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运用不平衡发展规律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衡论文,发展规律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道路论文,重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最卓越的贡献，是第一次运用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理论与策略，成功地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并取得划时代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向社会主义转变，是继列宁之后又一次运用不平衡发展规律及其理论和策略，取得巨大成就的光辉典范。
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不平衡发展的经济规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整体较快地富裕起来的策略，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局面，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发展中的大国必须走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的路子。
不平衡规律是事物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但是，正确运用不平衡发展的理论和策略，来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并不为人们所容易理解和领悟，以致在革命历史上，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往往被偏好于平衡发展的倾向所忽视和反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才在实践中对自己所要走的道路，开始有较为清醒和深刻的认识。然而作为一条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要在具体实践中遵循它，运用它，还必须站在马列主义的高度，才能真正地把握。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从哲学上对此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他说：“无论什么矛盾，矛盾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他教导全党同志，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论述，给我们以深刻启迪，具有普遍意义。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这一思想，进一步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针对一些人囿于平衡发展、等速前进的传统观念，邓小平同志谆谆教导说：“这个问题要讲清楚，如果分析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上述论断，清楚地表述了马列主义的发展观和分析方法，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真理，即在发展过程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动态和无条件的；而平衡则是相对的静止状态，是暂时和有条件的。这就是发展本身的内涵和实质，为要发展，就必须走不平衡发展的道路，舍此别无选择，反过来说，也只有走不平衡的发展道路，才能求得真正的发展。发展的任务正是由一系列的不平衡逐步趋向平衡。换一句话说，是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平衡是一系列不平衡进展所造成的最后结果，它既不是发展的起点，也不是发展的特质和基本内容。
既往我国由于照搬和沿袭别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只见经济进步的成果，而对于实际获取的效益则难以或很少顾及。期望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各地区发展条件极不平衡的情况下迅速改变面貌，企图通过集权的预定经济计划，要求各地区各行业按照不同的比例和速度均衡发展，齐头并进，以建立全国从上到下规模相当，各自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在平衡发展理论中，强调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不同部门协调和谐一致，以避免供应上的困难。为使发展成为可能必须同时开创多种新的企业，使之互为对方顾客。其计划的目标都是来自需求方面。但低度开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在许多方面是短缺的，政府难以办到事情，企业往往也无法办到。因此要求对这些资源实行计划摊派，这样反而可能抑制发展。换言之，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果有能力采取整体推进的平衡发展的策略，它便不应再是低度开发的国家和地区了。
实行平衡策略的结果，往往造成各个部门或各个地区内互相封闭，重复建设自成体系；由于产业链条拖长，经济不平衡状态在某些方面有增无减，在同一产业或同一地区，从农村到城市，沿海到内地，一般均呈现典型的二元结构或多重性质的经济形态。极为现代化的繁华都市与极为贫困落后的山村同时存在，最为先进的尖端工业制造技术与最为传统古老的原始耕作方法比邻而居。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经济与停滞的但同样是独立的传统产业彼此并立，这完全是发展的双重形态，它不是发展的理论，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新旧事物衔接变化的经济成长。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是这样误入岐途，经济大起大落，一波三折，招致失败。即使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计划经济力量十分强大的我国，也是如此。
发展通常所指的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落后的社会经济形态演变为进步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过程。它不仅是数量增加，而且是质的飞跃。发展的任务在于打破旧的平衡态，建立新的平衡态。据此，不难理解经济发展过程，通常是沿着一条不平衡成长的途径。平衡的回复乃是压力、诱因强制的结果。在市场竞争机制中，损益是不均衡的征候。事实上，经济发展都是循着由领导部门的成长，带动和影响其他部门的成长；由某一部分先进的地区或先进的人传播到相对落后的另一部分地区或一部分人；由一个工厂企业的建立和成长，引发另一个或一些工厂企业的建立和成长的方式不断进行。这样，两个不同时点和空间的经济成长先后追随、互相衔接、直到并驾齐驱所显示的平衡趋势。如果随着而来的企业（部门或地区）的发展超过了它的目标，意味着新的不平衡出现，那又将引发和触动他处的发展。整个经济随着不平衡和平衡交替变动不断扩展，螺旋向上升降，进入良性循环状态。这才是发展动态和客观过程的真实写照。
发展过程的特性，是经济分析理论和制定策略的基础。被发展经济学家称为跷板的上述经济成长过程，相对于同时建立齐头并进的平衡成长计划，其利益或好处是它留给诱发投资决策有充分余地和活动自由。正确的计划首先是寻找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压力和诱导性机能，使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能够大量地不断动员起来，有机地结合成为一股激发力量。
