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结构转换的制约因素与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制约因素论文,建议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01)01-0091-04
一、制造我国产业结构转换的因素
1.制约我国产业结构转换的就业结构因素。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差距首先就深刻地体现在就业结构差距上，这种差距导致产业结构效益低下，突出表现为三大产业间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水平低。虽然这一结构值（第一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第二、第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值）比建国初期有所提高，但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稳定在0.25左右的低水平，反映出我国经济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农业严重落后，且工业化进展不足。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质态大致相当于经济史上的工业化加速时期，照产业结构转换的正常进程，农业就业比重以更大幅度降低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满足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结构性冲突是这一时期就业结构的主体内容。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比重由1952年的83.5%降自1978年的70.7%，但小于社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中农业产值比重由1952年的45.42%降自1978年GDP中的农业产值率28.4%的下降速度。这种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转换的不一致，部分是由于农产品价格管制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原因，部分是由于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原因，这本来是加速工业化发展的城市化的推动因素，能够促进需求的增加市场的扩大，从而大大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幅度（由1978年的70.7%降自1997年的49.9%）也开始大于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度（由1978年的28.4%降自1997年的18%）。但户籍制度仍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流动，1995年的城市化偏差系数为-0.75（负值表示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城市化仅达到28%，结果使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落后于工业发展的进程（1996年工业产值已占GDP的42.4%）。造成一方面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明显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巨大的农村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受到农民购买力不足的严重制约，也影响了产业结构转换的进程。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我国目前经济形势受到全球性生产过剩和通胀下降趋势的影响，国内体制改革带来的收缩性效应强化就业矛盾，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显得越发突出。
2.制约产业内部结构转换的供求原因，侧重从需求角度分析。
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曾严重忽视了产业结构转换的客观规律，没有依据各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的差异性调整产业结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客观上传统工业的技术水平高、劳动力相对产值高，却没有成为主要部门；而客观上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相对产值都不高的机械工业，却被强行拔高为主要部门。在工业化加速时期，客观上机械工业的技术水平高、劳动力相对产值高却没有被迅速提高反而相对下降；而客观上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相对产值水平都不高的传统产业，却没有被降低，这虽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阻碍产业结构转换的一个主要因素，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目前面临着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态势，对需求结构制约产业转换的问题也应给于重视，我们称之为“需求约束性缺口”即是指曾在改革开放以来曾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产业结构，相对于需求结构的演进而言，已进入增长平缓甚至衰退状态，而有能力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兴产业又难以及时跟进以弥补衰退出留下的空缺。这里我们强调需求结构演进是因为在越完善的市场经济和买方市场条件下，产品的需求结构对产品供给结构的决定作用越明显，而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初期的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具有决定作用。我们把因供给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而造成的产业转换问题称为需求约束缺口。我国在工业初期走的是一条低人均国民收入与高重工化产值结构相结合的发展道路，集中表现为“重积累、轻消费”，人民消费水平长期受到抑制，市场需求结构水平低下，不能与产业结构各部门需求收入弹性的差异性相适应，从而导致对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的推进乏力。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供给结构的提升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加之城镇市场相对狭小，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对工业化进程推进的贡献已达到极限，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还未达到与重化工业为主体部门的工业化加速时期相适应的程度，即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比重下降，中间需求和投资需求比重大幅度上升。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城乡需求结构断裂，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后留下的空缺不能由农村居民的消费扩张来填补，致使工业增长尤其是消费品工业被迫减速慢行甚至过早衰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结构差异的逐步扩大，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已趋于饱和的消费品无法向缺乏有效购买力的中西部转移，形成了产业转换的地区，需求约束型转换缺口。
3.推进产业结构转换的资金约束性缺口。
中国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作为一个资金短缺，又期望在不长的时期尽快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不是主要依靠提高工业企业效率，依靠自愿储蓄来形成工业发展的资本，而是力图以强迫储蓄，以牺牲农业发展，以通货膨胀来剥夺社会的方式来提高资本形成率是不能长久的，这不但会破坏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也使工业结构性扩张和产业结构高度化难以真正实现，这已被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所证实。目前经济转轨中工业资本形成机制的体制条件还不完善，财政主导型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金融市场主导型机制发育还不成熟，形成我国产业结构转换中的资金约束性缺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配权力分散化使中央财政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调控能力严重受损，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滑，启动经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又使得中央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过高，加剧了财政的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下，财政体现产业政策的要求，按照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要求组织和运用资本的能力必然受到制约。
(2)金融行业市场化进程远远滞后于其他行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步伐，金融中介市场发育极不成熟，直接融资渠道不规范，不能充分体现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加之作为社会资金提供主体的国有银行利润动机不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过分强调对安全性的考虑而出现的“惜贷慎贷”行为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资本形成能力的大小。
