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儿郎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敦煌“儿郎伟”发现以来，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的论文较多，也形成了不尽相同的看法。儿郎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它的涵义及渊源、发展怎样？笔者就此略陈浅见，以求教正于方家，以期能对认识“儿郎伟”有所裨益。
一、儿郎伟的涵义
儿郎伟，即儿郎们。这是多数学者较为认同的看法。宋代楼钥最早做出解释说：“上梁文必言儿郎伟，旧不晓其义。或以为唯诺之唯，或以为奇伟之伟，皆所未安。在敕局时，见元丰中获盗，推赏刑部例，皆节元案不改，俗语有陈棘云：‘我部领你懑厮逐去深州。’边吉云：‘我随你懑去。’懑本音闷。俗音门，犹言辈也。独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伟不如今夜去云。’余哑然笑曰：‘得之矣。’所谓儿郎伟者，犹言儿郎懑。盖呼而告之，此关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长安循袭之然。尝以语尤尚书延之、沈侍郎虞卿、汪司业季路，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为前所未闻，或有云用相儿郎之伟者殆误矣，因附见之。”① 按楼氏的说法，仅根据俗语“你懑”和“自家伟”一语，就推断出“儿郎伟”犹言“儿郎懑”，不免有些主观臆断。所以当他把自己的突然想法，告诉尤延之等博洽之士时，他们都“以为前所未闻”，无法做出肯定。因而，为了谨慎起见，楼氏“因附见之”，表示存疑。可见，在征求了当时的博洽之士的意见后，楼钥对自己的这种理解也没有完全的把握，而是以存疑的方式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可惜的是，后人对他的看法直接肯定了下来。这实际上有违楼氏的初衷。明代凌云翰有一首《送赵永贞改丞德化县》诗，也用到“儿郎伟”：“爱此儿郎伟，饯行岂无诗。”② 显然，这里的“儿郎伟”仅指赵永贞一个人，再释为“儿郎们”就不合适了。因此，儿郎伟是否就是儿郎们，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儿郎伟的涵义，宋代还有另一种解释。吴仁杰说：“大傩选百二十人为侲子，嚾呼。仁杰按：《淮南书》：‘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者应之。’盖众声和呼之义。故汉制大傩嚾呼，而后世谓之邪呼。”③ 陶宗仪引宋人语：“《淮南子》曰：‘邪许。’岂‘伟’亦古者举木隐和之音？”④ 方孝孺《通雅》：“方子谦曰：今人上梁之中称儿郎伟即邪虎类也。此何孟春说也。”⑤ 《通雅》将方子谦的说法更正为何孟春说。以上三说均为宋代说法，都把“儿郎伟”理解为众声和呼之义，将“伟”字理解为举木隐和之音。这种说法虽然“将‘伟’字作为语气词，可启发我们了解‘儿郎伟’调名之成因”，⑥ 但对儿郎伟涵义的解释，仅流于由对现象的描绘而作出理解，则显得不尽人意，所以向来信从此说的人也不多。
细检汉语发展史，“伟”字组成的词汇大量出现在东汉、三国时期。它多表现为对男性的赞美之情。例如：
叔方雅有高问，远近伟之。（汉·应劭《风俗通·十反》）
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三国志·魏志·锺繇传》）
许文休英才伟士，智略足以计事。（《三国志·蜀志·许靖传》）
（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后汉书·崔骃传》）
县官所招举贤良文学而及亲民伟仕，亦未见其能用箴石而医百姓之疾也。（汉·桓宽《盐铁论·箴石》）
兄弟形皆伟壮，惟勤祖偃，长不满七尺。（《东观汉记·冯勤传》）
彧为人伟美。（《三国志·魏志·荀彧传》裴松之注引晋鱼豢《魏略》）
兄乔，为尚书，容仪伟丽。（《后汉书·杨璇传》）
陈留王协，圣德伟茂，规矩邈然，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裴松之注引《献帝起居注》）
济济伟彦，元凯之伦也。（《三国志·蜀志·郄正传》）
其徒亦有雅才伟德。（《后汉书·方术传序》）
林宗见而谓（黄允）曰：“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后汉书·郭太传》）
