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项英“南进”、“南调”、“向北发展”问题的重新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向北论文,评价论文,南进论文,项英论文,南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项英一贯反对中央的方针吗？回答是否定的。然而，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说，“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注：《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66页。）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以《决定》为基调评价项英，甚至有人把项英的“南进”、“南调”建议说成是反对，或者背离党中央的方针。
众所周知，《决定》是1941年1月15日发出的， 即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皖南部队失败的第二天，成文的时间肯定更早些。延安距皖南数千里之遥，显然还未及弄清全部情况，就仓促作出了《决定》。《决定》共四条，最后一条是“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注：《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页。 ），但是党的“七大”至党的“十五”大的文件都未见此项内容，可见党中央对项袁的评价尚无定论。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说：“有些历史问题，中央还未作最后结论，其中包括对皖南事变及项英同志的看法。”（注：《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11期第3页。）因此对项英同志的重新评价应该是允许的。本文不是全面评价皖南时期的项英，只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就项英的“南进”、“南调”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南进”的问题
有人认为：项英“长期以来在新四军发展的方向上，他有一个与中央完全对立的所谓‘南进计划’”（注：《近代史研究》， 1980年第3期。）。对此，有学者持否定的态度，笔者也有同感。但是，项英有无向南发展的构想？如果有，这一构想是否“与中央完全对立”？却无人论及。我认为在1940年6月之前，项英确有向南发展的构想。不过， 对于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认为他在反对中央的方针。
自1938年2月新四军集结安徽岩寺到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之前，此为项英向南发展构想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项英认为新四军“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义[丰]、宣城、宁国”等地（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注：中共党史资料丛书《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7页。） 有人把上述观点作为项英有个“南进计划”的证据，我是不同意的。因为项英主张“南进”的前提是“如敌前进”，“在某种情况下”，“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等条件。这谈不上“南进计划”，只不过是向南发展的一种构想。应当指出：项英关于上述南进条件的预测，基于以下的估计，日军下一步将进攻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势必向后方溃退，新四军将向南发展，进到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事实证明，日寇进攻浙赣铁路沿线地区是后来的事，而不是在皖南事变前。
在项英向南发展构想形成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作过向南发展的指示。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复电项英、 陈毅：同意所提新四军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同时指出：“目前最有利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55页。），后者指的就是苏浙皖区。同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指出了新四军行动方针，“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注：中共党史资料丛书《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0页。）。5月22日，中共中央又对长江局、东南局发出指示：“厦门失守，福州危急，福建沿海一带区域即将变为战区。请即指示闽粤赣省委、浙闽边省委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区指导工作，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创立游击根据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敌在占领武汉之后，还不会立即结束其进攻，他必定还想向广州、西安、宜昌、长沙、衡州、梧州、北海、南昌、汕头、福州等地及其附近地区进攻”。“甚至要准备他向着整个粤汉路与西兰公路之进攻”。因而，“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要“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2—397页。）。12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新四军应成为江南（包括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产婆——如八路军在整个华中、华北、西北一样，而不应该只顾现在的狭小地区”（注：《云岭》第19期，第14—15页。）。总之，这一阶段，项英提出了向南发展的构想，与党中央的指示是完全一致的，无疑是正确的。
