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培德与抗战准备（1931-193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培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培德（1889—1937），字益之，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早年参加护国、护法诸役，率滇军驻粤。1925年后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担任北伐军右翼总指挥，负责江西战场。1929年入南京，担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成为国民党军的最高幕僚长，后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1935年被授陆军一级上将。朱培德曾较长时间负责处理军委会的日常工作，并在蒋介石外出时主持军事。朱培德在国民党军内历史长、地位高，他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思想变化与行为相当典型，可为部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代表。本文拟以其为例，对国民党军将领如何参与抗战准备工作进行探讨。
一 从避战到迎战
由于朱培德在“裁兵编遣”和“蒋桂之战”中坚定支持蒋介石，因而获得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自九一八事变至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朱培德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面对日本侵略的基本态度是力求妥协，避免冲突。
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在京的国民党中常委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朱培德、吴稚晖等人召开临时会议，讨论日军侵略东北的时局与对策。但会议没能做出实质性决议，只议决急电在江西的蒋介石回京主持一切。当晚，朱培德与高层军政人员商讨局势，彻夜未眠，在20日凌晨与戴季陶联名再给蒋介石电报：
限即刻到。总司令蒋钧鉴：后密。（一）东事已另电报告，此事关系决非济南事件可比，此时非请主席即日回京，对内对外皆不能统筹领导，前夕讨论诸事，或只有藉此事求一办法，盖国家危急至此，人心必转，说话自较易也。（二）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工夫，然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立后代儿孙之榜样；（三）此时天灾人祸均至极点，救灾建设皆赖国际援助，东事更非此不可，主席若即日回京，内外视线必然一转利用人心之注意与转变，方有出路。中央今夕开紧急会议，决请主席回京，贤等盼望尤切，谨陈鄙见，恳赐酌裁，如何，请电示。戴传贤、朱培德叩。哿已。①
为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朱培德特意要求“此电须注明发电时间”。从电报内容看，朱培德等人对九一八事件的严重性有着明确的认识，“决非济南事件可比”，“天灾人祸均至极点。”蒋也复电表示即刻返京：“日军强占辽宁，情势急迫，嘱即日返京会议对日方策。中遵即回京。”②
21日，自赣返京的蒋介石召集在京的中央委员讨论时局及应付办法，并主张“以日本占领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③ 因而国民政府最终采取了“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的方针。
东北迅速沦陷，给蒋介石以巨大的压力。12月8日，蒋介石召见朱培德等人，商谈外交方针，以下是他们的一段对话：
朱（培德）曰：对日不外准备战败与先和而徐图报仇两途。
公（蒋介石——引者）曰：固也。但战败则以全国殉职余一人之历史，先和则以余一人之历史为全国而牺牲。余虽身败名裂，但后世自有功罪之定论。祗要全国有希望，余亦自愿牺牲也。
朱曰：职甚千万公之此说。
公曰：虽然。余惟恐国民之精神散漫，先和以后，仍不能卧薪尝胆，则民族更形堕落，绝无复仇希望，余之牺牲，成为徒然。因此不能决耳。④
日军侵占东北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上海，接连不断地在上海挑起事端。而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将领判断日军进攻上海已不可避免，积极进行应战部署。当时国民党正处于政争之中，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巨头分别在奉化、香港与上海，执政的孙科由于没有足够的支持，财政、外交均陷于困境，准备“停付公债本息，对日和平绝交”。为此，朱培德等人极力想促成党内合作，尤其希望下野的蒋介石“出山”。1932年1月初，朱培德致电蒋介石，报告政情，敦请蒋入南京：
锦州陷落，北方更趋严重，在京同志多主速与断绝邦交，一面请美召集九国会议，设不幸出于一战，则事体重大，军财准备，莫知所措。现公推居觉生（居正——引者）造庐谆请，哲生（孙科——引者）亦有亲来谆请之说，望我公毅然还京，以慰天下之望，弟推于先生（于右任——引者）赴港促胡（胡汉民——引者）矣。⑤
1月10日，蒋复电朱培德等，坚决反对与日断绝邦交。他说：“内无准备，遽尔绝交，此大危之事也”，“陈友仁提此案，众者不察，且多数赞同绝交，是诚国家最大危机，此时我国地位若战而不宣，尚犹可言，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危亡。”⑥ 为避免与日绝交，蒋决定入京。1月16日，蒋约汪精卫“来杭一叙”。⑦
