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朝鲜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2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 （2000）06—0036—20
50年前中国与美国在朝鲜的战争是两个大国在各自境外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这在二战结束以后至今都是绝无仅有的。双方在朝鲜战争中的决策目标都经历过明显的变化，有一条类似的变化曲线。美国的目标是从决定进行军事干涉转变为越过三八线、用武力统一朝鲜，再被迫回到基本恢复战争爆发前的状态。中国的目标是从决定抗美援朝转变为越过三八线、将联合国军逐出朝鲜半岛，再到沿三八线地区停战。出现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中美进行的是大国间的“局部战争”的必然结果，而“局部战争（这里指使朝鲜战争成为局部战争）”概念的形成，是同双方对各自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的认识、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以及它们同各自同盟国的关系等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的目的是从大国间“局部战争”的角度，比较中美在战争不同阶段的决策。由于上述中美双方的决策均发生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本文将研究集中于这一时期的有关问题。至于最后停战的决策，当然属重大决策，但它总的说来没有超出战争第一年中美双方所形成的战略框架，而且从开始停战谈判到签署停战协议的两年间，双方和战过程中涉及的问题有其特殊性，需要专门探讨，故不将其包括在本文的论述中。
一、美国决定军事干涉与中国决定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迅速决定进行全面军事干涉。美国军事干涉持续将近四个月、朝鲜战局出现严重变化、战火蔓延到中朝边界地区后，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中美双方决策的军事背景和性质显然不同，中国出兵是对美国军事干涉的反应。本节是从两国都在本国境外的朝鲜半岛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的角度，对它们的决策进行比较。
（一）美国军事干涉的决策
如何认定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突然爆发的战争的性质， 是美国杜鲁门政府决心进行全面军事干涉的决定性的和贯彻始终的因素。
早在1949年3月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便作出决定， 认为美军应撤出朝鲜半岛，撤出时间不迟于6月30日。[1]美国当时决定从南朝鲜撤军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朝鲜半岛在军事上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要不存在苏联在那里实行军事扩张的直接威胁，防守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远在天边的防线”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所以美国决策层决定在两个条件下撤军，其一是苏军撤出北朝鲜；其二是李承晚政权能够维持其统治，并有一定的能力抵抗北朝鲜可能发动的进攻。对于美国来说，第一个条件是绝对的，第二个条件的评估则带有移动的随意性，它取决于美国对来自北朝鲜的威胁的判断。1948年底苏军全部撤出北朝鲜。6月29日，美军按计划全部撤出南朝鲜。 同时美国加强了对南朝鲜的援助，并于1950年1 月与李承晚签订了防务协定。
无论是基于何种考虑，美军撤出朝鲜半岛都是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的重要标志。艾奇逊1950年1月向美国新闻界发表的讲话明确指出， 南朝鲜被划在美国的太平洋“环行防线”以外，没有人能保证它不会受到攻击。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南朝鲜只能靠自己抵抗和联合国的“集体行动”。[2]然而时隔不久， 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的方针便受到严重的冲击。
自从欧洲发生“柏林危机”以后，美国政府在估计国际形势方面，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全球性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加剧，“对美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苏联的敌意图谋和可怕的威力以及苏维埃制度的本质”。[3]1949年8月苏联完成了第一次核爆炸试验。美国对此反应强烈，杜鲁门于1950年1月31日指示国务院、 国防部重新审议美国的防务政策和全球战略。国务院和国防部经过三个月的准备，提出了一份全面系统的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于同年4月下发各部门。这份编号为NSC68和其他一些有关文件声称：世界正处于以美苏为中心的“历史性的权利分配”进程中，苏联为了支配欧亚大陆“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或毁灭美国的完整的活力”，“冷战实际上是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绝续的真正的战争”，美国只能“凭着良知和毅力，作出生死攸关的新决定”。[3](P,235—292、349—351)
