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重商主义”及其改进思路：对外开放模式的一个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商主义论文,对外开放论文,中国论文,思路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新重商主义”的结构特征
重商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和经济政策，发端于14、15世纪，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重商主义的基本思想与核心理念并未被抛弃，并因各国国情和政策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新重商主义”（New Mercantilism）。如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新重商主义，因其具有特定产业扶持和出口导向特征而被克鲁格曼称为“结构式”新重商主义。而在某些新兴市场国家，新重商主义甚至成为其经济政策之圭臬（张国昀，2004；陈志昂、王义中，2005；胡坤，2006；李石凯，2006等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虽然被看成是其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时代，但曾任美联储副主席的艾伦·布兰德（Alan S.Blinder）在讨论美国这一时期的贸易政策时却仍感叹道“尽管克林顿－戈尔政府在自由贸易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整个国家却比10年前更加笃信重商主义。自亚当·斯密以来，就没有哪位经济学家能够消除对重商主义的盲目信仰”（法兰克尔、奥萨格，2003）。
自1978年改革启动以来，中国在扩大开放方面采取了广泛的措施，实行了外贸“奖出限入”、资金“宽进严出”和产业“填平补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框架，并逐渐演变为一套比较系统的中国式“新重商主义”战略。这一开放模式，通过资本控制、出口导向、税收及准财政激励、固定汇率及强制结售汇四大支柱的国家干预手段，发展对外贸易和推进工业化，以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四大支柱的政策背景及特点表现如下：
1.出口导向。由于中国国内潜在市场较大但内需相对较小，低成本劳动力丰富但资源与技术短缺，加上政策的倾斜，形成了进口以资源、中间品和资本品为主，出口以中低档消费品、加工贸易制成品为主的贸易模式，出口大于进口，从而维持了较高的贸易顺差。
2.通过税收、金融等准财政激励刺激出口，通过产业、关税或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我国长期以来通过出口退税（1985年起实行）、对外贸企业实行亏损补贴、出口信贷补贴等金融财税政策鼓励出口；1994年，人民币超贬，使得本来价格就低的出口商品更具有成本竞争力（“汇率补贴”）；从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我国虽然不断地降低平均关税水平，但仍是东亚发展中经济体中唯一增长了非关税壁垒的经济体，此后到加入WTO才不断地降低非关税标准，而进口的关税和配额限制直到2005年后才逐步得以解除。
3.资本控制。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中国对国际资本流动采取了区别对待、分类管理、有宽有严、有紧有松的政策，严格进行短期外债管理，限制证券组合投资，限制短期资本进出入，通过税收、土地等优惠鼓励生产性的长期资本（FDI）流入，只是在最近几年非FDI的作用才上升。在资本输出方面，投资主体以国家为主（储备运用），投资方式以金融资产为主，而对外直接投资仅占对外投资5％左右。近两年为缓解外汇储备高增长压力，我国加大了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并开始放松一些与居民相关的资本流出。
4.固定汇率及强制结售汇制度。从1994年1月开始，中国一次性汇率贬值，并将对美元的名义汇率长期固定在8.27的水平。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减轻了进出口风险。2005年7月21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上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此后缓慢升值。同时，为配合固定汇率制度的施行，国家还实行了居民对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两级强制结售汇制度，严格限制私人部门用汇，将外汇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手中，从而有助于稳定货币。
为更清楚地考察中国新重商主义与古典重商主义和当代美国、日韩新重商主义的主要区别，我们将有关内容汇为表1。从表1可知：（1）与古典重商主义比较，“国家利益”仍然是当代新重商主义首先考虑的问题，因而不可能放弃政府干预；（2）当代重商主义同样重视商业与贸易的作用，但逐渐将注意力从制造业转向了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对产业和贸易的保护则更加“隐性化”；（3）各国所采用的新重商主义政策手段，要受到其国情约束和在当代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差异等条件的限制。
表1 新重商主义的国际比较
按照熊彼特（1954）的说法，“出口垄断主义”、“外汇管制”和“贸易余额”三个命题，特别是关于贸易余额的学说，通常认为是传统教义的“重商主义体系”的核心。当代美国并不十分关心“贸易余额”，而更侧重于高新技术、金融等方面的“出口垄断主义”，这是由它的货币中心国地位和技术条件决定的；日、韩因其自然禀赋，只能在东亚美元本位的基础上，更侧重于“贸易顺差导向”以及对某些本国制造技术的控制和国内市场的保护。对中国而言，其新重商主义的手段更倚重于“外汇管制”和“贸易顺差”，所谓的“出口垄断主义”几乎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低成本和低端产品的压价出口。应当说，中国的这样一种“新重商主义”对本国而言是比较实用的，但却仍是比较“低层次”的一种政策，受到中国不可逾越的工业化阶段、大规模的就业压力等基本条件的严格约束。
二、中国新重商主义的绩效及经济原理
从表1的国际比较可看出，中国的“新重商主义”似乎是介于古典重商主义和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新重商主义之间的一种政策体系。这样一种战略的经济绩效究竟如何？
