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与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云南论文,跨境论文,身份论文,民族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形成了少数民族沿陆路边疆聚居、分布的特征。在我国边境地区及其毗邻的周边国家之间，存在30多个跨境民族，其中云南省就有16个。作为—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跨境民族有着共同的血缘文化关系，分居于不同的国家，其群体身份一直是一个敏感的文化和政治问题。事实上，相比较其他群体，跨境民族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身份认同意识的多元性。虽然历史上我国境内的跨境民族与占主体的汉民族和汉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但长期以来由于自然地理的边远和封闭性，跨境民族以血缘、文化和地缘为基础形成了较为单一的身份认同形态。新中国成立后，跨境民族被完整地纳入到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其传统的单一的身份认同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国家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实施，不断构建和加强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近2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和边境地区全方位的开放，跨境民族身份认同意识再次受到冲击，以往国家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开始削弱，伴之而起的是跨境民族本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的上升。在边境复杂的外部诱因的影响下，跨境民族民族认同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的变动，可能影响其行为方式和组织活动，进而产生预想不到的社会后果，引发一系列的边疆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本质上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关系的问题。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整合实现边境地区同国家之间的“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关系，就成为我国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从我国的社会历史和各国的经验来看，学校教育在整合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塑造社会成员对主流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意识，以及社会成员的民族意识、公民意识、国家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学校教育对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和建构过程，对当前边境民族地区社会形势下学校教育与跨境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展开讨论。
一、学校教育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
学校教育是社会成员实现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学校是将儿童从家庭引向社会的桥梁。它作为向社会成员系统传授、灌输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念的专门场所，将进一步巩固和拓展青少年在家庭教育中形成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并通过较为正规严格的系统培养，确立社会成员对某种文化和政治价值体系的认识和认同，发展社会成员较为清晰的、完整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认同取向，形成社会成员较为稳固的身份认同意识。
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同主流社会的传统文化有较大差异，如何整合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之间的认同差异，塑造与主流社会相融的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一直是各个多民族国家关注的重点，而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西方，通常有两种与民族教育相关的理论观点：同化论以及多元文化论。在同化论者看来，少数民族是从属的群体，应该尽快放弃自身内部的认同感，接纳主流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通过与其民族背景的分离建立起与主流社会相符的认同意识。与同化论相对立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多元文化论。多元文化论认为少数民族具有权利而且也把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看成是合法的，认为少数民族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强调个人权利的追求不应受到族群身份以任何形式施加的影响，重视历史及文化的差异。多元文化理论伴随二战后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逐渐成为西方各国民族教育的—种共同的价值取向。
事实上，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不论是同化论还是多元文化论，都强调教育对于少数民族认同意识的重要作用。在美国，即使是多元文化论已经成为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强调教育在同化（assimilation）方面的重要功能——将新成员吸收融入主流社会。通过教授英语、美国历史和美国传统，传授爱国主义，不断强化本国各族民众对“美国公民”这一共同身份的认同意识。
由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差异，历史上我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形成了不同文化教育形态，如云南傣族的佛寺教育、彝族的毕摩教育等。这些早期的教育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加强了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另一方面，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发展还具有一大特色，即汉文化教育对于少数民族教育具有重要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民族社会文化的交流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汉族儒学的传播形成了云南文化教育的多元形态。