……
这些词汇或赞才能、或誉长相、或美德行，但无不与男儿相关。“伟”字成为东汉、三国时期男儿的美称，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学者们通过研究，已经发现：尽管在敦煌文献中，儿郎伟被用之于驱傩、上梁、障车三者之中，但是以驱傩中出现的历史最早。⑦ 虽然驱傩仪式起源于先秦，但兴盛时期则是从东汉时代开始的。东汉驱傩仪式中，已经有了为数众多的侲子。《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仪式“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这些侲子全是10～12岁的童子。⑧ 对这些儇童的选拔，有哪些标准，已无从查考。但从同类型的挽歌中的侲童选拔标准，可以略猜知一二。汉魏以来，唱挽歌是朝廷规定的丧葬礼俗之一。所以对挽歌歌手的选拔非常讲究，他通常从贵族子弟中酝酿产生，称之为侲童。《宋书·礼志二》记载：“有司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做挽郎的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⑨ 第一，名声嘉美，英俊可爱。《世说新语·纰漏》四：“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第二，博通诸艺，富于才情。《魏书》卷七一《裴叔业传》附《柳远传》：“字季云。性粗疏无拘检，时人谓之‘柳癫’。好弹琴，耽酒，时有文咏。为肃宗挽郎。”由此类推，驱傩侲童的选拔，对出身、长相、才情等，也应是极为讲究的。第一，出身。东汉驱傩侲童的身份是中黄门子弟，享受国家的专门俸禄；⑩ 敦煌中的“儿郎伟”是“诸州小子”（S.6207），或“是三台之位，卿相子孙”，或“是南阳张、李，积代忠臣”，或“是九州豪族，百郡名家”（P.3909），他们的出身，和挽歌的侲童一样，都不平凡。第二，长相。他们的长相，伟美可观。张衡《西京赋》说：“侲童程材，上下翩翻。”敦煌写本S.6207：“儿郎伟。我是诸州小子，寄旅他乡。形容窈窕，武（妩）媚诸郎。含朱（珠）吐玉，束带矜庄。”第三，才情。仅从敦煌写本S.6207、P.3909来看，足可想象这些障车儿郎的歌喉与才情。因此，无论长相、才情、出身（德行），都可够得上东汉、三国时期常称道的“伟”男儿标准。实际上，他们也是从众多贵族儿郎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儿郎伟”因此也成为驱傩等仪式中对他们的呼应之辞。
由此可见，敦煌驱傩辞中“儿郎伟”的称呼最早出现在东汉时代，它的涵义是表示对儿郎的美称。不过，由于时过境迁，到了宋代以后，“伟”字表示美称的语意功能已经消亡，加之驱傩仪式被废止，人们对“儿郎伟”已感到格外陌生、新奇，对其涵义和称呼便产生了各种臆断和猜想。
二、儿郎伟的文体、曲调
儿郎伟的文体研究，意见分歧较大。有的认为是歌辞(11)、诗体作品(12)，有的归入愿文(13)，有的甚至认为“不存在儿郎伟文体和儿郎伟曲调”。(14) 它的文体性质到底怎样，笔者想结合一些横向及纵向的文学史料进行比较说明。
不容否认，儿郎伟的形式非常特别。它像诗又不是诗，因为它没有诗歌那些严格的押韵与平仄的讲究；它像词又不是词，因为它“并不像正统文学的词牌那样，一阕中字句数目有严格规定，不得随意增减”(15)。所以有人因此怀疑儿郎伟的文体和曲调是否存在，又多少显得有些道理。至于将儿郎伟归入愿文，乃是承袭古人的做法。明代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就已经将儿郎伟之《上梁文》归入到祝文中，仅是根据其内容具有祝愿性而划分的，因此这种分法并不科学。
出土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在时间上跨度较大，有纪年的最早文书为S.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最晚的为дX1696“宋咸平五年壬寅岁（1002年）五月十五日记”的写经经卷，从南北朝迄至宋初，前后长达五六百年。在这数百年内，中国文学取得了迅猛发展，仅就其地位而言，它由“倡优”、“小道”之流而上升为备受帝王喜好的“经国之大业”，成为科举课试的主要内容。除诗歌外，辞赋、骈文作为流行的文体，都曾经繁盛一时。因而，考察敦煌文学离不开对这个大环境的把握。结合敦煌文学所跨越的这数百年间的大背景，笔者认为儿郎伟应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辞赋体文学。
