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特质、行为偏好与相对收益：特朗普台海政策剖析
林中威
(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福建福州350001)
摘要： 从领导人特质分析的研究视角而言，特朗普个人特质和职业经历对其内政外交决策的影响较为显著，特别是其台海政策更具攻击性、多变性和破坏性。由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模式广受关注，且美方有蔡英文当局的无条件配合，为特朗普进一步将台湾问题“筹码化”、最大限度榨取相对收益提供了较大空间。未来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一系列动作，不仅会加剧台海局势的波动，还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长期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特朗普；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个人特质
领导人特质分析是对外政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从微观角度探讨领导人个性、职业经历及行为模式对决策的影响，是对宏观分析的有益补充。特朗普自上台以来，在施政过程中的个人风格日渐彰显，尤其是在台海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上表现尤为鲜明。本文尝试通过对其个人特质和行为模式的分析，解释其台海政策的特点及前景。
一、理论背景与相关研究成果
(一)领导人特质分析的基本观点
学界对领导人特质分析的理论运用，强调通过对领导人个体行为模式的分析解释其决策，如詹姆斯·巴伯(James David Barbour)的“总统性格研究”和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等人的“领导人特质评估”，意在研究领导人的个性及其如何通过一定的行为模式对具体决策产生影响。其中，巴伯重点关注领导人的性格本身，认为性格作为核心变量，与个人风格和世界观共同作用，决定最终的决策；性格又可以根据积极性(积极、消极)和满足感(正面、负面)两个坐标系分为四类，这四类性格并不存在绝对的好坏，只要适应时代的需求，消极负面型领导人也可以发挥正面的历史作用。[1]赫尔曼的领导人特质评估则从权力需要、认知开放性、对人际关系的关注、自信水平、对形势的影响力、对他人的怀疑与族群优越感七个角度出发，对领导人表现加以归类和分析。[2]
在研究方法上，领导人特质分析大多习惯从领导人早期经历入手，分析其个性的成因及特点。其中，总统性格研究倾向于探讨领导人的童年经历，而领导人特质评估则更关注领袖在政治生涯中的表现。在此基础上，特质分析进一步将领导人个性及行为模式置于相应的外部环境之中，探讨其行动的最终结果。巴伯认为外界对总统的期望和总统任职期间的权力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总统的个性能否发挥积极作用。赫尔曼则假设唯有对外部环境变化感知敏锐，对新信息持开放态度的领袖，才能做出正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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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界对特朗普心理状况与个性特征的分析
特朗普的心理状态早已被美国国内热议。不少学者对特朗普在公开场合的言行进行分析，认为特朗普存在自恋型人格障碍，导致其傲慢自大、攻击性强烈和难以相处等问题，将对美国的政策造成负面影响。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V)的标准，符合自恋型人格障碍9大诊断指标中的5项以上即可视为存在此类障碍。[3]已有文献显示，大多数学者认为特朗普的行为几乎可以印证全部9项指标，其人格障碍较其他政客更为典型。山姆·瓦吉尼(Sam Vaknin)指出，严重的自恋激发了特朗普的暴力和反社会倾向，使其利用手中权力羞辱他人，维持自己全能的幻想，并导致特朗普以非黑即白的角度看待世界，因此，要与之建立稳定合作十分困难。[4]兰斯·多蒂斯(Lance Dodes)同样认为，特朗普这一心理缺陷使之无法与他人发展正常可信赖的关系，将不得不依赖制造危机来团结合作对象，最终将国家带入无法控制的危机。[5]心理学家约翰·加特纳(John Gartner)研判，特朗普的自恋人格障碍及伴生的躁狂症在增强其自信心、精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伴随着傲慢、冲动与判断力下降等问题，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危害将逐渐显现。[6]此外，也有学者发现特朗普无法长时间关注同一议题，注意力的持续性不足。[7]