许多民族因为受汉文化的影响，使本民族的文化有了一个飞跃发展，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增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1]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历史特征为我国发展“多元—体”的民族教育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从制度上保障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教育的开展。通过发展国家—体化的教育体系，结合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民族教育体系，民族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现代学校教育成为民族教育的主流。经过50多年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民族教育的发展不仅从整体上提高了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素质，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的民族教育也对少数民族成员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塑造并确立了少数民族成员的认同意识，增强了少数民族对于本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
我国的民族教育主要通过两方面来发展少数民族成员的认同意识：语言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
二、语言文化教育与跨境民族身份认同
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事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设汉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遍话。”[2](P168～169) 在全国各个民族自治地方，凡是有条件的地区都设立了少数民族的“民族学校”，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讲授课程。
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核心问题是语言问题。我国目前推行的是双语教学，包括对本民族语言的学习和对国内通用性语言——汉语的学习。以云南跨境民族傣族为例，傣族历史上并没有学校，教育以佛寺为媒介。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傣族的教育，积极创建学校。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关部门积极探索民族教育发展道路。根据西双版纳的实际情况，在傣族、布朗族地区开展傣汉双语双文教学。从孩子抓起，在傣族、布朗族地区普及傣文。1954年，教育部门根据傣语文特点及学生学习的实际，编写了教材，并以景洪勐罕小学和勐遮嘎拱小学为试点，实验教学新傣文课。1956年开始，全州傣族小学全面开展双语双文教学。当时接受傣汉双语文教学的一至五年级学生多达4700多人，占民族学生总数的59.6％。五六十年代是双语文教学的黄金时期，也是民族教育的黄金时期。“文革”期间，双语文教学取消，傣文课也被迫停止。[3](P122)
“文革”之后，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得以落实，民族教育恢复了原有地位，傣语文教学又形成—个新的高潮。教育部门在早期双语文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符合地区实际的教改实验，如对双语文的课程设置采取“分—合—分”的形式，学习内地汉族学生进行学前教育的方法，招收学前班。学前班主要解决傣族学生的语言障碍问题，适龄儿童正式入学前有—个训练汉语言的场所，学前班开设汉语会话课、傣文课等。通过学前班一年的学习，傣族儿童要求基本掌握傣文，并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学会基本汉语日常会话、课堂用语，能够进行傣汉双语对译。
云南佤族也在基础教育中开展了的双语双文教学，主要在小学开展，其开办形式各不相同。形式之一是加授佤语文课的方式，即在小学五六年级开设佤语文课，每周安排两个课时，学习两年。如沧源县城区民族小学及南腊民族小学就采用这种方式；形式之二是在小学一二年级进行佤文教学，二年级下学期加授汉语拼音课，三年级开始全用汉语文教学。采用这种形式的是沧源县勐董永和五队小学。形式之三是从小学一年级（或学前班）开设佤文课、同时学习佤汉两种文字，直到小学毕业。实行这种形式的是沧源县岩帅镇贺南小学。全省佤族地区开设佤文课或用佤文进行教学的小学最多时曾达到25所共37个班1418名学生，任课教师6人。[3](P223)
语言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语言也是民族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民族语言的认同是各个民族集团最有特征的行为，因而经常成为分辨不同民族的基本标准。另一方面，语言又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寄托了民族感情；二是进行人际交流和学习知识的应用性工具。[4](P521) 由于长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形成了汉语在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性、通用性最强的局面。我国通过发展民族学校教育，向少数民族大力推广和普及全国通用语言——汉语，提高了少数民族在社会交往生活中的适应能力，也使得国内主流的社会文化信息知识能够在少数民族中广泛传播，加强他们对国家日常社会生活的认知，从而增强了其对中华民族、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同时，多层次的、多形式的双语教学加强了少数民族使用民族语言的能力，推动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也强化了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的认同，增强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
然而，应该注意到，在民族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社会历史原因，民族教育的成效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目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能力仍然很低。目前，云南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接受教育的能力比较差，文盲半文盲高达29％以上。许多跨境民族如布朗、佤、哈尼，文盲率超过总人口的50％。全省少数民族人口中仍有近47％的不通或基本不通汉语，而在跨境民族人口中这些比例更高。另外，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如“文革”中“左”倾盲动，许多民族教育的政策和措施被中断。而目前民族双语教学的推广工作也存在许多问题。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过去基本上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而目前许多地区现在已经开始慢慢过渡到从小学一年级起开始，即一入学就开始学习汉语。以汉语教学发展相对应的是民族语言教学的艰难。以云南佤族双语教学为例，云南省佤族地区开设佤文课或用佤文进行教学的小学最多时曾达到25所共37个班1418名学生，而到1997年底为止，只有沧源县城区民族小学和贺南小学坚持开设佤文课、用佤语文进行教学，其他学校或班级大多由于缺乏教材和师资队伍而停止了佤语文教学。