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3;11”事件后中美关系的变化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两岸关系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美关系取得的进展及原因
布什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基凋和中美关系的总体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布什放弃了克林顿时期与中国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框架，把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并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外交方针。2001年4月发生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之后，对台出售价值40亿美元武器，在“保卫”台湾问题上进一步“战略清晰”化，允许陈水扁过境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再次提出反华提案。同时，改变了对中国的战略评估，愈来愈把北京视为未来的战略假想敌，并做出相应的军事部署调整。中美关系一直龃龉不断，起伏不定。
不过，布什团队也日益认识到强硬的对华政策并不利于美国的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从2001年5月开始，布什政府逐步调整对华政策。尤其是“9·11”事件后，随着美国安全和安全战略的凋整，给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了重要的机遇。“9·11”后中美关系明显改善，具体表现在：
1.中美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四个月内布什总统两次访华，开创了中美首脑交往史的先例。2002年4月胡锦涛访美，10月江泽民访问美国，2003年6月，胡锦涛与布什在法国会晤。两年多来，中美首脑（包括副首脑）实现了多次会晤，成果显著。中美双方领导人的互动，显示出“9·11”后中美关系的新氛围。尤其布什的第二次访华（2002年2月），刻意选择当年尼克松访华的2月21日到访，显示出改善和推动中美关系的积极意义。
2.双方领导人均表示要将中美关系发展成一种“建设性合作关系”。2001年7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时就提出建立“建设性的、合作性的中美关系”。到了布什两次访问中国时，就正式提出中美关系的三个C：“坦率性的、建设性的和合作性(candid,constructive,and cooperative)这个定位。与用“战略竞争对手”描述中国相比，表明美国政要的对华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与克林顿时代中美致力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相比，这个新定位，显然更加客观和中性，更加符合中美关系的实际。这个定位，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也不意味着布什对华政策实质性的转变，但至少说明美国政府对发展和推动中美关系的积极心态，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3.在人权、经贸、军控、安全等领域对话重启的基础上，两国首脑还决定建立两国领导人可以直接对话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中美双方的军事交流机制也于去年底重新恢复。这样，中美首脑热线机制、战略对话机制、经贸往来机制、文化交流机制、危机管理机制、军事交流机制等纷纷落实，使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了一个制度化的保障。
4.中美经贸关系稳步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基石，有的学者称之为“压舱物”。据美方统计，2002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美双边贸易约达1200亿美元（中方统计为900亿美元）。（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时事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70页。）如按照这种统计方法，美国现在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我对美出口已占中国出口的40%，美国目前在华投资已经达到700亿美元左右，双方相互依存度日深。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美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潜力很大。美国多数舆论认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是关系到“美国重大利益”的一件大事。（注：杨洁勉等著：《国际恐怖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43页。）中美两国的任何一方都已经不可能企图在单方面给对方制造严重损害的同时不伤害自身，维护一个健康的对华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正在加深的中美经贸合作已成为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助推器。
“9·11”事件后，中美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被称为“13年来的最好时期”，有的学者称之为“中美关系实现第二次正常化”。（注：杨洁勉等著：《国际恐怖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269页。）究其原因，主要在于“9·11”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战略环境和战略思维。“9·11”后美国内外政策优先考虑反恐，并在全球范围内积极争取别国尤其是大国的合作，联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美国为加强反恐合作而表示积极稳定和改善对华关系，这为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
从中国来看，未来20年被认为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被看作是战略机遇期的中心任务。因此，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鉴于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和中美关系对双方和国际局势所具有的重要影响，稳定中美关系对中国获得稳定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国加入WTO后面临很多新的挑战，需要集中力量解决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稳定中美关系有利于我们实现这一中心任务。中美关系的稳定也有利于我们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经过中美建交几十年的磨合，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更加客观、理性和成熟。由于意识形态、地缘利益和发展进程的差异与矛盾，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由于双方仍有相当长的同步发展空间，在全球化时代利益依存加深，中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双方的关系从竞争演化成冲突局面，“两国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长期承受外交争吵对蓬勃发展中的经济关系的冲击”。