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演进中的突破之 “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 ”〔*〕
——基于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的分析
卢正涛
(贵州大学 东盟研究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文明突破，产生了两种新的文明形态，一是中世纪农商文明，二是现代工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兴起的关键在于国家经济活动的现代化。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消除多主体的分割治理，以主权统一国家的形式提供公共产品，国家根据社会私人产品市场化生产者的需要提供公共服务和支持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家，构成了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的启动条件。英国具备了这些条件，率先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时代。
〔关键词 〕文明演进；工业文明；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
人类文明在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曾出现两次突破：一次发生在中世纪的西欧，世界个别地方从农耕文明转向了农商文明。另一次起源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以工业革命的爆发为标志，人类社会逐渐过渡到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文明的突破表明，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新文明破土而出，呈现出与旧文明不一样的景观，同时也给旧文明国家施加巨大压力。工业文明不同于农商文明和农耕文明，工业国力图把所有国家都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边缘化的巨大压力驱使仍然处在农耕文明或农商文明阶段的国家争取迈入工业文明；工业国不断进行创新，力求拉开与其他工业国之间的差距，激烈的竞争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突出的特征。为什么现代工业文明率先在英国而不是中国、法国或荷兰兴起？本文尝试从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的视角予以分析，并揭示国家作用的根本性变革。
在李莉整天用崇拜的眼光看着许峰的时候，许峰站在出租屋的灯光下，用指节轻敲她的额头说：“傻丫头，安心跟着我吧，看我翻江倒海，锦鲤翻身。”其实那时他们都刚大学毕业，工作找得都不如意，李莉暂时就近找了两份临时工，刚能负担吃住，而许峰的一份小公司跑腿的工资都花在了武装他自己上，他的口号是：门面也是本钱。
作者贡献声明 赵博文：参与选题、设计及资料的分析和解释；撰写论文；根据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付晶：选题，设计，进行资料的分析和解释；撰写论文；修改论文的结果、结论。洪洁：资料的分析和解释。李莉、杨素红：选题，设计。 李蕾：参与资料的分析和解释；根据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周剑、王乐今、布娟、宿蕾艳、韩英军、方民、刘雯、张浩：参与病例资料收集
一 、何为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跨入近代后特有的现象，它广泛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生产力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无论广义狭义，还是什么学科、哪个理论流派，对现代化的理解有一点都是共同的：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属于这种整体性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经济活动是相对于社会私人经济活动的概念，它服从并服务于社会私人产品生产的目的，保障社会私人经济的发展，引导着社会私人经济的转型。所谓“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是指国家经济活动的目标从维护市场经济转向发展现代经济，国家从主要为以商人为主体的企业家提供公共产品向为以工业家为核心的企业家提供公共产品转变，促进国家与社会全面、深入合作的过程。
首先，国家经济活动的目标从维护市场经济转变为发展现代经济。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特指在农业生产力条件下因生产的目的和经营方式的变化而生成的经济形态。一是在生产力水平上，市场经济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无质的区别，同属农业生产力的范畴。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忽略二者之间在生产的目的和经营方式上的重要差异。二是在生产的目的和经营方式方面，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相比又有显著的差别。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私人产品生产的目的不再局限于满足个人及家庭成员生存的需要，而是为了解决更多人的生存问题；通过市场来组织社会私人产品的生产是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在整个社会私人经济活动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自然经济则不同，它更多的是依靠个体农民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来解决自身及家庭成员的生存问题。三是市场经济仅产生于中世纪中期的欧洲。市场经济是在特殊的地理条件(土地不太适合谷物生长，农耕文明不发达)、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位于亚欧农业文明带的最西端，处在农业帝国扩张或草原游牧民族闪电式进攻所及的范围之外)和独特的国家形态(国家权力遭到分割，被分散到各个主体的封建国家)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经济形态，它是以专业商人的出现及其活动作为诞生标志的。〔2〕缺少了这些因素，即使商业再发达，也不会产生经济地位独立的专业商人。