第一，儿郎伟“半诗半文”的特殊形式，正与辞赋相一致。辞赋这一文体比较特殊。“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往往受到同时代的诗歌或散文的影响。有时是散文的成份加多，诗歌的成份减少；有时是诗歌的成份加多，散文的成份较少。它一直保持着半诗半文的性质，而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一种独立文体。”(16) 儿郎伟似诗非诗，似词非词，它讲究押韵，句式虽然有五言、七言，但主要以四六言为主，有时还夹入杂言，句式变化较大，每一首儿郎伟的句式都不相同，毫无规律。儿郎伟的这些特征，正与此时期的辞赋相同。
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将赋划分为四类：古赋、俳赋、文赋、律赋(17)。俳赋、律赋的发展、繁荣，正是在南北朝迄至宋初的这数百年间。南朝永明年间四声八病的出现，为辞赋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样式。元代祝尧《古赋辨体》中说：“迨沈休文（沈约）等出，四声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18) 清代李调元《赋话》也说：“永明、天监之际，吴均、沈约诸人，音节谐和，属对精密。”(19) 作为“古诗之流”(20) 的辞赋，很快吸收了这一“四声八病”的文学形式，体现出较强的“律诗”特征。以“永明体”代表作家谢脁的辞赋创作为例，他的《临楚江赋》即可见一斑：“爰自山南，薄暮江潭。滔滔江水，
霜岚。忧与忧兮竟无际，客之行兮岁已严。尔乃云沉西岫，风荡中川。驰波郁素，骇浪浮天。明沙宿莽，石路相悬。”(21) 尤其以后四句“驰波郁素，骇浪浮天。明沙宿莽，石路相悬。”在声律、平仄上无不对仗精工。儿郎伟中也有类似的体式，如P.3909《障车词》：“吾是三台之位，卿相子孙。太元（原）王、郭，郑州崔、陈。……吾是九州豪族，百郡名家。”“兰（拦）街兴酒，扰巷开延（筵）。……杯觞落解，丝竹蹔烟。”儿郎伟多为六言韵文，杂以四言、五言、七言。这样的句式从萧梁时代起，已在辞赋中常见。如庾信的《春赋》开篇以七言八句，以下便用六句式，中间偶尔杂以五言对句。又如他的《灯赋》，以四言起头，中间主要以六言为主，偶杂以五言、七言。到了隋唐以后，以赋取士，更加速这种辞赋形式的流传。洪迈《容斋随笔》说：“唐以赋取士，而韵数多寡，平侧次叙，元无定格，故有三韵者，四韵者，五韵者，六韵者，七韵者。自大和以后始以八韵为常。”(22) 如唐贞元十四年进士王起的《五色露赋》（文长不录），即为此时期应试赋的典范之作。它以六言韵文为主，间杂四言、五言、七言。若将儿郎伟的句式特征与之相对照，可以更清晰而直观地感受到它与律赋之间的相同之处。
第二，儿郎伟与辞赋一样，讲究铺陈的手法。辞赋讲究铺陈，自不须赘述。儿郎伟作品中铺陈的地方较多。如S.6207《障车词》：“我是大唐儒事（士），极好芬芳。明闲经史，出口成章。”“我是诸州小子，寄旅他乡。形容窈窕，武（妩）媚诸郎，含朱（珠）吐玉，束带矜庄。”是障车儿郎的自我夸饰；P.4976《驱傩文》：“副使司空忠孝，执笔七步成章。文武过于韩信，谋才得达张良。诸幼郎君英杰，弯狐（弧）百兽惊忙。六蕃闻名憾颤，八蛮畏若秋霜。”是对官员及诸郎的阿谀称赞。又如P.3302V《上梁文》：“凤楼更多巧妙，李都尉绳墨难过。……直向空里架镂（楼），鲁班不是大哥。康傅子能行刀斧，……张博士不曾道病。”是能工巧匠的铺陈；P.3909：“须德（得）麒麟一角，三足凤凰。聊（辽）东九（酒）味，西国胡羊。拟成挂（桂）昔，秦地生姜。”则是奇珍异宝的铺陈。
第三，从内容及功能看，儿郎伟与辞赋一样，都夸耀声威，歌功颂德，曲终奏雅。儿郎伟的作品都传达出喜庆的欢乐。上梁文与障车文描绘的是新房上梁、迎亲结婚的喜庆热闹场面，自不须详说。驱傩文稍复杂一些。它的内容题材，杨挺先生分为六类，(23) 失于繁琐；谭蝉雪先生分作三类，(24) 较为中肯。按谭先生分法，第一类：歌功颂德之作；第二类：祈请福佑者；第三类：驱除疫鬼者。其实还可以将第三类归入第二类，不必单独为一类，驱除疫鬼仍然属于祈请福佑的一个方面。