（注：转引自金先宏著：《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中国通”》，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6页。）另外，美国对华政策日益与其国内政治相关联，美国总统上台后对华政策的摆动几乎成了中美关系的常态。中美两国都意识到，两国走向对抗，并不符合两国的利益。就中美台三者关系而言，美国因素无疑是影响和制约两岸关系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中美关系的稳定有利于两岸关系的稳定，有利于台海和平和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中国的崛起、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全球化的加速，中国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在外交上情绪化的宣泄已经成为过去，中国正在树立自己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重要角色”这样一种更为和善、更为温和的形象。中国外交日益变得成熟、务实，更注重国家利益的维护。
二、布什对华政策的本质和基本取向
“9·11”事件改变了美国决策精英们对安全威胁的认知，给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重要机遇，中美关系的氛围处于90年代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9·11”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的两手政策的实质，布什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和中美关系的既有格局并没有出现根本的变化，除了中美之间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之外，双方关系的发展仍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1.中关之间的深刻矛盾、分歧和利益之争依然存在。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背景不同，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中国是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却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尽管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已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像前苏联，“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扩张性”，但美国有着反共主义的深厚土壤和悠久传统。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托马斯·G·帕特森概括地解释了美国人始终与共产党政权敌对的原因：共产党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和经历迥然不同，共产党政权否认政治和经济自由，共产党号召的革命是对美国“既定位置”的挑战，共产党国家的“阴沉气氛”和对人民的“残暴行径”加剧了美国人的反共情绪。（注：王晓德著：《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348-349页。）美国把共产主义视为对其价值观的可怕的威胁。美国认为它那套制度是一种“样板”，应该在全球“扩展”，成为普世的“哲学”。尽管冷战后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美国希望促进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没有改变，美国仍将“扩展民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
从地缘政治来看，冷战后，美国的外交、安全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惟一超级大国领导地位”，而欧亚大陆在美国的“谋霸”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的欧亚地缘战略目标是要防止在这里出现一个能够主导欧洲或亚洲从而向美国提出挑战的大国。（注：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5页。）中国占据着欧亚大陆的半壁江山，而欧亚大陆恰恰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兵家必争之地”。于是，仅因客观的地理存在，中国即被美国视为当然的对手。美国有学者就公开写到：“在欧亚大陆，中国是惟一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及俄罗斯直接为邻的国家，其辽阔的幅员及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他成为能够严重影响美国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利益的地缘政治大国”。（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战略场》，时事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12页。）
从大国兴衰的普遍规律来看，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在过去500年国际关系史上，崛起的强国往往因为对领土、人口、资源、文化影响、军事能力以及政治基础的要求而导致与挑战者的战争，或是国际体系依战胜国的意志改变，这被称作是“一个历史的怪圈”。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也走不出这个历史怪圈。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地区大国，实力增强后势必要求改变现存国际秩序，不会遵守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规范；而美国是一个维护国际现状的世界大国。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多数大国都削减了经费，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更是大为削弱，但中国军费却有大幅度增长。因此，无论中国内部发生何种变化，包括政治制度的根本变化，中美两国在利益和国际地位方面的角逐都不可避免。（注：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72页。）
实际上，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面对两个大国的力量消长与变迁，包括现实超级大国美国如何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而新兴的中国如何面对惟一的超级大国。
2.中美之间合作的基础并不牢固。
