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技术加政治”思想观点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点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技术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后，毛泽东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个大视角思考着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注：《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大跃进”运动，国家多投资了20亿元，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然而，这种高积累和人海战术并未能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为了纠正“左”的错误，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建议全党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以下简称《教科书》）。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建议读《教科书》。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观点：资本主义提高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这里所说的“技术”是泛指“科学技术”。对毛泽东这个重要的思想观点，本文拟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探讨：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是怎样的？毛泽东对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怎样的？毛泽东对政治的理解是怎样的？政治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起什么作用？
一
毛泽东对科学技术并无长篇专论，他还曾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持保留态度。因此，研究者往往对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估计不足，通观毛泽东的全部思想，应当说他对于科学技术是十分重视的，他对于科学技术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
首先，毛泽东提出科学实验是人类单独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中包括科学技术”的唯物主义观点。毛泽东历来重视科学实验。他先后在《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中把科学实验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并列为人类三大社会实践活动，把科学实验从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中独立出来。其思想价值何在呢？科学实验和研究的目的在于认识物质及其运动规律，人们掌握了这种规律并用来指导生产活动，就会产生十分有用的技术。一般来说，技术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并且使用这种经验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形成的知识。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规律的认识，就很难进一步发展，科学的发展则是技术进步的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一再强调科学实践从生产实践中独立出来。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进一步指出：三大社会实践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崭新贡献。毛泽东对科学实验的新提法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1973年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与毛泽东会晤时兴奋地说：毛泽东主席“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一起提，很重要”。在与科学家的多次会谈中，毛泽东都认为无论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均可以利用科学和技术的物化成果。他说：“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注：参见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7页。）科学通过转化为技术而作用于物质生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就形成物质生产力以及经济价值。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毛泽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他曾明确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他的论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马克思在研究了近代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中表现出巨大力量之后说，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人们自觉地运用自然科学，“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上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列宁认为：“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更广大的群众运用它们”。（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第170页。）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论述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为他的科学技术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为何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持保留态度呢？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开始对经济、科技各部门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拟定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上面用黑体字写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说它是毛泽东主席的话。全面整顿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当邓小平向他汇报时，“毛泽东说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注：参见龚育之：《一段历史公案和几点理论思考》，《新华文摘》1991年第8期，第176页。）并于1975年错误地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是毛泽东权衡了政治和技术的利害关系之后的错误抉择。我们不能由此得出毛泽东轻视科学技术的结论。
其次，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注意学习自然科学。毛泽东曾与斯诺谈及1913～1918年在长沙读书时的志向和追求，他说：开始“我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1915年是毛泽东对自然科学认识转变的起点。这一年，毛泽东读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收获很大。同年6月25 日在致湘生的信中，他改变了先前对自然科学的偏见。从此，他决心努力学好学校所开设的各门自然科学。在阅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时，他曾津津有味地分辨理论科学和应用技术。罗学瓒于1919年11月14日致函毛泽东，批评中国人研究哲学不注意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因而难以成为世界性的大哲学家。这对毛泽东有较大触动。毛泽东认为此言切中了自己治学的缺点，决心纠正。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聚会，毛泽东再次表示要弥补自身自然科学知识之不足的缺点。由于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革命洪流中去，他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直到晚年，他还为自己没有时间学习自然科学而遗憾。但是，毛泽东十分注意挤时间读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据于光远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日理万机，仍不时阅读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书籍。（注：参见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85～87页。）这就为毛泽东日后逐渐形成科学技术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的思想提供了思想养料。
再次，毛泽东科学技术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的思想形成于延安时期。1940年2月5日，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较为集中地论述了科学技术的强大社会功能。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方面，他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如果说上述罗学瓒的信对毛泽东有启发的话，那么，《反杜林论》则对他有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过这本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对自然科学作过研究。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以便更好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以正确地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这就是说当人们掌握并运用自然科学知识，去认识自然界的规律时，会产生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可称之为科学革命；人们使用工具和运用技术，从事生产劳动，才能产生改造客观世界的飞跃，可称之为技术革命。同时，他又指出：“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注：《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270页。）不言而喻， 共产党人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和人类的解放，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象和功能是不能等同或相互取代的。此外，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以社会技术体系标准衡量中国社会，认为中国还处于“经济技术落后”的农业社会，提出了向工业社会转变、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经济技术的发展是革命成功的物质保障。1944年，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同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职工代表会上深刻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再次提出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伟大任务。实现社会的工业化，必须借助于技术革命的成果——机器。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即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起关键作用，对于民族独立和解放有重要意义。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的思想基本形成了。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党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党的八大政治路线，对于毛泽东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二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毛泽东十分重视通过抓科学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1955年初步提出要抓科学技术工作，1958年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的重要决策。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将结束时，即1955年初，毛泽东就提醒要重视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1月15日， 毛泽东在听取科学家汇报工作时指出：全国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同年3月，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4页。）值得注意的是， 当我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并没有超越社会技术形态上的工业社会，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称之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上述指示，抓住了经济建设的关键。工业化指实现生产技术和装备的现代化，工业经济结构的科学化，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要实现这个预定的目标就不能不在经济建设中把科学技术放在重要地位。