只有西欧，因为同时具备了这些条件，并且这些条件在较长的时期内存在，才产生了市场经济。现代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市场经济，企业家从事私人产品的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依靠市场实现生产的目的。然而，建立在工业生产力之上的现代经济，采用机器大生产，通过开发新产品来增加商品的品种和数量、扩大市场的规模、提升市场的品质，不断更新市场的内涵，将农业社会改造成为工业社会；在以农业生产力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商人只是将分散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产品汇聚起来，并不创造新的产品，市场对农业社会的改造是有限的。从维护市场经济转向发展现代经济，是国家经济活动目标的一次重大转变，驱动私人产品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保持社会持续创新，依靠创新支撑发展，成为国家经济活动的目标乃至于一切行动的出发点。
1.1 材料 试验于2015—2017年在山东莱州大自然园艺科技有限公司苹果示范园进行，试材烟富3/M9/八棱海棠，2015年定植，株行距1.5 m×4 m，示范园按常规管理。发枝促花剂包括发枝素型和促花剂型，其中发枝素用于促进1～2年生幼树主干抽生长枝，促花剂用于促使2～3年生幼树分枝抽生中短枝，形成花芽。试剂由莱州大自然园艺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生产，主要成分为6-BA。
其次，国家从为以商人为主体的企业家提供公共产品向为以工业家为核心的企业家提供公共产品转变。以商人为主体的企业家与以工业家为核心的企业家在活动的目标、方式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在活动目标上，以商人为主体的企业家赚取的是商业利润。企业家将商品从一地运到另一地，利用商品的地域市场价格差距赚取利润。商品的地域差异越明显，价格的差距越大，可获利润就越高。这就不难理解，随着西欧国家开辟新航路，从事中国丝绸、印度细棉布、东南亚香料、美洲的烟草及棉花等商品买卖的海外贸易商获利甚丰。以工业家为核心的企业家要赚取的不仅是商业利润，而是更为重要的工业利润。工业制成品与非工业制成品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机器加工制作后而形成的产品。机器加工意味着智力投入越大，开发的新产品越多，产品的价值越高，利润越丰厚。以工业家为核心的企业家赚取的主要是工业利润。在生产方式方面，以商人为主体的企业家依赖个体农民的家庭经营和手工业者作坊、工场的生产所提供的产品。以工业家为核心的企业家开办工厂，采用机器进行规模化生产，不仅开发出越来越多的产品，而且使生产链条越拉越长，生产过程中的分工越来越细，市场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社会影响方面，以商人为主体的企业家的活动，逐渐将部分社会私人产品的生产市场化，但市场化的程度是有限的，市场只是对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产经营发挥作用。以工业家为核心的企业家的活动既是市场化的，更是工业化的，它把个体农民的家庭经营与手工业者的作坊、工场生产降低到次要地位甚至微不足道，对社会产生猛烈、持久的冲击，影响广泛、深远。从市场经济转向现代经济，就是通过以商人为主体的企业家及其活动向以工业家为核心的企业家及其活动转换实现的。相应地，国家行动的指向和意涵也发生了变化。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围绕以商人为主体的企业家展开活动，为其从事经营活动提供所需的国内社会秩序、财产安全保障和法律体系等公共产品。由于商品的地域性差异对于市场经济的成长极端重要，建立强大海军成为国家提供的国防公共产品的主要内容。在现代经济中，国家围绕以工业家为核心的企业家的活动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不仅包括市场经济中国家为企业家提供的那些公共产品，还新增如国家创造条件培育工业家、化解因市场改造旧社会而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社会对抗冲突、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以使企业家有充足的熟练技工与创新人才以及能够转化成为新产品的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与类似，当和分别等于零时，式(12)中的P、Lv和Mv分别为0，可得其交点轴线T-Map的3维空间域边界方程分别为：
注释 ：
绿色金融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绿色金融政策的顺利实施需要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的共同参与。在绿色金融政策下企业融资博弈模型中包括政府监管部门、企业和金融机构3个利益主体，其中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其主要职责是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管，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
二 、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启动的条件
在通往现代工业文明的漫长道路上，英格兰一马当先，率先叩开了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的大门，成为第一个现代工业文明国家。由于最先开启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的条件过于苛刻，以至于其他许多国家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后也未能满足。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就不能成为现代工业文明国家。相反，其他国家可以效法英国，主动作为，运用国家政权力量强行启动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将本国推上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轨道。这些条件是：
第一，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