不同于美国学者大多以人格障碍为核心观点对特朗普做出否定评价的研究逻辑，中国学者更多是从中立角度分析特朗普的个人特质的具体表现。尹继武认为，特朗普的人格特质集中表现为不羁善变、精干有为、逐利自我、好胜执着和积极外向等五个维度，并由此决定了其政治偏好。他强调，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并不必然对其履职产生消极影响，反而可能造就一个有行动力和执行力的领导人，因此需要更全面和理性地理解其政策偏好。[8]赵可金归纳特朗普的行为模式为重利轻义的商人、自恋成癖的冒险家和口无遮拦的大众情人，认为特朗普的当选将为现存世界秩序提出重大挑战。[9]赵树迪等人则通过对特朗普个人特质的分析，认为其对外政策风格为：追求实利并以“宗教感”进行自我弥补；技巧相对粗糙但行事以结果为导向；因过于主观而导致额外风险。[10]而在特朗普个性对美国台海政策的影响方面，严安林指出特朗普个人因素给台湾方面提供了推动并达成交易的机会，其行事风格也扩大了行政部门内部“亲台”势力的操作空间。[11]
显然，由于远距离观察与心理医生进行的私人诊断存在本质区别，通过政客在公开场合的表现分析其个人特质及行为偏好，存在一定的局限。就特朗普的个案而言，目前对其行为的记录和分析常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使其可信度有所降低；特朗普并非职业政客，研究者也不能通过研究从政经历来分析其决策偏好。但特朗普的最大特点就是鲜明的个人风格，观察其多年来的言行，虽然他在战术上善于欺骗对手，但总体行为模式仍然有迹可循。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其反对者都认同一个观点，即如他自己声称：“当我将自己与一年级时候的我相比较，我认为他们基本上是一样的”；[12]即使他的反对者也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简单而不做作的人”。[13]恰恰是特朗普鲜明而不加掩饰的个性，使得通过其公开言行和传记，研究他从政前形成的个人特质和行为偏好成为可能。这对预测他的决策走向具有明显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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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朗普个人特质对其决策的影响
(一)特朗普自恋特征催生其行为模式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V)提及自恋型人格障碍有9类特征，集中体现为对自身超乎常人的幻想、蛮横无理的处世态度和对他人无止境的压迫。[14]这些特征尽管具有消极色彩，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表现为勇于迎难而上、大胆创新，乐于抛头露面，善于使用权谋等有利于职场的优势。特朗普在商界成功的背后，其自恋个性导致的浮夸、乐于算计和攻击性就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1.“超人幻想”使特朗普敢于另辟蹊径。一是从不讳言自己“好大喜功”。[15]特朗普在经商时就惯于事先制定貌似好高骛远的目标，甚至不惜付出更高的成本，这恰好迎合了高端地产行业的需求，促成特朗普的商业成功。二是对困境有较强的承受力。自恋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使个体能长期维持正向自我认同。[16]这让特朗普敢于接受他人望而却步的项目，并且不惧挫折，能经受住长期亏损和屡次破产的考验。三是积极追求曝光度。特朗普认为舆论的关注不仅可以形成口碑，吸引潜在合作者，还可以起到试探对手底线、引起市场注意的效果。即便是批评自己的文章，他也认为“对个人可能有伤害，但对生意却很有益处”，[17]就算因为失败或丑闻成为大众眼中的反面角色，特朗普同样能借此吸引关注，进而牟取利益。
