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我国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史研究论文,年代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我国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研究的问题与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学者们通过对各种学术问题的认真探讨，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从已经出版的几十部专著和几百篇学术论文中可以看出，研究的主要问题大致包括六个方面。
一、关于邓小平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1998年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就邓小平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行了研讨。目前学者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和理论建设；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论断意义深远，它使我们观察国际总体形势的基本立足点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应重视对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尤其是20世纪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的探索；应当看到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并加以认真探讨；应加强对冷战后国际关系深刻变化中所出现的新的重大理论课题的研究和突破；应借鉴西方国际关系各学派的一些新的有益的学术成果（注：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报道，参见《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
二、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关系
（1）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
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涉及三个领域：其一是关于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研究。任东来和吴景平分别透过美国对华援助来观察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前者指出美援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杠杆，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后者则具体说明中国在获得租借援助的同时，对美国作出的回惠租借援助的代价也相当巨大（注：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吴景平：《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其二是英国对华政策研究。李世安专门研究了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再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揭露了英国对华政策的侵略实质，并客观评价了战后英国政策的变化及其历史作用（注：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其三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陶文钊等人重点讨论了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对外关系，认为国民政府制定并贯彻了力求多寻友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使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的务实外交政策，体现了弱国外交的特点。王真则着重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外交战略以及对抗战做出的重要贡献（注：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王真：《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2）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关系研究
我国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关系研究热情始终不衰。近年来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①绥靖政策研究
绥靖政策是二战前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基础上，90年代出现了具有某种总结性和较深入探讨的专著。齐世荣主编的论文集《绥靖政策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我国学者关于这一课题研究的一次小结。 全书收录了1978 —1989年我国学者撰写的19篇论文，对英法绥靖政策的起源、实施和结果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微观探讨，并对“绥靖政策”一词的含义给以辨析。该书认为，绥靖政策是“衰落的英、法帝国主义，面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挑战，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采取了一种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手段换取与对手妥协的政策”（注：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另外，徐蓝专门探讨了英国与30年代中日战争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一系列个案研究论证了30年代英国在远东对日本实行的绥靖政策，以及英国在东西方实行这一政策的异同。武寅则从日本如何利用绥靖政策步步扩大侵略战争的角度进行研究，而这正是西方学者较少触及的一个方面（注：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武寅：《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苏联在这一时期实行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不同看法。孙红旗和崔剑具体研究了苏联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苏日中立条约》中的所作所为，认为苏联对纵容法西斯侵略扩张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苏联同样是绥靖大国（注：孙红旗：《苏联与绥靖政策》，《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 崔剑：《论卫国战争前夕苏联对欧洲政府的嬗变及影响》，《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 另一些学者则取一分为二态度，霜木认为，1939年斯大林“与强盗联手防贼”的外交是苏联外交的杰作和胜利，但是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败笔；李嘉谷也认为日苏中立条约对二战胜利具有全局意义，但其所附宣言书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注：霜木：《1939年斯大林“联盗防贼”的外交》，《外交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李嘉谷：《中苏关系史研究二题》， 《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关于二战后期的苏联外交， 徐天新从是否适应世界发展主流即保卫和平与发展经济的高度，对二战结束前后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探讨，指出苏联战后重新把革命和战争放在对外政策的首位，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因此是短视和有害的（注：徐天新：《论苏联在二战结束前后的对外政策》，《世界历史》1995年第 5期。）。
