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参政会与抗日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前的9月2日，中国代表于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上了历史性的一笔，从而为中国战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更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侵略斗争的巨大胜利。在这场空前激烈、复杂的民族战争中，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为共赴国难，都作了相应的政策调整，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对其组织机构进行过适应战时需要的改造，国民参政会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新设机构之一。它成立于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正式结束，期间，共举行4届13次大会，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召开了3届10次。虽然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民意机关，如参政员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国民政府指派，它的一切决议必须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方能有效，从而使它失去了对政府的实际约束力，仅为一个咨询机关。但是，国民参政会作为国民党政策变化的结果，毕竟使国内各派政治势力有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进行政治对话的场所，对于稳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特殊的作用。
一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是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象征，在抗战初期起到了振奋人心、共赴抗战的作用。
中国在进入全民抗战阶段之前经历了长达10年的内乱。10年内战期间，国内党派林立、政见纷呈，各行其是，内乱不已。1938年7月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作为各党派共同参与的机关，它的出现本身即是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在外敌当前的形势下，以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外侮的大局为重，由对立、内战，逐渐走上合作抗日的标志，时人称其为对立的阶级、政党、派别间“互相忘记了旧怨”①的表现。而且，国民参政会决不仅仅是一个象征，事实上，它在抗战初期也确实起到了加强国内团结，推动全民抗日的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民族战争，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组成十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参政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共同参与的责任。按照《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说明，组织国民参政机关，是为“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②。它有正规的民主形式和规章制度，1938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对其职权也做了具体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有提出建议案，听取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之权。并规定参政会每3个月开会一次，会期为10天，如有必要时，还可召开临时会议或延长会期。在国民参政会休会期间，设置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以代行其职权③。这些规定，都使国民参政会权利的行使有了一定的保证。而且国民参政会代表的范围也较为广泛，既有各省区的地方代表，又有各党派、各重要文化团体、经济团体中的“著有信望”者参加，还包括了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和海外侨胞的代表，基本上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各阶层的意见。人们对国民参政会寄予了热切的希望，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中国共产党郑重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④，以便早日战胜日寇，赢得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对国民参政会则寄予了更大的希望。他们十分珍惜这难得的阵地，从善良的愿望出发，通过各种途径发表自己的看法，表明他们欢迎政府开放权力，拥护政府抗战，“共谋民族解放之成功”的拳拳之心。工人阶级，青年学生也为国民参政会的设立感到欢欣鼓舞，认为其召开是“广召各方领袖于一党，共襄抗战建国大计，不独于抗战前途裨益良多，抑亦为我国民主政治之实现，获一长足之进步。”⑤
正是在全国人民的热切关注，积极支持和各界参政员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益于抗战和民主的法案，如《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改善各级行政机关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会议还在发表的大会宣言中表示“国难严重”，各党各派“应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而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这些决议和提案顺应了民意，加强了团结，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而且会议中所洋溢的各党派平等对话，共商国事的团结气氛，也给饱受内乱之苦的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在抗战初期，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二
国民参政会是爱国进步势力反击投降派别，抑制投降倾向，坚持抗战立场的重要阵地。