在强烈的冷战意识支配下，当时美国政府中弥漫着危机气氛。美国情报部门也在火上浇油，声称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能力，以致美国决策层相信：“凡是东西方接触的地方”都可以作出苏联在那里发动进攻的判断。[4] 这种神经质的估计同样反映到对东亚形势的判断中，不过美国政府当时最担心的是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的局势。[1](P,29)4、5月国民党军队相继丢掉海南岛和舟山群岛， 美国政府估计台湾被解放军攻占为时不久。由于中苏条约的签定，杜鲁门政府将中国完成国家统一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归结为苏联扩张的一部分，内部要求采取军事措施阻止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呼声强烈，调门也越来越高。[5]这种呼声同当时美国内麦卡锡主义遥相呼应， 终于酿出了麦克阿瑟对台湾战略地位类似“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著名评论，即“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台湾就好比一艘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战略极为理想，同时还可以把美国在冲绳或菲律宾的部队的反攻行动完全将死”，所以美国必须要“保台”，“台湾最终的命运无疑取决于美国”。[3](P,161—165)可以设想，在这种炽热的气氛中， 不论在东亚或东南亚任何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美国都将以遏制苏联为由进行军事干涉。
在一片“狼来了”的喊声中，美国领导人获悉朝鲜战争爆发后，几乎立刻断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否则“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由于类似的事件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4](P,394)美军方的反应同样强烈。在朝鲜战争以前，美军几乎没有打过局部战争，美军头脑中没有“有限战争”的概念。所以他们立即“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苏联“终于决定要决一雌雄了”。[6]显然，美国决策层当时根本无法、 也不愿意去理解，朝鲜战争在最初阶段本质上是一场内战。他们在战争爆发后举行的第一次高层会议上便达成共识，即这是苏联“企图违反协议把朝鲜搞到手”，“是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美国必须坚决予以反击。[4](P,397—400)
美国领导人断定朝鲜战争是苏联发动的，使他们迅速决定进行全面的军事干预。从6月25—30日，美陆海空军全面卷入战争， 海空军的作战范围扩大到三八线以北地区，可动用力量的底线划在“目前情况下不危及日本的安全”即可。[3](P,263)从后来的发展看后果尤其严重的是，美国的军事干涉从一开始就没有限制在朝鲜半岛。在6月25 日晚间的会议上，杜鲁门批准了封锁台湾海峡的建议。第二天，杜鲁门又批准向印度支那地区提供军事援助和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杜鲁门把这些行动统统称为预防性措施，是在“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4](P,396、400、402)问题在于美国领导人根本无法使人相信，它在朝鲜半岛以外的军事干预也是“预防”苏联扩张的“措施”，因为那些地区的矛盾与冲突的根源像朝鲜半岛一样极其复杂，并不是或者主要不是美苏之间的问题。
在争取和动员盟国支持方面，美国是相当顺利的。美国首先是争取联合国相继通过了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然后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促使盟国参与组成了联合国军。美国之所以如此得心应手，主要原因是它是西方阵营的领袖，而且承担了战争的主要责任。联合国军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艾奇逊说的非常清楚，“美国对别国不能有太多希望，他们要么手头上事情太多，……要么拿不出什么东西”。[7]美国肩负着人力物力的主要责任，盟国不过是在壮声势， 它们当然也就不会成为妨碍美国军事干涉的因素，甚至不是美国决定军事干涉时重点考虑的问题。
（二）中国抗美援朝决策
同美国军事干涉决策相比较，中国抗美援朝决策涉及的问题显然要复杂得多，决策过程长且反复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对美国军事干涉性质的认定外，主要是决策层面临国内困难和受到盟国关系的牵制。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事务，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抓紧进军西藏和准备解放台湾。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两个方向上，中国显然更重视后者，并在1950年春季开始向越盟军队提供训练和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团等。从解放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领导人的确将美国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这是他们决定与苏联结盟的原因之一。不过中国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是迫在眉睫的，他们甚至认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美国也不大可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8]