3.强烈的攻击性让特朗普惯于先声夺人。自恋型人格的强烈攻击性，使特朗普形成了以强硬姿态先声夺人的交流习惯。特朗普讨厌按部就班，喜欢与独断专行而充满激情的人打交道。“你乱喊乱叫，口出狂言，他也乱喊乱叫，口出狂言，但最后双方都能做成交易。”[19]与此同时，自恋者又由于对他者的不信任而产生了“反依赖”倾向，特朗普在决策时一贯排斥专家意见，更信赖亲手搜集的直观信息。在具体操作中，特朗普也惯于通过与少数关键人物(包括工作伙伴和对手)的私人关系来推进自己的计划。但这也导致特朗普难以妥善利用成熟的常规决策机制，决策效率和政策延续性都受到限制，可能逐渐丧失对事态的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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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乐于算计让特朗普热衷使用权谋。自恋者认为自己“独一无二”“高人一等”，惯于无视他人的利益和需求，通过权谋实现自身相对收益的最大化。一方面，特朗普善于虚张声势，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常采取“声东击西”的手段，为对手、生意伙伴和客户虚构一套严重威胁其利益的方案，利用他人急于止损的心态，迫使其接受自己预想的结果。另一方面，善于在复杂交易中同时从盟友和对手身上谋利。特朗普不满足于只获取一份利益，总是希望追求“一石多鸟”的效果。他声称：“复杂的交易几乎总对我有固执的吸引力，一方面这种交易很有意思，另一方面从这种交易中，往往能拿到好的价格。”[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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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朗普行为偏好影响其政治决策
虽然人们很容易受媒体宣传和特朗普刻意塑造的外界形象之影响，将特朗普看作所谓的“狂人”，但正如许多心理学者承认的那样，自恋人格特质并不代表个体不能成为合格的领导人，相反，人们往往愿意接受自恋型的领导，这在公共事务中尤为明显。[20]特朗普在多数情况下能够维持个人风格与现实需求的调谐，使其人格特质成为从政的助力，但自恋人格固有缺陷对其执政的负面影响也将逐渐凸显。
1.特朗普从政后延续了独特的个人风格，成为其在政坛迅速崛起的基础。特朗普在提出政策时不受既有规矩的约束，追求“眼球效应”，乐于引发争议；在推进政策时手段强硬，但又出尔反尔，善于战略欺骗；对结果预判上实际存有两手准备，既敢于冒险，又能够接受一定的妥协。第一，他善于利用外界对他的刻板印象，以“丑角”形象吸引关注、麻痹对手，最终达成自己的目的。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能顶住媒体和其他政客对他的羞辱积极参选，并利用负面新闻和出格言论提高曝光率，吸引目标选民，最终实现出人意料的胜利，就是自恋倾向对其从政积极影响的集中体现。第二，特朗普具备坚定的政策意志，不仅敢于提出看似荒谬的政策，而且具有超强的抗压能力，不会在外界攻击和暂时的挫折下消沉，一旦明确某一政策目标，就会反复进行尝试。第三，对自己“超人”能力的幻想与热衷权谋并存，使特朗普能在“好高骛远”与“脚踏实地”间实现平衡。特朗普敢于提出超乎想象的高目标，通过讹诈谈判对手，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同时预设更可行的备用选项，在必要时将原定目标作为漫天要价的手段，确保自己不会“空手而归”。
2.尽管个人特质有助于特朗普从政初期获得成功，但自恋倾向毕竟是一种异于常人的心理特征。特朗普过分迷信自身的能力，在与外界的交往中对他人缺乏尊重，漠视对方合理需求，惯于以强迫手段达成“损人利己”的合作。长远看来，不断压榨谈判对手乃至盟友的做法，最终是无法拥有稳定合作关系的。一是过度膨胀倾向使特朗普决策逐渐脱离现实。自恋者极易逐步陷入对于自身能力的幻想中无法自拔，丧失对现实的感知能力。[21]以往的经验证明，当特朗普取得一定成就时，自控力往往会出现滑坡。[22]近来也有部分观察者注意到，随着特朗普在政坛的成功，其自我膨胀的症状正与日俱增。这将让他逐渐无法准确判断对方的需求，难以做出合理的交易。[23]二是自我中心使特朗普在决策时对既有规则与合作伙伴缺乏尊重。自恋者为避免受他人“误导”而倾向于反对一切“常规”的专家、权威和规则，这使特朗普高度依赖其“小圈子”与私下交易，在国际交往中也倾向于双边合作和领导人间的“高端外交”。但自恋倾向又让他相信任何人都可以被替代，无意同他人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关系。[24]这将让他愈发刻薄地对待部下和盟友，最终成为孤家寡人。三是过强的攻击性导致特朗普不断压迫他者。自恋人格不仅使特朗普习惯以挑衅姿态与他人交往，更帮助他锻炼出冷酷的共情能力，使之能抓住对方弱点，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寻求优势。[25]同时特朗普还一贯枉顾各方对“双赢”的追求，片面强调自身相对收益。因此，即使其愿意合作，长期目标也将是“损人利己”。长此以往，特朗普将愈发深陷于外界敌意中无法自拔，合作也无从谈起。