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研究
从战略方面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是9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研究的较新领域，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徐蓝发表了《评1941年英美参谋会谈》等一系列论文，对1938—1941年英美为协调两国的战略而进行的多次参谋会谈进行了深入的个案探讨，并分析了美国的战争计划不断从太平洋向大西洋转变的过程和原因。熊伟民特别以美国的欧洲战略为核心，探讨了美国的战略路线与英国和苏联的分歧，以及美国的欧洲战略与其全球战略之间的关系（注：徐蓝：《评1941年英美参谋会谈》，《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从“ADB”协定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合作》，《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评 1938年英格索尔的伦敦之行》，《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评1939 年汉普顿的华盛顿之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从“橙色”计划到“彩虹”计划》，《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熊伟民：《战时美国的欧洲战略》，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另外，韩永利指出美国在其“先欧后亚”战略中缺少“太平洋守势”的具体计划，是酿成太平洋战争之初盟军惨败的重要原因。戴超武对美国决意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进行考察，认为这一决定不仅出于军事考虑，更体现了美国防止苏联战后插足远东的战略设想（注：韩永利：《“先欧后亚”战略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国远东政策》，《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 期；戴超武：《美国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和原子弹的使用》，《世界历史》1995年第4期。）。
③雅尔塔体系研究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东巨变和两德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盟国建立的持续40多年的雅尔塔体制（亦称体系）基本瓦解；1991年12月下旬苏联的骤然消失，终于导致支配战后世界国际关系40多年的两极格局最后崩溃。我国学者以极为敏锐的目光，密切关注这些使世界一再震惊的事件，并积极从学术上思考和探讨雅尔塔体制这一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这些研究成果，部分地体现在1990年11月22—23日在天津召开的关于“雅尔塔体制与战后世界格局”的圆桌讨论会中。与会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雅尔塔体制进行了论述：
第一，雅尔塔体制的涵义。张志认为该体制在时间上主要是指1943年至1945年苏美英三大国首脑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和会谈中达成的书面或口头、公开或秘密地各种协议的总和，在空间上主要指欧亚大陆上与苏联接近的地区或国家，其内容包括规划打败法西斯和安排战后世界两部分。沈永兴认为该体制是盟国领导人通过这些双边和多边会谈一致确认的对战后世界秩序所作的安排或对战后世界政治地图的划分，强调凡属有关战后世界安排的问题，均应属于该体制的范围。华庆昭认为雅尔塔体制主要包括大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和联合国的成立两个方面。
第二，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分析雅尔塔体制的作用。张志和张象都将雅尔塔体制与凡尔赛体制相比较，认为雅尔塔体制对维护战后长期和平起了积极作用，前者比后者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张宏毅也认为雅尔塔体制的积极方面占主导地位。徐天新强调该体制包含三个积极因素：一是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与合作，二是确认在重大问题上的大国一致原则，三是承认维护世界的和平。顾德欣则认为雅尔塔体制是一个威胁世界和平的国际体制，对战后和平主要起了消极作用。同时与会学者都谴责该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强权政治特征。
第三，雅尔塔体制与冷战的关系以及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影响。周纪荣指出导致冷战的根源不在于雅尔塔体制，而在于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对苏政策的重大转变。华庆昭认为冷战是雅尔塔体制的必然产物。黄安年认为雅尔塔体制下的苏美两极格局在40年中经历了冷战与缓和以及一定程度的冷战相交错的演变过程。李铁成对导致冷战结束的因素以及冷战后的世界走向谈了看法，认为冷战时代的结束是世界历史潮流发展的结果，但冷战的烙印和遗风不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注：关于会议的详细内容，参见《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 关于对这次会议的综合报导，参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
另外，周启朋和李铁成撰文专门介绍了各国政治要员和学者对雅尔塔会议的论述（注：参见周启朋、李铁成：《各国政治要员和学者论雅尔塔》，《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4期。）。
90年代初我国学者对雅尔塔体制的研究，为深入研究二战后期的国际关系、冷战国际史起到了开导先河的作用，并终于形成了研究热点（参见本文第四部分）。
三、各国对华关系研究
（1）英中关系研究
香港回归祖国是20世纪最重大的国际事件之一，历史学家对此给以了深切关注。萨本仁、潘兴明在《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中全方位勾勒了自19世纪英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到香港终于即将回归祖国的历史过程；张顺洪等人在《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殖民化与香港问题》一书中则从非殖民化的角度，论述了英国最终不得不从香港撤退的历史（注：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顺洪等：《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殖民化与香港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钱乘旦、洪霞从英国方面追寻了中英谈判香港问题的历史，表明了大英帝国雄风已去的事实。李世安指出香港在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中起到了重要桥梁作用。于群、程舒伟分析了美国从支持中国收回香港岛到利用香港进行对华遏制的主要阵地的政策演变过程（注：钱乘旦、洪霞：《从于心不甘到面对现实》，《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李世安：《香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于群、 程舒伟：《美国的香港政策（1942—1960）》，《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2）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外交政策研究