在朝鲜半岛，中国基本上置身事外，那里的局面是美苏外交折冲造成的，中国无插手余地和必要。在解放战争期间，北朝鲜曾经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重要的援助；中共也在内战接近结束的时刻，让大批在中共军队中作战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在金日成下决心发动进攻前，斯大林曾要求金日成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很可能知道他的意见并不能起重要作用，所以只不过是建议而已。[9] 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亲自出面，要求中国“尽快”向朝鲜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5](P,368)这表明当时中国对朝鲜局势的关注程度。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的判断。当北朝鲜取得军事胜利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干涉的抨击主要集中于美军封锁台湾海峡。中国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以革命运动形式进行的统一战争，美国封锁台湾海峡与中国革命的最后努力迎头相撞，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是难以容忍的入侵和对抗行动。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仅在朝鲜半岛使用武力，而且在台湾海峡和东南亚加强军事部署，从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中不难看出，美国的这些军事行动显然被视为对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地区的全面干涉，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发动侵略的借口。[2](P,91—92)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在推迟进攻台湾计划的同时，开始逐步调整军事部署。
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后，中国领导人于6月30日即估计， 可能需要推迟进攻台湾的时间。[8](P,14)7月7日， 中央军委即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原指挥部署进攻台湾的粟裕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10]8月上旬，随着朝鲜人民军攻势受阻，中国加紧了军事部署。在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所以必须帮助北朝鲜。[11]在8月26日的国防会议上， 周恩来第一次明确提出推迟进攻台湾，准备援助北朝鲜，与美军作战。[12]中国随后开始在东北大规模集结军队，决定在已有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并着手加强东北的防空力量。[13] 原准备进攻台湾的第九兵团和开始复员的第十九兵团调至津浦路和陇海路集结。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特别是美军不顾中国的警告，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北侵， 使中国领导人认为与美国的战争已经难以避免。周恩来8月26 日的讲话反映了中国领导人那时的基本看法，即：“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国如果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12](P,43—44)这种担心出现“多米诺”效应的看法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进一步强化，并越来越多地包含了与美国作战难以避免的估计。如周恩来在1951年4月2日的报告中说：“朝鲜事件不过是个借口；不在朝鲜爆发，也将在其他地区爆发，台湾、越南都是可爆发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毋宁以朝战最有利”。[12](P,181—182)可以肯定地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全面干预所导致的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意图的上述判断，是促使他们决策出兵朝鲜的宏观背景。毛泽东在阐述中国出兵的理由时，始终都强调是国际形势，特别是“整个东方”形势的需要。[13](P,106—108)
中国领导人在决策出兵过程中遇到的最复杂的问题，可能就是与盟国苏联的关系。与美国不同，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不是领导者，也不是一个军事和经济上强大到可以不顾盟国的态度而单枪匹马地与美国作战的国家。特别是它当时在朝鲜半岛既没有参与以往的外交折冲，战争爆发后也没有重大的影响力。目前公布的有关档案证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是斯大林将中国置于一个有限参与者的位置上。[14]甚至在朝鲜战争爆发三天后，北朝鲜方面才向中国通报有关情况。[15]