1月18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等人在杭州烟霞洞会谈，决定共入南京。23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何应钦、朱培德等人会商对日方针，决定“对日问题取缓和态度，先礼后兵方式”。⑧
为防止十九路军对日开战，行政院指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朱培德将十九路军驻闸北的部队调离，由宪兵第六团接防。1月27日，朱培德、何应钦致电宪兵司令谷正伦、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要求将与日军对峙的前沿阵地闸北一带的十九路军驻防部队调离，由宪兵部队来接替：“兹为力图避免彼我双方军队发生冲突起见，着派宪兵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接替防务，归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指挥，以资缓冲。仰即遵照办理，具报为要。”⑨
1月28日下午4时，何应钦、朱培德再次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淞沪警备司令戴戟，限十九路军在下午6时将闸北防务交接完毕。同日，朱培德、何应钦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要其取消一切抗日团体：
限半小时到。上海。吴市长勋鉴：民密。行政院本日已有复电。意为一切抗日团体，概行取消。弟朱培德、何应钦。俭午。⑩
虽然国民政府对日军的蓄意挑衅实施妥协与退让，但日军仍于28日晚11时后进犯，十九路军随即进行英勇还击。
战争爆发后，蔡廷锴等人在组织抵抗的同时，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参谋本部致电，报告日军发动攻击。蒋光鼐等给何应钦、朱培德的电报如下：
限一小时到。南京。何部长、朱总长钧鉴：国密。昨晚十一时日军通牒吴市长，限本军撤退，尚未答复，忽于十一时半，利用战车掩护，自沾宝山路、横滨路、青云路等地向我七十八师第六团防区猛袭，并放火助势，极为凶猛。师长督率官兵奋力抵抗，将其击退。嗣宪兵团开到，乃令归师长指挥。敌仍屡次猛攻，均经击败，至今晨四时起，步兵已不敢再进，惟以飞机四处活动。似此蓄意破坏和平，责有攸归。尚乞知照友邦，主持公道为幸。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叩。艳辰。印。（11）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各地纷纷声援和支持十九路军，要求国民政府派军队支援上海守军。上海市商会直接致电参谋总长朱培德：“日方尚图扩大战祸，请速定大计，飞令各地一致抵抗，并明令嘉奖此次誓死抗敌之十九路军等，一面迅予接济饷械飞机。”（12） 国民党军队众多将领也纷纷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面对各地的抗战呼声，国民政府改变不抵抗政策，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
1月29日晨，蒋介石获知上海中日军队发生冲突后颇感意外，他在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已承认，彼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13） 因而他判断日军的侵略不限于上海一隅，而意在进犯我东南。为此，蒋决心积极抵抗，并在日记中表示：“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惟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14） 上午8时，蒋召集何应钦、朱培德会商沪事。随后由朱培德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李济深、林蔚、杨杰等人开会，共同研究对上海及长江沿线的警卫。（15） 下午，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对日军进行积极抵抗，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并决定成立新的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常委。（16） 会议还决议，“军事委员会暂留南京，以朱培德、林蔚负责办理。而指挥前方之大权，则交军政部长何应钦与朱培德会衔行之”。（17）
1月29日，何应钦、朱培德命令南京卫戍部队一部、第十九路军驻南京的部队与国防军第三师开赴上海增援十九路军。（18） 何、朱还致电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要求不惜任何牺牲竭力抵抗，以尽守土卫国之责：
日军有意侵陵，犯我防区，幸赖将士用命，均经击退，至为嘉慰。我军此时固宜避免冲突，惟若日人恃强相欺，无理侵犯，应即不惜任何牺牲，竭力抵抗，以尽守土卫国之天责为要。（19）
1月31日，陈济棠、陈策、余汉谋等广东将领致电朱培德、何应钦，“请调各军援助十九路军，十九路军愤暴日之无理压迫，已与之正式接战，其一种忠勇奋发之气至堪敬佩，但恐孤军奋斗不能持久，请檄调各路军队，火速援助，俾收最后之胜利，而维民族之生存”。（20） 然而，国民政府为避免战争扩大，积极寻求国际干预，谋求与日妥协停战。在英、美两国驻上海领事居间调停下，中日双方同意自2月1日起至2月3日暂时休战3天。然而，日军在停火期间加紧增援补充，调整兵力部署，并于停火当晚发起了新的进攻。