中国“新重商主义”至少产生了两大经济后果：（1）直接导致了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累积。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自90年代后出现了双顺差，至今仍在持续，并且经常项目顺差近几年增长迅猛，从1990年占GDP的3％上升至2007年的约10％（约3 000亿美元）。到2007年底，国家外汇储备存量约为1.5万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近8倍，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使中国在近10多年的时间内保持了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格局。在90年代中期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同时CPI也是大起大落。而在90年代中期后，正是由于新重商主义及其配套改革的施行，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在高位运行，而CPI却在低水平运行（甚至一度出现通缩），造就了一个平稳增长的奇迹。
就后者而言，这一战略能兼顾增长和稳定双重目标的经济原理在于：（1）首先政府通过政策供给，引进FDI，加速本国的总体资本积累，带动国民产出提高，通过出口导向政策保证出口增长，从而在形成资本项目顺差的同时，使得经常项目也出现顺差。国际收支双顺差，使中国获得了新的货币扩张机会，国家可以不再单纯地依赖于包括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简单“发票子”的货币创造手段，而是通过与外汇储备增量相对应的货币发行，并进一步通过国有银行体制来对国有企业等内资部门进行货币补贴，有效地实现了内资部门的增长和出口盈余，从而达到了双顺差的良性循环，促进了经济增长（王宏淼，2007）。（2）通过基于资本管制的固定汇率制度，为开放条件下通货膨胀的治理找到一个新的“基准瞄”，在外汇储备可获得情况下，汇率持续固定在盯住的水平上，由于外部（美国）价格水平是相对稳定的，在购买力平价条件下，国内价格得以保持稳定（萨克斯与拉雷恩，2003）。
因此，中国在新重商主义战略之下，并没有像早期发展中国家那样将国际借贷用于本国消费或进口，而是利用国际制造业重心转移之机，将国际长期债务转化为经常项目盈余，不仅很好地规避了短期债务风险（如拉美的“国际借贷综合症”），而且通过货币扩张和低价补贴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解决了就业，获得了外溢效应，积累了外汇储备，提高了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宏观稳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之一。
三、中国新重商主义的问题累积与政策困境
当然，中国的“新重商主义”战略也积累了许多问题：
1.FDI的快速流入，尽管有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但也造成了中国的内、外资两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发展极其不平衡的问题。目前，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上海、山东、福建、浙江等省市，这六省市约占全国加工贸易总额的近90％（其中广东占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半壁江山），而加工贸易总额后10位的省、市、自治区占全国加工贸易总额比重不到6％。其结果是使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大量加速流入东部沿海地区，中国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
2.数量型扩张的贸易模式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出口与进口相对价格出现下降（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却带来贸易收入上升（收入贸易条件好转）的现象，说明中国的贸易模式是一种简单的“数量型扩张”。这种贸易模式，尽管在一定时期内解决了就业，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其长期的负面影响也不小：（1）引致贸易争端。中国作为最终产地承受了美国、欧洲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压力，据WTO统计，中国在近10年已连续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通过出口退税、汇率补贴等各类政府激励压低出口品价格，使得我国有低价倾销之嫌——这是西方国家强迫我国汇率升值、要求金融开放的政治施压借口之一。（3）在国际制造网络中，我国事实上处于比较优势阶梯的下端，只能出口技术含量低、竞争激烈、低附加值的商品。外汇规模的增加，是以我国产业工人的“血汗工资”代价换来的。（4）加工贸易模式下，不仅重要的核心技术难以得到发展，还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留在国内，影响我国长期国家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因而，数量型贸易增长模式及相关的新重商主义政策需加以改进。
3.持有高额外汇储备的成本较大。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激增，意味着风险集中于政府，但最终可能仍由纳税人“买单”。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对应的是负债中的储蓄，本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向国内代理人以本国r利率发行政府可交易债券（或负债券），另一方面又以国际利率r*持有国际可交易债券（或负国际债券），所以进一步考虑国内与国际通货膨胀率π、π*和人民币升值收益
（不考虑国际债券违约风险），持有国际债券的实际净收益为：（r*－π*）－－（r－π）=（r*－r）－（π*－π）－。即实际收益为国际实际利率与中国实际利率（机会成本）之差，再减去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收益（机会收益）。在r*，π*不可控制的前提下，我国中央银行虽然可通过人为压低国内名义利率r或提高国内通胀率π（使本国实际利率很低，甚至为负实际利率）使外汇储备的净实际收益提高，但却给本国存款人的社会损失（福利）带来较大损失。况且，在人民币快速升值、美元持续贬值的过程中，即使中国外汇储备的净利差收益为正甚至较高，也仍难以抵消其“价值蒸发”的损失。仅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算起，随着新一轮美元贬值，中国外汇储备实际损失当在500亿美元以上。此外，储备资产多元化的前景也并不乐观，当中国试图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矿产、石油等重要资源时，这类产品价格随即飙升。