①美国对华政策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方面，近年来出版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专著。时殷弘在《敌对与冲突的由来》一书中对杜鲁门政府40年代末的对华政策是“等待尘埃落定”的看法提出疑问，认为该政府在1949—1950年对新中国实行的是近乎彻底的敌对政策。贾庆国在《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中较深入地研究了50年代中期中美交往的历史，并认为当时两国确实存在着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这与传统的看法也有所不同（注：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和中美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贾庆国：《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关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重要的专著是苏格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该书详细论述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在美国干预下台湾问题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对中美关系正常发展产生的巨大障碍（注：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另外，陶文钊主编的《中美关系史（1949—1972）》，是编者于1993年出版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一书的续篇，系统论述了从朝鲜战争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注：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多篇论文，仍然以政治层面的探讨为主，但有关意识形态和文化关系的探讨也值得注意。
关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朱卫斌具体探讨了门户开放政策与排华政策之间的关系，认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实行的较为宽松的排华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与国内主张门户开放的势力妥协的结果。李庆余对美国提出门户开放照会是为了谋求中国市场的流行观点提出疑问，认为两个门户开放照会的主要动机是美国在面临中国领土被瓜分时谋求在中国的权势，争取大国地位的外交调整与外交哲学（注：朱卫斌：《西奥多·罗斯福与排华》，《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李庆余：《争取大国地位——门户开放照会新论》，《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
关于美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秦珊认为威尔逊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目的是为美国与众列强的在华竞争中争取有力地位（注：秦珊：《1913年美国威尔逊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决策过程》，《南开学报》1999年第2期。）。
关于美国与新中国的关系：林利民分析美国在承认新中国上的“共同阵线”政策失败的原因在于它过高估计了自己驾驭西方盟国的能力，而过低估计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信心与能力。崔丕论述了艾森豪威尔政策的对华禁运政策，认为当时美国缓和对苏东贸易管制而对中国仍然全面禁运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把中国视为对东亚非共产党国家的主要而直接的威胁从而要遏制中国的“中国观”。顾宁对1966年3月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对华政策听证会进行了全面评述， 认为由中国问题学者提出的“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注：林利民：《1949年美国延宕承认新中国“共同阵线”政策述评》，《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 崔丕：《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 顾宁：《美国“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议的历史由来、反响及其意义》，《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
关于美国与台湾问题：除上述提到的苏格的专著外，赵宝煦、才家瑞、刘婷、渠占辉、杨彪、王善中的文章都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论证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指出美国在二战后企图利用台湾的战略地位控制亚洲领导世界则是“台独”问题发展到今日状况的重要外因。另外，李世安对50年代初期英国的对台湾政策给以论述，认为当时英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的政策对缓和远东紧张局势起了一定作用（注：赵宝煦：《台湾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才家瑞、刘婷、 渠占辉：《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利用演变与“台独”问题》，《世界历史》1998年第1期； 杨彪：《美国对台湾战略决策的历史转折（1949—1950）》，《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王善中：《50年代初美国对我国台湾问题的政策》， 《世界历史》1995年第6期； 李世安：《评朝鲜战争初期艾德礼政府的对台湾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关于美国与西藏问题：李晔、王仲春论述了美国从侧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到日益强化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对待的政策转变过程（注：李晔、王仲春：《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西藏问题”的由来》，《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