自1939年2月周恩来到云岭，与项英等人共同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到1940年初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项英和陈毅等都有一定条件下的南进构想。这一构想，体现在新四军军分会与东南局联席会议对江南方针的讨论与决定中。联席会议是在1939年底江南局势日趋紧张，党中央曾要求江南方面立即在部队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工作，提高警惕，以防局部的突然事变的背景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项英、陈毅、谭震林、傅秋涛等人，讨论与决定了江南方针。1940年1月14日， 项英在向中央军委报告联席会议内容时说：“（一）认为在事变与全国发展中，南方各省在政治与群众基础上均有利于我。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因此，南方在事变时应有一支军队作核心来团结与领导南方各省武装与群众的斗争。（二）皖南环境北渡较困难危险，必然成为坚持南方之主力。江南大力争取苏北，来配合江北与华北打成一片，在战略上，力争华中优势。（三）因此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七）按战略之要求，努力发展与增强皖浙赣等地之工作与基础，并准备武装。”“建议转南方局，加强江西及闽西原游击区之武装组织，以便在事变发生时，发动游击战配合联系。”从这些内容看，并不是“南进计划”，只不过是南进的构想。由于这些内容是联席会议讨论与决定的，而项英、陈毅等人都参加了会议，所以说项英、陈毅都有南进构想，并且是一定条件下的。所谓“一定条件下”，主要是建立在对全国如遇发生大事变后国共关系格局的变化和全国形势发展的估计上的。
项英、陈毅一定条件下的南进构想，与党中央的方针也是不矛盾的。1940年1月19日， 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的发展方针说：“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将隔江而治，所以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采取那一条路要到那时才能决定。”（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2 月版，第258页。）既然中共中央一直把皖、浙、赣、 闽四省边区作为如遇急变时新四军两条退路之一，而这四省正是东南局管辖范围。作为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最高负责人的项英在国民党大举进攻时把南进作为应变措施，怎么能看作是对抗党中央的方针呢？
应当指出：自1940年春季以后，党中央虽然强调了向北发展，但并未阻止皖南新四军在必要时向南突围。同年4月9日，项英在答复毛泽东询问受袭击时的准备工作时说：“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毛泽东并无异议。直到11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放弃皖南的前夕， 还指示项英：“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注：《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还应发指出：在此前后，党中央均有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思想。新四军成立时，党中央曾反对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皓电”后曾反对新四军北调，而要留在江南，无非要保持南方战略支点；后来要新四军北上，也是为了先立足于华中，并未放弃向南发展，1945年新四军苏浙军区的建立和359旅南下支队南下的史实即可说明。总之，项英南进的构想，从原则上讲并未错，错在对形势的分析，不能综观全局，在认识上出了偏差。
二、关于“南调”问题
1939年9月和1940年3月，蒋介石曾两次下达“南调”的命令，要新四军江北部队一律开到江南的第三战区作战。1940年4月，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又下令新四军迅速南调，不得故意延宕，否则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论罪；同时，调集18个团的兵力，形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新四军之势，并发电报要袁国平去上饶谈判，以逼迫新四军同意南调。
项英对“南调”的态度是有变化的。袁国平赴上饶谈判时，项英即指示谈判的方针：“江北部队不能南调。”（注：转引自南北、董之曦：《皖南事变纵横谈》，载邵凯先主编《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页。）后来，顾祝同根据蒋介石指示， 提出准备以武力“制裁”皖南新四军军部的方案，制造了日益严峻的局势，项英多次向党中央请示或建议：反对整个江北部队南调，允许叶飞、张道庸（即陶勇）两团南调。