中国出兵决策并不是根源于盟国苏联的要求，这是毫无疑问的。 7月上旬起中苏之间已经考虑过在朝鲜作战的军事合作问题。[5](P,367—371)从8月下旬， 中国决策层开始认真考虑向北朝鲜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持，并且确实在积极加强必要时与美军作战的准备。实际上斯大林在发出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之前，已经获悉周恩来将发表的国庆讲话的内容。[14]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6]罗申后来给斯大林的报告也谈到，过去中国领导人表示过可以出兵。[5] ( P,380—381)所以存在这种可能性，即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影响了斯大林的有关考虑。不过也无庸讳言，斯大林在关键时刻建议中国直接出兵，并要求金日成转向中国请求帮助，的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5](P,376—379、386—389)此后中国决策层有关出兵与否的决定，始终贯穿着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
中国领导人与苏联协调政策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是否出兵和中国出兵后苏联承担何种义务。第一个问题同中国决策层中的不同意见交织在一起。斯大林显然是主张中国出兵的，并且利用各种机会向中国领导人施加影响。根据当时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相对地位，可以肯定苏联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毛泽东在几乎是同时接到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建议后，立刻作出了出兵的决定。他在10月2 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详尽地阐述了对战争前景的估计和中国面临的困难。[13](P,106—108)由于毛泽东的决定未能得到多数同事的赞同，毛泽东并没有将电报发出。他于第二天向苏联驻华大使说明了决策层的反对意见，包括担心“美国与中国直接冲突”会破坏中国的和平建设计划，以及国内各方面可能的不满。[5](P,380—381)
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 斯大林声称美国并没有作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如果美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专门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如不介入，“它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5](P,386—388)大致与斯大林发出上述电报的同时， 中共中央经过讨论，也作出了出兵的决定。[17]此时毛泽东等是否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尚不清楚，不过毛泽东显然感到仍然有同苏联协调政策的必要，所以他告诉斯大林中国“是过一些时候再派（兵）”，并将派代表前往莫斯科“详细商谈”。[5](P,387)
中国决定出兵以后，苏联应承担何种义务便成为中苏协调政策的主要内容，它包括苏联是否根据中国的要求提供援助，以及如不能完全满足中国的要求，在苏联承担何种义务的条件下，中国仍然可以出兵。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认为中苏必须协调行动，苏联有必要向中国提供帮助。[13](P,107)10月8日，就在中央军委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的同一天，周恩来和林彪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与斯大林的讨论集中在中国是否出兵和如中国出兵苏联如何提供援助等问题上。在10月11日的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如果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形成长期、严重的威胁并危及东北的经济发展。他甚至提出如果北朝鲜失陷，中国东北应成为金日成流亡政府的庇护所。关于苏联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作战问题，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需要时间作准备，不可能立即出动。[14]
斯大林的决定无疑给中国出兵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不过中国领导人仍然决定立即出兵。毛泽东随后打电报给周恩来，指示他进一步争取苏联作出坚定明确的承诺，包括用租借的方式提供军事装备和苏联空军在两个月内参战。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设想，志愿军最初将主要是进行战略防御和南朝鲜军作战，在苏联空军参战和获得新的军事装备后，再展开对美军的进攻。[18]斯大林最终表示不能在空军掩护问题上满足中国的要求。[17](P,12)10月18日，中国领导人根据周恩来介绍的苏联方面的情况，又一次讨论了出兵决策问题并作出最后的决定。第二天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没有空军掩护和新装备的条件下，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本节分析表明，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干涉与中国出兵朝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过从中美都是在本国境外诉诸战争的角度看，可以说双方决策层都没有将冲突视为仅仅是朝鲜半岛内的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认定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征服”亚洲的第一步，必须予以全面反击，所以它迅速决定进行全面军事干涉。中国则断定，美国的军事干涉从一开始就超出朝鲜半岛，表明美国蓄意在东亚进行针对中国的全面扩张和侵略，中美冲突在所难免，不坚决予以反击便不能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从双方的决策过程看，中国显然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麻烦。