美国学者马德里克曾提出：“英国出口的发展和庞大的国内市场共同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形成和重要的资本投资，这正是真正的工业革命所需要的。”〔4〕马德里克的这一见解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工业革命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市场创造出规模经济和资本投资，也促成了人类的普遍交往。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才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跨进现代工业文明时代。
14世纪，英国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已经显现出来。爱德华一世时，来自于土地、封建领主、司法活动等的传统收入在国王全部收入中的占比下降到40%，税收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税收的性质从与分封土地有关的封建赋税转向全民性的赋税，征收的对象是全体自由民的收入和可动财产。〔17〕国家税收的变化反映在两方面：一是纳税人从教士、贵族转向了包括骑士和城市市民在内的全体自由民。纳税人队伍的扩大增强了社会同国家进行博弈的能力，使议会这一社会与国家博弈的制度得以维系，并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强化。二是从对不动产征税向对动产征税的转变。对动产征税既表明新市场主体的产生与发展，也意味着国家行为必须随税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按照市场主体的需求调整国家经济活动的目标和内容，如执行呢绒制造商限制羊毛出口以保护本国工业的请求，满足其他工业团体的类似要求。1463、1484年英国两次禁止丝绸进口，针对帽子和布匹、精细的纺织品和丝绸、骰子和网球、火锅和祝胜铃、彩色肖像和圣水钵也同时颁布禁止进口法令。这些法令至少可以表明：“有许多声音要求得到保护，在良好的条件下，他们的要求能够转变为政府的政策。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声音在议会中能够被听到。”〔18〕作为国家与社会商议税收机构的议会，各纳税人尤其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自然通过议会对国王施加压力，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由于国家大部分收入来自市场，这决定了国王必然要对商人等的要求作出回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满足，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逐渐深入。
社会私人产品的市场化生产、世界市场的成长及其规模经济的形成和规模资本投资的出现、人类普遍交往的发生，都是建立在国家角色发生转变这一基础之上的。所谓“国家角色的转变”，就是指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7〕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意味着：一是国家经济活动的目标变了，从维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向了发展市场经济；二是国家服务的对象和国家行动的内涵发生了改变，从为个体农民家庭提供公共产品向为以商人为主体的企业家提供公共服务转变。正因为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国家才强力推进社会私人产品生产的市场化进程，支持海外贸易，促进市场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人类从地域性交往跨越到世界性交往，创造出能够引发工业革命的各种条件。毋庸置疑，在工业革命前的市场中，商人，特别是海外贸易商的地位举足轻重，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时的企业家就是商人，商人活动范围越广，从事交易的商品越多，贸易的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将更多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纳入到市场，促使其生产活动市场化。因此，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和资本投资能否出现，以商人为主体的企业家是关键。只有在国家将服务的对象从个体农民家庭转向商人的条件下，商人才能踏出国门，奔走于各大洲，把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资源强制集中到某一地或某一个国家，造就出规模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形成重要的资本投资，从而引发私人产品生产形式的根本变革，将人类社会带入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显而易见，国家，准确地说是公共经济活动已经市场化的国家才是决定一个国家迈入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最重要的变量。这就不难理解，曾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现代工业文明先导国家。将国家经济活动的目标限定在维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重农抑商”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现代工业文明需要的普遍交往以及有效的规模经济和资本投资等。只有在国家经济活动已经市场化的国家，国家才有可能从众多的企业家中选择支持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家，启动国家经济活动的现代化。
第二，消除多主体的分割治理，以主权统一国家的形式提供公共产品，并且国家(政府)根据社会私人产品市场化生产者的需要提供公共产品。