[3](P223) 民族双语教学方式、教材使用上的缺陷，一方面阻碍了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语言的学习；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汉语教学的开展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投入。另外，云南省跨境民族的语言文字使用还受到宗教活动和境外民族的影响。如佤族通常使用两种文字：老佤文（撒拉文）和新佤文。撒拉文由早期的西方传教士以安康、岩帅一带的佤语为基础所设计，主要用于宗教活动中。而新佤文则是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依据佤族语言调查设计和制定的，主要应用于学校教育、图书文献出版、广播影视、政府印章等方面，这就造成佤族宗教用字与社会用字不一致的情况。另外境外缅甸及其他国家的佤族，使用文字比较复杂，既有所在国文字，又有汉文、佤文、撒拉文等。[3](P216～218) 近年来，随着佤族地区宗教活动的兴盛和跨境交流的频繁，不同类型的佤族文字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佤族文字使用的混乱，干扰着佤族学校语言教育，冲击着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稳定状况。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跨境民族身份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塑造我国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确立各族民众认同“中国人”这一共同身份的主要途径。
我国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是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学校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我国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4方面的内容：（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主题的政治理论教育；（2）近、现代中国历史教育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3）民主法制为主题的公民教育；（4）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为主题的道德教育。
我国学校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国家在各学校建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制度，明确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学校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教育法》规定：“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因此，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都设置了思想政治课，包括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中学的政治理论课和大学的“两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与思想品德课），这对于强化学生同社会的联系，促使学生关心祖国命运、关心国家社会政治生活，增强对国家政治制度、政策方针的理解和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思想政治课是向学生较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的一门课程，它以课堂教学为主要形式，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理论观点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教导学生，逐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认知能力，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通过与之相关的国情教育、历史文化教育，进一步培养和深化了学生对国家历史文化和现状的认知，增强了学生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顺应社会发展的形势，我国开始注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更加广泛，不仅重视培养人的社会主义信念，而且重视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强调政治信仰、公民意识和道德情操的有机统一。
作为国家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教育，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受到国家重视，而其中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加被强调。云南跨境民族由于其独特的社会历史和地缘环境，长期以来国家意识比较淡漠。1965年8月，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位于中缅边境的耿马县调查，在一个乡，问了54个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4个人。还有—个小学生回答：“我是耿马国人。”阎红彦后来提出，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在边疆就没有爱国主义。要自己编一些课本，第一课就讲“我是中国人”，第二课讲“中国有多么大”。从那以后，云南省特别是边境一线的学校，都把“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而在云南省教育厅对2001年编写的《中小学德育分年级实施意见》修订稿中，保留了要求小学一年级学生“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知道自己的家乡，要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家乡”的内容，并增加了要知道和爱自己的学校、老师、同学的内容。[5] 通过对云南跨境民族中小学生教授中国的地理、资源、国情，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及近现代史，使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祖国的认同和向心力。