中美双方的国力相差悬殊，而且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是其所属国际阵营的领袖，这些因素导致中国的盟国对中国决策的影响远远超过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影响，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决策的难度，中国必须作出更多的努力与盟国协调政策，有时甚至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不过这种努力所获得战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它使美国在朝鲜战场不得不面对两个密切合作的大国。
二、越过三八线决策
1950年9月27日，美国政府授权麦克阿瑟指挥美军越过三八线， 以武力占领全朝鲜，结果终于导致中国决心出兵参战。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此次战役目标是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歼灭敌军主力，为迫使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奠定基础。战役结束时，中朝军队打过三八线并进抵三七线。比较双方在决策过程中如何考虑有关因素和决策的含义，对于研究大国间的局部战争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从中可以看出，阶段性军事胜利多么容易使决策者改变已经作出的战略决定。
（一）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
美国决定全面干涉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军事干涉的目标。杜鲁门在决定干涉的第二天即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说明，美国的干涉目标是“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去”，“恢复那里的和平，恢复原来的疆界”，即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 这一意图也清楚地反映在安理会6月25日、27日通过的决议中。[4](P,85—86、90—91)
美国初期干涉目标的确定除了受战场形势的影响外，主要是担心军事干涉会进一步扩大为与苏联的全面冲突，同时还担心所谓苏联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欧洲发动突然袭击。所以美国加强监视苏联在其他地区的动向，力避任何刺激苏联的行动。美国领导人也在关注中国的动向，并采取一些诸如空军不飞越朝鲜北部边界进行侦察、不允许国民党军队参战一类的“克制”行动。他们自以为是地相信，在封锁台湾海峡以后，这样就足以避免中国卷入。到7 月上旬美国政府作出的各项决定大致勾画出当时美国干涉政策的基本轮廓，即以“联合国行动”的名义进行全面军事干涉，以使朝鲜半岛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
7月下旬随着朝鲜战场形势相对稳定， 美国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考虑修订干涉目标。国务院这时倾向于保持谨慎。7月28日， 国务院开会讨论政策设计委员会起草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必须考虑苏联和中国的反应，以及大多数盟国可能不支持武力统一朝鲜，所以应“尽快在可以接受的条件的基础上停止冲突”。[3](P,449—454) 显然报告的起草者不主张美军越过三八线。会议经讨论一致同意暂不作出是否越过三八线的决定。国防部则认为，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战略好处甚大，美军随时可以越过三八线，干涉的目标是占领整个朝鲜或夺取40度线和39度线之间包括平壤在内的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惟一限制美军越过三八线的条件是苏军直接介入。[3](P,502—510)
8月初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很难听到反对越过三八线的声音了。8月下旬到9月上旬，华盛顿开始为武力统一朝鲜大造舆论。 美国政府相继作出了有条件越过三八线的决定，即美国的干涉目标应是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所谓条件则是中苏不直接参战，美军为此应该与朝苏和朝中边界保持距离，不在那些地区作战。[3](P,646—652、712—721)与此同时，美国开始与盟国协商，并争取使联合国通过决议，为美国的行动提供“合法的基础”。在这方面美国照样没有遇到什么阻力。[7](P,310)
9月15日麦克阿瑟发动仁川登陆作战， 第二天在釜山的美第八集团军开始反攻。出乎预料的军事胜利促使华盛顿迅速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9月27日， 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麦克阿瑟可以在三八线以北消灭“北朝鲜的武装力量”。[4](P,430)
逐步排除苏联和中国直接干涉的可能性，是美国决定北侵的关键所在。随着战局的发展，美国领导人认为苏联直接干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到决定越过三八线时，尽管有关的指令无一不规定了苏联介入后的处置办法，但是美国领导人已经基本确定，苏联不会直接进行军事干预。10月2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提出一项关于停战、 撤出外国军队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2](P,212—213)这显然是在示弱， 美国由此可以放心了。