从这个事实出发，经济策略制定的目的，是使不均衡存在而不是消失。为促使经济向前发展，发展政策工作主要是保持适度紧张和失衡。一般地说，政策和策略所关切的应是各种经济反应及发展程序的适当建立，而不是给它们以抑制。这种导致均衡破坏的顺序，确是发展的理想状态。因过去不均衡所引起的这个反应顺序的每一移动，将造成新的不均衡从而又使顺序再作进一步的移动。整个过程的描绘，就是不平衡发展规律及其经济理论和策略的运行轨迹。显然，对发展过程的失衡应视为正常现象，应善于利用其对敦促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的启发性。如果把它看成纯粹坏事或消极的东西，不适当地加以人为的抑制，在经济发展尚未开始或正处于过程的端倪，就急于平衡和横加干预，那么很可能适得其反，真的变成“好心办坏事”了。诸如此类的教训在执行计划决策中不乏其例。比如某些个别价格由于供求失衡此起彼落，可能预示着获利机会，将诱发和吸引投资等建设的行动。道理只有一个，即经济成长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主要依靠获利机会不断出现而已。成功的经济发展计划，关键在于建立和健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营运机制和策略，而不是象过去流行的预先确定某种比例和平均摊派。实际上那是十分棘手和难办的事情，何况按图索骥、纸上谈兵，很少有侥幸的机会获得成功。
区域经济发展及其成长的传播也是这样。发展经济学认为，就地理意义来说，经济成长必然是不平衡的。经济每一进步都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同时出现。不仅如此，一旦出现强有力的发展因素，必使经济成长集中在起点附近发生。不论什么理由，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提高国民收入水准，无疑必须先行发展其内部一个或数个区域中心的经济力量。在发展过程中，“成长点”或“成长枢轴”（又称为发展极或增长中心）出现的必要。说明国际间以及区域间的不平衡成长，是发展本身不可避免的附带结果和条件。当我们分析不平衡成长过程时，不难看到区域内某一点清楚地展示其经济进步的能力和趋势时，会给附近的仍然维持其落后状态的其他地区带来走向成长的压力、紧张和强制力量。一旦形成某种势能落差和辐射条件，将把周边和外围地区的发展潜力突兀的加速激发出来。这种情势尽管不是指经济处于最佳的状态，但是它却会经过集聚和扩散效应，导致经济成长由此及彼地传播。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先进地区带动和影响落后地区，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波浪式发展的客观进程。
二、中特理论是创造性地运用不平衡发展规律的结晶
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到邓小平同志创立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革命和建设走过了艰难曲折的不平衡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这是带有根本性质的特点和规律，也就是我们研制革命和建设理论与策略的基本依据。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胆略和远见卓识，发表了振聋发聩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显然，这是首先抓住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本质最关键的问题，对高度集权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的重大突破。
紧接着在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又提出了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他说，“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无疑地，这是对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各地区各行业齐头并进的经济平衡成长理论和策略的重大突破。
邓小平同志反复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第一，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为三步走，到下世纪五十年达到中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水平。现在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底子薄，基础差，各地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这个基本国情和特点出发，要初步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大约一百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经济发展呈现出阶段性，波浪式地向前推进，就是由不平衡发展规律及其基本属性所决定的。如果试图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终点误认为起点，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规律，那么就可能欲速则不达，受到规律的惩罚。
第二，走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相互促进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内开放就是改革，首先是解决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问题。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在农村实行搞经济和开放政策，总的内容是实行承包责任制，打破平均主义。只要生产发展，农村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改革重点从农村开始，逐步转向城市直至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整个国民经济登上新的台阶。邓小平同志在描述由于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所引起的这一变化的情景时说：“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
第三，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构想。邓小平同志果断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中国发展经济应从何着手？先要把交通、通讯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我们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现在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平均发展不可能，先有一部分地区好起来，再去帮助差的地区，那就比较容易了。过去搞社会主义是搞平均主义，实际上是平均贫困，这样是搞不好的。过去就是吃了“吃大锅饭”的方。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这个路子是对的。
第四，加快对外开放，吸收外国资金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补充。邓小平同志说，对外开放是我首先提出来的。三十几年的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邓小平同志说，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的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尽可能搞快点，力争经过20年努力，使一些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基本实现现代化。
十四年来，我国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成绩斐然。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加速落后国和地区经济开发的必要条件，它的功能是使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在不平衡成长的道路上发展。由于经济不平衡成长所造成的压力和紧张，在缺乏外资和外援的缓冲下，将不利于发展。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新经济思想，是他娴熟地运用不平衡发展的理论和策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尝试。