这些儿郎伟在内容上夸耀敦煌的声威，对统治者歌功颂德，展现百姓的安乐生活。如P.2612V夸耀“敦煌是神乡胜境”；P.3270夸耀“龙沙神乡福地”；S.6207称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P.3468《夜胡词》歌颂朝廷收复京城、平定淮西之乱；P.3552拥戴李氏家族，歌颂沙州与周边部族的融洽关系；S.0329V颂扬张承奉政权；P.2058V歌颂曹议金前期军事行动所取得的胜利；P.3270、P.4011赞颂太保曹议金亲征甘州，平定回鹘叛乱的功绩；P.4976是曹议金修造98窟的赞歌；P.2612V歌颂曹元忠时期，沙州归义军衙府大楼的建成；等等(25)。此外，儿郎伟还歌颂风调雨顺，太平盛世，百姓安居乐业，家庭和睦等，这些都是官员们政绩的体现，因而它们实际上仍然是对当时沙州政权统治功绩的颂扬。
儿郎伟在结尾处仿效汉代大赋，临近终篇，多用一种雷同模式，表达祝颂、祈愿之意，曲终奏雅。有的祈愿富贵长久：“万代富贵刻铭”（P.2058V），“自此上梁之后，高贵千年万年”（P.3302V）；有的祈求禳灾消疾，健康长寿，长享太平：“自从今年之后，长幼无病安眠”（P.2058V），“因今驱傩除魍魉，纳庆先祥无灾厄”、“从此敦煌无事，城隍千年万年”、“敦煌太平万年”（P.2569V），“皆愿彭祖同年”、“同寿彭祖一般”、“受命千年万年”（P.3270）。这样的形式，主要体现在儿郎伟的《驱傩词》和《上梁文》中，而在《障车文》中并不明显。但是，现存唐代司空图的《障车文》，其内容主要是对行方（女方）的称颂与祝愿，可见这样的形式在《障车文》原应是也有的。
第四，在结构谋篇上，儿郎伟与辞赋一样，也采用主客对话方式。受先秦散文影响，辞赋从宋玉开始采用主客对话的结构方式，到了汉代大赋，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方式，如著名的《七发》、《两都赋》等。在儿郎伟中，运用主客对话结构形式的，主要是《障车文》。儿郎伟中的《障车文》现存两篇：S.6207、P.3909，多是障方与行方（女方）的问答之词。例如S.6207《障车文》：
儿郎伟！无篇（偏）无当（党），王道荡荡，春符分明，凭何辄障？
儿郎伟！我是诸州小子，寄旅他乡。形容窈窕，武（妩）媚诸郎，含朱（珠）吐玉，束带矜庄，故来障车，须得牛羊。
行方（女方）先责问障方为何障车，障方作以回答，并提出索要财物。这是古代的一种婚姻习俗，用障车来庆贺讨赏。
第五，与辞赋一样，儿郎伟也从东南西北上下各个方位来描述事物。为铺陈扬厉，汉代大赋常将所赋对象从东南西北上下各个角度作详尽的描述，以求穷形尽相。例如《子虚赋》描写楚国的云梦泽：“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其上……其下……”(26) 从六个角度加以表现。儿郎伟中有的也采用类似的形式，如P.2569《驱傩词》：“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从四个方位对驱傩鬼作以描述。虽然已见敦煌儿郎伟的《上梁文》中没有这样的形式，但现存宋代以后的《上梁文》中，却大量地保留了这一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模式，叙述雷同。宋代以后绝大多数的《上梁文》中，都有这么一段行文：“儿郎伟！抛梁东……儿郎伟！抛梁西……儿郎伟！抛梁南……儿郎伟！抛梁北……儿郎伟！抛梁上……儿郎伟！抛梁下……”其叙述的方式完全同于汉大赋，只是将“东南西北上下”变为“东西南北上下”，方位顺序有点小的调整。
第六，从标题上看，儿郎伟带有辞赋体的特征。从敦煌写本来看，《驱傩文》在有些写本中又作《驱傩词》，如P.3468等，又有《打夜胡词》、《进夜胡词》（P.3468），《障车文》又作《障车词》（P.3909）。P.3909《论〈障车词〉法弟八》在标题之下，还有“辝辤词”字，黄征、吴伟先生出校记说：“‘辝’、‘辤’皆即‘辞’之俗字，用与‘词’同，故原卷并列之以注释〈障车词〉之‘词’字。”(27) 可见“词”通“辞”，《障车词》即《障车辞》。同理，《驱傩词》即《驱傩辞》。
自南北朝迄至宋初，作为诗体的“词”还没有步入繁盛之期，所以此前文献中的“词”多是指辞赋体的“辞”。如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又《文心雕龙·辨骚》：“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唐代刘知几《史通·载文》：“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其中的“词人”指辞赋作家，“词赋”应作“辞赋”。因此，儿郎伟中的《驱傩文》、《障车文》题名又作《驱傩辞》、《驱傩辞》，单从题目的名称上，它们与那些命名为辞赋的作品无异，应当直接归入辞赋体类。
