认为在无产阶级执政党内部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将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甚至是他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便是由此引发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提出“走资派”理论的出发点中有合理的因素。在毛泽东看来，他首先是人民的领袖，然后才是党的领袖。他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始终以人民群众代言人的形象出现，他一旦发现党的干部存在腐败变质的危险，就毫不留情地拿起群众运动的利刃，清除党的肌体上的毒瘤。而当他认为整个党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官僚集团时，他甚至不惜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把党推倒重建。毛泽东反腐败的决心和政治勇气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遗憾的是，他的武器始终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他没有意识到，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而反腐败的治本之道在于建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正是这一点，造成了他晚年的严重失误。
从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把他与中央一线领导人在政策取向上的分歧定性为党内阶级斗争，这是一个严重的理论失误。而且实践证明，真正行之有效的政策往往是中央一线领导人现实主义的政策。毛泽东的政策取向在很多情况下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因而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不过我们还是应当肯定，毛泽东对平等、高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自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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