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字释读订补（八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7年，袁仲一先生《秦代陶文》出版[1]，越三年，拙著《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出版[2]，对出土秦文字多所汇集。此后，又有几批重要秦文字资料刊布或即将刊布。如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大墓秦公鼎、簋、壶[3]的盗掘，陕西凤翔南指挥秦景公大墓磬铭的发表[4]，咸阳塔儿坡及临潼秦始皇陵区陶文的出土，西安北郊秦封泥的收集[5]，都曾引起学术界的极大注意。1995、1996两年，应吴钢先生之约，作《秦文字集证》一书，收新出铜器、陶文、磬铭、玺印、封泥、杂器及传世石鼓文清初石刻一千余种并加考释，行将出版。此书或考释新出土文字，或对时贤旧说加以订正。今选择其中较短的八篇先行刊发，以就正于同好。
一、秦景公大墓漆筒墨书
凤翔南指挥秦景公大墓出有一种小漆筒，上有墨书4字，照片未曾发表。袁仲一、刘钰《秦文字类编》[6]附录《漆器及其它木器上的文字及刻符》（553页）有摹本（图一，8），但无解说。
《说文》：“持，握也。”《战国策·赵策四》：“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
簧本指笙一类乐器里用以振动发声的薄片。《说文》：“簧，笙中簧也。从竹，黄声。”段玉裁注：“《小雅》：‘吹笙鼓簧。’传曰：‘簧，笙簧也。吹笙则簧鼓矣。’按经有单言簧者，谓笙也。《王风》：‘左执簧。’传曰：‘簧，笙也。’是也。”可见簧亦可引申指竹类乐器。《说文》：“竽，管三十六簧也。”（段玉裁以为“管”下当有“乐”字）又云：“笙，十三簧，象凤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谓之笙。大者谓之巢，小者谓之和。从竹，生声。古者随作笙。”依旧传统，笙用13至19根装有簧的竹管和一根吹气管，装在一个锅形的座子上制成。所谓“漆筒”有可能为笙竽之吹气管或锅形底座之残。
春秋战国时期，秦人素好音乐。《史记·秦本纪》记秦穆公以女乐二八遗戎王。穆公并对戎王使者由余说：“我中国以《诗》、《书》、礼、乐为政。”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石磬残铭谓“百乐咸奏，允乐孔煌”。“百乐”泛指各种乐器，包括笙、竽一类管乐器在内。《吕氏春秋·仲夏纪》：“是月也，命乐师修
定秦公一号大墓墓主是秦景公，他在即位的第四年（前573年）八月亲政祭天，以始生祖高阳（颛顼）配祀。今漆筒墨书也提到祡祭天神之事，进一步证明拙说可信。
二、雕阴鼎
此鼎陈列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未著录，据说1990年前后征集于黄龙县。器鼓腹，中部有一凸棱，长方形附耳，稍向外撇，马蹄形矮足，盖上有三环钮。器形与咸阳塔儿坡出土三十六年私官鼎、北京拣选的三年诏事鼎相似。耳侧有“雕阴”2字（图一，7）。
三十六年私官鼎乃昭王母宣太后器，三年诏事鼎为庄襄王三年或秦王政三年器，拙著《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已有说，此鼎形制相近，必为战国晚期或秦代之器。
雕阴为上郡县，见《汉书·地理志》。应劭曰：“雕山在西南。”《汉书补注》：“先谦曰：战国魏地，秦败龙贾军于此，见《魏世家》、《苏秦传》。傅宽食邑，见《宽传》。续《志》后汉因。《一统志》：‘故城今鄜州北，雕山在州西南，一名雕阴山。’”《史记·魏世家》：“（襄王）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魏襄王五年即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前314年）。《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雕阴故县在鄜州洛交县北三十里，雕阴故城是也。”唐洛交县即今富县（原鄜县）。雕阴于惠文王时归秦，故此鼎时代上限为前314年。
鼎出于黄龙县，当是因为其地秦时为雕阴县一部分。黄龙县文管所藏有两件陶罐，方唇，折沿，细颈，侈口，广肩，上腹部饰一周短绳纹带，从形制和纹饰看，应是秦代物。颈肩相连处有一戳记，上阴刻篆文，齐鸿浩《黄龙发现秦陶文》[14]隶为“
”字，并说即“痈”。齐氏以为这两件陶罐“是古代医家治疗痈病用的器具”，“为研究古代医疗史提供了资料”。拙文《黄龙发现秦陶文补正》[15]指出齐氏所谓“痈”字实为“雕阴”二字之误释，雕阴“即今富县”，“与（陶罐出土地）黄龙北部之崾
乡只隔洛川县一角，距离甚近，崾乡秦时当属雕阴辖区。雕字出土魏晋文字未见，此陶文可补其缺，亦可考证地理沿革。但并不能‘为研究医疗史提供资料。’”陶文“阴”字不太清楚，仅能看出左耳旁之残，以及右上的“今”字（陰从今声），此鼎“雕阴”二字至为清楚，且鼎亦出黄龙，这就为拙说添一佳证。
三、高市
秦东陵采集陶文有“高市”2字（图一，1），器形不明，未刊布。
“市”为市亭，是市府制陶作坊的管理机构。“高”为县名，应为高奴之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高奴禾石铜权，反面刻“高奴石”3字。内蒙古准格尔旗出土二年上郡守冰戈铭：“二年上郡守冰造，高工丞沐□……”“高工丞”即“高奴工师丞”之省。又内蒙古清水河县出土三年相邦吕不韦矛铭：“……〔上〕郡假守宪(？)，高工□，丞申，工地。”四年相邦吕不韦矛铭：“四年相邦吕不韦造，高工龠，丞申，工地。”[16]二例亦同。高奴为秦上郡县，在今延安市东北延河北岸。高奴地处上郡交通要道，故设市亭，但“高市”陶文在秦陵园出现，此为仅见。东陵陶器有来自八、九百里之外的高奴县者，可能是服徭民工带来，也可能是当地进奉。由此可见修筑东陵，也是极其劳民伤财的。
四、奠亭
秦东陵采集陶片有捺印阳文“奠亭”2字者（图一，12），未刊布。
今按“奠”应读为郑（鄭）。郑伯筍父鬲铭：“奠白笋父作叔姬
鬲”（《三代》5.42.3），此春秋时郑伯之器。1971年，河南新郑县白庙范村窖藏出兵器170余件，铭有“奠左库”、“奠右库”、“奠
库”、“十四年奠令肖距”等，此为韩器。韩后期迁都新郑，故韩别称郑。《说文》：“郑，京兆县，周厉王子友所封。从邑，奠声。”《史记·秦本纪》：“（武公）十一年（前687年），初县杜、郑。”《集解》：“骃按《地理志》京兆有郑县、杜县。”《正义》引《括地志》云：“……华州郑县也。”郑为秦早期设立的县，是咸阳通往函谷关的咽喉重镇，故设市亭。
五、千万