至于《上梁文》，古人归类较乱。以徐师曾之说为优：“上梁文者，工师上梁之致语也。世俗营构宫室，必择吉上梁，亲宾裹面（今呼馒头）杂他物称庆，因而以犒劳匠人，于是匠人之长，以面抛梁而诵此文以祝之。其文首尾皆用俪语，而中陈六诗。诗各三句，以按四方上下，盖俗礼也。”(28) 徐师曾根据宋代以后的《上梁文》作品对之加以定义，并把它独立为一类文体。敦煌及宋代以后的《上梁文》都可分为“首、中、尾”三部分。“首”一般是交代作文的缘由，起的是“引子”作用；“中”写上梁仪式；“尾”歌功颂德，一般以“伏愿抛梁之后……的形式作出祈愿。在行文上，首、尾用散文，中间用韵文，韵文多为三、三、七、七、七句式，改变了敦煌儿郎伟中《上梁文》多为六言，杂以四言、五七言句式的特征。《上梁文》的所有这些特征，都与辞赋，特别是汉大赋相似。汉大赋一般也分“首、中、尾”三部分，“首”交代作赋的缘由，起的是“引子”作用；“中”为主体部分；“尾”歌功颂德。三部分中，首、尾用散文，中间用韵文，韵文以四言、六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七言等。(29) 因此，从这些角度来看，笔者以为《上梁文》虽然题目不以辞赋命名，但它形式上也与辞赋无异，也应与《驱傩文》、《障车文》一起，归入辞赋体类。它们同时也有力地说明：将敦煌文献中发现大量带有“儿郎伟”的驱傩文、上梁文、障车文三者统一在一起，合称为“儿郎伟”，是符合作品本身实际的。
第七，儿郎伟与辞赋一样，都只能诵读，不能像诗歌一样入乐可唱。(30) 赋从渊源上来看，它是一种不待乐章的口头讽诵文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所谓“不歌而诵”，是指“只适宜于诵读而不能像古代诗歌一样入乐可唱”。儿郎伟也是只能念诵，不能配乐歌唱的，这一点杨挺先生也已指出。(31) 清代钱谦益说：“匠人抛梁唱《儿郎伟》，虽其俚鄙号嗄不中律吕，而燕新婚者、贺大厦者亦必有取焉。”(32) 所谓“燕新婚者、贺大厦者亦必有取焉”，当是取用《儿郎伟》中的《障车文》、《上梁文》。这则材料是敦煌儿郎伟得以遗传到当时的一大体现，为我们解读儿郎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记载。其中“号嗄不中律吕”即是不入乐的清唱，也即上引徐师曾给《上梁文》下定义时所说的“诵此文以祝之”的“诵”声。有时为使声音传播更远，可能不免声嘶力竭，但它不入乐是肯定的。因此，儿郎伟作为一种辞赋体，不可能存在一定的曲调。
三、儿郎伟在宋代的发展
除敦煌的出土文献外，以《儿郎伟》为题名的作品及《驱傩文》都不见传于世。《障车文》仅见唐代司空图一篇（《全唐文》卷八○八）。《上梁文》在唐代仅有李琪的《长芦崇福禅寺僧堂上梁文》一篇（《全唐文》卷八四七）。李琪为敦煌人，历仕晚唐、后梁、后唐三朝，由于他是唐AI写作有《上梁文》的唯一作家，又是敦煌人，因而他的写作应直接受敦煌《上梁文》的影响。到了宋代，《上梁文》的写作成为一时的风尚，陡然兴盛起来，作品总量达上百篇之多，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都有不少名篇传世。因此，敦煌“儿郎伟”在后世的发展就只剩下《上梁文》了，而且它的兴盛主要集中在宋代。
《上梁文》为何兴盛于宋代？路成文先生认为宋代“土木工程的兴建，直接催生了上梁文的写作”，并且认为“对于上梁文的兴起，宋真宗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真宗崇尚神仙道术，不仅崇宫室以荣宠之，而且经常亲自参加与之相关的仪式典礼”。(33) 但是，结合上文对儿郎伟的研究，可以使这一认识更加深入。笔者以为宋代《上梁文》的兴起，直接受到敦煌《上梁文》的影响。
终有宋一代，虽然没有能够将敦煌地区纳入统治的疆域，但敦煌文化却对宋代特别是北宋初期产生过较大影响。北宋初期的历史，与敦煌有莫大的瓜葛。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曾经指出：“从唐朝开始崩溃到元朝大帝国建立这一阶段的东西发展史，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从唐末开始到宋太祖时结束，这是藩镇割据中国的时代，大约占整个这一阶段的三分之一左右时间。后一个时期是西夏在河西立国的时期，前后长达二百年，大约占了这一阶段的三分之二时间。”(34) 他又说：“唐代末年，藩镇割据中国，其中占据河东和陕西一带的割据者似乎强大。