中国的反应是美国政府一直关注的另一个问题。从8月下旬起， 中国政府越来越频繁地谴责美国海空军侵犯中国领空领海。随着美军步步向三八线迫近，中国政府开始发出强烈的警告，声明对朝鲜局势不会置之不理。中国政府的声明和中国舆论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决策层的意向，然而美国政府对这种明显的变化不予重视。他们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干预的实力，出兵“纯粹是发疯”。[19]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通过印度向美国发出明确的警告。不论周恩来的措辞如何，这一行动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12](P,66—68)美国务院接到有关报告后，立即报告杜鲁门和军队领导人。国务院主管东亚和中国事务的部门负责人均认为，应当非常认真地对待周恩来的警告。[3](P,848—849、864—866)但美国领导人抱定成见， 不相信中国领导人有决心和意志出兵朝鲜作战，他们将中国领导人的警告看作是“讹诈”和“恐吓”。[4](P,431—432)10月7日美军大批越过三八线，10月9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出指示，针对中国可能进行的干预，授权后者只要有把握取胜就可以干下去，只是在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时必须事先请示。[3](P,68—70)24日麦克阿瑟下令， 取消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只准使用南朝鲜军队进入朝鲜北部边境地区的限制，指示美军可以打到鸭绿江边。[19](P,132)这一决定被证明给美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实行武力统一朝鲜政策之所以遭致的失败，首先如上所述是因为决策层在中国出兵这个他们自己视为战略性的问题上，判断完全错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过分依赖麦克阿瑟这个战场指挥官的决定，这极大地加重了美国决策层宏观指导上的错误。
仁川登陆成功后，麦克阿瑟在美国决策层成为不容置疑的人物。10月15日，杜鲁门总统不得不亲自前往太平洋上的威克岛，向麦克阿瑟请教中国出兵的可能性，并提醒后者不要使他的部队成为脱缰野马，在占领北朝鲜以后不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3](P,948—960) 杜鲁门的担心不无道理，后来麦克阿瑟确实一再突破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使用美军问题上的限制，华盛顿却无法加以约束。[19](P,132—133)志愿军发动第一次战役后，美军的失败已经引起美国决策层严重的不安。情报部门、军方和国务院均提出应该谨慎从事。[3](P,1101—1106、1078—1085、1087—1093、1117—1121、1195—1198)在11月9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与会者已经指出了在中国参战的情况下，美国要实现原定的目标是成问题的。[4](P,453—454) 但是似乎没有人敢冒犯麦克阿瑟的权威，于是大家一起找到一个借口，说是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很难作出比他更高明的判断。11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通知麦克阿瑟，华盛顿“拟重新考虑”武力统一朝鲜问题；同时也在考虑政治解决。麦克阿瑟的答复是谴责华盛顿有人企图搞“慕尼黑协定”那样的绥靖政策，并声称依靠现有兵力完全可以对付中国军队，他正在准备发起总攻。[3](P,1107—1110)
11月21日，国务院与军方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对麦克阿瑟的作战方案“忧心忡忡”，既不赞成他分兵冒进，又不敢贸然加以反对。结果这次在关键时刻召开的会议除了表示支持麦克阿瑟的计划外，就是决定派人征求麦克阿瑟对进至鸭绿江以南10—25英里处建立防线的意见。[3](P,1242—1249) 麦克阿瑟断然否定了不打到鸭绿江边的计划， 并于24日发动了全面进攻。25日志愿军发动了第二次战役，将麦克阿瑟的军队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
从10月25日到12月24日两次战役期间，侥幸、盲从和不敢承担责任等一切重要决策之大忌，美国决策层无不具有。既然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中国出兵就是势在必行的，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难以避免。但是从现在已经公布的志愿军作战计划看，华盛顿与麦克阿瑟之间古怪的关系和听任麦克阿瑟为所欲为的决策方式，肯定扩大了美军的灾难。
（二）中国决策越过三八线
1950年12月30日，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全面突破三八线。1 月8日战役结束时，中朝军队已经全线进抵三七线。 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和决定突破三八线同样是同中国的战略目标紧密联系，而中国的战略目标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中国7月上旬即开始组建20万之众的东北边防军， 主要是为了加强东北边防。[12](P,32)8月上旬， 中国领导人已经注意到朝鲜战局的变化并开始考虑出兵参战，不过他们提出的参战目标比较含糊，即帮助北朝鲜“争取胜利”。[11](P,43)至于“胜利”的含义是什么，在当时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可以做多种解释，很可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也是需要随形势发展而定，上限是北朝鲜完成统一，下限是北朝鲜不被美国占领。随着朝鲜人民军陷入困境，中国领导人对参战决策的紧迫感日益增长，并提出出国与美军作战。按照周恩来8月下旬的估计， 朝鲜战争将长期化，朝鲜人民军将主动后撤，而中国军队将承担“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的任务。[12](P,44—45)显然这时中国领导人考虑的重点还是帮助北朝鲜打赢战争。