4.经济稳定受到挑战，货币政策面临困境。国际经济理论中著名的“桑顿效应”表明，在一国囤积美元并用国家信用纸币取代美元时，事实上已经输入了通货膨胀（蒙代尔，2003）。历史上“桑顿效应”一再发挥作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德国等国际收支顺差国家，就因为“桑顿效应”而在通货膨胀的重压下呻吟，这正是美元体系强加给它们的。中国亦已初现此类端倪。随着双顺差激增，当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约占GDP的2／5、货币供给量M2的1／4左右，市场流动性开始过剩，并在近期表现为国内外投机性资本的涌动，资产价格和物价开始上涨，出现了“双膨胀”格局，经济稳定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张平、王宏淼，2007）。而面对资产价格和物价上涨趋势，央行还只能较多地依赖数量型干预，谨慎使用传统的利率调控手段。既要稳定汇率，又要控制通货膨胀；既要兼顾经济增长，又要保护（补贴）脆弱的国有银行，还要顾及外汇储备损益，中国货币政策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四、中国新重商主义的改进思路
中国的新重商主义政策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存在诸多问题。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放弃这一政策。我们应当做的是借鉴国际经验，在坚持国家利益（国民福利）至上原则的基础上，强化或调整某些经济思想或经济发展观来改进这种战略。
1.既有干预，更重市场。先进国家的经验证明，实行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并辅之以适当的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但同时值得警惕的是，政府干预也有“度”的问题。90年代“日本病”（重外轻内、产业空洞化、金融社会主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对国内某些产业的过度保护或干预所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传统以及近40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下，政府在转轨经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有其合理性，在当代不平等国际分工以及国际保护主义流行的大背景下对某些幼稚产业以及事关国家安全的产业进行保护也是必要的。但要认识到，市场竞争才是生产效率提高的最重要推动力，不能以政府干预替代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而应当逐步弱化要素积累阶段的“直接数量型干预”，向市场化价格调节转变，辅之以产业政策、金融财税政策等，实现科学发展和宏观稳定，并把扩大与人口质量相关的公共支出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这是中国新重商主义战略调整的关键环节。
2.既要重工，也要重融。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在工业化尚未完成、自身经济基础仍很薄弱之时，就已经直面金融全球化的剧烈外部冲击。因此，一方面要发挥后发优势，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业化，通过技术进步尽快地推进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避免沦为发达国家低端品供应地的境地；另一方面要重视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面对当代发达国家以“重融”为特点之一的、更高层次的新重商主义，中国可以探讨制定“国家金融战略”，有序推进金融业市场化改革，兼顾本国金融的发展和安全双重目标。
3.既要重商，更重富民。早在330年前，亚当·斯密就这样批判重商主义政策：“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得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得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但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得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得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做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做工商业的终极目的。”（亚当·斯密，1776）。亚当·斯密关于生产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消费的观点值得深思。为了实现经济赶超，中国现有的新重商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来保护某些国家垄断企业和出口部门利益的（事实上也是政府利益），这在一定时期内有其合理性，但不宜长期坚持，否则对当代消费者的福利损害太大。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日韩等东亚经济体的基本国情不同，是完全有可能以国民福利的改进为目标，兼顾内、外两个市场协调发展的。
在上述思路下，应当尽快改革不利于本国消费者、且容易引发国际争议的、某些较低层次的新重商主义做法，将长期结构改革与短期周期政策结合起来，使中国获得更高质量的出口和增长。
第一，在外贸与外资政策方面。（1）出口退税政策，就内资部门而言是一种政府向生产者、出口商的转移支付；就外资部门而言是本国政府对国际投资者的一种国际支付。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下，虽然有助于出口，但它最终必须由全体纳税人（特别是消费者）“买单”。因此应当继续降低甚至取消直接的出口退税政策。（2）加工贸易对中国贸易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之一。在目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不能因噎废食而否定其在吸纳劳动力、解决就业和培养熟练工人等方面的作用，但要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通过发展一般贸易和服务贸易来逐步降低加工贸易在我国贸易结构中的比重。（3）转变数量型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继续维持低端产品的比较优势，着力提高中高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要理顺出口行业秩序，通过行业自律等手段限制出口价格战，促使外贸出口从规模导向转为效益导向。（4）调整出口的地区结构，适当减少对美国的出口比重，发展与欧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5）增加重要能源、资源的进口，引进对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资本品和高技术产品，缓解资源与技术瓶颈，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6）调整产业结构和工业地区布局，继续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进步和结构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国家的长期竞争力。