三、特朗普台海政策的特点与危害
特朗普执政以来在台湾问题上的举动，延续了固有的行为模式：通过博取台湾当局等盟友的配合，逐步增强对中国大陆的压力，同时不断激化地区紧张局势，以迫使各方对其让步，获取最大相对收益。这在短期内可能使特朗普有所收获，但随着自恋人格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特朗普为求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弊端将逐渐暴露，其台海政策对各方利益均将造成长期伤害。
(一)个人特质强化了特朗普台海政策的极端性
1.以挑衅姿态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符合特朗普的行为习惯。台湾问题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美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美方大多数政客和官员不愿触碰的“红线”。特朗普的行为偏好使其更愿意在这类重大问题上进行挑衅，从而彰显其“独特性”，试图以充满攻击性的姿态掌握中美关系的主动权。这是其以“特蔡通话”和声称美国不受一个中国原则约束作为台海问题上首批动作的重要原因。同时，正因为特朗普一贯的“反依赖”心态，其行动也仍旧忽视既定安排，以自己和身边“小圈子”的浅显观察作为指导，持续冲击以往美方在中美关系上坚持的原则。尽管“特蔡通话”后美国政界人士纷纷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在中美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但特朗普仍将这些意见抛诸脑后，简单地将这一问题与中美在南海和贸易问题上的争端并列。有鉴于此，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不会停止挑衅中国，其行动的频率和恶劣程度还会升级。虽然特朗普在2017年2月承诺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此后却持续增强同台湾当局的军事合作，派遣中高层官员访台，签署“与台湾交往法”等，不断怂恿和纵容美国与台湾地区之间进行有违一个中国原则的互动。
尽管台海事务并非当下特朗普对外政策重点，其无意使局势快速恶化，以免影响自身行动的灵活性。[29]但为了能够迫使中方尽快做出反应，特朗普的挑衅手段却表现为对原则问题的不断冲击，如邀请台军参加“联合演习”、派海军“科研船”停靠高雄、炒作向“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内湖新馆派驻海军陆战队等。这些手段的共同点在于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既造成突破中美关系底线、大幅强化台湾地区与美合作的可能、增强台湾当局在和平时期对抗大陆的信心，同时又具有很强的政策弹性，不仅在具体操作时可逐步升级，且可以依特朗普的政策需要而随时抽身。但这一模式将加剧台海周边区域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潜在安全威胁，损害各方共同利益。
3.在台湾问题上“捏造”筹码是特朗普惯用策略的再现。自“特蔡通话”以来，特朗普利用台湾问题作为筹码的态度已日趋明朗。但其运用这一筹码的手段并不局限于简单地同中国进行利益交换，而是延续了他借漫天要价引发对手危机感，迫使对手和盟友同时向其让步的惯用套路。美方抨击一个中国原则，释放军舰停靠台湾的风声，炒作对台派遣海军陆战队等一系列动作，都是以“将要”发起中美建交后罕见的越轨行动为威胁，妄图迫使中方在其他领域出让“既得”的合法权益。同时，炒作台海问题也是特朗普诱使其亚太盟友让渡利益的手段。通过对华讹诈迫使中方让步是特朗普设定的高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更可行的选项是通过加剧西太平洋的紧张局势，迫使日本、台湾当局乃至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友向美国靠拢，在经贸安排、政治合作和分摊军备成本等方面对美国做更多让步。这一备选方案不仅可以确保特朗普的相关动作不会空手而归，且同样符合其利用关键筹码进行复杂交易，达成“一石多鸟”效果，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习惯。当前台湾当局对美方各项政策的积极配合，美方和日本、澳大利亚、台湾当局军事情报合作的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美方的利益。
(二)不断发起挑衅的台海政策同时危害多方利益