究其缘由，除了这些地区的镇将大多都是夷人出身，因而容易得到较多部下的支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拥有充足的马匹。因为马匹是当时最重要的武力装备，而且通过军马贸易和经营对西域的贸易，他们还积蓄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此外，这里距离中原地区不远，这一地理位置对于他们也并非不利。在五代各朝当中，有后唐、后晋和后汉三朝是从河东的藩镇起家的，从后周至宋太祖时期又在河东建立过北汉政权。”(35) 从宋太祖到宋真宗时期，先后与占据敦煌等地的北汉政权和西夏李继迁政权进行过多年的战争。宋真宗时，几乎疲于与西夏李继迁及辽国的征战。在多年的战争中，民族再次大融合，文化得以交流与发展。敦煌文化通过北宋与西夏的战争而得以再次传播到中原。敦煌“儿郎伟”中的驱傩、上梁文化也即在此时传入中原。
驱傩文化的传入于史有征。《宋史》卷282《向敏中传》：“景德初（1004年），夏州李继迁兵败，为潘罗支射伤，自度孤危且死，属其子德明必归宋，曰：‘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继迁卒，德明纳款，……是冬，真宗幸澶渊，赐敏中密诏，尽付西鄙，许便宜从事。敏中得诏藏之，视政如常日。会大傩，有告禁卒欲倚傩为乱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庑下幕中。明日，尽召宾僚兵官，置酒纵阅，无一人预知者。命傩入，先驰骋于中门外，后召至阶，敏中振袂一挥，伏出，尽擒之，果各怀短刃，即席斩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扫庭，张乐宴饮，坐客皆股栗，边藩遂安。”西夏王李继迁一生与北宋交战不息，临死前嘱咐其子李德明归顺宋朝。李德明归顺后不久，就有部卒企图在驱傩大会上谋乱，但被察觉、镇压。岁末驱傩的仪式也因此遭到宋真宗的厉令禁止。敦煌驱傩文化也因此中断了在北宋及后世的传播，但敦煌上梁文化却在此时期得到长足发展。相关资料表明，《上梁文》开始频繁出现在宋太宗、真宗、仁宗朝，并为时人所重。(36) 以上是儿郎伟之驱傩、上梁的发展。至于儿郎伟之障车习俗，在唐代曾盛极一时，后被视为陋习而禁止，没有能够流传到宋代。
儿郎伟之《上梁文》在宋代流行以后，由于它的特殊性，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探究。敦煌在未被西夏攻破前，还与中原保持着联系，“咸平五年（1002年），沙州曹宗寿遣使入贡，以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宋史》卷6《真宗本纪一》）。这是史书中记载的敦煌归义军的最后一次朝贡。公元1035年，西夏侵占敦煌，时隔三年，元吴称帝，正式建立西夏政权，敦煌从此与中原的交往受到极大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上梁文》在宋代繁荣起来，但学者们已是不明其来历，对“儿郎伟”几乎毫不认识，由此产生了各种附会和猜测的看法，即拙文开篇所引述的各种说法。
收稿日期：2009－03－25
注释：
① ［宋］楼钥：《跋姜氏上梁文稿》，《攻媿集》卷七十二，四库全书本。
② ［明］朱彝尊：《明诗综》卷十五，中华书局影印本，2007年。
③ ［宋］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九“傩呼”条，中华书局，1991年。
④ ［元］陶宗仪：《说郛》卷十七上，四库全书本。
⑤ ［明］方孝孺：《通雅》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8年。
⑥ 谭蝉雪：《岁末驱傩》，《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
⑦ 谭蝉雪：《岁末驱傩》，《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
⑧ 张衡《西京赋》薛综注：“侲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
⑨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⑩ 《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振子之半。”