1958年1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从今年起， 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就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任务。毛泽东解释道：“在技术上带根本性的、有广泛影响的大的变化，叫做技术革命”，如蒸汽机、电力和原子能都是技术革命的例证。（注：参见钱学森：《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其实， 这三者是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根本标志。这说明，毛泽东把发展生产力和经济现代化视为技术革命的具体内容。工作重点转移是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工作重点转移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工作重点转移进一步深化地体现了毛泽东科学技术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思想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工作重点转移反映了毛泽东思考的问题——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
党的八大在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之后，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为了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首先，他明确了这时期党的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1957年2月， 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同年3月， 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现在正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3页。）其次，他多次强调， 要努力学习科学和技术。他提醒全党不要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干部只会打仗、搞土改是不够的。为了实现这个转变，“我们必须学文化（科学、技术），学建设”。在党的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的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我们要作很大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强调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第51页。）可见，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是八大政治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断革命论者。从毛泽东的总体思路来看，他把技术革命看成是不断革命的一个阶段。1958年1 月毛泽东在《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和《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都写道：夺取政权、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去年进行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5、51页。）。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956年以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771～772页。）这正是技术革命的内在动力。 毛泽东还认为技术的发展可以推动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他指出，技术的发展，劳动组织、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发生变化。技术革命的社会意义正在于此。
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阶段，工作重点有所侧重是正确的。在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都给予了正确的指导。他指出：农业的根本方向在于集体化，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先合作化，再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亦即先搞革命后抓技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同样出现了先搞革命后抓技术的情况。“三改造”的实质是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实施中提前完成了。“一化”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实质上就是技术革命，实施中出现了滞后的情况。技术革命相对落后的现实，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思考和注意。他指出：“中国只有在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因此，在农业集体化和“三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是顺理成章之事，这说明工作重点转移也是进一步深化地体现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的思想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
工作重点转移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层思考。毛泽东赞成并接受了列宁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注：《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当毛泽东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科学技术之时，他时刻以战略家的目光关注着全球局势，希望中国走上强国之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在人口和政治上是个大国、而经济上却是个小国的现实，令毛泽东忧虑不已。从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出发，毛泽东指出了发展经济和科技的极端重要性。1956年8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 毛泽东提出了“球籍”的著名论断。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了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目标。1959年底至次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教科书》时，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第一次明确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宏伟战略目标，从而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推进了一大步。他还指出，我们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1963年9月， 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认为国际形势不容乐观，落后必然挨打。他提出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964年，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探索我国科学技术发展道路的思路，他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注：《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9页。）毛泽东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十分宝贵。1963 年12月聂荣臻等同志向他汇报新的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时候，他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注：参见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10页）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 提高劳动生产率，亦即以最少的劳动时间，创造最大的劳动价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大国家，最终达到战胜资本主义的目的。这是毛泽东论述科学技术重要性的最精当的表述。
在实践中，毛泽东提出过对科学技术进步具有指导性的方针和政策，经过多年实践被证明了的成功经验主要有：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百家争鸣；强调集体智慧，大力协同；产学研结合等。这些经验至今仍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的科学技术在这个时期有了较大发展，诚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立起来的”。
三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何谓“政治”？在毛泽东看来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这里政治还包括思想政治工作。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1920年当毛泽东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他从《共产党宣言》中“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注：《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毛泽东把阶级斗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他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866页。）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经济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坚持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论，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实际上为我们党指明了社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两大奋斗目标。本世纪初，仁人志士在一个外无主权、内无民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呼吁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声浪甚高却难以奏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可见，政治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保证，政治必须摆在第一位。阶级斗争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阶级消灭了以后的政治是怎样的呢？毛泽东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在国内“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的斗争”。