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是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的基础。但是，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的发生却是以主权统一国家的消失、多主体分割治理的形成为前提的。在多主体分割治理的西欧封建国家，作为国家名义上的代表——国王(王权)软弱，既无力制服封建领主，也不可能限制独立商人的崛起。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市场经济诞生了。市场经济为封建国家内的各治理主体开辟了新的财源，带来了新的收入，〔8〕各主体竞相为商人、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从而使自身的经济活动市场化了。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封建国家内各治理主体公共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如果说这种多主体竞争的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市场经济发育的话，那么，在创造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条件方面却无能为力。“在提供包括国防、法律和秩序，保护产权安全在内的公共产品方面，一个联合起来的垄断者，比如国家，肯定比那些分权的多个垄断者的提供更为有效，因为后者会出现多重协调失败(一个会导致共同受损的制度安排仍会继续存在的原因是没有人愿意改变它，并且他们也不允许别人来改变它)和囚徒困境(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理性人不会维护共同规则的约定，因为违反规则才是他们的短期利益所在)问题。”〔9〕在西欧封建国家，为了从新生的工商业活动中获取收益，各治理主体设置各种关卡，实施各自的法律，严重阻碍着商品的自由流通，多重协调的失败与囚徒困境同时存在，谁也不肯放弃自己既有的“特权”，权力分割治理的体制延续下来。
〔11〕参见〔荷〕马尔腾·波拉：《黄金时代的荷兰共和国》，金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71-172页。
第三，国家(政府)支持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家。
机械电气一体化技术主要是指在机械功能的设计、应用过程中，将先进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动力技术等）引进到机械结构的主功能、信息处理、功能控制中，进而将机械的控制装置，与电子控制软件有机结合到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统一的系统。
②缺点：SP刚度小，易变形，施工时组合焊接工作量大；钢材易锈蚀，防腐处理难度大；工作寿命短（一般20～30 年）；价格高（DN1 800 mm 单价7 669元/m）。
在市场成长的基础上，国家(政府)选择支持什么样的企业家直接关系着是继续停留在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层面上还是迈向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市场经济产生后，商人、手工业者、生产受市场机制支配的个体农民等构成了企业家群体，其中，商人是企业家的主体。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时的市场是商人的“天下”，市场规模能否扩大，取决于商人活动的范围以及由此带来的商品品种的多寡和商品交易量的大小。在造就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市场规模和促成人的普遍交往方面，商人尤其是海外贸易商居功至伟。可是，仅仅是依靠贸易商将地域性差异巨大的产品从一地运到另一地，是不可能导致社会私人产品生产的根本性变革的。“早在17世纪60年代荷兰的鼎盛时期，英国人就敏锐地观察到只发展国际贸易、不发展国内生产的荷兰并不能保证大多数居民的共同富裕。除了少数几个与远洋贸易相关的行业与职业之外，荷兰的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与大多数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存产品的生产与交易方式并未发生大的变化。”〔12〕工业文明的要义就在于，大多数人日常生活必须品采用工业化生产以及国家为这种生产提供公共产品。如果沿用传统方式生产日常生活必须品，整个国家就仍滞留在农业文明或者农商文明时代。荷兰之所以未能成为第一个现代工业文明国家，除了前述的制度体系低效或无效外，还与荷兰国家(政府)的经济活动迟迟没有完成从市场化到现代化的转变紧密相关。
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在论述工业革命起源时对英国与荷兰进行了比较：“与荷兰等国不同，英国的经济目标并未被商业与金融集团所完全支配，而是越来越被制造业压力集团所主导，这些工业势力最早是事关财政大计的毛纺织业，以后则是其他行业。工业与商业之间的打斗在东印度公司问题上体现得最富戏剧性，到1700年终于在国内市场决出胜负，此时，英国工业生产商争取到了贸易保护，禁止了印度纺织品的进口。不过，在海外市场，工业势力的获胜尚待1813年，那年，东印度公司被剥夺了在印度的垄断权，从此兰开夏棉纺织品开始大举涌入，由此打开了南亚次大陆‘去工业化’的闸门。”〔13〕霍布斯鲍姆的分析极具启发性，虽然从总体上看荷兰和英国都已经成为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的国家，但是，在市场有了相当程度发展的前提下，如何支持市场主体扩大规模以便更好地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成为国家经济活动的新目标、新任务。荷兰沿袭老套路，依然停留在支持商业及其金融集团，为商人这类企业家提供公共产品上；而英国则另辟新路，选择支持能够创造新产品、不断更新市场内涵的制造业主。正是这一选择，使得英国的国家经济活动，无论是国家行动的目标还是内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从而开启国家经济活动的现代化，从众多的国家中脱颖而出，阔步迈入现代工业文明时代。
三 、现代工业文明在英国的兴起
英国不同于欧陆国家。在大陆上的国家陷入分裂、王权衰败不堪的时候，英国实现了统一。1066年的诺曼征服是英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征服者威廉吸取大陆封建国家的教训，直接掌握大量土地，保证有足够的力量钳制贵族，同时将贵族的领地分散到各地，避免连成一片，强大的王权嵌入到贵族并立的多主体治理结构中。“威廉王既不愿意使其封臣的领地过于庞大集中而形成不听命于王的独立王国，也不愿意看到原英国领主过多、地产破碎而使王权孱弱的局面再现。因此，他将以前数千个旧领地合并为若干大地产”。〔14〕但是，王权的强大并没有带来贵族的毁灭，“他们没有联合，也没有相互损毁。他们生活于民族和政治冲突的状态中，一个民族拥有巨大的统治权，而另一个民族也并不缺乏抵抗的手段”。〔15〕强大的王权—有实力的贵族这一奇特的治理格局长存于英伦三岛，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成长，也有助于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一方面，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在理论上是有能力为社会私人产品市场化生产者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另一方面，有实力的贵族对王权的顽强抵抗又使得国家不得不为社会私人产品市场化生产者提供公共产品，推动着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因为市场经济为国王带来了新的收入，增加了国王在与贵族博弈中的胜算，国家乐意向私人产品市场化生产者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治理格局及其国家与贵族间的博弈能否演化出双方可接受的具体制度。