(11) 季羡林主编，柴剑虹撰写：《敦煌学大辞典》“儿郎伟”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541页。
(12) 季羡林主编，张鸿勋撰写：《敦煌学大辞典》“敦煌俗文学”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522页。
(13)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第943～976页。
(14) 杨挺：《不存在儿郎伟文体和儿郎伟曲调》，《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15) 谭蝉雪：《岁末驱傩》，《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
(16)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07页。
(17) ［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18) ［元］祝尧：《古赋辨体》，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3年。
(19) ［清］李调元：《赋话》，四库全书本。
(20) 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语，见《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太平御览》五百八十七。
(21) 谢朓著，曹融南校注：《谢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9页。
(22) ［宋］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十三“试赋用韵”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23) 杨挺：《不存在儿郎伟文体和儿郎伟曲调》，《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24) 谭蝉雪：《岁末驱傩》，《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
(25) 参考谭蝉雪：《岁末驱傩》，《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
(26) 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7～48页。
(27)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第974页。
(28) ［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69页。
(29)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92～93页。
(30)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80页。
(31) 杨挺：《不存在儿郎伟文体和儿郎伟曲调》，《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32) ［清］钱谦益著，钱仲联标校：《跋萧孟昉花烛词》，《牧斋有学集》卷4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33) 路成文：《宋代上梁文初探》，《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
(34) 藤枝晃：《李继迁的兴起与东西交通》，刘俊文主编，辛德勇、黄舒眉、刘韶军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九）》，中华书局，1993年，第444页。
(35) 藤枝晃：《李继迁的兴起与东西交通》，刘俊文主编，辛德勇、黄舒眉、刘韶军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九）》，中华书局，1993年，第445页。
(36) 相关资料统计，请参考路成文：《宋代上梁文初探》，《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