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风廉政建设论文,领导集体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牢记邓小平的历史重托，深刻总结“苏东”剧变和“89国内动乱”的经验教训，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从严治党，从严治风，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切入点，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性的重大举措，从根本上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在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深化对党风廉政建设规律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概念。同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明确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赋予党风廉政建设新的时代内容和新的理论概括，形成比较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新的方略、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进而形成了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思想。
一、科学认识“党风”概念；在党的学说史上第一次提出“党风廉政建设”这一完整的概念，深化了对党风廉政建设规律的认识
概念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而形成的。概念的科学化，反映出人们对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是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对“党风”、“党风廉政建设”这两个概念的认识的深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党风廉政建设的认识更加科学。
（一）科学认识“党风”概念，使“党风”概念由经验描述型上升为规范型
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点之一，在党的学说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党的作风建设有着比较丰富的思想认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明确提出“党风”这一概念。毛泽东在党内首先使用“党风”这一概念，[1](P136)而且对党风下了一个经验描述型的概念，他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是延安整风的任务，[2](P812)并且认为，学风、文风也是党风。如果从下定义的角度看，毛泽东的“党风”概念，并不十分的严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发展了毛泽东党风建设思想，把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但在概念上基本沿用毛泽东党风的概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人有关党风建设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党风廉政建设新的实践，对“党风”进行了比较科学的、比较规范的概括。他指出：“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党的作风状况，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3](P531)“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4](P175)党风廉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科学认识使我们党对党风概念、内涵的认识从经验型描述上升为规范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党风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深化。
（二）在党的学说史上，第一次提出“党风廉政建设”这一完整的概念
在深化对“党风”概念和发展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将廉政建设从党风建设的内容中凸现出来，把党风建设与廉政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并列的整体概念。
从本意上说，党风与廉政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党风是党的形象问题，是全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反映党的特征和品格的整体精神风貌。廉政则包含有廉洁政治、廉洁政权、廉洁政府、廉洁官吏之意，是对国家政权而言的。二者在内容上、对象上存在明显的区别。但是，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二者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领导党，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领导。作为执政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履行执政的职能。因此，作为执政党，既要对党负责，加强包括党风在内的党的建设；又要对国家和人民负执政的责任，加强廉政建设，二者在执政党身上是重叠交叉、密不可分的，党风影响政风，甚至决定、主导政风，政风影响党风，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党风问题的解决。因此，把党风和廉政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形成党风廉政建设的完整概念，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着重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党的学说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使用，但他们为执政党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人宝贵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在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第一次提出并使用“党风廉政建设”的完整概念。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中，把党风与廉政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出现，最早出现在1996年10月10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决议》中写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民主法制教育，加大反腐败、扫除社会丑恶现象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力度。”“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等两度使用“党风廉政建设”。此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多次固定使用“党风廉政建设”这一概念。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以前的代表大会的报告或文件中，几乎没有出现“党风廉政建设”这一完整的概念。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把党风建设、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并列提出的，党的十四大报告也是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并列使用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则使用的是“执政党的党风”一词。在江泽民的讲话中，比较早的使用“党风廉政建设”这一概念，是1997年1月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的讲话，讲话指出：“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3](P234-237)等，多次使用“党风廉政建设”这一概念。
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而提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党党风建设认识的一大变化，在党风建设中增强了执政意识，突出了“党管干部”的思想，突出了廉政建设的内容和地位。如同毛泽东提出并使用“党风”的概念一样，“党风廉政建设”完整概念的提出和使用，不能不说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风建设的一大发展，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成熟。
二、提高对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党风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时，赋予党风廉政建设新的时代内容和新的理论概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内容
（一）提高对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把党风建设作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切入点，把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历史高度；从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意义
在深化对党风廉政建设概念的认识的同时，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深化了毛泽东把党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的思想和陈云“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思想[5](P245)，把党风建设作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作为整个党的建设的切入点。江泽民强调，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由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任务决定的，也是由进入新世纪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任务决定的。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要有好的党风，完成新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要有好的党风，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有好的党风，带动全社会形成和保持良好的风气要有好的党风。要从国际和国内、党外和党内、历史和现实等方面，来深刻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党的作风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抓住作风建设，就抓住了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抓住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6]，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就越要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同时，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历史高度。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3](P69)并一再告诫全党：反腐败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3](P461)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要深刻认识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抓紧当前的工作。”[4](P176)他深刻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3](P442)“全党同志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党内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我们一定要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人民。”[3](P519-520)
（二）进一步明确党风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把“三个代表”作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时，赋予党风廉政建设新的时代内容和新的理论概括
在新的世纪之初，江泽民在总结历史教训与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提出了党风建设新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核心，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目标，发扬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教育，推进制度建设，解决突出问题，努力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并强调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根本目的就在于保证我们党能够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三个代表”要求的政治高度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是新时期党风建设指导思想的新特点。