纵观30多年中美关系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出，中美关系获得很大改善，大多都是受到外力的驱使。从70年代到80年代末的20年中，主要由于对抗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需要，中美之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9·11”后中美关系的改善，主要也是由于美国反恐需要中国的合作。也就是说，每当美国的安全、利益受到外部的威胁而单靠美国自身的力量又不足以解除威胁时，美国就会为了从自身的利益和战略目的出发，建立某种“临时联盟”。这时，意识形态分歧、价值观念矛盾等均被暂时搁置，现实利益成为最高“交友”原则。但由于缺少内力的推动，这种实用主义的联盟往往并不牢固，一旦问题得到解决或缓解，联盟即告解散，随之而来的，是暂时掩盖的既有矛盾再次凸显出来，旧有关系格局没有丝毫改变。（注：苏格主编：《跨世纪国际关系格局与中国对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14～115页。）所以我们看到，随着苏联的解体，中美之间战略合作的基础消失，中美之间的各种矛盾便突出地暴露出来，美国对华政策不断摆动，中美关系起伏不定。“9·11”事件只是暂时掩盖了中美在国际安全、台湾、人权、武器扩散、导弹防御体系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两国经济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的深刻分歧与矛盾。所以，双方合作的内在动力与基础并不牢固，中美关系的发展难免有起伏。
3.美国对华接触加防范的两手政策没有改变。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特点一直是上下波动、或左右摇摆，中美关系危机不断，一直未能走上平稳发展的轨道。这一方面是由美国对华政策及在华利益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美国高度政治化（或政党化）的外交政策，国际化的经济体系，社会化的大众传媒，以及多元化的民众意识，决定其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不可能单方向和平稳地发展。”（注：邓鹏等著：《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外交与美中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86-287页。）另一方面，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似乎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明显的“制度性限制”。每逢大选之年，总统候选人便以“战斗者”的姿态出现，攻击中国，取悦选民。而新总统上台后，又以“妥协者”的方式与中国改进关系，着眼于战略考虑，直到下届选举。（注：邓鹏等著：《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外交与美中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93页。）尽管如此，纵观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轨迹，我们仍可发现，美国对华实施接触加防范的战略没有改变，尽管在不同的时候也许会有所侧重。美国对华的接触加防范战略，符合美国的利益。一方面希望通过接触，影响、规范和改变中国，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随着中美之间交往的深入和合作领域的扩大，美国对中国接触的范围和程度也有可能不断扩大和加深。美国的目的是旨在扩大中国依赖美国的范围、程度，甚至包括军事上的透明度，通过交往促进中国国内制度上的转型；但同时又加大、加深防止和规范中国可能出现的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尤其是做好军事和战略方面的防范准备。接触与防范都是手段，通过接触，争取合作；通过防范，维持美国超强的地位，避免美国的利益受到任何可能的损害。这样，美国即要同中国保持交往与合作，又要对中国进行防范，限制中国的国力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这就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今后美国仍会继续奉行对华的接触加防范战略，这就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表现出摇摆不定的特点，中美关系难免出现波动。
三、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美国是台湾问题产生和制约两岸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美国对台政策始终围绕着美国的战略利益展开。随着“9·11”事件后中美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对两岸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1.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对稳定两岸关系具有正面意义。
“一中”政策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原则，也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础。1943年罗斯福总统首次申明了“一个中国”的政策。尼克松之后的所有6位美国总统均重申了这一政策。中美建交后20多年的经验也表明，美国信守一中，中美关系就稳定发展，美国偏离或破坏一中，中美关系就跌宕起伏。布什上台之初，在两岸政策上也明显向台湾倾斜，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之间更强调后者，三个公报被虚化，一中原则被弱化，因此中美关系起伏不定。美国日益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认识到一中政策对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这就必然促使其在两岸政策的架构上，信守一中的原则。美国也日益认识到，“倘若美国一点点损害一个中国的原则，中美之间难免一战。”而“防止台湾问题演变成一场冲突符合所有当事方的利益。”（注：亨利·基辛格著：《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21世纪的外交》，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74页。）因此我们看到，每当台湾当局提出或做出有可能打破两岸关系现状的努力或尝试的时候，美国就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支持“台独”。尽管这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的，并在实际政策上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但客观上对避免台湾问题的失控和两岸关系的稳定具有某种正面意义。
2.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和矛盾性，是导致岛内“台独”不断发展和两岸关系动荡的重要外部根源。
中美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实行“双轨政策”。一方面，根据中美三项联合公报，美国宣布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表示美国无意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另一方面，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始终与台湾保持着近似半官方的关系，以保卫台湾安全为己任，坚持售台武器，并在实际上视台湾为“独立的政治实体”。美国实行“双轨政策”，意在维持“平衡”，力图兼顾对华关系与对台关系两方面的利益。尤其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亚太安全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出于维护自身霸权利益的考虑，基于保持地区稳定的考虑，更多地从战略上处理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不支持台湾“独立”，一定程度上支持两岸对话和关系缓和；同时在实际操作中又推行“以台制华”的战略，维持两岸分离现状，不希望中国统一，并加快将台湾纳入“亚太集体安全体系”的动作，不断提升与强化美台关系，从而确保长期以“台湾牌”来牵制中国，服务于它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需要。