1.扶持“台独”势力，强化对华施压。自恋者强烈的攻击性，使特朗普在外交上时刻准备发起新的挑衅，企图以施压迫使对手屈服。台湾当局不仅是美方对华挑衅的马前卒，还是向印太盟友展示决心的“标杆”，加强对民进党当局的扶持，对围堵中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方支持“台独”势力的手段正日趋极端，如任用薛瑞福、玛丽·罗伊斯等人担任涉台要职，允许台湾当局高官和台军高级将领在美官方场合亮相，释放美台军事合作强化信号，派遣战机、军舰靠近台海等，为台当局壮胆的意图日益明显。
美方扶持“台独”势力手段的升级，一方面虚化了中美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的共识，对中方而言，在双方正就许多重大议题进行博弈的背景下，在台湾问题上遏制美方花样迭出的挑衅，需要消耗更多精力；另一方面，美方一系列举动还为亚太区域的反华势力注入了强心剂，尤其是台湾当局正在把自己更紧地捆绑在美国“印太战略”战车上，从而进一步增强特朗普对华挑衅的底气。
2.持续压榨台湾当局，实现相对收益最大化。自恋者不仅惯于忽视弱者，且轻视任何合作关系，特朗普就认为“(没有贡献的)盟友比敌人更糟糕”，[27]将盟友向其让渡利益视为合作的先决条件。因此，特朗普对台湾这一“弱小盟友”的支持和“友善”，恰恰意味着后者正成为特朗普肆意压榨的对象。
由于特朗普的商人背景，海内外“台独”势力原本担忧他会基于成本与收益考虑，做出“弃台”的选择。“特蔡通话”事件后，特朗普将台湾问题与中美贸易、南海争端挂钩的言论，更加剧了这一担忧。对此，民进党当局的应对是无原则地迎合特朗普的内外政策，如在经济领域积极配合“选择美国投资峰会”、协助美方制裁中国大陆；在军事领域承诺考虑为对美军购设置“特别预算”；在外事领域声称要在朝鲜问题、中美洲事务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议题等方面加强与美方合作等。但鉴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台湾当局对美方的高度配合，只能助长其气焰，使之在肆无忌惮地激化地区紧张局势的同时，加紧逼迫台湾当局对美利益输送。2018年10月的“美台防务工业会议”期间，美方官员不顾台湾当局内部异议，多次强调蔡英文当局的防务政策不能与对美军购冲突，并敦促台军准备以“消耗战”“焦土战”手段，不计损失地“以武拒统”，就是一项例证。[28]美方为对抗中方，强迫台湾当局做出危害台湾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举动，必将加大民进党当局的民意压力。这也再次证明了与特朗普合作收益将十分有限。
3.为求利益交换，在原则性问题上虚张声势、制造危机。随着特朗普就职后打“台湾牌”次数逐渐增多，其炒作台湾问题的真实目的已昭然若揭。2017年7月，特朗普就中国对朝鲜问题发挥的作用表示不满后，随即高调宣布对台军售案。2018年3月，在激化中美贸易争端前，特朗普又签署了“与台湾交往法”。上述举措一再重复了特朗普固定的行为模式，即通过制造紧张气氛，引发各方危机感，谋求在其他重大议题上的利益交换。
2.以对华强硬态度营销自身形象符合特朗普的个人需求。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的核心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在这一问题上兴风作浪，同样也满足了自恋型人格的心理需要。短期而言，此类越轨行为不仅可以增强特朗普“独一无二”的幻觉，进一步巩固其自我认同，还能迅速引起中方对其个人的重视，并吸引美国媒体和外国盟友的注意，形成新一届政府在外交上“有所作为”的第一印象。长远看来，由于特朗普本人在当选前对中国的抨击集中在经济领域，而非传统的意识形态对抗，就职后更不断声称要在朝鲜问题等事务上与中方合作，这一时难免引起国内保守势力的担忧。而特朗普强调战略收缩、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安全义务的态度也一度动摇了美方亚太盟友的信心。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发起挑衅，不仅如副总统彭斯所言“令美国人民耳目一新”，[26]达到展示强硬态度、安抚国内右翼势力的效果，还有利于稳定台湾当局、日本等传统盟友的军心，为特朗普整体外交战略的实施积累资本。
4.受到个人特质和外部形势局限，危害中美关系长期稳定。正如巴伯所言，总统的行动同时受个人特质、权力形势和外界期望的影响。[30]特朗普在台海问题上的行动也不例外。一方面，其偏好挑衅、肆无忌惮冲击底线的习惯，极易造成“擦枪走火”的风险；另一方面，当前美国国内整体政治氛围倾向反华，政界“亲台”人士日益增多，特朗普在相关问题上开创的先例，将对中美关系长期走向造成消极影响。
注释：
