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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1)05-0046-05
美国科学家L.Zadeh发现人们经常使用模糊概念和表达模糊概念的模糊语，为此，他于1965年第一次提出了“模糊集合”的概念。Zadeh在《模糊集合》一文中明确指出：模糊集合是其成员隶属度构成一个连续集的所有成员组成的一个类。在传统的集合论中，每一个集合的成员要么属于它（隶属度为1），要么不属于它（隶属度为0）。然而，在Zadeh看来，对现实的自然界中碰到的对象进行分类时，经常会找不到精确判定其资格的根据。但事实上，这种不能精确划分的类在人类的思维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伍铁平，1987:14），而且，人类语言的模糊性在语音、语义、语法诸方面都有所表现，尤其是语义，看不见，摸不着，模糊性更加突出，因此我国学者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对语义模糊的研究，由此形成了模糊语义学这个新的语言学分支学科。
1.对模糊语义的本质和产生根源的研究
1.1模糊语义本质的研究
模糊语义学生要是对带有模糊性的词语、句子的意义进行研究，旨在正视语义模糊性的事实，在模糊中找出规律，使语义学理论能更全面、更客观地解释自然语言中的语义模糊现象。在我国最早运用模糊理论来研究语义模糊性的是伍铁平先生，他对发展我国模糊语义学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模糊语义学在我国发展的初期，国内学者对模糊语义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看法。
石安石(1994)认为模糊语义的本质是边界不明。如果词语A与非A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就说A的边界不明。以“中年”这个概念范畴为例，“中年”与“非中年”边界不明，一方面是因为它与“老年”这个概念范畴的边界不明，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与“青年”这个概念范畴没有明确的界限，如图1所示。但石又认为不明的边界不一定都指两个方面或更多方面。以“老年”这个概念范畴为例，“老年”这个概念范畴与“非老年”这个概念范畴虽然没有明确的界限，但是“老年”这个概念范畴与“中年”这个概念范畴只有一个模糊的共同边界，如图1中老年与中年的交叉部分就很难确定到底是属于“中年”还是“老年”。但王希杰(1983)把边界不明理解为：存在着一个或大或小的中间的过渡地带，呈现出语义交叉的现象。王先生的这种定义显然欠周全。我们从图1可看出“中年”这个概念范畴与“青年”、“老年”这两个概念范畴之间均存在着“过渡地带”，但不能说它们之间存在着语义交叉，因为我们不能说：“中年”中有“青年”，“青年”中有“中年”；或说“中年”中有“老年”，“老年”中有“中年”。但事实上，相邻模糊词语之间确实有时存在着“语义交叉”现象，如图2中的交叉部分就是属于语义交叉，因为“画家”中有“青年”，但不全都是“青年”，“青年”中有“画家”，但不全是“画家”，所以边界不明的词语间的语义关系具有逻辑上的不相容关系，但这是一种不能截然划界的A与非A之间的关系。（石安石，1994:74-76）伍铁平认为词是表示概念的，只有部分概念的外延存在不能一刀切的问题。他认为句义只有歧义而没有模糊性。然而，张乔(1998a:21)认为句子的模糊是存在的。词的模糊性是由词义的外延适用界限的不确定性来体现的。比如：“20多”的适用界限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他有20多个学生”这个句子也是模糊的，句子的模糊性由模糊语相应体现出来，换言之，张认为句子的模糊性是由句子所表示的命题真值的等级性来体现的，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1.2语义模糊性的产生根源的争论
石安石(1988)在《中国语文》第1期上发表了《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一文，引发一场有意义的争论（吴世雄、陈维振，2000），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语义模糊性产生的根源问题。根据吴、陈的总结，共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符号的模糊性来源于事物的模糊性；第二种观点认为语言的模糊性来源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第三种观点认为模糊性是语言符号本身的基本属性。他们认为这三种观点本身都有失之片面之嫌。（吴世雄、陈维振，2000:2-7）在这场历时3年之久的论战中，笔者认为最精彩的是石安石和符达维的论战。符(1990)以《模糊语义问题辨析》参与论战，石则以《模糊语义再议——答符达维同志》予以“反击”。石认为语义与它所反映的对象具有一致性，正因如此，人们才可以以解释对象的方式解释词义。