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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5-0004-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形成发展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伴随其形成发展，理论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入。本文拟对这一研究过程作一简单的回顾。
一、研究的四大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1.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主要为邓小平理论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恢复、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从1982年十二大到1987年十三大，党明确提出基本国情和世界主题两大战略判断，即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以此为战略前提，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轮廓。十三大以后，这一理论走向成熟。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这一理论成熟的标志。同年，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概括，将其基本内容归纳为相互联系的九个方面，并号召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这一阶段，理论界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逐步展开。党的十四大之前，已经有不少的相关著作和论文问世。十四大号召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界的积极响应，对理论的学习研究形成热潮。1993、1994、1996年在上海和北京相继召开了三次全国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团体。其中，由中央决定，在中央党校、国家教委、中国社科院、国防大学、上海社科院成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后来又扩充了广东和北京两个研究基地。许多省、区、市也相继成立了研究中心或研究会。这些基地和团体开展的大量研究活动，在思想理论界发挥了引导、带头和示范作用。在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涌现出大量的论文和著作，而且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大型的丛书、文集，以及相关教材。
2.十五大之后到十六大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在继续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同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上的新贡献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五大明确地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号召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全党、全国热烈响应十五大的号召，进一步兴起了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与此同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上的新贡献也日益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1998年，中宣部等六部门联合主办了“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2001年，中组部等八部门联合主办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这两次会议上，一方面，邓小平理论继续得到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上的新贡献也得到了热烈的研讨。
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的有关论述，以及对实践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的理论分析，一直为理论界所关注，并已经逐步展开这方面的研究。党的十五大之后，适应跨世纪发展的需要，这方面的研究成为热点。2000年之前，研究的侧重点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创新与发展；2000年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研究的重点。
2000年春天江泽民同志发表关于“三个代表”的谈话后，同年6月中央党校率先召开了党校系统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而后，全国理论界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三大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丰富与发展等重大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理论研讨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十六大到十七大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得到深入的研究，同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思想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号召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全党全国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继续深入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方面，2004年，《邓小平年谱(1975-1997)》出版，召开了全国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理论研讨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方面，2003年6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出版。2003年7月1日，全国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召开。2006年，《江泽民文选》出版，中央作出学习江泽民文选的决定，并召开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这都有力地推动了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同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一整套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和新方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这引起了理论界极大的关注，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围绕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重大问题，理论界开展了一系列理论研讨活动，有大量的著作和论文问世。
这一阶段，中央决定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的学习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工程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活动，组织了相关教材的编写。尤其在对十六大以来理论创新成果的研究中，工程在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哲学基础，关于科学发展观就是社会主义发展观，关于科学理解“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关于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处理好的若干重大关系，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当代建构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关于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关于科学执政，关于党的先进性，关于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文化主权建设，关于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中的荣辱观，关于“中国模式”，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资本，关于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新特点，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关于协调社会利益，关于网络群体与人的发展，关于民间组织与社会发育，关于坚持和平发展、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关于哲学素养与战略思维，关于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军事价值评价等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4.十七大以来，是按照科学理论体系的要求对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整合研究的新阶段
党的十七大报告号召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指出高举这面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正如郑必坚同志所指出的，这是对三十年建设、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中，相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了一个完整、统一而又鲜明、准确的大整合。[1]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进入了按照科学理论体系的要求进行整合研究的新阶段。
目前，学者们已从整体上，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逻辑结构、特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有学者指出：“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始终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形成的理论观点，已经构建成一个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2]有学者主张，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逻辑层次是其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个逻辑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第三个逻辑层次是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是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中介。[3]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特质：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统率体系的灵魂；2、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位；3、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原则。[4]当前，这一研究正在展开，并向纵深发展。
二、研究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不断拓展，日益深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研究的内容加以概括。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是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而展开的，围绕着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主要研究了三大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第一个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等重要内容展开。
第二个问题，主要围绕着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以及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党的先进性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内容展开。