日军出尔反尔，蓄意违反停战协议，再次发动进攻，对朱培德刺激很深，使他认识到对日军一味避战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作为一名长期追随孙中山、深受民族主义思想熏陶的军人，他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与民族自尊心，且在北伐时已经遇到“济南惨案”，对日军的侵略也是怒火在胸，但身为参谋总长，他一方面必须按蒋介石的旨意办事，另一方面他又清楚中国目前没有准备，也没有实力与日军全面开战。因而，他一度主张避战，以免事态扩大。当认识到战争已不可避战时，他开始主张增援十九路军，坚决抵抗日军的进攻。
1月30日，朱培德随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离京赴洛，军政部长何应钦留守南京，全权负责上海军事。但朱培德对战事仍然非常关心，2月1日，他与李济深联名给何应钦致电，要求增兵上海：
限一时到。南京何部长敬之：此间意见由杭州调来之四团到达苏州后，请即令其归憬然兄（蒋光鼐——引者）指挥，开赴上海参战。自日在上海暴行后，国际闻已赴严重形势，若能持久若干时或能引起干涉。且十九路军单独在上海作战，易引起广东方面及十九路军下级军官之误会也。到达浦口后之两团，令其过江，则南京各种部队合计亦有七团，应以抵日之海军陆战队，四十七师请即令其开浦口请核定实施。（21）
2月2日，蒋介石就《京沪警备计划》、《首都附近警备计划》、《对空防警备办法》及《南京临时防空计划》等征询朱培德等人意见。（22） 朱培德与冯玉祥、李济深联名致电蒋介石，向蒋建议在上海作战及防卫南京的要点：如日军以飞机及军舰向南京轰炸或炮击时，则可下令长江各要塞对日军舰即开始射击，现时应将海军舰队集结于相当地点，以便抗战同时敷设水雷及障碍物，以便制止敌舰之任意活动。如日以陆军一二师再上海登陆时，应令十九路军及前警卫军全部以全力夹击而歼灭之，切勿到处设防，致到处薄弱，陷于被动之位置，受敌各个击破也。到达浦口之一旅应设法令其渡江，并调蚌埠四十七师填防浦口。（23）
为防备战火扩大至中日全面冲突，蒋介石决定将全国划为四个防卫区，并令朱培德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
暴日野心日亟，国联正义难恃。兹为正当防卫起见，划分全国为四防卫区：第一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徐永昌副之；第二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蒋中正为司令长官，韩复榘副之；第三防卫区，其区域为长江以南及浙闽两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陈铭枢副之；第四防卫区，其区域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白崇禧副之。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与暴日相周旋。其布防计划，由各长官拟定具报。此间并已电川湘赣黔鄂陕豫，出兵作总预备队矣。（24）
防卫区域的划分，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设立战区的雏形。
2月5日，朱培德随汪精卫等南下巡视。在徐州车站，朱培德接见新闻记者，表示对日抵抗的决心已下，“国府迁都洛阳，安置已定，此次南下巡视，对外交军防各务，必要时有所措置，我方自卫布置已定”。（25） 汪精卫、朱培德等人根据观察，电请蒋介石加派兵力守卫京沪：“同人等恐京沪兵力单薄，议增调胡宗南师赴援，请就近电令迅速调援。”（26） 9日，朱培德与汪精卫等再次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请尽速增援上海：“日本续派陆军来沪已到四千续到九千，淞沪形势吃紧异常，弟等曾电调粱冠英部赴援，复电请调王均部而以梁部接防徐州。惟为迅速起见，莫为一面令王均前往海州接防，一面令梁部立即抽调数团由江阴附近迅速渡江以赴事机，均可朝发夕至。决定即日下令空军日前出发，抗日颇著声威，望更继续调往作战，以壮军势，此著关系甚大，淞沪驻军及东南人民跷足以待。”（27） 在朱培德等人催促下，何应钦令梁冠英抽调一团由江阴附近渡江增援上海。（28） 蒋介石也下令由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赴沪援助十九路军抗战。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淞沪抗战，朱培德经历了由避战到迎战的转变。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他极力主张增援十九路军，并为增援上海抗战而奔走，体现了一个中国军人应有的民族气节。
二 参与国防建设
朱培德在入主参谋本部不久，就集合人才开始研究中日两国的势态，拟出抗日战略及建军计划的初稿。他认为，日本将在“短期”内发动武力侵蚀中国，中国终必以武力抗御来保全民族、国家。但中国当时面临着国内尚未统一，国穷力散，一切落后的劣势情况，急务是加紧统一团结，整建军力，加强人民及社会的抗战意识及持久战力。中国须用政治、外交及军事方法来尽可能的滞缓日本的侵略行动，争取更长的备战时间。（29） 一二八事变使他更坚信日本灭亡中国之心不死，对日战争终不可免，故积极参与了多项国防规划与建设，统筹御外（日本）的战略、整军及部署计划。
（一）组建国防委员会
在淞沪抗战时，朱培德深感军队的军令政令极不统一，于是向蒋介石建议设立国防部：“吾国应立一国防部，以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合并组织之。”蒋介石虽表赞成，并要求朱尽速规划（30），但未成现实。
1933年2月，朱培德联合唐生智再次向蒋介石建议，组织国防委员会，邀请党政军重要人士参加，对于政治、财政、外交进行通盘考虑，制定国家应敌方针：