符以“春”为例，认为从“月序标准”、“习惯标准”、“日照标准”以及“气温标准”这四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清楚界定“春”，从而认为“春”是精确的，不是模糊的。符文宣称“这种边界不明的情况其实并不与客体相涉”。石反驳说：符文中关于“春”的任何标准不正是从客体（事物）边界的状况来说明语义的模糊与否？符文认为客体的模糊无疑是对模糊语义产生根源的唯一正确的论述。石对此予以否定，认为以客体的边界不明来说明语义模糊是在语义模糊既成事实之后，而以客体模糊为模糊语义产生的根源则是以模糊语义产生之前先有客体模糊为前提。石认为只有当人类认识客体，对客体加以概括而用词语标志不同类别的客体时，不同的类别之间才有模糊可言。因此，石得出结论，认为“客体的模糊造成了语义的模糊”的说法似是而非，更谈不上是什么“唯一正确的论述”。（石安石，1994:91-93）石认为造成语义模糊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语言符号的有限性和离散性与许多事物的连续性之间的矛盾。以颜色为例，一般认为颜色在光谱上是连续不断的，可是任何一种语言用以标记颜色的词都是有限的，人们用这些有限的词把连续不断的光谱分割成若干界限不明的片段，因而造成颜色词的语义模糊；第二个因素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需要。石认为离散的语言符号既可模糊地，也可精确地标志事物，比如：“秋天我们要去看红叶”，“新生9月15日正式上课”，前者是模糊的，后者是精确的，可见，人们在日常话语中，既讲究模糊，也讲究精确，该模糊处就得模糊，该精确处也得精确，不可走极端。石安石对于模糊语义产生根源的精辟分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语义模糊性有很重要的意义。
2.语义模糊与歧义、多义、笼统等概念的区别
石安石(1994)指出，Zadeh 1965年发表的《模糊集合》是现代模糊理论发展中的里程碑，但Zadeh并不是模糊语义理论的创始人。石认为赵元任1959年的《汉语歧义问题》对模糊语义问题，特别是对模糊(vagueness)、歧义(ambiguity)和笼统(generality)这三个概念的区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赵指出，一个符号的对象的边界状况不清楚，就说它是模糊的。对模糊语义的这种界定，包括Zadeh在内的众多学者都能接受。更重要的是，赵指出“模糊本身就相当模糊”，这与UIIman的评述不谋而合：If one looks more closely at this vagueness one soon discovers that theterm is itself rather vague and ambiguous.(Channell,2000:6)
语言学术语“模糊”指边界不明。如果某个语义反映的事物边界不明，这个语义就是模糊的。研究语言的模糊性得把它与歧义、多义、笼统等语义学中其他的概念区别开来。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主要有《语言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等的区别》（伍铁平《语文导报》，No.1,1987），《简论词的模糊性，概括性和特指性》（俞如珍，《外国语》，No 2,1993），邢凯的《歧义现象和语言的不确定性》(1997)，石安石的《语义研究》(1994)和张乔的《模糊语义学》(1998)等等。
人们对歧义问题已有很多研究。根据石安石(1994)，歧义有三种：第一种指一词多义或同音词引起的歧义；第二种着重指因语法结构上的分歧而形成的歧义；第三种指因组合而生成的歧义。语义模糊不是歧义。歧义和模糊的界限容易划分。比如“他摘了朵黄色的花”。由于“黄”与“非黄”的界线无法划清，所以“黄”的语义是模糊的，从而使句义也是模糊的。然而，无论怎样模糊，作为一种颜色的“黄”以及整个句子都无歧义可言。但“这本书是黄色的”则有两种理解：一是这是一本色情书；二是这本书的封面颜色是黄的，所以该句的“黄色”有歧义。故此，我们可以说语义的模糊与否是对词语的特定意义而言，与该词语是否多义或是否有歧义无关。一个词多义或歧义时，也许它的一个意义是精确的，而另一个意义或其他意义则可能是模糊的。伍铁平认为除双关语外，应尽量避免歧义，因为它会引起误解。张乔却认为模糊语言有时是必要的，而且语言使用的具体语境有助于消除歧义。伍认为通过不同语言的翻译可能会消除歧义。比如上述例句“这本书是黄色的”可译成"This book is a pornographic one."或"This book is of yellow color."这样一来英译句并无歧义，但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译句仍具有模糊性。石安石则认为可以用本族语同义词的替换来解决歧义问题，因为这比翻译来得方便。
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提出了18种方法来辨别词的单义和多义问题，其中有些方法，从今天的语言学观点来看，是很有道理的。比如：如果一个词T指谓对象A，也指谓对象B，A的属为G1，B的属为G2，G1不等于G2，并且G1不是G2的属，G2也不是G1的属，那么T就是多义的。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辨别多义词的方法倒与张乔(1998a)的多义词辨别方法有几分相似之处。石安石认为把单义或多义的矛盾看成是模糊与精确的矛盾是欠妥的，因为这种看法既否定了单义词语义模糊的可能性，也否定了多义词在运用中产生语义模糊的可能性。