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关系：主要涉及对传教士活动的研究。王立新评述了美国来华传教士与商人之间既合作又矛盾的关系，以及双方在基本目标和价值观上的同异。胡卫清详细论述了美国基督教监理会的传教士们以教育为手段，从吸引社会下层到吸引社会上层子女入学以便楔入和影响中国社会的努力过程，并分析了这种教育在中国永远处于边缘地位的原因。另外，资中筠对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洛氏基金会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基金会在促进中美文化关系方面是双向的，与后来美国政府把文化宣传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尚有所不同（注：王立新：《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与美国在华商业扩张》，《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 胡卫清：《美国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1848—1911）》，《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资中筠：《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美国研究》1996 年第1期。）。
总之，这些研究运用大量原始资料和新公布的中外档案，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多角度地考察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与各个时期，为我们今天认识中美关系的现状提供了多种背景资料。
②美国外交政策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始终是我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的突出变化是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从政治的层面向文化价值观的层面发展，探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深层次原因。
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和李庆余的《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是我国学者撰写的全面论述美国外交政策的通史性专著；洪国起、王晓德的《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专论美拉关系的来龙去脉；王玮主编的《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则专论美国从告别大西洋向进入太平洋进行扩张的基本政策取向，可视为是美国与亚太关系的通史性著作（注：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李庆余：《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华庆昭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专门对杜鲁门时期的外交政策与行动进行深入研究，并认为“美国以本国利益为目的，以‘天定命运’为旗帜的基本外交原则是不变的”。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着重揭示了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的决策过程及其多种原因，并提供了越南战争的起源与经过的概貌（注：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页；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
在文化、价值观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是王晓德的《梦想与现实》，该书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历史起源，研究了威尔逊思想中的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这种外交的运用，为理解以“理想主义”为旗号，以实现世界领袖地位为目标的美国外交实质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作者的新著《美国文化与外交》则对二百多年来美国的外交活动与其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注：王晓德：《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杨彪和韩莉都从作为历史学家的威尔逊的历史观角度对其外交政策进行探讨，前者认为威尔逊在历史研究中深受特纳关于西部边疆历史学说的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的“边疆理论”，而西部边疆的消失之时也就是美国向外扩张的开始；后者通过对威尔逊的学术著作的观点分析，揭示出他所提出的国际联盟的理论基础，以及用开拓连续的模式向世界扩张的理论依据（注：杨彪：《威尔逊的史观及其对政策的影响》，《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韩莉：《威尔逊的社会政治观、历史观及其外交政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在人权外交方面，张宏毅主编的《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对美国人权外交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论述与分析；周琪认为美国的人权外交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史上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冷战结束后，人权外交已经与经济和安全并列为美国的三大外交政策目标（注：张宏毅主编：《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人民出版社1993年；周琪：《美国人权外交及有关争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另外， 于群专门研究了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注：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四、冷战国际史研究
90年代随着各国档案特别是苏联档案的解密，以及国际学术界对冷战研究的新成果，我国学者对冷战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并在1999年形成了一个研究冷战国际史的高潮，主要体现在当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冷战起源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并在会议前后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对冷战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
在冷战国际史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是张小明的《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和《冷战及其遗产》，前者是我国学者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凯南遏制思想的专著，后者以战争与和平为主线，分专题讨论了冷战史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看法（注：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和《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通过对朝鲜战争的研究而对冷战年代中的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专题探讨（注：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白建才的《美苏冷战史》和黄正柏的《美苏冷战争霸史》则是冷战通史性著作（注：白建才：《美苏冷战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正柏：《美苏冷战争霸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更多的学者集中探讨了以下一些问题。