外患日迫，党国累卵，度支之因，亦其一端，设因此影响军事进展，责任岂容旁贷。职等再四思维，佥以设一国防委员会邀集党政军当局对军事外交财政，共决应敌方案，救亡图存之道，庶几有济。拟具条例呈核示遵。（31）
建议获得蒋介石的首肯，蒋同时提出将机构名称稍做改动，将所有军事委员会委员纳入，以使军事与其他各方面密切配合。（32） 次日，朱培德、唐生智再电蒋介石，请示国防委员会议的具体人选：
先戎行机电奉悉。国防委员会议条例第二阶段条第一项规定之委员五人，职等拟推定为孙科、吴敬恒、戴传贤、张继、于右任五人。如展堂（胡汉民——引者）应加入，则请核五人中核减一人，或增一名额。再本会委员阎锡山、李烈钧、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陈济棠、陈铭枢等七人，是否一律为本会议委员，并请核定赐示遵。（33）
此时胡汉民住在香港，以“抗日、倒蒋、剿共”相号召，与南京政府采取对立的立场。朱培德建议将其加入国防委员会议名单，目的是要营造国民党团结与一致对外的气氛。蒋对此批示：“展堂如列入名单内，则张继不加入亦可。”
1933年2月11日，国民党中常会审查通过《国防委员会议条例》，条例规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国防委员会之决议及其行动，应绝对秘密。”（34） 国防委员会的组建，确定了国家最高的国防指挥机构，成为抗战时期国防最高委员会的雏形。
（二）规划与构筑国防工事
朱培德对现代战争条件下国防工事修筑的重要性有着较清醒的认识，他在1930年1月就提出：
参谋本部为国防的总机关，今后非积极从事外患的防备不可！但防备外患，就不是很简单的问题。试看现代的战法，由横广的进而为纵深的了，由平面的进而为立体的了。举陆海空三方面的防备，不知复杂到什么程度呢？所以从事各种防备，必先要搜集许多的材料，斟酌国内外的形势，成立有利的方案。一到有事的时候，立刻拿出来实施，才不会手忙脚乱。（35）
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又在华北接连挑起事端，先后侵占山海关、热河、长城沿线。日军侵略的扩大，使国民政府意识到对日作战终不可免，因而开始秘密准备必要的国防建设，尤其是在日军可能入侵的华北、华东地区构筑国防工事和交通线，以备遭遇侵略时逐次抵御与调运军队物资。1933年6月，即长城抗战结束不久，蒋介石给朱培德一封很长的密电，令其筹办一次高级军事会议，要求会议“对于以后军事整理与建设，应确定方案，按期推行，雪此奇耻”。（36） 7月25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由朱培德、唐生智、张治中、杨永泰等20余人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决定由军事委员会与参谋本部联合组织警卫执行部，专门负责国防工事的规划与设计，在预想作战区域及内地要点构筑国防工事，加强沿江沿海要塞设备。最后选定华北以济南、保定之线为国防第一线，兖州、安阳之线为第二线，东南以锡澄线为国防线，在南京、武汉、徐州、开封、杭州、吴淞等地建筑强固工事。（37）
由于蒋介石正忙于军事“剿共”，修筑沪宁杭国防工事的重担就落到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的身上。从1933年底开始，朱培德秘密从军政各部门及军事院校抽调人员，由德国顾问与军事专家辅导，在京沪杭地区勘测地形、规划修筑防御阵地。战略构想是国防工事的依据。在东南方面，执行部预计日军由长江南岸和杭州湾北部登陆，重点攻占上海。因为上海为中国第一大港，对外贸易占全国一半，现代工业多在上海周围地区。上海的得失，对中国经济影响极大。上海为中国军队必守，日军必攻之地。（38）
为更合理、更有效地进行防御，国防工事修筑利用沪宁杭地区的地形特点，结合淞沪抗战的经验，计划对长江上的江阴、镇江、江宁、镇海四区要塞进行整理，调整炮位，增设新炮及防空、通信、观察、指挥等设施。将京沪杭地区特划为三个防御区，即宁沪地区、沪杭地区、南京地区，根据不同地形，构筑防御体系。到1935年底，以上的国防工事已完成大部。为检验新工事的效果，专门进行了攻防军事演习。蒋介石曾就演习中发现的问题致电朱培德等：
国防计划曾饬军委会及军参两部统筹，惟国防贵在统一，而构筑工事式样须缜密规定，期与各种兵器适合，否则终等徒劳。推想将来情势，统筹决定整个国防计划，规定各种工事式样，派员指导构筑，以免分歧不能实用，并须详细筹划经费、材料，使能确切实行。（39）
为落实蒋的指示，朱培德与张学良、何应钦、唐生智等人进行研究，提出了切实改进的建议。（40） 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在宁沪杭地区构筑了大量以能抵抗口径为15厘米的炮弹为标准的钢筋混泥土工事，包括射击工事、指挥所、观察所、人员掩蔽所、弹药掩蔽部、战壕、交通壕、障碍物，以及防空、防毒设备等。宁沪、沪杭两个防御地区，纵深达80公里，正面约50至70公里，能容纳40个师的兵力据守。这些防御工事，为后来在淞沪战役中挫败日军“速战速决”战略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国民政府战略上的失误，中国军队匆忙撤退，国防工事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朱培德也参与了黄河沿线国防工事的规划。1935年蒋介石电令朱培德与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会商办理黄河沿岸的国防工事。经过朱培德、何应钦、唐生智、杨杰等人的研究协商，大体规划出了黄河沿岸的国防工事的构筑方案：
1.应现时情况急于完成者为江苏之海州、徐州、清江浦，安徽之蚌埠，河南之彰德、新乡、沁汤、道口、郑州、开封、归德、巩县、洛阳等要称筑永久工事。2.经费除海州外，先拔二百万元，按以上各处重要之程度酌量分配。3.以上各处，为按原侦察计划案实施，需要经费甚巨，现拟就各处分配之经费，扼先要称筑机枪、小炮掩体及炮兵观测所等项工事。其详细位置之选择，由会派技术人员前往复勘，以为最后之决定，当否谨乞示遵。（41）