受人格特质与行为模式的影响，特朗普难以接受平等的交往，倾向于通过压力迫使中方合作，迅速达到其目标。这使美方台海政策日益浮躁，不仅在对台军事合作、官员互访和支持台湾地区“国际参与”等方面不断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还正探讨促进其印太盟友与台湾当局合作、在国内公开承认“台独”理念、[31]在台湾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甚至战术核武器等选项。其举动的挑衅性仍在增强，由此形成的舆论风气，不仅侵蚀着中美关系的基础，更对其国内外反华势力发出危险信号。
同时，特朗普善于把握重点，专注解决眼前问题，却缺乏长期关注政策进程的耐心。其政策执行高度依赖亲信团体，易受周围形势的影响。当前美国政界“亲台”势力已明显抬头。在国会，除已通过的“与台湾交往法”等涉台法案之外，尚有“台湾安全法案”“印太法案”“台北法案”等多项提案正在审议，国会议员在推动对台交往合作等方面动作频仍。在特朗普政府中，国务卿彭佩奥和副总统彭斯等关键人物大多倾向对华强硬，涉台领域中层官员，如薛瑞福、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国安会亚太经济安全事务主任田家希、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候选人斯威夫特(Scott Swift)和波廷格(Matt Pottinger)都与“亲台”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将使特朗普逐步形成对“亲台”势力的路径依赖，相关挑衅陷入“有进无退”的状态。在此背景下，即使目前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举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最终仍可能对中美关系形成不可逆的恶劣影响。这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同样并非幸事。
四、结 论
特朗普在台海政策上的持续挑衅，可能强力冲击两岸局势和中美关系。尽管目前其具体举措的象征意义仍大于实效，保留了一定的转圜余地，但综观特朗普个人经历和美国内政治氛围，个人特质和行为偏好决定了他不会满足于平等合作带来的双赢，势必不断在台湾问题上发起挑衅，以虚张声势的手段，同时向中国及其区内盟友施压，谋求美方相对收益最大化。受美国内政治环境影响，特朗普相关举措的负面作用还可能有所增强，甚至为中美关系发展设下危险的先例。总之，虽然特朗普台海政策的本意是以非理性的威胁促成理性的不平等合作，但受个人特质和国内政治环境影响，其必将持续做出有损台海稳定的举动。因此，我方应对特朗普台海政策中的非理性因素提高警惕，以斗争实现平等的合作，从而掌握台海局势走向的主动权，推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无论是精武体育会组织在东南亚地区建立分会，以推广中华武术和宣扬精武主义，还是借助乐华足球队的竞技水平，争夺东南亚地区的中国足球市场，它都是民国初期中国体育人的主动对外交往的尝试。其意义不仅在于获得了借助体育交往以保持和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传统友谊的目的，而且也改写了在近代中国体育的对外关系中，中国长期处于被动接受位置的局面，更为后来更大范围内中国体育对外交往走出去，提供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和范例。
[10]赵树迪等：《“特朗普特质”与中美关系前景初探》，《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6期，第98页。
[1][30][美]詹姆斯·戴维·巴伯：《总统的性格》，赵广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页，第56页。
[7]Tony Schwartz.“I Wrote The Art of the Deal with Trump.He"s Still A Scared Child”.The Guardian， Jan 18， 2018：A11.
[2][美]玛莎·L.科塔姆等：《政治心理学》，胡勇、陈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1页。
[3]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Washington D.C.：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Publishing，2013， F60.81.