有人认为：“项英明明知道党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方针是向北发展，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背离党中央的正确方针，要求江北部队南调。”（注：《大江南北》1990年第3期，第13页。）这一观点， 我是不赞成的。其理由如下：
从实质看，项英要求叶、张两团南调，谈不上违背党中央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向北发展的实质，是使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抗日根据地与华北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国民党要求江北新四军部队南调的目的，就是要割断八路军与新四军、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限共、反共的又一阴谋。粉碎国民党这一阴谋的途径，或是针锋相对，反对国民党南调的命令；或是派八路军南下，打通华北与华中的联系；或是以上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是说，粉碎国民党这一阴谋的办法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项英反对整个江北新四军部队南调，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江北新四军部队南调，光靠南下的八路军部队是无法实现党中央关于“向北发展”方针的，是无法粉碎国民党阴谋的。说项英“要求江北部队南调”，是不准确的，项英只不过建议江北部队的叶、张两团南调，留下江北新四军主力，足以配合南下的八路军完成发展苏北的任务。1940年4月22日， 项英致电党中央说：“江北局势因苏韩败退及皖李撤兵，已基本稳定。且八路南下，四、五支（队）已人枪增加，再加以整训，无论对何方皆可必胜”（注：转引自南北、董之曦：《皖南事变纵横谈》，载邵凯先主编《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页。）。项英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陈毅、粟裕、罗忠毅等的看法亦同。4月21日，陈毅、粟裕、罗忠毅、邓振询致电党中央说：“我们坚主调叶、张两部回江南，留戴、罗、彭、李等配合八路军即可能解决华中”（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这就是说，陈毅等人不仅主张叶、张两团南调，而且认为叶、张两团南调苏南后并不违背发展苏北的方针。
同时，项英和陈毅等建议叶、张两团南调苏南，也是为了落实党中央“向南巩固”方针急救苏南的需要。党中央自把苏北作为华中主要发展方向的决策后，就指示中原局，必须坚决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进攻，必须建立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将华北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这里所说的江南即苏南。1940年5月4日，党中央仍指示项英、陈毅：“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注：《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可见苏南也是党中央确定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当时，蒋介石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顾祝同要武力“制裁”新四军，皖南、苏南的局势日趋险恶，项英和陈毅等均感觉到皖南、苏南新四军的兵力太少，不能应付严峻的局面。在前述八路军南下与留下的江北新四军主力足以解决苏北问题的前提下，项英多次向党中央建议，调叶、张两团返回苏南，以救危急。4月14日， 项英向党中央请示：顽方正在全国布置阴谋，我们在“全国布置上应立即进行。就江南现有力量（除渡江者外，皖南有三个足团，苏南更弱），在大变中不能支持局面以影响某方，结果只能发展游击战争，对全国及将来估计，是否目前可允江北部队南调，则江南可达六万以上兵力，牵制影响某方甚大。”4月16日，项英又向中央建议：“全国局势日益恶化，我主张最近调江北之叶张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变。否则江南部队在事变中只能作游击战。因某方集结之兵力超过十倍以上，加以地势不好，又无根据地。”4月22日，项英又致电党中央，为叶、张两团南调申述理由：“为着仍使我江南部队不遭对方之打击，如以现在皖南三个团（加军直），苏南三个团（仅两个团），而欲求对付此两地战争地区及斗争地区，则不可能”。以上可以看出，项英多次向党中央建议将叶、张两团南调，以应付大事变。这一建议，是不无道理的。当时，陈毅、粟裕等亦持相同的看法。 4月21日，陈毅、粟裕、罗忠毅、邓振询致电党中央说：“国民党要江北部队南调，宜南调一部敷衍他，占得集中，完成和加强苏南发展之顺利”（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由于顾祝同在苏皖边界增兵和赶修工事阻挠皖南新四军东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游击区总司令冷欣又在苏南加紧挑衅，对陈毅部步步紧逼，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5月20日，陈毅急电党中央， 请求将原来由苏南北调的张、管、叶部队调一部分回来，以解苏南之危。