蒋介石基本同意上述规划，并电令河南省主席刘峙加紧修筑。在修筑黄河沿岸国防工事过程中，朱培德在人员、经费、器材等方面给予了大力协助。（42）
（三）参与整理军队
朱培德非常重视军队的训练与教育，常说“富国在生聚，强兵在教训”。在兼任训练总监期间，他对整理与训练军队做了大量工作。在以武力平定了地方实力派的反抗后，国民政府有了在全国范围内整军的可能性。1932年，何应钦、朱培德、杨杰等人向蒋介石建议，着重对中央军进行整顿充实，强调要筹建和整顿装甲兵、炮兵、工兵等特种兵种，以适应现代化战争。这一建议获得蒋介石的批准，他致电朱培德等人称，“已改编各师之整理补充，准照《整理意见纲要》由军委会派干员负责，切实监督施行。”（43） 由此，国民政府正式开始为抗战整军备战。
为了更好的整军备战，国民政府聘请了大量的德国军事顾问担任各军事院校的教官与部队的训练顾问，并由朱培德具体负责德国军事顾问的聘任与安排。1932年10月，蒋介石曾就陆军大学的德国顾问的聘任商于朱培德：
军政部转呈陆大（陆军大学——引者）将届满约之德籍教官古稀性、恩翰两员请由校先期续聘半年，林德曼一员不再续聘拟均照准。又该校因新生将复试，教官不敷分配，另请添聘德籍陆大毕业之炮工两科及飞机出身者各一人，共三员，可否乞示等语。陆大添聘外籍人员，关于飞机出身之教官，以聘美国人为宜，其余各项可赞同，惟请先告总顾问，以免误会耳。（44）
朱培德将德国军事顾问分配到各军事院校担任教官，负责训练军事干部。并以这些军事干部为基干，成立教导师，再由教导师扩展到中央军。1932年12月24日，蒋介石致电朱培德：
前所定六个师之整理计划，务希益之兄负责实施，并与佛总顾问（佛采尔——引者）切商，不可延缓。先将自动步枪照现定编制，分发此六个师。如有余，则再分给中央各师。（45）
国民政府利用德国军事顾问帮助整理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蒋介石又在庐山办理军官训练团，以提高军官的素质。 1933年6月30日，蒋介石致电训练总监朱培德，令其派顾问到庐山训练军官：
朱总监：并转佛顾问：在江西剿匪各师军官自七月十五日起分班轮流训练，时期为十四日，每期约二千五百人，以三期训练完毕，其地点在牯岭之南山麓，望先生派最优顾问射击二三名、通信与工兵各一二名、山地战术与步炮联合演习等顾问各二三名，后时同来参加。又，八十七师之一旅亦随来。此为演习之用，并望约同各兵监中优秀官长与杨校长杰张教育长文白及骑、炮、工兵各校长带同其最优教官于八月十日先来牯岭，拟定教育计划与视察训练地点，不致临时匆促也。此事不可登报。中正。陷戍机抚。印。（46）
1934年德国总顾问交接，佛采尔离开，塞克特到沪。蒋介石指示朱培德，佛采尔回德时，要发给其500金镑旅费，“请政府给其二等勋章，如其起程时，派员欢送”。（47） 而更要求朱培德对于新来的塞克特“请优礼相待”，“赛将军住处及其行动，须派得力便衣警侦严密保护”。（48）“赛将军到时，应将参、训、军三部各种规定之方案与工作，皆向其从实详告也”。（49）
德国军事顾问对中国军队的训练有相当的成效。至抗战前夕，由教导师扩编而成的中央军达几十个师。作为训练总监，朱培德对国民党军队的整编工作也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的日记中，多处记有“与朱培德、佛顾问讨论整军计划”之类的文字。1934年5月，蒋介石致电朱培德：“赛将军回京后，每星期二与五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在军官学校敝寓会见各军事机关主管长官，以便随时接洽……并请兄亦届时参加，俾得随时洽商，以免参差隔膜。”（50）
德国顾问毕竟与中国国情有距离，而蒋介石也在对其充分信任，称赞其“言行皆可为军人之师法，感彼对中国军事必有贡献”的同时（51），对其职责范围也有所限制。1934年5月14日，蒋有一长电致朱培德，表明了其以“客卿”待德国顾问的真实而复杂的态度，此为以往史料中所难见：
赛翁为委托人事，以由德员不便担任参谋长之意，而对于新兴整理事业凡与德员有关系者，不得不有一人负责，以免误会……以后尚有其在德左右助手继续来华，恐对我国内容近情仍多隔膜。故请兄（朱培德——引者）对赛翁可完全表示信任。如京中同志对之有误会时，请兄从中疏解，俾其办事有效。彼德员重在责任与职权，如欲彻底改造军事，必须不留情面，此乃用外员之长处。惟请兄时时注意其处置各事，毋使其过分。至对用客卿之道，礼貌不妨隆优，而是非务须分析，轻重更有分寸，使其心折而感佩。务请体此意而行之。（52）
朱培德还曾代理空军司令。他对这个当时最先进兵种的发展非常重视，强调要发展中国的空军。他说：“沪战以还，举国上下咸知空军之重要，为充实国防计，实应积极扩充空军。”（53） 1933年，军事委员会把航空署之行政、教育、经理等事项收归直辖，并扩充航空署的编制，增设总务、情报、军务、技术等处，使中国的空军进一步得到发展。（54） 为“积极准备抗日，挽救危亡”，国民政府还在全国开展捐献飞机运动。1933年1月2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关于举办救国飞机捐献案之决议》，要求“全国所有党政机关人员，应以实发薪额若干成，捐助政府，作为购置飞机之用”。为此，特别成立中央飞机捐款收管委员会，由朱培德、何应钦、宋子文等人组成。（55）
朱培德对军事教育与军校建设亦非常重视。1930年9月，朱培德专门为陆军大学的经费问题向蒋介石报告：“陆大经费竭蹶万状，若不亟予维持，势必至于停顿，恳经理处按照前案，每月拨给经常费二万五千元。”（56） 1933年5月，朱培德奉蒋介石之命筹办军校高等教育班。军校高等教育班设在保定，主要训练华北各部队之将校官。（57） 朱培德还一度负责选派军事留学生的工作。蒋介石曾指示他：“以后派往各国之陆军学生，请多派战车与通信等科，并须与各该国先行交涉名额，最好与英法两国交涉，每年收容战车队与交通兵科学生若干名。”（58）
（四）校阅军队