他还说，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可以“采用‘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如农业搞实验田，工业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3～54页。 ）这一思想对于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极富指导意义。但是，毛泽东又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这种认识限制了他的正确思想在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中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赞同列宁“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的著名论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重申了这个观点。当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还要不要把政治摆在第一位呢？从理论上来看，政治是上层建筑之一，它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反之，政治又具有强大的反作用，政权就是统治阶级用来指导社会经济生产的工具，对经济基础起着促进或者约束作用。因此，列宁明确地指出，掌握了政权的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在经济建设中政治与经济和技术相比，政治是指导力量，政治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列宁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442页。 ）毛泽东坚持从政治上看问题，坚持从国家政权稳定角度处理政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是完全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和国内的形势表明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而且十分激烈。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社会革命的巨大成功促使毛泽东养成了坚持阶级斗争、从政治角度看问题的思维方式。他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十大关系中七个方面是革命方面的矛盾，三个是经济方面的矛盾，也是从政治角度出发讲的。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要转到技术革命上去的思想十分正确，问题是理论上出现了自相矛盾。从理论上说，应根据主要矛盾决定工作重点转移。1957年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主要矛盾问题，会议作出结论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强调阶级斗争，事实上提出了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技术革命）两个中心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党的工作重心倾斜向阶级斗争方面。1957年反右斗争发生了严重扩大化，毛泽东却说：一直到1957年，我们还有严重的阶级斗争任务。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这时，虽然毛泽东仍要求全国人民“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党的工作重心完全转到政治思想领域的社会革命方面去了，以致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科学技术在徘徊中前进。由强调政治的保证作用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即：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斗争环境的影响；国际共运传统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偏执，对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相对忽视；毛泽东本人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从原先正确地提出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到错误的急躁冒进，执著地认为政治可以带动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毛泽东所言的政治还包括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在论述政治和技术的关系时，认为这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论证了“政治和技术”、“红与专”的辩证统一，政治工作的统帅地位。这些论述都是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技术革命中的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优势。但是，如何保证作为统帅的思想是正确的呢？毛泽东忽视了这点，在工作中往往把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大跃进”年代提倡的是政治挂帅，忽视科学技术，形成了以红带专、以思想政治工作带业务的风气。要求知识分子先改造好思想再搞科研，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在提出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上的同时，毛泽东更强调的是思想政治和群众运动。鉴于前苏联搞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斯大林提出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毛泽东在1958年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我们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之类的口号”。（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97页。）实践证明，单凭群众的政治热情，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不能实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人力是有限的，政治鼓动不是生产力，“鼓足干劲要与提高技术密切联系，鼓足干劲之后，技术革新就是重要问题了”。（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页。 ）严重的教训是，由于缺乏科学技术，大炼钢铁造成大浪费，国家多投资了20亿元，生产力没有得到发展。由于全民炼钢提倡“小土群”即小平炉和小转炉等土法炼钢，严重冲击了技术革命原有的主体地位；表面上产量上去了，实际上并未真正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1958年初，毛泽东多次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范围较广，包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毛泽东说：对科学家不要迷信，要相信又不要相信，对工业化机械化也不要那样迷信。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提法瑕玉互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可以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对经济和技术的反作用，有了先进的思想和高度的政治觉悟，可能会对解决技术问题有帮助，产生强大的物质力量。但是，由于我国科学技术原本就落后于人，长期过分强调思想政治的作用，压抑知识分子包括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科学技术未能受到全社会的重视。这不正是我国科学技术落后西方国家20年的源头吗？
“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从总的原则上讲是正确的，但是也需要具体分析。政治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起什么作用呢？毛泽东指出：我们实行几个同时并举争取实现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就全国来说，能够大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这里提出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方针，主要不是为解决科学技术不能适应经济建设要求的问题，而是为了实现大跃进。实现大跃进，必须要有充分的资本积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使用资本主义的办法积累资本，即依靠殖民掠夺、战争赔款、奴役性的租让和借款。由于国际环境风云变幻，国内“左”的思潮抬头，当年我国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利用国际市场多余的资本。我国采用的是增加工业积累和减少消费的办法来积累资本的。1957～1959年积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增加，1958年达36%，1959年高达42%。高积累可能影响人民的生活，毛泽东适时提出：要工业化，也要人民。但是，在物质利益和精神鼓励关系上，毛泽东更强调精神的反作用，强调思想政治的重要性。他要求人们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有长远利益的眼光。提出的口号是：苦干三年，不增加工资，多积累一点。多积累就要少消费，但又不能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实行这一条，就要靠群众的政治觉悟。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反复强调，并且为全社会所接受。在读《教科书》时，毛泽东拿我国与波兰和苏联作对比。波兰不注意提高工人觉悟，工人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但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造成了不能增加积累的严重状况。苏联赫鲁晓夫强调物质刺激，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而我国强调政治挂帅，生产大跃进，实现高积累。毛泽东认为，如果生产增长得很快，在这个基础上，即使积累的比重大一些，人民生活还能够逐步改善，也可以是没有危险的。事实上，高积累的利弊是显而易见的，而毛泽东却认为有思想政治的保证作用、坚持了政治挂帅是正确的，这样做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不正是他的悲剧所在吗？
综上所述，当毛泽东改变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由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两个中心”偏向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时，当毛泽东把思想政治工作、精神鼓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在经济建设中，试图以高积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之时，实际上，毛泽东是错误地把阶级斗争当作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和标准了，而不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他自己也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页。）
毛泽东以政治家特有的觉悟，从中国革命和民族振兴的现实出发，从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高度，提出“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的思想观点，总体思路是正确的。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的思想，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阶段就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的思想，政治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保证、政治和技术辩证统一的思想，都是值得珍惜的宝贵遗产。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1986年他在天津视察时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式的政治，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党的基本路线，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最大的政治，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坚持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在迎接知识经济大潮的道路上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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