关于苏联与冷战爆发的关系：张盛发认为，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必然要导致新的世界大战的演说是苏联方面进行冷战的信号与举措之一，冷战是美苏双向的斗争过程，只提美国和西方发动冷战的证据失之偏颇。叶江认为，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这一理论指导苏联在二战后有限扩展势力范围，而美国误认为苏联的行动是向全球扩张共产主义，并用全面遏制的方法与苏联对抗，从而导致冷战爆发。但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不能完全概括斯大林的国际关系理论。由于苏联要建立的是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完全“异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因此美国对苏联采取全面遏制的政策是正常的，不存在美国决策者对苏联意图的误解问题（注：张盛发：《论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叶江：《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冷战起源的关系》，《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有关的争论， 参见《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冷战起源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关于冷战期间美国对苏东的政策：时殷弘的《激变战略与解放政策》等一系列论文，探讨了美国对苏东的“激变战略”、“解放政策”和“演变而非革命”政策之间的继承关系，以及这些政策的具体运用。于群通过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52号文件的分析， 认为该文件完成了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新经济防卫政策的制定，成为美国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冷战的重要工具。李晓岗对冷战中的美国难民政策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一政策始终受到意识形态的指导，而其人道性则受到强权性所主导（注：时殷弘：《激变战略与解放政策——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苏联东欧内部状况的政策》，《世界历史》1995年第3 期；《促进苏东变革——从设想到政策（1953—1955）》，《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美国与苏共二十大》，《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美国与南斯拉夫50年代初内政改革方向问题》，《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 期； 《苏联东欧内部变化与美国的政策》， 《世界历史》1997年第6期；《匈牙利事件和美国的政策》，《南京大学学报》 1998年第1期。于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52号文件的形成》，《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李晓岗：《美国的难民政策与冷战外交》， 《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
关于美苏冷战与中国的关系：张盛发撰文论述了随着冷战的爆发，斯大林从维护苏联安全的战略目标出发对中共和中国革命态度的转变过程。杨奎松认为，美苏冷战的爆发给中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使中共得以不战而得到东北的部分地区和重要的苏联援助，这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大影响。张小明认为美国对中苏同盟态度的转变过程，不仅表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是以苏联为核心，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对所谓“中国威胁”的错误估计。孟庆龙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实行意识形态最浓，最热衷于进行核讹诈，但始终未把对华冷战上升为热战的原因（注：张盛发：《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 杨奎松：《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张小明：《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历史研究》 1999年第5期；孟庆龙：《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冷战外交探析》， 《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关于朝鲜战争与冷战的关系：除了上述所说沈志华的著作对此有所论述之外，张民宪、萧石忠认为朝鲜问题是导致杜鲁门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崔丕、侯文富研究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81／1号文件， 认为该文件的形成使亚洲的冷战完成了向热战的转变，也引发了美国政府对亚洲战略的论争（注：张民宪、萧石忠：《1943—1950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演变》，《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崔丕、 侯文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1号文件形成问题研究》， 《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英国与冷战的关系：郑启荣、孙洁婉认为1949—1954年的英国对华政策是在冷战的国际背景和英美特殊关系的制约下进行的，不能对其评价过高。李世安则对英国是冷战的“始作俑者”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在杜鲁门主义出台之前，英国没有制定正式的冷战政策，冷战的起源应该从美苏争霸中去寻找（注：郑启荣、孙洁婉：《试论1949—1954年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世界历史》1995年第6期； 李世安：《英国与冷战的起源》，《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另外，霜木提出“冷战”的概念并不能涵盖战后的世界历史，它只强调了军备竞赛对峙的一面，忽视了和平这一时代潮流，是不科学的，应当用“冷和平”或“核和平”更贴近现实（注：霜木：《冷战起源刍议——兼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历史研究》 1999年第4期。）。
五、后冷战国际关系研究