由于蒋介石忙于军事“剿共”，因而蒋往往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历史长、地位高的朱培德代其去各地校阅部队，检验部队的训练成绩，蒋有时亲自写好致检阅部队官兵训词，由朱带往代读。（59） 1931年4月，朱培德代表蒋介石下部队检阅。行前，蒋致电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告知朱培德将莅临，“请竭诚欢迎”。1935年2月7日，蒋介石致电朱培德，要朱代其检阅华中与闽赣等省部队。（60） 朱培德生前留下来的少量日记中，大致记载了这次校阅活动。
朱培德此次校阅的是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驻军。他每到一地，即先听长官报告，观看部队的操练演习，然后进行讲评。如4月17日上午进行的是“制式教练、战斗教练”，朱培德在操练后的讲评要点是：
班、排、连之制式教练，各指挥者之态度、口令、位置均得要领，而列兵亦多沉着整肃。惟口令则间有参差。军校出身之干部与非军校出身之干部所学互有参差。故新典范令有从速制定之要也。
战斗教练，大体尚可，于前进、停止时无论地上如何泥泞，而官长士兵均毫不踌躇，即行卧下，而勇敢沉着之气概，颇有可嘉。军官中间，有过于呆板者，于指示敌情及攻击方法等于念诵刻板文章，与实战多不适合。排长、班长亦多犯此毛病。乃由于典范令不长（常）研究，且不知运用原则也。中央专校及军校对于小部队之战斗教练务于各种地形而假设各种之情况，施以精密训练，始能补此缺陷也。（61）
在校阅部队过程中，朱培德除点评各次演习的优缺点外，还对军人的体格、军官的服装、军官的学习、职员的考核等问题提出意见，如他对军人的体格有如下意见：
此次各机关，无论军官军佐的体格强健者，究属少数，亦是一件大可忧虑的事。必有强健的体魄，断难保持始终旺盛的精神。我们军人的责任，必须要有最后的坚持力，乃克有济。现在国难当前，我们要时时准备着去尽我们最后的责任。锻炼体格亦即准备之一。现在各机关中亦有国术或其他球类等运动组织，但参加者为数不多。希望各机关竭力提倡，无论何种运动，总期普遍而有实效。（62）
在校阅部队时，他不忘向官兵讲“攘外安内”的形势，催促他们加紧训练：
各官兵须勿忘我们的国家的危险，及训练军队的时间的重要。现在世界各国扩充军备如疯如狂，第二次世界大战恐难幸免，无论战争的范围如何，中国是受波动的。或因中日问题为世界战争之发端亦说不定，我们国家的处境是极艰难而又最危险……安内攘外的重任是在我们军人两肩上担着，那是我们责无旁贷的。（63）
朱培德基于自己的观察，提出中日争端可能成为“世界战争之发端”，可谓先见之明。
由于朱培德为人谨慎，处事低调，往往“遗大投艰，小心翼翼”，加之他为准备抗日战争所进行的整军与国防建设是一项秘密工作，使“世不见其赫赫之功”。（64） 但是，其为抗战所做的准备工作不仅深得蒋介石的肯定，且为日本侵略者所忌恨，以致他突然患病去世时，首先就怀疑是日本收买人下毒所致。（65）
三 小结
其一，朱培德的积极参与抗战准备，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在他身上，有着极其明显的中国传统军人向现代转变的特征，具备了职业军人的基本素质与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66） 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打倒军阀。虽然在国共内战时曾参与“剿共”，但在国家面临强敌入侵时，其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逐渐由避战转为迎战，由安内转为御外，并积极参与了多项国防建设。在他病中留下的最后文字中，有“根深蒂固的大树不怕风吹倒，广土众民的中国，日本把他无奈何”、“我怕无能力，我怕受耻辱，我不怕到战场去拼命”、“我们的国家渐渐富强了，我们准备着去收回我们一百年来失掉的土地和人民”等字句（67），反映了他对未来战争的想法与必胜的决心。朱培德思想与行动的转变，在抗战前国民党军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其二，以往观念是，蒋介石只信任和重用嫡系，对于非嫡系，往往加以排斥。但朱培德非蒋的嫡系，却深受蒋的重视。蒋曾依“贤”、“才”将他周围的人分成若干层次，朱培德被列为首位。（68） 1937年月2月17日，朱培德患病住院，当天就不治身亡。蒋介石对朱培德之猝死，至感哀痛，当天的日记几乎全篇记载此事，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下午，甚念益之，此时并未知其有病也。下午六时，闻其病重之报，乃即驱车往视。其神志甚清，觉未如医生所言之剧也，此心尚安。及至十一时后，余正欲移院，因促余妻回来，不欲余前往，恐病中生感，但其并未言益之已于十一时彼回时已死也，及至今晨醒后，妻方告余以益于昨晚之死耗，不胜悲哀之至，所部又弱一个矣。
益之逝世，又缺一个勇敢精诚之同志。近年来，德（得）力于益之无形之补助，殊非浅妷。益之在军委会苦心推谊之主持，代余调理一切。今后再无其人矣。（69）
1938年1月南京失陷后，蒋介石焦思危局，忽感左右无人可助，因而思念起全面战争爆发前进行了精心战争准备的朱培德，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自觉智能学识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而又难得谋士铮友，为我筹策补过，以致遭此困厄也。如益之尚在，或能免于此战祸乎？”（70） 蒋介石周围的忠臣谋士、嫡系爱将不在少数，而他在困厄之中却深感孤独，思念已经逝去的朱培德，的确令人深思。
注释：
①戴季陶朱培德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
②《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1931年9月至12月）》，第81页。台北“国史馆”自2003年7月起印行《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目前已出版24册，本文引用时，已注明册数，而不另注各册出版时间。