第二，在外汇管制方面。要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重点之一是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重点之二是实施“原产地”策略，绕开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将容易引起反倾销制裁和贸易争端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此外，还应继续放松对国内企业和居民的外汇管制，扩大对外证券投资，合理疏导资本流出；控制短期外债的增长速度、规模和比重；加强国际收支监测和统计工作，降低国际游资通过贸易和非贸易途径的流入、流出程度，特别要防范其易变性带来的危害。目前，在外汇约束已经远远突破、内资部门经济已经有了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为应对国际收支失衡，应当适时调整FDI引资政策：（1）引导外资投向本国尚无能力发展的高新技术等产业；（2）鼓励FDI流向中西部地区，缓解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3）逐步消除内、外资两部门的分割状况，在目前内、外资税率同等化已实行的情况下，还应减少甚至取消对外资在土地、审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4）允许外资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让国内投资者分享外资部门的收益。
第三，在外汇储备管理方面。（1）继续促进外汇储备结构合理化。一是“藏汇于民”，降低外汇过多集中于政府的风险；二是可以双边贸易量作为其中一个参考指标，逐步降低美元资产比重，提高欧元和日元资产比重；三是适当增加外汇储备中黄金储备的比例。我国自2001年、2002年分别增持黄金储备105吨、99.5吨后，至今一直维持在600吨水平，与近年外汇的高增长极不相称。提高黄金储备，既可规避美元贬值风险，又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定支撑。（2）合理使用外汇储备。一是合理增加战略物资和急需先进技术的进口；二是设立外汇平准基金或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委托专业公司管理；三是对国内基础设施、教育、科学研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等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3）引导进出口企业尽量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
第四，汇率和价格调节方面。正如蒙代尔等人一再指出的那样：“相对价格的变动只不过是调节机制的偶然因素，不是国际收支调节过程中必需的本质机制”（蒙代尔，2003）。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日本升值并没有纠正美国的贸易逆差。对于当代FDI－贸易关联所主导的中国国际收支失衡亦是如此，不能寄希望于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纠正美中贸易逆差问题。人民币的过快升值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并无多大好处，不仅削弱经济的竞争力，而且在短暂的资产泡沫之后可能就是通缩。2005年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标志着中国事实上已经放弃完全无弹性的固定汇率制度，但中国走向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仍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第五，在财政政策方面。在目前财政收入大幅度攀升而内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需要做的是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适当降低政府储蓄和政府支出，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本国居民消费；加大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支出，降低不确定性，提高人口质量。
第六，在货币政策方面。（1）简化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在兼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控制时，应将重点转向通货膨胀控制和稳定币值，逐渐淡化经济增长目标。（2）抑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是当务之急。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升值预期是当前货币冲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中国经济的风险依然高于发达国家，套利资金仅为获取利差或期待人民币的“慢慢升值”来中国都不是很值得的，套利资金是为了人民币升值和资产价格上涨的双重收益而来。因此，应该合理提高利率水平，降低资产价格上涨预期，抑制资金套利行为，并更多地运用资金价格来调控资金流向，才能逐步稳定汇率预期，降低风险，稳定经济。
第七，在金融改革方面。目前金融服务业发展落后，结构不均衡，体制弊端严重，不良资产的潜在风险大，资本市场“小”而“浅”且极不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育不足，这既不利于资源的宏、微观优化配置，又不利于分散社会风险，已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中国的“FDI迂回”现象与之有很大关系。因此：（1）要继续推进国家银行股份化改造，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高服务水平。（2）调整金融结构，规范发展证券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让资本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场所。一个有规模、有深度的证券市场不仅可缓解银行改革不完全到位引发的信贷配给问题，而且可快速吸收经济中过多的流动性。（3）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满足多层次的投资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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