但是，当出兵的决定直接摆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时，情况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甚至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毛泽东在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提出， 中国出兵与美军作战的目标就是争取“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他同时也承认，存在不能大量歼灭美军而形成僵持局面的可能性。[ 13] ( P,106—108)毛泽东的估计明显受到前一时期朝鲜局势的影响，对已经出现的情况很可能没有仔细斟酌。
由于多数同事的反对，毛泽东未将上述电报发出，而是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国决策层内部反对出兵的意见。[5](P,380—381) 尽管这时中国决策层没有就是否出兵作出决定，但是周恩来的外交行动很可能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当时的基本设想。在10月3日与潘尼迦的谈话中， 周恩来说明美军不越过三八线是中国出兵与否的界线。中国首要的关注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其次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需要立刻停战和外国军队撤出。[12](P,67—68)这很可能是中国决策层当时的共识。如果考虑到它是在充分估计出兵与美军作战的困难后的共识，对后来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领导人并不相信美军会在三八线停步。在随后两天的会议中，中国决策层不仅讨论了是否出兵，而且考虑了出兵后的作战方针。正是在这个阶段，林彪提出了“出而不战”的建议，屯兵于朝鲜北部观察形势。[20]有关的历史资料证明，林彪反对出兵的主张遭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但他关于“出而不战”的设想是否被讨论过，目前尚不清楚。很可能中国领导人当时还没有做最后决定，因为出兵后的作战方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苏联协调政策的结果。
周恩来12日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显然在中国决策层造成极大的震动。由于在朝鲜作战无法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是否坚持出兵？如果坚持出兵，应该和能够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是“攻防”兼备的。他们首先是坚持出兵；[18](P,6—7)其次是决定采取稳妥的防御作战方针，既照顾东北边境的安全需要，同时考虑志愿军入朝后的实力和安全。根据毛泽东的设想，志愿军入朝后应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和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防线。如敌攻击则在阵地前歼灭，主要是与南朝鲜军队作战；如敌固守平壤、元山，志愿军则可以不打仗，进行换装备和训练，等待苏联空军参战，“六个月以内再谈攻击问题”。这其实是暂时的“出而不战”或暂时不直接与美军打大仗。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18](P,7—8)甚至在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当天，毛泽东仍然要求“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志愿军的作战目标是在朝鲜北部“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18](P,11)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对参战总目标的阐述也是很有弹性的，他们更多使用的是通过争取军事上的胜利，“使美国知难而退”，这一目标本身就包含着迫使美国在一定条件下谈判解决有关问题。[12](P,75、92、107、114)
第一、第二两次战役的胜利促使中国领导人开始调整作战方针，尤其是毛泽东更倾向通过运动战迅速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这种调整直接影响到第三次战役的作战目标。12月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 提出暂时不过三八线，以便明年春季进攻中歼灭敌有生力量。[21]毛泽东基于政治与外交方面的考虑，主张应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否则在政治上不利。他所谓政治上不利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美英等国正提出沿三八线停战，以便将志愿军阻止于三八线以北，此时停止作战将给国际社会以承认三八线的印象或误解，不利今后的作战；其二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些人不以为然议论纷纷，给中国造成压力。实际上彭德怀也受到来自苏联军事顾问和北朝鲜方面的指责。[13](P,245—246、252—253)基于同样的理由，毛泽东甚至不赞成志愿军休整时间过长，要求彭德怀尽早发起第三次战役。[13](P,252)