③《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1931年9月至12月）》，第83页、88页。
④《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1931年9月至12月）》，第447页。
⑤朱培德致蒋介石电（1932年1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
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1932年1月至3月）》，第25-26页。
⑦《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1932年1月至3月）》，第46页。
⑧《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1932年1月至3月）》，第69页。
⑨朱培德何应钦感午电（1932年1月27日），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787—7051。
⑩朱培德何应钦为取消一切抗日团体致吴铁城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第468页。
（11）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艳辰电（1932年1月29日），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787—7051。
（12）一二八事变各地一致支援十九路军请嘉奖电（1932年1月30日），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2—2521。
（1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1932年1月至3月）》，第90页。
（1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1932年1月至3月）》，第90页。
（15）《中央会商沪案》，《申报》，1932年1月30日。
（16）《中政临时会议》，《申报》，1932年1月30日。
（1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1932年1月至3月）》，第103页。
（18）《京卫戍军出动》，《申报》，1932年1月30日。
（19）朱培德何应钦艳戍电（1932年1月29日），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787—7051。
（20）陈济棠等致朱培德何应钦电（1932年1月31日），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2—2521。
（21）李济深朱培德致何应钦电（1932年2月1日），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787—7055。
（2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1932年1月至3月）》，第134页。
（23）冯玉祥李济深朱培德联名致蒋介石电，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787—7051。
（2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1932年1月至3月）》，第142页。
（25）《汪精卫等由洛专车南下》，《申报》，1932年2月7日。
（26）蒋介石复汪精卫朱培德等电（1932年2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
（27）冯朱李汪委员齐亥电（1932年2月9日），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787—7055。
（28）何应钦复冯朱李委员等电（1932年2月9日），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787—7055。
（29）《朱维亮回忆家世》（未刊稿）。
（3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1932年1月至3月）》，第291页。
（31）朱培德唐生智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
（32）蒋介石复朱培德唐生智电（1933年2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
（33）朱培德唐生智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
（3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8（1933年1月至2月）》，第392页。
（35）朱培德：《参谋本部今后之使命》，《中央周刊》，第5册，第135页。
（36）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33年6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
（37）《抗战前之军事准备》，《整军建军专题报告》1946年，《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54页。
（38）黎玉絮：《宁沪杭国防工事的修建及在实战中的运用》，《湖北文史资料》，1995年第1辑，第44—50页。