笼统不是歧义，笼统来源于语义的概括特点，一般语义都是笼统的。伍铁平明确表示不赞成把笼统看成模糊。罗素认为chair一词指世界上形状、大小迥异的椅子，是模糊性的表现。伍铁平认为这是把语言的概括性同语言的模糊性混为一谈。假如每个词语在任何场合都只标示同一特定对象，那么就无边界不明的问题，所谓的语义模糊就不存在。笔者认为笼统跟模糊是有联系的，但笼统未必模糊。笼统与模糊不是一回事。
3.模糊语义与精确语义的相互转化
模糊语义与精确语义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方面的论著有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pp.170-186)和张乔(1998)的《模糊语义学论集》(pp.110-112)。伍铁平(1999)引用罗素的话说：模糊性和精确性是两个重要的概念，理解这两个概念是十分必要的。他认为同世界上的一切矛盾对立着的双方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对立面转化一样，语言的模糊义与精确义这一对矛盾的双方也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对立面转化。这一观点纠正了Zadeh等国内外学者夸大语言模糊性的错误，使人们正确地认识模糊性和精确性的辩证关系。（吴世雄，陈维振，2000）伍先生以大量有力的例子来论证精确与模糊之间的转化。他说由于日常生活中模糊词语很多，以致精密的数字语言一旦进入生活用语之后，不少都转化为模糊语言。比如汉语成语“千钧一发”和“退避三舍”，前者中的“钧”为我国古代重量单位，一钧为30斤，但这个成语现在喻指“极其危险”这一模糊概念；后者中的“三舍”在古代行军中为90里，是个精确概念，而如今却变成了模糊成语。不仅汉语中存在精确向模糊转化的现象，外语也如此。如英语中的couple指“一对夫妇”，表达精确的概念，但在in a couple of days（在两三天之内）中却转化为模糊概念。
语言中除精确向模糊转化外，还有许多模糊向精确的转化现象。如医学上把“高烧”定为体温达摄氏39度，这种精确性是为了科学上的需要，人为地加以规定的。同样，英语中Broadway的字面意义为“宽路”，但人们通常用它指称世界戏剧、音乐的中心。除此之外，伍先生用大量的例子论证了语言中存在着一些集模糊和精确于一身的词语。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与词的多义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张乔(1998)也认为模糊语义与精确语义之间的转化主要有两种：一是受语义感染，二是硬性规定。（张乔1998b:110-112）
石安石对汉语常用词语的义项做了统计调查，发现有些义项是模糊的，有些是精确的，而且模糊义项所占比重显著低于精确义项。Kennedy也曾对一书面语中63176个词语进行了研究，发现模糊词语的出现率仅占14.46%(Channell,2000:10)。这两个研究结果表明，Zadeh和Schaff等国内外学者将具有某些模糊义项的词语看成是模糊词语或模糊集的做法是不妥的；另外，这项研究还启发人们从更小的语言单位及更深层次去研究模糊语义。（吴世雄，陈维振，2000）
从模糊语义与精确语义的相互转化，以及许多词语集模糊与精确于一身的现象的存在，我们可看出，人类既能精确思维，也能模糊思维。精确思维是建立在二值逻辑的基础之上的，使用精确语言，不允许用具有模糊性或歧义的词语，句子结构要严格符合语法规则。但人类思维的精确度较低，相比之下，人类更善于模糊思维，更擅长使用具有强烈模糊性的自然语言并利用词语的模糊性、歧义和不严格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来把握和表达事物的模糊性。（苗东升，1987）
4.对模糊语义定量分析的研究
Zadeh以模糊集合论为工具来研究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创立了定量模糊语义学，开创了模糊语义学研究的新局面。研究模糊语义可采用隶属度、语言变量、模糊算子等计算方法来定量地、形式化地描述模糊语义。本文着重介绍前两种。
4.1隶属度和隶属函数
科学的概念可分为两类：清晰概念和模糊概念，它们都是反映事物及其属性的思维形式，各有其特点和适用范围。清晰概念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可以用普通集合来描述。在普通集合中，一事物要么属于某集合，用"1"来表示；要么不属于某集合，用"0"表示，非此即彼，不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然而这个传统的二值逻辑无法适用于模糊概念，因为模糊概念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Zadeh看出了传统二值逻辑的缺陷，提出了以“隶属度”来解决像“老年人”这样的模糊集合。隶属度规定其成员对该集合的隶属程度，可以取闭区间[0,1]内的任何实数值，这样，模糊集合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隶属度与之相对应，这个隶属度就构成了这个模糊集合关于它的元素的隶属函数，这样就可以通过集合的有关运算对自然语言中的某些词语的模糊语义进行定量分析。