1215年的《大宪章》是一份维护贵族权利的文件，它没有也不可能触及更低等级的利益，但规定贵族选出25人委员会监督宪章的执行。“英格兰王国事实上已经被托付给这25人。他们与国王共和而治，在执行权方面甚至凌驾于国王之上。由于无论直接还是间接，政府都不得不忍受保证或监督《大宪章》的机制，不合法的干预几乎不可能发生。”〔16〕休谟的评价有些言过其实，然25人委员会的产生却是国王与贵族博弈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国家被迫同意社会组织起来，以集体行动的方式与之进行讨价还价。社会也因为参与讨价还价的人数有限反而行动更加有效，随后出现且长期存在的议会为社会提供了合法的、有效的对国家提取社会私人产品与提供公共产品的费效比进行评价的途径。一个主权统一而又按照社会私人产品市场化生产者的需要提供公共产品的有效国家(政府)在英国形成了，这是英国不同于其他所有国家的地方。
工业革命需要的规模经济和资本投资从何而来？规模经济是在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表明社会的私人产品通过市场来生产，体现着市场的规模和水平。在人类生产活动史上，社会私人产品由市场来组织生产是一场划时代的变革，它标志着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人类社会已经开始了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成员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市场机制从最初只是对少数人的生产经营发生作用，发展到影响到相当多的人的生产活动，以至于最后在个别国家支配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生产活动和生产过程。作为能够引发工业革命的规模经济和资本投资，并不单纯是国内市场发展的结果，还必须有世界市场作支撑。世界市场起步于中世纪中期的西欧。市场经济产生后，追逐利益日渐成为西欧国家社会各阶层的共同目标。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王公贵族、富商巨贾掀起到海外淘金热潮，远洋贸易因之发展起来，市场从欧洲扩展到非洲、美洲、亚洲。受惠于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市场，英国率先创造出规模经济，出现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兴业现象。规模经济带来有效市场需求，刺激着企业家不断进行投资，创新生产方式，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同时，人类交往的范围大大扩展，交往的形式也发生根本性变革，普遍交往或世界性交往作为人类交往的最高形式产生了。对于交往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马克思曾给予高度的肯定，他在1846年给安年科夫的信中这样说道：“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5〕马克思视交往为人类社会的本质特性，是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离开了交往，社会就没有信任与合作。市场尤其是世界市场将以往人们之间偶然的交往变成为普遍交往，使人们结成了无法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有关人的需求的信息得以广泛传播，汇聚成为企业家可以进行投资的有用信息，企业家也可以放心进行规模投资。有学者认为，“世界性交往最重要的后果, 是通过新的国际分工造成了一个单一的世界性工业化中心的形成, 最终导致了工业文明在西欧一个特定国家的产生。”〔6〕可见，市场的发展不仅创造出规模经济和资本投资，而且还奠定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心理环境。
新航路开辟后，英国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环境发展海外贸易和加强海军建设。“对于文艺复兴时代欧陆各君主政体来说，建立强大的军队是生存的先决条件。这种迫切性对于地处岛国的都铎王朝国家却并不尖锐。一方面，近代早期军队规模与军费开支的日益膨胀以及大批士兵隔海作战成为明日黄花……另一方面，这种(大陆国家)陆地优势并未演化成相应的海上攻击能力。……因此，从海上入侵英国的威胁并不十分严重。结果是，在英国，在向‘新君主政体’转变的关键时期，都铎王朝国家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立与法国、西班牙绝对主义相匹敌的军事机器。”〔19〕没有了外敌入侵的威胁，英国无花费巨资建立常备军(陆军)之必要，这样能够把从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发展中获得的收入持续投入到海外贸易扩张需要的海军建设上，走上了社会私人经济活动与国防公共产品相互促进的发展道路。结果，海军越发展，越能保障海外贸易；海外贸易越扩张，越能带动社会私人经济活动的市场化；社会私人经济活动越市场化，越能驱动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伴随英国海外市场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快速成长，加速了以海军的建设和使用为核心内容的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进程。
〔8〕蒂尔尼等认为，市场的出现，意味着“国王、贵族和农民仅仅依靠土地产品生活的朴实世界已不复存在。”参见〔美〕布莱恩·蒂尔尼、〔美〕西德尼·佩因特：《西欧中世纪史》(第六版)，袁传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5页。
四 、结 语