（39）蒋介石致朱培德唐生智杨杰等电（1935年7月6日），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787—1959。
（40）张学良致朱培德、唐生智、杨杰等电，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787—1959。
（41）朱培德等致蒋介石密电（1935年9月4日），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787—1959。
（42）朱培德复刘峙电，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787—1959。
（4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6（1932年8月至9月）》，第234页。
（4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7（1932年10月至12月）》，第171页。
（45）《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7（1932年10月至12月）》，第696页。
（46）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33年6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
（4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5（1934年3月至4月）》，第529页。
（4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5（1934年3月至4月）》，第529页。
（4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5（1934年3月至4月）》，第465页。
（5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6（1934年5月至7月（上））》，第18页。
（51）蒋介石致朱总监（培德）函，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787—1959。
（5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6（1934年5月至7月（上））》，第77页。
（53）罗家伦：《革命文献》第27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402页。
（54）罗家伦：《革命文献》第27辑，第402页。
（55）罗家伦：《革命文献》，第27辑，第396页。
（56）《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8（1930年4月至1931年9月）》，第491页。
（5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0（1933年5月至6月）》，第65页。
（5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2（1933年8月（下）至9月）》，第588页。
（5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0（1931年2月至4月）》，第360—361页。
（60）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35年2月7日），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787—1959。
（61）《陆军上将朱公益之事略》所附之“墨迹一”。
（62）《陆军上将朱公益之事略》所附之“墨迹一”。
（63）《陆军上将朱公益之事略》所附之“墨迹一”。
（64）《陆军上将朱公益之事略》，第10页。
（65）据朱培德家属所写《朱维亮回忆家世》（未刊稿），由于朱培德身居军事要职，是中国筹备抗日战争的重要官员，得病又非常突然，故始终有人怀疑是遭遇日本人暗害。朱去世后，军统局长戴笠曾奉蒋介石命令，密查朱的死因。打针护士是当时侦查对象之一，但数月后也未查出切实线索。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也曾说过，“朱是被日本特工人员秘密杀害的”。
（66）对于朱培德这类军人转变的分析，请见陈红民《传统军人的现代转变》，《江苏文史》2006年第3期。
（67）朱维亮：《回忆父亲朱培德》，《老照片》第19辑（2001年），第54页。
（6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4（1932年4月至5月）》，第29页。
（69）《蒋中正日记》，民国26年2月17日，未刊。转引自邵铭煌：“暂别南京：西安事变后蒋中正先生之进退出处”，《近代中国》第160辑。
（70）1938年1月16日记事，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事略稿本”。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何应钦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十九路军论文; 朱培德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国防军事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上海论文;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