苗东升(1987:45)认为，隶属度是模糊集合论应用于实际问题的基石。一个具体的模糊性对象，首先要写出切合实际的隶属函数，才能应用模糊学方法作具体的定量分析。正确构造隶属函数是应用模糊方法的关键，但这个问题至今尚未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
4.2语言变量和语言值
杜厚文(1995)认为在描述自然语言现象时应采用语言变量而不用数值变量，原因在于：人脑是一个结构极为复杂的系统，根据“不兼容原理”，系统复杂程度越高，对系统的特性进行精确而有意义的描述的能力就越低。苗东升(1987:103)认为一个语言变量指一个五元组｛X,T(x),U,G,M｝，其中，X是语言变量的名称，T(x)是X的语言值集合，U是论域，G是语法规则，M是语义规则，这5个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语言变量。在传统的二值逻辑中，只有真与假两个语言真值，但在模糊逻辑中，有无穷个语言真值，真与假只不过是其中的两个基本的语言真值。因此，在描述自然语言现象时，采用语言变量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4.3模糊度
在Zadeh隶属度的基础上，石安石提出语义的模糊度(grade of vagueness)，石认为模糊度就是某个词语的某个意义所具有的模糊性的程度，即使是同一序列的各个模糊词，其意义的模糊程度往往也不相同。石(1988)认为凡可以计算有关对象的隶属度的词语，我们都可计算出它的模糊度。（详见石安石1988:68）
然而，周志远(1990)对石的语义模糊度提出了异议，认为石先生的计算方法是欠科学的，原因有二：(1)周认为根据石的计算公式得出的结果不能真实地反映某个语义单位的模糊度。(2)周认为石的计算公式的取值范围与通行观念不一致。
笔者认为对模糊语义定量的和形式化的描述，不是模糊语义研究的最终目标。我们应深入研究定量分析的结果，深化对模糊语义本质的理解，找出模糊规律，以期扩大模糊语义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
5.模糊语义的认知研究
语言和人类的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语言学家Jackendoff(1993)认为，研究自然语言的语义学就是研究认知心理学。乔姆斯基也把语言学看作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从认知角度来分析模糊语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吴世雄、陈维振(1994)以英语的boxcar和汉语的“闷罐车”为例论证了：讲不同语言的人们，即使对同一事物，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吴世雄(1996)从认知角度对语义模糊性产生之根源的论述较为全面、深刻。他认为语言的模糊性是符号、所指活动、所指物同时决定的。他通过对语义三角的分析，论证了符号的意义是人脑认知的结果，离开了认知活动，就不存在符号与所指物的指称关系，也就不会有指称模糊或语义模糊。所以，吴认为“语言的模糊性产生于人的认识过程。”
现代心理学实验已经证实，人类的认知是以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类属划分为基础的。吴世雄、陈维振(1996)认为在人类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某些类属划分的心理机制，决定了人类建立知识范畴的途径和方式。1999年吴世雄在Semantic Fuzzinessand Catergorization一文中指出，所有范畴化在某种程度上都维系着原物属性（即内在关系），这种内在关系不会因为范畴化而中断。范畴化是人类认知、理解客观世界的工具，是人类心理标志的集合，存于人脑之中，随人类认知和交际目的的需要而改变，它受人类直觉和意识的影响，因此这样的范畴化有心理和文化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由范畴化而引起的语义模糊也具有心理和文化的基础。
从认知角度分析语义模糊的还有文旭。他在《语义模糊的认知分析》(1999)一文中，阐述了范畴化的典型理论，并用具体实例论证了范畴边界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以及范畴内成员地位的差异。这再一次从认知角度证明了作为一种心理现象的语义确有模糊性。