第五，采取“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的方式，解决祖国和平统一问题，促进现代化经济建设。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地提出，港台地区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后，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五十年长期不变。这样不但不影响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且经过比较鉴别，互相沟通，还能起到某些激发和促进作用。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构想，有些地方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的地方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不止是“一国两制”一个方式，还有“共同开发”的方式。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事”。这种富有远见的政策，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在当代国内外特殊环境条件下，灵活地科学地驾驭不平衡发展规律的最具体最生动的体现。因此，它的理论与策略也和上述各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内容。
在偌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搞一点资本主义，实际上并不可怕。相反地，基于有利于促进祖国各地繁荣富强的共同愿望，正可以把不平衡发展成功所必须的许多积极因素、资源及能力，通过市场结合的经济力量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优势互补，使现有发展潜力及可加以利用的各种生产条件，得到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同时它还可以透过不同制度障碍，加速经济成长在国家或地区间的传播，使落后地区起而模仿，追随和迎头赶上先进地区或国家。邓小平同志说，现在不仅有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再造几个香港。在很短时间内，我国广大的东南沿海地区与港台经济发展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大大增强了窗口和桥梁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开始与国际资本主义和世界统一市场接轨，成为我国在不平衡成长道路上，经济发生有激烈振荡和变动，发展速度最快、现代化建设最富有成效的区域，有力地推动整个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这已经是举世瞩目的事实。
三、重点突破、整体推进与宏观调控
毋庸置疑，不平衡发展并非不要平衡。恰恰相反，正因为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所以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才显得更加重要。经济过程除了经常性失衡伴随着紧张和压力外，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难障碍和干扰因素。不平衡发展的理论和策略，虽然必须也只能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发展所需要的某些失衡现象，也只能是适当的，必须控制在足以承受的限度和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我们的态度和观点是，凡属基本的失衡，都必须予以克服。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和策略，首先是确定经济发展的优先顺序，选择加速启动和起飞的突破口；然后是力求在发展过程中，把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带有破坏的损失消除或降低到最低程度。
有人可能认为，对不平衡发展过程的描绘是否富有风险，诱导建设性行动及其对失衡情势的反应是否会令人紧张不已？是的，我们不可能把这些潜伏在发展过程中的危机和风险置之度外。但是对低度开发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如果总是处于落后挨打地位，业经尝够了极度的紧张情势和贫穷困苦的窘况，相比于对改善经济状况的普遍而强烈的要求，莫非只是“小巫见大巫”，也就不会掺杂着对前景的恐惧和惊慌失措了。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任务”，深层意义也正在于此。其一是唯有不平衡的发展策略和道路，能够打破这种最大的压力和高度紧张情势，把它化为一系列微小而可控制的压力和紧张，并在前进中逐步加以克服。其二是发展的确带来许多紧张和压力，但同时也从其所创造出来的紧张与压力中产生新的力量，发展本身能够对付前进道路上所遭遇的具体困难。
任何发展与其所创造的紧张之间，都存在着正相关联系。认识这一点，从政策和技术上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在不平衡发展理论和策略实施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主要是建立经济调控体系，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领导和被领导的角色。其经济政策必须具备两个功能，并且相互巧妙地联结起来，作用于发展过程，确保经济机制的正常运转。
第一个功能是“不平衡”功能，或者叫诱导、启发功能，意指能够采取进一步发展的经济行动诱因和压力，通过重点突破向前冲击，以激发经济成长，直接从事或引起他人从事主导性质的经济活动，首先采取富有强制性的工业化步骤等。
第二个功能是“平衡”功能。或者叫做被诱导、填补功能，意指从多方面准备和采取行动，去减轻、缓解发展过程所产生的压力和失衡。上面所创造的诱因和压力，通过市场力量促发其他经济活动相随而至，达到整体推进的目的。经济迅速发展，必然在文教卫生、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以及法律和秩序的建立等各方面，出现严重的短缺，引起经济失衡和紧张。为了赶上发展需要，宜及时予以改善或填平补齐，起到纠正偏差失衡，维护和恢复正常的市场运行。
很明显，这两个功能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同时交替作用。只是在某一阶段，其中一个功能居于主要地位，并由于一定条件而发生互相转化。如果政府大力激发经济进一步发展，领导建立优先和主导产业，首先打破原来的均衡，那么就意味着企业在各种后继经济活动中遇到瓶颈和短缺，将会被有效照顾，所以政府不必担心因为导致均衡的破坏而受到任何的责难和非议。因为诱导在市场经济中大多表示一种获利机会，只要政府政策允许和鼓励，国内外企业家往往乐于承担和积极参与，领导角色不一定与之争利，这样就可以在第二功能中，更好地发挥重大作用；况且这种功能社会意义特殊，大量公共投资往往非政府负担莫属，实际上政府着重扮演被诱导和填平补齐的经济角色，丝毫也无损于领导的重要性和尊严。因为任何纠正短缺和失衡的公共投资，同时都会产生超额发展的能力。
政府倘能发挥这两大功能，将有效地加强和改善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促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但是，这里应补充一句话，即无论是市场经济或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都不是封闭型而是开放型的。争取外援和利用外资，既是国家强化对市场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也是加速经济沿着不平衡道路健康和顺利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一个外部的国际条件，外资和外援同样具有上述两大功能。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补充。由于多方面原因，导致动态成长的某个发展计划，当地方政府和企业均难以承担或无意涉足，但确为迫切需要和亟待改善时，外资可以发挥许多制衡作用。从长远观点看问题，它还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并步入国内外双向良性循环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