“9·11事件”后，美国并没有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双轨政策”，并没有因反恐需要中国的合作而影响美台关系的发展。布什上台这两年多来，美国明显地在两岸政策上采取“双重倾斜”政策，一方面表示反对“台独”，一方面又称美国是台湾的保护神；在宣称遵守中美三个公报的同时，对台军售却是越卖越多，使得八一七公报成了空文。美台实质关系，尤其军事关系有所发展。2001年底，美国决定取消过去制定的一些旨在限制台湾军官到美国接受培训的限制。美国还允许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于2002年4月到美国参加美台军售会议，并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和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等美方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美台军事交流开始向军事软件方面发展，等等。美国在不断地宣称“不支持台独”的同时，今年10月，在陈水扁过境时却给予高规格接待，美国对“台独”势力不断发出混乱甚至是错误的信息，无疑客观上起到纵容和鼓励“台独”的作用，是陈水扁上台后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重要外部根源。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古孟德(Terry Cook)认为，“我们对台湾的政策矛盾百出、模糊不清，简直是一团糟。我们的政策等于助长台湾那些不愿意成为中国一部分人的气焰，造成更多问题”。（注：凤凰网2003年11月7日）现在，随着台湾“总统”选举的临近，台湾当局利用“公投”、“制宪”推动“台独”的步伐明显加快，两岸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美国如果依然不断地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息，会把两岸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对台湾人民、中美关系和美国的利益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3.美国对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强调，客观上制约着两岸问题的解决方式和进程。
从尼克松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反对台海发生战争的立场一直没有改变。去年2月，布什在访华期间表示，美国政府一贯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强调两岸应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能有任何挑衅行为。
在反恐的背景下，美国更注重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反复强调坚决反对中共对台动武，也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一方面认识到，“台独”威胁到台海的稳定。所以从去年5月以来，美国高官多次发表“反对台湾独立”的谈话。如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就表示，“美国无意也不想让台湾自大陆分离”，并说，“我认为那是美国反对台湾独立的另一种说法”。去年10月，江泽民访美时，布什也表示，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反对“台湾独立”。今年6月，布什在法国与胡锦涛会晤时，再次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并将其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并列，进一步提升了不支持“台独”在美国台海政策中的地位。美国甚至有人指出，“我们不但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甚至对于有关台北当局倾向独立的言论，都会感到紧张。”去年8月，在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后，白宫再次明确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并对台湾当局在重大政策宣示前未与美方沟通与磋商表示不满。对台湾当局最近提出的公投和催生新宪法，美国也表示强烈关切，强调美国认真看待陈水扁上台时提出的“四不一没有”，提醒陈水扁不要挑衅和刺激大陆，引发两岸关系的动荡。美国反对“台湾独立”并不意味着支持两岸统一，而是希望透过对“台独”发展的制约，维护两岸关系的稳定与台海和平。毕竟，“台独”的发展导致两岸关系的动荡，尤其冒着与中国对抗，甚至卷入冲突的危险，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另一方面，美国也强调《与台湾关系法》，信守该法中所隐含的“不得对台动武”原则。布什团队越来越倾向于把一中政策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美国承诺的一中原则，事实上是以中国大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前提。
在台海问题上，与两岸问题解决的时间与结果相比，美国似乎更关注两岸问题的解决方式。而通过对解决方式的制约，来维护台海关系现状的稳定与两岸关系的平衡。由于两岸巨大的认知落差和缺乏互信，尤其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与重大争执，美国对两岸问题解决方式的制约，无疑客观地影响和制约着两岸关系解决的进程。
总之，“9·11”事件后，中美关系确实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为了换取中国的合作，美国似乎愿意在一些长期有分歧的问题上缓和自己的立场。新的气氛为双方建立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创造了机会，双方合作的领域在扩大。美国日益认识到，在以下关乎美国重大战略利益的问题上，没有中国的合作将一事无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国际经济繁荣和金融安全、反毒品泛滥、非法移民和恐怖主义、朝鲜半岛的稳定等等。对双方存在的问题，中美两国也能积极地进行定期而深入的对话。中美关系不仅在拓宽、深化，而且还在变得成熟。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在反对“台独”和维持台海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中美都认识到，他们不能承担起由于台湾问题失控所导致的冲突给双方带来的政治后果。虽然中国还不具备使美国放弃卷入台湾问题的实力，但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与壮大，中美之间力量差距的缩小，尤其随着台湾海峡两岸形势的变化，台湾和中国大陆经济上的融合逐渐加深，两岸之间某种形式的统一将会出现，美国迟早要面对这一问题，因此美国应权衡自己的利益并做出相应对策。现在美国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和思考。（注：Nancy Berkopf Tucker：《如果台湾选择统一，美国会介意吗？》，载《国际论坛》2003年第2期。）在台湾问题上，尽管仍然会麻烦不断，但从总的趋势上看，美国是选择与中国对抗还是合作，我想美国会越来越认识到，选择后者似乎是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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