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第二次突破。它表明，人类社会在私人产品市场化生产的前提下实现了生产的工业化。工业化、市场化一刻不停地创造新产业，推出新产品，使得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越加复杂，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劳动，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合作因此得以充分展现，并随着市场化、工业化的推进而日益走向全面、深入。建立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与合作愈益密切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更加依赖作为实现、保障全社会范围内合作的组织——国家——的参与，需要国家围绕以工业家为核心的企业家的活动提供公共产品。易言之，社会私人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工业化要求国家经济活动的现代化(市场化、工业化)与之相适应，文明的这次突破就是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的“杰作”。能否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开路先锋”，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是先决条件，凡是仍停留在自然经济状态的农业国家，哪怕其强盛于一时，都自动被排除在现代工业文明先发国的侯选国名单之外。现代工业文明是在市场基础之上生成的文明，一个排斥市场、敌视市场的国家不可能率先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但是，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只是具备了现代工业文明先发国的侯选国资格，并不表示自动成为现代工业文明先发国。一个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的国家，只有实现权力的集中，以主权统一国家的形式，根据市场主体(企业家)的需求提供公共产品，并且从众多的市场主体(企业家)中选择制造业主，支持他们从事创造性活动，从而培育出工业家，才能成为现代工业文明先发国。那些政治上分裂(德国)、漠视市场主体(企业家)的需求(法国)、不支持制造业主(荷兰)的国家都失去了成为现代工业文明先发国的机会，唯有英国同时满足了如此苛刻的条件，率先开启国家经济活动的现代化，成为现代工业文明先发国。自英国始，各国纷纷转向工业文明，呈现出不同的道路，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的国家，追随英国推行工业化，工业化与市场化同向，较为顺利地迈进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大门。在西欧国家和美国，由于社会私人产品的生产有较好的市场化基础，只要国家转变政策，支持发展制造业，就能够过渡到工业文明。它们在英国工业化生产展示出的巨大优势面前，主动作为，迅速跟进，用比英国还短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二是国家经济活动非市场化的国家，既反对工业化又排斥市场化，在较长的时间里远离现代工业文明。这类国家都是农耕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长期依赖农业生产，国家经济活动仍停留在非市场化阶段。在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冲击时，国家不是因势利导，而是抱残守缺，既不引导社会私人经济活动转向市场化，又不集中社会的资源发展制造业，被动应对，最终走向衰败。三是国家经济活动非市场化的国家在工业化与市场化之间走极端，或而以市场化对抗工业化，或而用工业化否定市场化，长期在现代工业文明门外徘徊。典型的莫过于拉丁美洲国家，在欧美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的19世纪仅满足于出口农矿产品，用市场化抗拒工业化；而在20世纪30—80年代搞工业化时又在事实上限制了市场力量的发挥。所有这一切证明了文明演进的铁律：国家决定着文明兴衰。
然而，由于酶促反应涉及的步骤增加及后处理导致的成本增加，使得酶促反应的工业应用受到一定限制。研究表明，酶促反应中添加表面活性剂，不仅可以提高酶的水解速率，还可以降低酶的负载[7-9]。目前，表面活性剂辅助酶解技术很少涉及食品工业。本文利用酶和表面活性剂辅助提取辣椒中的辣椒碱、辣椒二氢碱、辣椒红色素，通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优化其提取工艺，考察酶和表面活性剂添加量、酶解温度和酶解时间等对其提取率的影响规律，为辣椒的精加工和综合利用提供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
最后，国家与社会的合作走向全面、深入。在市场经济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已经开始了持续的合作。在国内，国家为商人进行贸易、生产市场化的个体农民家庭和手工业者的经营提供安全保障，保护其合法权益；在国外，国家或直接出面组建贸易公司，或与其他国家谈判、诉诸武力，保护本国商人的权益，扩大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作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合作的国家的活动，同因市场而进行合作的商人、个体农民家庭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经营有机结合起来，开始了持续的合作。可是，国家与社会间的合作因为农业生产力的局限而仅限于部分社会成员，合作是不全面的。同时，合作并不改变个体农民家庭经营和手工业者作坊、工场生产的组织形式，故不够深入。关于现代经济，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这样说过：“市场经济是一部复杂而精量的机器, 它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它也是一部传递信息的机器, 能将数十亿的各不相同的个人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市场经济中, 没有一个单独的个人或组织专门负责生产、消费、分配和定价等问题。”〔3〕萨缪尔森理解的市场经济无疑是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即现代经济，而不是处于农业生产力水平阶段的市场经济。要保证现代经济这部复杂、精量的机器有效运转和能够汇集数十亿人的知识与活动，国家必须介入到社会私人产品的生产过程之中，同社会进行全面、深入的合作。所谓“全面”，即国家同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合作。工业化以市场化为前提和基础，用机器大生产取代手工劳动，彻底改变了社会私人产品的生产方式，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因破产等而被卷入到市场化的生产中。生产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这就需要国家为以工业家为核心的企业家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市场的稳定运行，同时履行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的职责，确保社会稳定，将旨在全社会范围实现合作的国家的活动与社会成员通过市场进行合作的活动有机衔接起来。就“深入”而言，工业化、市场化的推进，国家不断介入社会私人产品的生产过程，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环节中与社会进行合作，成为社会私人产品生产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17页。