冷战结束已近10年，学者们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也越来越重视。这些研究不仅涉及重大事件，战略探讨，伙伴关系，地缘政治，也涉及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主权问题，安全问题，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问题，以及国际格局中的“极”与均势理论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例如关于“极”的概念，有的学者认为，“极”的根本问题是霸权，是由若干国家主导世界，21世纪不是“极”主导的世界。“两极”、“多极”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今后的世界将向“非极化”、“无极化”方向发展。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不能忽视“极”的作用，“极”是客观存在的力量中心，不能把“极”等同于霸权，中国作为一极使“极”的传统内涵出现了革命性变化。还有的学者认为当今是一种 “准多极”的世界（注：参见《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的学术报道“改革开放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20 年”；关于“无极”的看法，也可参见叶江：《解读欧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美苏欧关系》，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79—281页；关于“准多极”的看法，可参见余正梁等：《大国战略研究：未来世界的美、俄、日、欧（盟）和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五章第1节。）。
另外，学者们也开始撰写后冷战国际关系的著作。如：宫少朋、朱立群、周启朋的《后冷战国际关系》一书，分专题论述了冷战结束后至1998年的国际关系。对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也有专书予以论述（注：宫少朋、朱立群、周启朋：《冷战后国际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陈峰君主编：《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新华出版社1999年。）。
六、现代国际关系史著作
在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撰写方面：主要有方连庆主编的《现代国际关系史》和蒋相泽、余伟主编的《简明现代国际关系史》，石磊主编的《现代国际关系史》和王绳祖主编的10卷本《国际关系史》中的第4—6卷，它们分别论述了1914—1945年和1917—1945年的国际关系（注：方连庆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1914—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蒋相泽、余伟主编：《简明现代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石磊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下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全10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996年。）。
在战后国际关系史撰写方面：主要有王绳祖主编的《国际关系史》中的第7—10卷，颜声毅主编的《当代国际关系》， 方连庆等主编的《战后国际关系史》，它们分别论述了1945—1979年和1945—1995年的国际关系（注：颜声毅主编：《当代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在战后大国外交史撰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3—1995年出版的一套美英法日外交史的著作。它们是资中筠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张锡昌、周剑卿的《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陈乐民主编的《战后英国外交史》，宋成有、李寒梅等的《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在战后地区国际关系史的撰写方面，世界知识出版社在1999年和2000年出版了左文华、肖宪主编的《当代中东国际关系》和马晋强主编的《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
在国际组织的研究方面，比较重要的是李铁成的《联合国的历程》和《联合国五十年》等一系列关于联合国的著作（注：李铁成主编：《联合国的历程》；陈鲁直、李铁成主编：《联合国与世界秩序》；袁士槟、钱文荣主编：《联合国机制与改革》；郑玉质、郑启荣主编：《联合国大事编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1995年；李铁成：《联合国五十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
从上面很不完全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90年代以来我国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极为活跃，并且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新的进步。这些进步主要表现在：1.积极关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并从中吸取有益的成份，不断补充到国内的研究领域，力争使我国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同时体现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2.积极提倡并致力于撰写史料基础扎实，论点比较中肯的“功底型”论著，以实际行动对某些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予以否定。3.一批学者逐步确实了自己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重点，并能够就研究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刻的多层面的背景思考。
但是不容否认，从研究的整体来看，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一些文章在知识基础、资料搜集、理论修养方面的积累不够，因此或大而空，或论证不充分，或低水平重复，或资料和观点都较陈旧，难以达到学术研究既要继承也要创新的标准。2.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仍以政治层面上的研究为主，从经济、军事、宗教、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分别或综合论述国际关系发展的论著仍为少数，在这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3.对现代国际关系史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20世纪和21世纪已经产生和将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虽已有一定研究，但仍缺乏系统的探讨。如：战争与和平问题，冷战国际史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内部的关系问题，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的演变问题，非殖民化与新殖民主义问题，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问题，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国际关系演变问题，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问题，后冷战国际关系发展趋势问题，等等，需要我们今后做出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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