刘少奇极力反对这一意见，他致电党中央说，“我昨天通知叶飞，中央有令要叶部在苏北积极行动。”“我的意见叶部不应南调江南，且有必要加调部队到苏北。”陈毅见“南调”的部队久久不至，皖南新四军一时又不来，如不及早转移，苏南新四军有被冷掀部队包围歼灭的危险，便于6月15日致电中央说：冷欣挑衅甚紧，如应付不好必动武力。“ 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失。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陈毅未等中央答复，也不待顾祝同批准，就于6 月中旬率军离开苏南北渡长江。陈毅率军北渡的事实，足以证明苏南局势的危急，足以证明项英建议调叶、张两团回苏南以“应付大变”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对“南调”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开始时，党中央主张针锋相对。1940年4月16日，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项英：“叶飞部队不应南调，应配合八路军在苏北发展。”4月19日， 中央军委致电项英：“叶张两团以留江北发展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江北之可能。”4月20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 刘少奇：“在与顾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南调”（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85页。）。几天后， 党中央鉴于已决定派八路军一部南下增援华中，同时考虑到项英、陈毅等人的意见，遂于4月26 日改变了“现在与将来全部或一部均不能南调”的指示，指出：“苏北管、叶、张、梁四部中主力，仍留在苏北发展，但可抽一部加强苏南，具本布置由项、陈决定”（注：《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6—57页。）。中共中央同意一部南调的决定，说明项英、陈毅关于叶、张两团南调的建议有合理性，如果项英关于南调的建议果真“背离了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党中央又为什么同意一部南调呢？
同时，项英关于叶张两团南调的主张，据项英自己说，仅是他们“个人意见”。“是否与中央指示相事”？“请中央在全局上作考虑和参考”（注：转引自南北、董之曦：《皖南事变纵横谈》，载邵凯先主编《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页。） 作为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项英，据理力争，向党中央谈个人意见和建议，是完全正常的。怎么能说是背离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呢？况且，新四军江北部队的南调问题，仅停留在语言上，并没有“南调”的实际行动。自陈毅于1940年6月率部北渡长江后，南调的事也就不提了。
总之，项英建议叶、张两团南调，是在八路军南下，足以和留下的江北新四军解决苏北问题的条件下，急救苏南的应急措施，最后党中央终于批准了一部南调，因此，不能把项英向党中央提建议和意见，说成是背离党中央的正确方针。
三、关于“向北发展”的问题
既然项英南进的构想和南调的态度，均不背离党中央关于向北发展的方针，那么，项英是如何贯彻和执行这一方针的呢？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项英“始终借故不执行”（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78页。）。这一说法，我是不能同意的。
“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是1939年初春，周恩来到皖南时，与项英等人共同商定的。既然是共同商定的方针，项英怎么会“始终借故不执行”呢？据新四军老战士们说，项英是个直性子，“有时很固执，但绝非是两面三刀、阳奉阴违那种人，他如果有意见就会力争的”（注：转引自南北、董之曦：《皖南事变纵横谈》，载邵凯先主编《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页。）。从实际行动看，项英基本上执行了向北发展的方针。
为了向北发展，军部于1938年11月即派出军参谋长张云逸率领特务营渡江去皖东，组建江北游击队并筹建江北指挥部。1939年5月， 叶挺率一批干部去江北，在庐江东汤池建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把新四军第四支队扩大为第四、第五支队，开辟了皖东抗日根据地。项英还派叶飞、张道庸部渡江北上。12月2，项英致中共中央电中说：“一、 已命令江抗主力一个团（老六团）及四团与管部各一营由叶飞、张道庸率领由扬中过江，向天长挺进，与五支（队会合），本日正在运动中。二、老六团东征后，战斗力很强，武装最好，每连有六挺机枪。必要时还可由一、二支抽队北渡，目前主要打过（通）联系，以后无问题”（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23页。）。如何发展苏北？项英在1940年3月30 日致中共江苏省委的《对苏北党目前中心工作的指示》中说：“近日韩（德勤）正在积极布置消灭我江北部队”，“如进攻，我当坚决消灭之。否则只能退回江南，或听其将我消灭。这是关系整个苏北与我军发展之关节”，“如能取得两李合作，东进（南）通、海（门），对我均有利，即应毫无顾虑的东进”，“因李部横立于东进之路，以免两李与韩部联合，势孤而无完全胜利之把握”。“争取好转绝无法避免磨擦，利用矛盾必须使我发展。只有求得发展才能有力的争取好转。同时应当努力的团结中间力量，但不是对顽固派与反对我者争取缓和以求一时之和平共居”。“目前在苏北中心是努力发展自己的力量，争取两李来打击韩部与CC，才能争取大的发展，争取苏北”。他还认为，发展苏北必须依靠八路军的力量。假如八路军与四、五支队“不能立即配合”，苏北我军应“积极向东发展，铲除许多障碍，控制长江沿岸，再转向北对韩形成大的迂回包围局势，努力扩大，充实主力。在军事上采取各个击破，政治上分化、中立各杂色部队来孤立韩，力求在冲突中一鼓将韩消灭。”实际上，当时皖南军部及部队所剩下的主要领导干部已不多，在军首长中张云逸、邓子恢已去江北。支队领导干部中，原一支队副司令罗炳辉及参谋处长赖传珠亦已调江北，原一支队、二支队领导机构早已离开军部，五团团长孙仲德也早调往江北。领导干部的北调，对于执行“向北发展”的方针作出了贡献。