〔2〕〔18〕〔英〕M.M.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王春法主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187、277页。
〔3〕〔美〕保罗·萨缪尔森、〔美〕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 第21页。
〔4〕〔美〕杰夫·马德里克：《经济为什么增长》，乔江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70页。
b) 黑屏功能被启动时，当没有任何报警出现以及所有报警都恢复到“正常”状态时，操作站显示黑屏，此时操作人员可以处理报警以外的其他任务。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6〕陈振昌：《论交往的变迁与工业文明的起源》，《人文杂志》2009年第3期。
〔7〕有关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涵义的分析，参见卢正涛：《文明演进中的突破之“中世纪农商文明的诞生”——基于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的分析》，《学术界》2018年第8期。
17世纪革命期间，英国连续颁布了三个航海法令，针对当时主导国际贸易的荷兰，规定产自欧洲或殖民地的货物只能由英国或者英属殖民地的船只运往英国、船长和至少3/4的船员必须是英国人等，其目的是限制、缩小乃至剥夺荷兰掌控国际贸易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英国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战争的结果是击败荷兰，夺得海上霸权。1688年的“光荣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国内政治格局，国王与议会地位的变换使议会完全掌握了国家的决策权，政府成为议会的执行机关，根据议会的决定采取行动，其行为完全服从市场主体的需要，一个有效的国家建立起来，为英国实现从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转向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言之有效，一方面是国家能够从社会中获得足够的收入，形成了一套有很强执行力的制度体系，保证国家及时提供市场主体所需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是国家按照企业家的需求采取行动，社会也乐意向国家提供资源，双方在互利的基础上形成了牢固的合作关系。“英国实行中央集权制，拥有强大的渗透社会的力量帮助其发展，同时英国政府也致力于同资本家合作，这种做法同专制(粗暴)并与社会隔绝的俄国政权的做法相反。”〔20〕从汉诺威选帝侯入主英国起，一小撮经济地位重要、颇具影响的人如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商人、承运商、船主、银行家、经纪人、承保人、种植园主和发明人期望国家保护贸易和他们的海外资产。国家对他们要求的回应是将大部分收入投入海军和国内部队建设，维护其公民在国内外的利益。〔21〕以海外贸易为纽带和载体，围绕扩大贸易规模和市场份额，英国实现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紧密合作，依靠独一无二的海军，战胜最后一个竞争对手法国，完全控制了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海外贸易的急速扩张又造就出一个需求日渐增长的国内市场和不同于欧陆国家的社会结构。“由于国内外贸易的重要性，中等收入阶层(拥有中等财产的人)在英国一般比在欧洲大陆举足轻重。结果是，面向英国制造业的国内市场——购买力和构成这个市场的人们的爱好——比大陆的大部分国内市场更为有利”。〔22〕英国社会呈现出贵族—中等收入阶层—下层人的结构，而欧陆国家尽管也存在中等收入人群，但就整个社会而言，仍是贵族—下层人结构。据此不难判断，因贸易发展而人数不断增加的中等收入阶层对更多、更好生活必需品的追求，推动着国内市场需求的增长。正是这一市场使英国率先触碰到了能够引发工业革命的底线。“英国是以海外贸易为基础展开工业革命的一个经典模型”。〔23〕庞大的市场规模，特别是国家对制造业强有力的支持，在棉纺织业、冶铁业等行业率先引发了技术变革，机器生产在生产过程中迅速普及开来。然而，工业化的展开，加速了市场对传统社会的改造，造成手工业者等大量破产，工厂工人又掀起以捣毁机器为目的的卢德运动，社会出现严重的对立与冲突。对卢德运动的镇压表明，英国国家已经坚定地为工业家服务，为其经营活动提供公共产品，完全实现了国家经济活动的现代化，工业化不会因为国家的不作为而停顿、中断。当然，对于在市场改造旧社会中受到伤害的下层人，国家总得给予一定的关照，社会亦因此越来越文明。不过，这是1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不管怎样，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初，一个现代工业文明国家在英伦三岛已然兴起。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同样的劳动者在退休后，退休待遇却相差甚远，有调查数据显示：同样为30年工龄公务员平均退休工资7000元左右，而同一地区的同样工龄的企业人员退休工资2600元左右，退休工资悬殊巨大。有研究指出，我国公务员养老金替代率高达80%～100%，而企业员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为仅为40%左右。
〔9〕〔美〕S.R.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宋丙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1页。
〔10〕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171页。