目前，我国学者在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模糊语义的研究上已取得重要的进展。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语言学研究课题组多年来一直坚持进行模糊语义的认知研究，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提出了模糊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获得福建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发表的《1995年以来我国外语界理论语言学研究‘热点’综论》详细地介绍了该课题组的模糊认知语义学研究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认为“这项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3期和《外国语》1996年第5期也曾经对该课题组的某些模糊认知语义学研究论文给予好评。此外，波兰的《语言学和东方学研究》杂志连续两期发表该课题组成员用英语撰写的模糊认知语义学研究论文。这说明，模糊认知语义学这个新兴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必然会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笔者也认为，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模糊认知语义学还不够完善，首先它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学科结构，其次是它的哲学本质和方法论基础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还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国内发表的多数认知语言学研究论文都只停留在简单的概念介绍、外国学者的研究介绍上，就是说我国的语义认知研究还很薄弱，还非常缺乏有理论深度的研究。在这种情形下，加强和完善模糊认知语义学研究对于带动我国的语义认知研究以及整个语言学学科的研究上一个新的台阶，对于今后20-30年我国语言科学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使语言科学在国家科技进步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无疑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认知化已成为当今西方先进国家语言科学研究的重要倾向，而语义是语言的核心，语义的认知研究和模糊性研究是现代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对解决人工智能、机器翻译、自然语言理解等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所面临的迫切现实问题有密切关系。”（伍铁平，1997:176）
6.问题与建议
1979年伍铁平先生在《外国语》第4期上发表了《模糊语言初探》一文后，20年来，国内语言学界发表了数百篇论著。我国学者对模糊语义的本质、产生的根源已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弄清了模糊性与语义学其他概念的区别，辩证地解释了模糊与精确之间的关系，对模糊语义的定量分析做了有益的探索，并提高到了从认知角度来分析语义模糊性的水平。这说明，我国学者在模糊语义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存在的问题。第一，虽然有不少学者热衷于模糊语义学研究，但迄今尚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第二，我国模糊语义学研究处于形成期或发展的初级阶段，未形成完善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
我们认为，为了取得模糊语义学研究的革命性突破，国家的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模糊语义学研究对于整个语言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大投入，激励和造就一批具有多学科知识的模糊语义学研究人才。这是我国模糊语义学学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根本保障，关系到我国整个语言科学领域能否在今后20-30年间达到欧美的研究水平，从而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其次，正如吴世雄、陈维振(2000)所指出的，单凭对汉语和几门外语的研究不足以揭示人类语言模糊性的规律，因此模糊语义学研究也要走横向联系的道路，从其他学科（比如数学、计算机、认知科学等）的研究成果中吸取养分。为了赋予模糊语义学更强的生命力，我们应强调其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这不但会促进外语教学、词典编纂、翻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的发展，而且这些相关学科的发展反过来必将推动模糊语义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收稿日期：200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