[4][25]Arlen Williams.“Donald Trump and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An Interview with Sam Vaknin”.March 6， 2016， https：//www.americanthinker.com/articles/2016/03/donald_trump_and_narcissistic_personality_disorder_an_interview_with_sam_vaknin.html，2017年12月22日查询。
[5][13]Chauncey DeVega.“Harvard Psychiatrist Lance Dodes： Donald Trump is a ‘Sociopath’ and ‘A Very Sick Individual’”.September 12， 2017， https：//www.salon.com/2017/09/12/harvard-psychiatrist-lance-dodes-donaldtrump-is-a-sociopath-and-a-very-sick-individual/，2018年3月2日查询。
[6]John Gartner.“Donald Trump"s Malignant Narcissism is Toxic： Psychologist”.May 4， 2017，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2017/05/04/trump-malignant-narcissistic-disorder-psychiatry-column/101243584/，2017年9月15日查询。
文化产业在很多的发达国家已经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是发达国家主要的经济支柱，而在我国文化产业还处于亦步亦趋的摸索前进阶段，难以满足人们日趋增加的文化需求，在整体市场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文化自信使得文化产业合理的融合到相应的视域中，给予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契机，想要推动文化产业的长足发展，就必然要具备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以此为明晰的文化构建指标，形成与历史模块想嵌合的文化内容形式，体现其深远的内涵意义。
[8]尹继武：《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第15页。
[9]赵可金：《特朗普治国的个性之源》，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网站，http：//www.sss.tsinghua.edu.cn/publish/sss/8393/2016/20161202094424420144107/20161202094424420144107_.html，2018年5月2日查询。
2.2.2 概率性敏感性分析 根据前文的假设，成本服从正态分布，转移概率服从β分布。成本数据的状态分布参考相关文献[17-18，24，27]报道的参数的 95%CI值，计算其标准差；转移概率的状态分布则根据其均值和标准差计算其α、β值。采用TreeAge Pro 2011软件对模型结果进行概率性敏感性分析，对模型进行次数为1 000的蒙特卡洛模拟，相关参数见表8。对模拟结果绘制成本-效用可接受曲线，详见图3。
[11]严安林：《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台关系：进展、前景与影响因素》，《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3期，第1页。
[12]Dan P.Mcadams.“The Mind of Donald Trump”.The Atlantic， June， 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6/the-mind-of-donald-trump/480771/，2016年8月查询。
从表1可知，华东师范大学的季浏老师是发文量最多的作者，达到了17篇，其中有2篇独立完成，15篇合作完成，研究的主题主要是体育课程、绩效评价等。其次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汪晓赞老师，发文10篇，全是合作完成，她研究的主题是体育课程标准、课程评价等。排名第3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姚蕾老师发表7篇，独立完成4篇，研究的主题涉及学校体育、体育教学评价等。由此可知，这些核心作者发文通常是以与他人合作的方式，研究的主题也涉及广泛，但同时涉及了体育教学评价这一研究主题。表1中排名前10的核心作者中有5位作者是属于体育类师范院校，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有3位作者，因此华东师范大学为体育教学评价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秦明月正与大家一起吃饭，手机响了，他一看是边峰的号码就直接给挂了。但一分钟后，电话又响，他一看是妻子罗伽打来的，忙站起来走到外面去接。
[14]具体内容为：第一，过分夸大自身成就和才能；第二，沉湎于无限成功、权力等幻想；第三，认为自己是“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只能被其他特殊的或高地位人群了解；第四，追求过分的赞扬；第五，不合理地期望特殊优待或他人的服从；第六，在人际关系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侵害他人利益；第七，不愿理解或认同他人的感情和需求；第八，常妒忌他人，或认为他人都在妒忌自己；第九，显示出骄傲、傲慢的行为或态度。参见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Washington D.C：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Publishing，2013， F60.81.
本我中的破坏欲被玛丽淋漓尽致地宣泄了出来。当她第一次到农场，鞭子便在摩西的脸上有了用武之地，这也是玛丽和摩西的第一次碰面。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只因摩西停下来擦了下脸上亮晶晶的汗珠，补充因过度劳动流失的水分，就是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动作激怒了玛丽，“她情不自禁地举起鞭子，在他脸上狠狠地抽了一下，她看见他漆黑的脸颊上有一条乌黑的伤痕，从那儿冒出了鲜血”。但让玛丽真正气愤的是她想到这人竟然可以到警察局去控告他。玛丽对佣人的要求挑剔、刻薄，导致家中频繁更换佣人，迪克和她一度无法找到肯为他们服务的佣人。玛丽对这些土人极为苛刻，鞭打、克扣工资是常事，并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欢乐。
[15][17][18][19][美]唐纳德·特朗普：《做生意的艺术》，张晓炎等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1年，第2页，第11页，第120页，第68页。
[16][20][21]E.A.Dowgwillo， S.Dawood， A.L.Pincus.“The Dark Side of Narcissim”.The Dark Side of Personality：Science and Practice in Social， Personality，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ublishing， 2016， p.25， p.29， p.28.