显然，结束多主体的分割治理，将各种权力收归中央政府，建立一个能够为市场、向以商人为主体的企业家提供公共产品的主权统一国家，才有可能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扩大市场范围，造就引发工业革命需要的市场规模。从11世纪起，西欧国家在城市市民阶级的支持下开始了铲除封建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到15世纪结束时，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差不多都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然而，主权统一国家只是为市场的成长创造了可能性，并不表明国家(政府)一定为企业家的生产活动提供公共服务：一是有行动能力的国家(政府)未必根据市场、企业家的需求采取行动，法国和西班牙是典型。法国在国王查理七世当政期间，将原来由三级会议投票开征的特种税变为常规税种，无需被统治者的同意。国王通过赋予行会地区性垄断特权的形式保证有稳定的收入。西班牙的代议机构——卡斯第议会把征税权交给了皇室，与法国一样，依靠转让垄断权取得主要收入。〔10〕法国、西班牙王室的举动表示，在需要企业家为其行动提供税收支持时，国家(政府)能为企业家的生产经营提供公共产品，一旦摆脱对企业家的财政依附，就不再保护企业家的产权。市场失去了国家(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无法创造出引发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条件。据此可以判断，尽管法国、西班牙等实现了国家统一，建立主权统一的中央政府，只是在理论上为社会私人产品的市场化生产奠定了基础，但国家(政府)不受市场力量的约束，决定了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不会首先发生在两国。二是缺少有效的制度体系，导致国家行动乏力。荷兰是这方面的代表。17世纪，荷兰商业高度发达，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商业共和国，在维护商人利益，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上差强人意。虽然有三级会议、国务委员会等全国性机构，但却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和全国性的司法体系，违法者只能由各省甚至各城市宣判处罚，征税是各省的责任。在三级会议中，每个省只有一票，重要的问题通过全体一致的投票来解决。为了保证省与省之间的平等，三级会议主席由各省轮流担任，结果每星期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主席”。在负责为三级会议准备政策并执行其决定的国务委员会中，席位分配也是根据各省实力决定，荷兰省3个，海尔德兰省、泽兰省和弗里斯兰省各2席，其他省各1席。〔11〕荷兰这一套支离破碎、各部分之间相互冲突的制度体系，缺乏有效行动能力，很难为市场的深入发展提供持续的支持力，荷兰无法率先开启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也就不奇怪了。总而言之，只有实现主权统一，且建立有效制度体系和国家(政府)根据社会私人产品市场化生产者的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国家经济活动现代化才会到来。
在《文件控制程序》中规定，构成本实验室管理体系的所有文件包括内部文件和外部文件，将所内行政公文归属于内部文件。明确指出：所内行政公文主要指限期使用或一次性执行的临时性所内发文，界定了所内行政公文的发文情形，将长期执行、已将规定固化的所内公文转化成内部管理体系文件。将行政要求作为管理手册的一个独立章节，包括行政管理、财务管理和科研管理，从而解决了文件和公文两套体系并存的问题，有利于文件的执行。
〔12〕宋丙涛：《英国崛起之谜——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20页。
〔13〕〔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38页。
水利普查工作“6+2”各项目之间存在数据相互关联的关系，例如：地下水取水井专项与水利工程项目在供水人口、规模饮水工程上的关联；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普查中的地下水灌溉面积应与同级灌区专项普查中的灌溉面积协调，特别是机电井灌溉数量、井所在灌区的类型、井灌区及井渠结合灌区的划分；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普查中的地下水取水量应与同级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查中的用水量相一致。各专项的关联性及协调性直接影响普查质量，因此在组织各专项普查数据填报时必须做到互相协作和互相检查，对各项目组获得的数据进行比对，才能更好地完成静态和动态数据填报。
〔14〕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15〕〔法〕弗朗索瓦·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9页。
〔16〕〔英〕大卫·休谟：《英国史Ⅰ：罗马不列颠—金雀花王朝》，刘仲敬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第345-346页。
〔17〕〔美〕克莱顿·罗伯茨等：《英国史》(上册)，潘兴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0页。
〔19〕〔美〕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20〕〔澳〕琳达·维斯等：《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28页。
〔21〕参见Roderick Floud and Deirdre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second edition) ，Volume Ⅰ: 1700-18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p.205.
〔22〕〔英〕古德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1763—17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2页。
〔23〕〔英〕H.J.哈巴库克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收入、人口及技术变迁》，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2.004
作者简介 ：卢正涛，贵州大学东盟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政治研究。
〔*〕本文系贵州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崛起：国家转型视角的研究”(2018ssd27)的成果。
〔责任编辑 ：刘 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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