第三个问题，则围绕着发展之本、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内容展开。
研究这三大问题的实质，是研究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应该说，这三大问题的研究都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过程的始终的，只不过随着实践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各有所凸显。例如，邓小平理论初步地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继续探索和回答了这个问题。再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邓小平理论已经对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探索，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和回答。又如，科学发展观系统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问题，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都对这个问题作了不懈的探索。伴随着这个进程，理论界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从未间断。
2.围绕着三大问题的研究，还有一些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也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过程始终的
——党的思想路线。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这一思想路线不仅得到了坚持，而且不断地丰富与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些重要概念展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丰富和发展的轨迹。这条思想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而一直为理论界所关注。理论界围绕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党的思想路线中的基本概念、党的思想路线的地位和作用、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党的思想路线发展中各个时期的一些重大问题、党的思想路线的贯彻与实现等内容所开展的研究愈益深入。
——基本国情与时代特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以后，一直为我们党所坚持，并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党的十五大，面对跨世纪发展，进一步深入阐述了这一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一再强调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与此相应，理论界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来源、形成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日渐深入的探讨。关于时代特征，邓小平关于当今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论断提出以后，也一直为我们党所坚持，理论界对其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和阐述。尽管由于世界形势发展的曲折变化，学者们曾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有过争论和探讨，但邓小平的论断现在基本上依然是学界的共识。
——总体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从“四个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再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些重要概念展示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发展与变化。理论界围绕着总体目标的内涵、总体目标的意义、总体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的关系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不仅促进了人心和意志的凝聚，也促进了总体目标本身的明晰与发展。
——战略布局。这里指从政治路线高度所讲的战略布局，即邓小平所讲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兴国之要、立国之本、强国之路”。邓小平强调，要坚持这个战略布局，一百年不能动摇。江泽民、胡锦涛不仅坚持这个战略布局，而且在新的形势下都有新的更为明确的阐述。基于此，理论界多年来结合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在不同的阶段，针对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和意义，对“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愈益深入的研究，抵制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总体布局。这是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部署。从“两个文明建设”到“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再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显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总体布局上的积极变化。理论界在不同的阶段，对两个文明建设问题，对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问题，分别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并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对总体布局的进展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发展动力。这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即改革问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等。其中，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一个最具基础性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曾经有过几次关于改革的大讨论，核心问题是要不要改革、应该怎样改革。这些讨论对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抵制各种干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博大精深，覆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学科，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相应地，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也涉及广泛的方面和问题。学者们对其他诸多问题的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三、整合研究中需要认真探讨的几个问题
当前，按照科学理论体系的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整合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一些问题需要认真加以研讨。
从内容上说，以下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1.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这一点理论界并无疑义。问题在于，当前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整合研究，要不要包括毛泽东思想的有关内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该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先行探索者。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的有关内容应该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还有一种观点，主张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逻辑层次是其理论基础，第二个逻辑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第三个逻辑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则属于第一个逻辑层次。这是通过逻辑结构的安排，将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三种观点，见仁见智。这个问题，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最基本范畴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2.关于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有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理论。其理由：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最初源于邓小平；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元素，即民族化和当代化，源于邓小平理论；第三，邓小平理论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另两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的重要理论，从理论渊源关系看，是本源与派生的关系。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不是探索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只是解决在这条道路上遇到的新问题。[5]这就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各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整合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需要认真研讨。
3.关于三大基本问题之逻辑关系
我们常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了三大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现在要进行整合研究，就必须考虑这三大基本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笔者认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考虑，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最基本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是第一个问题所包含的“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领导力量问题；第三个问题也必须在第一个问题的前提下来考虑，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分不开的。理顺了三大基本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整合研究中才能恰当安排有关的内容。当然，这只是从逻辑关系上的一种考虑，并不妨碍我们从问题的重要性，或在实践中不同阶段不同问题的凸显等其他角度考虑，对三大问题分别加以强调，作相对独立的研究。
从方法上说，按照科学理论体系的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整合研究，特别需要强调具体地历史地研究问题。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割断历史，割裂理论的发展链条，在肯定某一阶段新的理论观点的同时，或是忽视其思想来源，或是片面地将其与过去阶段的相关理论观点相对立，于是，肯定了创新却否定了继承，使新的观点成为无源之水。二是试图将后人提出的新概念套到前人思想上，不顾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无根据地强行将前人思想拔高到后来的程度，强调了继承而否定了创新，忽视了新的实践对理论创新的基础意义。这两种倾向在过去的研究中都曾不同程度地存在。当前，如何具体地历史地分析问题，辩证地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整合研究中不能忽视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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