[22][美]麦克唐纳·特朗普、梅瑞迪斯·麦基沃：《永不放弃——特朗普自述》，蒋旭峰、刘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23][24]Michael Kruse.“How the Trump Show Gets Old”.Politico Magazine，May/June，2018，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8/04/25/donald-trump-tired-gets-old-boring-season-two-218012，2018年10月2日查询。
从现状来看，很多报纸编辑人员创新意识薄弱，没有忧患意识，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得过且过，这种现象在地方性报社更为常见。在管理制度和模式上，奖罚制度不够健全，造成报纸编辑人员创新意识不强，还有一些人对报纸行业的前景没有信心，自身又不愿意做出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报纸编辑工作的正常发展。在报纸编辑工作中，这些现象对报纸行业的整体发展十分不利，在工作中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工作的改进与创新。
“共享单车”首例触犯刑案即是“私藏共享单车”。2016年，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首例共享单车刑案做出一审判决，以盗窃罪判处犯罪人韩某某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本案的具体案情为：五十二岁的韩某某因见门口的共享单车几日无人使用，便想自己占有一辆，于是趁无人注意时，将车直接搬入自己家中，但因无法开锁，便搁置家中。
重庆地区水稻机械种植水平主要是因为重庆以丘陵山区为主的地理条件、弱势劳动力为主的农村人口结构、插秧机操作技术不规范、机插秧育秧技术复杂、购机补贴过高和插秧机产业服务落后等因素影响了水稻插秧机大面积应用。针对这些影响因素，应采取建立新型推广模式、研究引进适合丘陵山区使用的插秧机、建立统一的育秧场地和加强插秧机操作和育秧技术培训等策略来提升重庆地区的水稻机械化种植水平。重庆地区的水稻插秧机示范推广成功后，将为全国众多丘陵山区的农户提供宝贵的经验，将提升我国丘陵山区水稻机械化种植水平，促进我国水稻机械化生产。
[26]Reuters Staff.“Trump Conversation with Taiwan President a ‘Courtesy Call’： Pence”.Reuters， December 4， 2016，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ump-china-idUSKBN13T0MF，2017年12月25日查询。
[27] “Trump vs.NATO： It"s Not Just About the Money”.The Atlantic，July，2018，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7/trump-nato-allies/564881/，2018年9月查询。
[28] 参见“台美商会”网页：http：//www.us-taiwan.org/events.html，2018年11月2日查询。
[29]特朗普在除经贸议题外的对外政策上整体保持了战略收缩态势，在亚太区域也不例外：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在印太区域竭力强调“威慑”与“防卫”，更关注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区域内国家的主权，对台湾问题仅有简单提及；美方之前在台湾问题、朝鲜问题上遇到坚决反击后也都选择了通过对话手段尽快缓和争端；支持台湾当局整顿军备、强化国际参与的相关探讨也侧重其长期效果。以此足见其在短期内无意卷入与中方的冲突。
[31]如签署一系列承认“台裔”为独立种族的法案，设立相关纪念活动等。
Personal Traits， Behavior Preference and Relative Benefits：An Analysis on Trump"s Taiwan Policy
Lin Zhongwei
Abstract：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leadership trait-based research， we have found that Trump"s personal qualities and career experience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i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especially on his Taiwan policies which tend to be more aggressive，variable and disruptive.As the game model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aiwan issue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joyed unconditional cooperation with Tsai ing-wen authorities， more room has been provided for Trump to further his“leverage” with the Taiwan issue and maximize the relative profits.Therefore，it is foreseeable that Trump"s series of actions on the Taiwan issue will not only exacerbate the volatil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but also but also will have a long-term negative impact on Sino-US relations.
Key Words： Trump， Taiwan issue， Sino-US relations， personal trait
中图分类号： 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9)02-013-07
作者简介： 林中威，男，政治学博士，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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