同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矛盾、新问题，提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内容和主要任务，把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学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作为新时期党风建设的主要方面，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把“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作为新时期党风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任务。“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是对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内容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新特点、新形式、新任务的时代概括。上述内容都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之中，这是新时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前所未有的一个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而且，江泽民对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如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学风问题是一个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3](P330)“形式主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是我们党的一大祸害。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必须狠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3](P447)等等。
三、提出科学的党风廉政建设方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既加强党的领导，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探索出一系列加强党风建设的新方法
对于如何有效地进行党风廉政建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毛泽东运用整风的形式和政治运动的方式加强党风建设，突出强调思想教育和共产党员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从世界观和党性的高度来解决党风问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同时继承了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要教育与法制相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整理，从严治党、依法惩治腐败，在深化改革中根治腐败和不正之风，加强突出党风建设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等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于党风廉政建设新的实践，大胆探索，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形成了新时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方略，新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探索出一系列加强党风建设的新方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体系，丰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党风建设的思想内容。
（一）党风廉政建设必须教育和管理、德治和法治双管齐下
江泽民强调，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管理，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抓好了，德治加强了，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提高了，就可以有力地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问题的发生。管理抓好了，法治加强了，就可以堵塞引发违法犯罪的漏洞，依照法纪惩处违法乱纪分子，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又可以起到警戒和教育作用。
对于反腐败斗争，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沿着法制的轨道健康有序地进行。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治标和治本，是反腐败斗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立足于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堤防。另一方面要着眼于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通过体制创新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既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使人民群众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又要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针对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具体体制、制度和薄弱环节，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还要认真抓好治标工作，严惩各种腐败行为，依法打击腐败分子，为反腐败治本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总之反对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障，监督是关键。”“坚持教育、法制、监督相结合，坚持预防与惩治相结合。”[3](P267)
（二）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既加强党的领导，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反腐败的实践中，不断开拓，逐步探索并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既加强党的领导，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这就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主要领导亲自抓，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3](P267)这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建立，是党的领导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具体化，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操作性，是党在新时期加强对反腐败工作领导的重大发展。江泽民强调，要促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各地区和各部门必须协调行动，努力形成各部门一起动手，各领域协调行动，各种手段配合运用，全方位、多方面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的局面。
（三）探索出一系列加强党风建设的有效方法：“三讲”教育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相结合；深化改革力争从源头上预防、治理腐败和查处大案要案、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相结合
在德治和法治方略的指导下，第三代领导集体积极探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方法，将“三讲”教育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结合起来，将深化改革从源头上预防与治理腐败和查处大案要案、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相结合，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克服了用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式整风反腐败的时代局限。
用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整风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是富有时代特征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它既不搞政治运动，又能促进解决党内尤其是领导干部中党性党风方面的问题。“三讲”教育坚持正确的民主原则，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依据法律法规办事，防止出现过去政治运动中那种“大民主”，继承并创新了依靠群众解决党内问题的科学方法，继承并创新了党的整风经验，在党性党风教育方面把民主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开辟了党性党风教育的新途径。
江泽民多次强调要建立和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以法规的形式规范了各级党委、政府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到责任主体、责任范围、责任内容、责任考核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反腐倡廉的领导责任，强化了约束机制，加大了领导力度，有利于切实改变一些部门和单位对这项工作抓而不紧，抓而不实，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的现象，有利于推动反腐倡廉工作更加深入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纳入经常化、规范化轨道的一项基础性制度，是新时期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保障，也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走向法制轨道的重要标志。
同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治腐”方针，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本之举，如各级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武警部队与所办经营性企业脱钩，取消党办企业、官办企业、军办企业，实行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同时坚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三项工作一起抓。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查处大案要案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巨大进展。
结论：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经验与发展规律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行到了高一级的程度。”[7](P297)这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科学规律，也是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认识规律。通过研究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贡献，我们可以发现党风廉政建设具有以下规律性特点：(1)人们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律性认识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实践的丰富而逐渐深入，执政时间越长，党风廉政建设的任务就愈加艰巨。(2)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是在党风廉政建设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3)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反腐败斗争是不同历史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共同任务，“三反”斗争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4)党风廉政建设的模式从政治运动式逐渐走向法制化轨道，在社会稳定发展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5)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等等。党风廉政建设的这些规律和特点对于人们科学认识党风廉政建设的现状、对于我们党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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