不过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尽早越过三八线，并不意味着他不赞成彭德怀对志愿军面临困难的分析。彭德怀在部署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同时也告诉毛泽东，志愿军减员严重，后勤供应极度紧张，而美国不会马上撤出朝鲜，美军转入防御后态势反而对其有利，因此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13](P,246)为了在执行毛泽东越过三八线指示时， 尽可能适应志愿军面临的实际情况，彭德怀提出“稳进方针”并告毛泽东。所谓“稳进”即“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22]这是使政治需要与照顾军事上的困难得到较好协调的战役方针，它得到毛泽东的赞成。毛泽东坚决支持“稳进”，同意“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战役结束后“后退几十个公里进行休整”。[13](P,245—246、249—250)
第三次战役的目标是突破三八线和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军。从战役结果看，达到了突破三八线的政治目标，占领了三七线以北地区并控制汉城，但是没有达到大量杀伤敌军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决策层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在第三次战役设计中已经反映出来的速胜情绪，在志愿军打过三八线的激励下迅速发酵。国内舆论高唱“把不肯撤出朝鲜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10](P,67)盟国也不断施加压力。金日成反对部队休整时间过长，斯大林也要求允许朝鲜人民军继续向南进攻。[21](P,465)
彭德怀坚决反对继续进攻，不同意北朝鲜方面关于美军会很快退出朝鲜的判断，认为志愿军当前的状况已经无法迅速发动新的攻势。他甚至在1月15日致电周恩来， 表示不赞成立即拒绝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小组”的停战方案。他建议提出有限期停战，以便争取两个月的休整时间。[21](P,467)由此可见他对于志愿军的困难估计得相当严重。
毛泽东的反应是相当复杂的。他一方面在军事上坚决支持彭德怀停止进攻、休整军队。他于1月15日亲自打电报给斯大林， 详细说明志愿军的计划和面临的困难。他甚至提醒斯大林如不充分准备，“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23]一天前毛泽东刚刚向斯大林要求军事贷款，由此也可看出他支持彭德怀的决心。另一方面他也在迁就盟友的要求。当北朝鲜强烈反对彭德怀的军事计划时，他指示彭德怀让朝鲜人民军向南进攻并自行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和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并进行休整。[21](P,466) 以毛泽东性格之鲜明仍须如此妥协，可见他承受的压力之大。
不过毛泽东同时也决定拒绝“朝鲜停火三人小组”的建议。这部分地是因为在盟国的巨大压力下，连停止进攻都如此困难，更何况“停战”了。实际上苏联1月11日，也就是周恩来声明发出的前六天， 已经在联大发言反对“朝鲜停火三人小组”的建议案，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2](P,369—370)
毛泽东拒绝三人小组停战建议也是因为他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不是在此之前），明确提出“解放全朝鲜”的作战目标。[24]需要指出的是，他不赞成持续攻击和追击既是接受彭德怀的建议，也反映了他对作战方针的考虑。毛泽东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对彭德怀的指挥才能非常信任，加之朝鲜人民军以往失败的惨痛教训，这些都使毛泽东力图将他的目标尽可能与战场的实际情况相协调。他的选择是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打运动歼灭战大量消灭美军，迫使其撤出朝鲜半岛，而不是采取长远距离的追击作战和攻坚战。所以他在第三次战役后希望志愿军有较多的时间进行充分的休整，以便发动更强大的攻势。[13](P,249—253)这种考虑使毛泽东没能充分理解彭德怀提出的困难，不愿因接受停火而束缚未来作战和降低对美军的威慑。这是他放弃一次取得外交主动和分化敌方联盟的机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的分析表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是美国根本改变干涉初期的目标、企图用武力统一朝鲜的结果。而在改变战略目标时对中国参战这样的战略因素判断失误，必然导致军事上的惨败。志愿军越过三八线有一定的随机性，毛泽东调整战略目标是越过三八线的结果，而不是起因。不过双方的决策过程均表明，在一场有限战争中，阶段性、战术性胜利很容易导致战争目标的扩大，引起难以预期的后果。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境外战争中，最高决策与战地指挥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全局性的影响。美国这一阶段的决策表明，高层决策与战地指挥间古怪的关系给美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反之，中国高层决策与战地指挥保持较协调的关系是志愿军能够在有利时取得较大胜利、在困难时刻减少损失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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