秦东陵采集陶罐刻文有“千万”2字（图二），未刊布。万字秦陶文前此未见，而见于睡虎地秦简《效律》：“人禾，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字形与此接近[17]。今所见秦陶文数字大多实指，为器物之编号，《秦代陶文》拓片1-222举有多例。唯同书拓片1507、1508陶罐刻一“千”字，1509、1510陶罐刻“千千”2字。若说“千”、“千千”、“千万”仍是编号，似不大合乎情理，陶罐作出上千乃至上万，已超过需要；再说编号应称几千几百几十几，断无“千”与“万”直接连用之理。我以为此千、万并非实指，而是一种带有吉语性质的区别字。在战国六国古玺中，常见“宜又（有）千万”的吉语（《古玺汇编》[18]4793-4804）；四川巴县冬笋坝秦墓M49出有“富贵”、“万岁”二印[19]；至汉，这种风气更为盛行，日利千万泉范：“日利千万”。大监千万锺：“大监千万”。[20]东陵陶罐刻文“千万”及始皇陵陶罐刻文“千千”，说明在战国晚期秦国，这种追求富贵多金的风气已开始流行。
图二 秦东陵砖文拓本(1/3)
六、泰沈
1987年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临潼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临潼县韩峪乡刘庄村清理5座战国晚期秦墓，出土8块砖上有“泰沈”2字（图一，3、4），原简报[21]图四，1、2已公布两件，释为“大水沈”。此陶文亦见《秦代陶文》拓片807、808，袁仲一
东。”郑玄笺：“大东，极东。”石板“泰右东”即“大右东”，“大右东十八”是说此石板用在最东边的右方，编号为十八。同出石板有刻“内四十”者，用法亦同。
七、宫毛
见于以前出土的秦都咸阳遗址陶文。袁仲一先生曾指出市亭制陶作坊的产品有在市场上出售的，“销售的对象主要是广大群众”；而民营制陶作坊的产品“主要是在市场上销售”。这批有文字的陶器皆出于墓葬，而且同一座墓既有市亭制陶作坊的产品，又有民营制陶作坊的产品，更可以说明它们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墓主生前使用，死后以之随葬。
关于秦都咸阳遗址陶文的时代，以前曾有一些讨论。袁仲一先生说：“其时代当属于战国中晚期到统一后的秦王朝这段时间。”塔儿坡M27063出有“十九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殳”鐏，拙文《十九年六良造鞅殳鐏考》[26]考定为秦孝公十九年（元前343年）商鞅监造的秦孝公仪仗器。M28057出有骑马俑，孙德润《由咸阳骑马俑谈到战国秦骑兵》[27]推测为战国晚期早段。看来，这批陶文上限为秦孝公十九年，下限为战国晚期早段。咸阳遗址出土陶文大多数亦应在此时间范围内。
注释：
[1]1987年三秦出版社版。
[2]1990年三秦出版社版。
[3]秦公壶现藏纽约拉利行，已有李学勤、艾兰、白光琦、陈昭容著文讨论。上海博物馆藏秦公四鼎二簋，该馆馆刊第七期（1996年9月）李朝远已有文研究。礼县公安局近缴获秦公鼎、簋十余件，未发表。据闻香港还有私人收藏有若干件秦公器。
[4]王辉、焦南峰、马振智：《秦公大墓石磬残铭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2分，1996年6月台北。
[5]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梦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1997年1期。近日傅嘉仪先生及西安市文管会又收集秦封泥千余枚。
[6]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秦俑秦文化丛书》之一。
[7]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927页，中共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1970年再版。
[8]董作宾：《殷历谱》上编第一卷第4页。
[9]同上书第三卷第13页。
[10]王辉：《殷人火祭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成都。
[11]徐中舒师主编：《甲骨文字典》21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
[12]王辉：《古文字通假释例》21页，台湾艺文印书馆1993年版。
[13]郭若愚：《战国楚简文字编》6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
[14]《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1年3期。
[15]同上1992年1期。
[16]以上三器参看拙著《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81、84、89页。
[17]陈振裕、刘信芳：《睡虎地秦简文字编》15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罗福颐主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19]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
[20]参看容庚《金文续编采用汉器铭文》，台湾大通书局1971年重印。
[2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临潼县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临潼刘庄战国墓地调查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5期。
[22]同注[5]图61。
[23]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石油钢管钢绳厂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6年5期。
[24]肖春源藏印，澳门市政厅出版，1993年。
[25]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据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影印。
[26][27]《考古与文物》199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