项英执行“向北发展”的方针应如何评价？周恩来于1940年6 月17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会议上对新四军工作作了总结发言，肯定“新四军执行了中央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和巩固皖南的方针。”同时，也指出：“新四军所实行的同中央的指示亦仍有差别，即中央指示在中原是大胆发展的方针，而新四军认为在江北也要巩固地发展”，“没有利用有利时机大胆地发展”（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456—457页。）， 周恩来的这些话，用来评价新四军执行党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是十分恰当的、正确的。然而，用来评价项英执行党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就总体而言是恰当的，但某些地方需要区别一下，因为项英毕竟不等于新四军。
之所以说就总体而言是恰当的，是因为项英基本上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向北发展的方针，但他所实行的与中央的指示有差别。差别主要有两点：一是表现在项英似乎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没有把向北发展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例如：“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从项英在1939年初将皖南、苏南、江北各部署三个团的兵力看，这种平均部署的做法，分散了新四军本来就不多的兵力，显得处处被动，也反映了他把皖南、苏南、江北的战略地位等同起来看待。党中央却十分重视长江以北的华中地区的战略地位，认为华中在战略上是连系华北、华南的枢纽，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华中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关系到整个抗战的前途。而新四军在江南，因国民党之限制及其统治力量之雄厚而发展迟缓。为此，1939年4月21日， 党中央指出：“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因此，仅云逸同志还不够，应有大将主持。我们提议：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把新四军直接领导交托叶、陈、袁等同志，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不知何故，项英和陈毅终未成行。同年8月， 项英电请党中央对江北地区“政治上须派大员坐镇领导，少奇同志请速去”。这也许是他虽然重视江北，但也认为江南很重要。二是认为在江北也要巩固发展，却没有大胆地发展。当时，苏北的韩德勤等拥兵10多万，皖北的桂军5万多人，皖南的新四军及军部在顽军的四面包围之下， 处境十分危险。项英缺少刘少奇那种提出经营苏北的远见卓识，缺少陈毅那种打开苏北局面的宏伟气魄，他谨慎从事，顾虑多端，未能接受陈毅于1940年4月21日提出的“放弃皖南”的建议。 如果项英接受了陈毅的建议，不是全力发展苏南，而是去发展江北，那么，江北就可能有大胆发展了。应当指出：光靠新四军这点兵力在江北（包括苏北）击退反共高潮、“大胆”地发展，还是有困难的。陈毅曾在党七大上的讲话中指出：“总的方面，打破了反共高潮是因为刘少奇同志南下，使新四军统一了指挥，以及八路军的黄克诚等三个旅从山东南下，从北面牵制了韩德勤，突破苏北，没有这个也是不行的”，“整个华中局势和八路军南下，在这个问题上有决定意义的”（注：《大江南北》，1991年第4期，第8页。）。还应当指出：项英对中央指示的理解不深刻、不全面。 例如， 4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项英说：“新四军江南、皖南部队力求在八路军南下华中、局面（未）巩固之前避免冲突，这对我在华中及东南的局势是有利的，但无论何时我均不可先动手”（注：转引自南北、董之曦：《皖南事变纵横谈》，载邵凯先主编《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页。）。 项英有可能产生了依赖八路军解决苏北问题的思想。这也许是他要巩固地发展江北的原因所在。
之所以说项英不等于新四军，用周恩来评价新四军的话来评价项英在某些地方需要区别一下，是因为在1940年1月以后， 军部不再领导江北指挥部。1月1日，项英请示党中央：“中原局到皖东，新四军江北前委应取消，统一于中原局。在目前情形，军部对江北（除苏北外）无法指挥，因情况不明。以后除某些行政上为对外的关系外，一切均归中原局负责、军部不指挥江北部队，以便统一，如何，请中央及军委最后决定”。4日，党中央复电：“前敌委员会改成皖东军政委员会。 以统一党、 军领导，属中原局指挥”（注：《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页。）。由于江北指挥部已不归军部指挥， 那么除陈毅所属的那部分进入苏北的部队外，其它江北部队及其所属地区是巩固的发展还是大胆的发展，项英似乎均不能负直接领导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