(3)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未有实质性进展，分配权力扩大并没有强化自身积累的动力，企业留利中用于生产发展的比重偏低，也严重影响着资本形成。
4.制约我国产业结构转换的制度约束性缺口。
产业结构的变动是通过资源再配置实现的，因此，与资源配置一样，结构变动也是在一定的体制环境下进行的。改革前，计划体制由政府通过投资、就业、价格、物资管理体制的作用直接配置资源，也直接推动产业结构变化，而市场和企业对资源的部门配置不起作用，也就与产业结构的变动无关。这种体制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又无法真正模拟出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配置时的双向作用，致使产需脱节，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内在联系被割裂，计划的冒进和片面性往往导致部门比例关系的剧烈波动，产业结构不断陷入失衡状态，一再重复“结构严重失衡——被迫进行调整”的恶性循环。改革以来，资源再配置的经济体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和地方、部门与企业在资源配置比重、权力和能力发生了此消彼涨的变化，使得产业结构变动的驱动力由行政性因素为主变为以利益性因素为主，同时，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和运转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却远远落后于价格、物资、外贸等部门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市场化进程，产业结构政策的确立和推行更是姗姗来迟，形成我国产业结构转换的制度约束性缺口，市场失效和企业与地方的短期行为和盲目倾向以及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也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
5.制约我国产业结构转换的技术性缺口
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历史上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世界经济已进入信息化、知识化经济时代，使得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换的关系首先表现为经济总量规模不断扩大，新的部门或行业迅速发展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阶段的主导产业。由于主导产业具有明显优于其他产业达到增长优势（包括需求扩大优势）、技术进步优势、制度创新优势和结构关联优势，其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会引起其他部门的广泛模仿，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同时也使经济增长有了阶段性划分。我国还没有完成工业经济的中级阶段，知识经济的浪潮就已扑面而来。我国产业结构低加工底和低技术含量已越来越成为制约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技术约束性缺口。现阶段我们发展知识经济存在的问题是：(1)具有创新能力的顶尖高科技人才缺乏且人才外流现象严重。(2)对高科技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总体还是各产业之间，P&D经费占GDP的比重都是最低的，与一个大国的经济规模极不相称。(3)作为新经济“孵化器”的创业风险投资渠道不畅，民间投资参与度低，高新技术转换为生产力的机制不健全，据国家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抽样调查，我国科研机构的高技术产业化率仅为7%。(4)高科技产业组织形式分散，规模小，力量薄弱。(5)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力度不够。(6)作为大规模技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功能仍具有很大的社会公益性，缺乏作为单纯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压力和动机。(7)技术应用与人力资源系统错位，劳动力素质跟不上技术应用条件转变。
二、解决制约我国产业结构转换因素的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对制约我国产业结构转换的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应运用动态分析的方法，即解决制约因素的产业结构政策应属于机会导向型的，应根据本国发展要求和可能引导本国的市场运作切实把握住发展机会。下面试分别从就业、消费结构、资金、技术、政府行为等方面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1.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提高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宏观调控效率；以城市化战略为核心，进一步优化户籍制度改革，使劳动转移过程与市场经济制度对传统体制的改造进程相统一；在提高第二产业工业化基础和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剥离原有的自我服务功能，同时，大力鼓励能支持第一、第二产业能量释放、服务和支持高科技产品开发与生产的第三产业有关行业和部门的发展，以增加第三产业吸收劳动力的比例。
2.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制约农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否可以考虑通过财政、税收等国民收入调节手段建立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制度；注意产业梯度转移，将东部地区的产业调整和技术升级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和消费需求的结构变化相结合。
3.为有效提高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资本形成能力，加速工业化进程，首先，必须明确财政在资本形成中的权力和责任，使财政性组织资本确实具有“高功能资本”的作用，即财政投资具有带动社会投资和为产业结构演进所要求的投资进行组织、动员和保险的作用。其次，在提高财政调控效率的同时，把资本形成的主体任务转移给金融市场和直接融资市场，为此，必须加快金融行业市场化进程，逐步将对金融市场和直接融资市场的直接行政性调控手段转变为间接的市场调控手段，注意将证券市场的发展同产业结构调整密切挂起钩来，避免其过度的投机性。最后，加快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从根本上提高社会资本形成能力和效率的微观基础。
4.产业政策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市场失效的可能性，但产业政策是单纯由政府推动并组织实施还是由政府推动但由市场机制来组织实施，取决于政府在产业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决定了这种地位和作用是有限的，其衡量标准是：由政府还是由市场机制来克服产业结构矛盾，取决于其成本——效益对比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证实，不具备较坚实的市场机制基础，产业政策制定、实行的成本、效率及可行性均令人担忧，而在公共品产业领域、社会先行资本投资领域、信息长期不对称领域是产业政策结构干预的空间，因此，我国产业政策本身应是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不断深化的结果，是市场经济成熟进程的产物，政府行为也应积极顺应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加快由原来计划命令型向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更多利用间接的市场化的手段，“有所为有所不为”。
5.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是以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主导产业的核心地位确立为标志的。借鉴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具有普遍性的主导产业的时候，充分考虑产业水平、产业政策、需求结构、资产结构乃至制度结构的相互影响，从我国现有国情出发，将高新技术发展重点放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首先以技术的高度化去引导最终的产业高度化，积累必要的能量和资本。吸取我国增量改革成功的经验，将产业结构高度化定位于“增量”高度化，它代表着积累完成以后的产业竞争力的核心能力，具有扩散性、联动性，也就是形成我国新兴的主导产业系统。在具体的指导方针上应该是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并举，在实行高层次的进口替代的基础上注重自主创新，促进技术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鼓励创新的体制、政策环境，即建立起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开发主体，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以及支持技术创新的投融资体系。
以上主要分析了制约我国产业结构转换的国内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还应更多地从将处于国际分工的何种地位的角度去考虑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问题，本文虽然不打算就此进行详细分析，但我们应看到，外部力量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冲击能否进行升级换代，还要取决于在消除这些制约因素的过程中，是否充分考虑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变的特点和规律以及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而且因为产业结构分析属于机会导向型经济分析，所以作为产业结构转换指导理论的产业政策应该是高度化与结构协调相统一的，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背景和体制背景复杂且处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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