经过几十年民族教育的发展，通过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历史文化教育，云南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逐步增强。但是，云南跨境民族处在边境复杂的地缘社会政治环境中，境外环境对他们的学校教育影响较大。云南周边国家间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境外教育与国内教育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境外教育在他国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向学生灌输和传授其主体民族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知识。这样的环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云南跨境民族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感。近些年来，由于与云南接壤的越南、老挝和缅甸国内形势趋于稳定，加之发展经济的需求迫切，纷纷制定了发展本国边境教育的一系列政策，边境教育发展较快。境外教育的变化对云南边境地区的中小学生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云南边境已出现了少数民族学生到境外接受教育的情况。据云南省教育厅调研，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云南边境线上学生外流现象开始出现，思茅、临沧、保山等边境地区尤其突出。云南省思茅行署教育局统计，至2002年，已有583名学生因为贫困和家庭搬迁，到缅甸佤邦求学。他们中间很多是跨境而居的佤族和拉祜族。[6] 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境外一些宗教势力和反华势力一直没有放弃对我国边民进行渗透式的“西化”和“分化”，外流学生如果受到这些势力的干扰和影响，必然造成其国家、民族认同感的动摇和缺失。在缅甸佤邦的学校，西方一些国家和中国台湾，通过资助办学，用赠送文具书籍、衣被甚至是给予生活补助等手段，在教育、宗教的掩护下，对边民进行渗透式的“西化”和“分化”，力图使他们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意识模糊化、边缘化。[6]
边境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学校教育在塑造跨境民族身份认同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学校教育要有效发挥上述功能与作用，一方面需要加强学校教育质量和相关设置，特别是改进和加强学校语言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另一方面，还必须有赖于相应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经济投入。云南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当落后，民族教育如果缺乏相应的政策资金支持，单靠自身很难良性发展。针对云南边境地区的教育问题，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了《云南省边境沿线行政村以下小学学生免费教育实行办法》。从2000年起，安排1800万元，对8个地州、25个边境县、129个边境乡镇的边境行政村的13万名小学生，实行免除课书费、文具费、杂费的“三免费”措施。标准是每人每年150元。从2003年起，将“三免费”教育实施范围逐步扩大到全省129个边境乡镇以及7个人口在10万以下的特有民族的初中、小学生。这样，全省129个边境乡镇就有近11万名初中生、27万多名小学生享受到“三免费”教育，“三免”经费也增加到6700多万元。2002年～2005年云南省政府还在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下，着力建设好100所左右的边境学校，普遍改善边境25县（市）义务教育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水平。[7] 从2007年起，云南省将用三年时间，全面实施“云南边疆解‘五难’惠民工程”，确保基本办学条件得到改善，为困难家庭学生提供生活补助，确保中小学的入学率、巩固率，使每一个适龄儿童都能够上学。上述政策措施大大推动了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
四、总结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可以具体化为“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二者的结合。学校教育在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多元”和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一体”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边境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缘环境和社会历史原因，以及由于地缘和文化上的亲近性，边民的跨境交往则相当便捷，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不利于培养跨境民族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凝集力，塑造跨境民族稳定的身份认同意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就将民族教育视作推动边境地区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取得很大成就，但应当注意到，边境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经历过起伏波折，“文革”时期许多民族教育的政策和措施被中断，而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边境地区的全方位开放，边境民族教育还受到境外复杂的社会政治冲击。经历了80年代和90年代民族教育的恢复调整时期，2000年后针对云南边境地区出现的种种教育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开始在政策措施上大力推动和支持边境地区的教育发展。稳定是边境地区面临的首要问题，通过学校教育向社会成员灌输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从而塑造符合主流社会需要的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意识是这些地区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就当前云南边境地区的教育形势来看，首要的也是最为急迫的任务是通过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来巩固边境学校教育的基础，然后针对边境地区实际安排和设置相应的教育内容、教学方式。从未来民族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除了支持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外，民族教育还必须适应国内、国际社会经济变化的要求。进入21世纪，人的全面发展和和谐社会的目标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追求和现实追求，同时也为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适应国内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培养符合时代特征的公民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将成为未来我国学校教育包括民族教育的方向。可以预见，学校教育在塑造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社会成员的身份意识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会更加被强化。另外，对于云南边疆跨境民族来说，处于国家政治安全角度的考虑，针对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的学校教育，特别是语言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仍应是相当一段时间内边疆民族教育的重要任务。
收稿日期：2007—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