抗战期间，汪精卫集团坚持卖国投降的立场，屡次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沦为汉奸卖国贼，投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中国人民在艰苦抗日的同时，也与汪精卫集团展开了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由于汪精卫是国民党参政员中的重要分子，故国民参政会就成为这场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
早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召开之前，汪精卫集团即与日本帝国主义暗合私通，力劝蒋介石接受日本的停战条件，并借国民参政会大造“和平”舆论，提出应注意改善德意关系，这显然是为下一步请德意出面与日本和谈创造条件。还企图使国民参政会通过一个弹劾孔祥熙案，以达到以汪代孔，与日妥协的阴谋。有鉴于此，在第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其他各派爱国势力，对汪氏投降派进行了有力的斗争。虽然由于一部分参政员未能识破汪精卫之流的险恶用心，使《对德意外交应积极注意》一案得以通过，但弹劾孔祥熙案却被制止，从而暂时粉碎了投降势力的妥协阴谋。
由于武汉失守，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不得不移重庆召开，此时，汪精卫投降派的面目已完全暴露。汪精卫一面派梅思平去上海与日本秘密谈判，一面到处讲演、著文，鼓吹“再战必亡”，施放“和平”烟幕。于是，二次大会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成为广大参政员最强烈的呼声。各党派和爱国人士提出多个提案，一再表示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议和，必求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最年长的参政员，75岁高龄的爱国老人张一麟也在会上提出了《为抗战到底，宜由本会决议宣言，请政府明令公布，以防反间而定人心案》的紧急动议，对汪精卫等人的投降嘴脸予以揭露，并提醒大家应严加防范。
因故未能到会的陈嘉庚，人在3000里外的新加坡，心却紧系于国民参政会上的反投降斗争，特发来“电报提案”，电文义正辞严，“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矛头直指汪精卫，致使汪精卫在宣读这个提案时“面色突苍白”⑥。会上，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虽然汪派参政员多方狡辩，但由于大多数参政员主持正义，据理力争，陈嘉庚的“电报提案”终以《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为题通过，使汪精卫试图借国民参政会为其投降制造法理根据的阴谋再度破产。由于两次参政会对汪精卫投降行径的揭露和斗争，也使更多的人认清了汪派反动势力的本质，所以汪精卫叛逃河内时，只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除几个亲信死党外，绝少追随者。
投降势力是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事业的大敌，国民参政会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在于它曾同这股逆流进行过有力的反击和抵制。
三
国民参政会对抗战的作用还在于它使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特殊的讲坛，团结中间势力，多次粉碎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避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锐气渐减，反共反民主的活动却日益升级。他们把国民参政会作为阵地，多次对中国共产党发动政治攻势，严重危及国共合作关系，对各党派间的团结也起了相当大的破坏作用。早在武汉失守之后不久，蒋介石就曾多次引诱中共参政员，力劝他们加入国民党内，希望以此离间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进而取消共产党。蒋介石甚至扬言“如不取消共产党，死也不瞑目”⑦。也是利用国民参政会这块阵地，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击。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参政员在发言中大声疾呼，要“加强各抗战党派之精诚团结，尤其是国共两党之友爱合作”⑧。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各种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和行为，保障各抗日派别的合法地位，以造成举国一致之势力，准备对敌反攻。
国民党顽固派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呼吁，从1939年底开始，将反共由舆论变成了行动，在各地制造一系列反共磨擦，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同时他们玩弄贼喊捉贼的伎俩，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政治报告中，极力诬蔑和诋毁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为此，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在会上当即向何应钦提出质疑，指出“总长所举电文，多与事实不符”，八路军前线将领也联名致电国民参政会，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国共两党磨擦的真相，使被国民党的谎言所蒙敝的参政员恍然大悟，纷纷指责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停止磨擦，加强团结，共同抗日。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将反共活动再度升级。此时恰逢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夕，中共认为如果在蒋介石如此排斥异己，向中共施加强大军事压力之下仍然参加这次会议，则立场全失，必将招致更大的压迫。于是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1941年3月1日，中共中央断然决定拒绝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同时通过《新华日报》公开自己不予出席的理由。各中间党派领导人对中共深表同情，救国会等一些参政员则以同样拒绝参加会议的实际行动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会场上，大片空着的座席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爱国力量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倒行逆施行为的有力声讨，使国民党极为尬尴。国民参政会再次成为反对分裂、内战，力主团结、抗日的战场。
中国共产党人在利用国民参政会与蒋介石的分裂行为进行斗争时是讲究策略的，其间既有针锋相对的对抗，也有一定条件下适时的忍耐与让步。如二届一次会议后，由于蒋介石表示不再采取军事反共并继续抗日，中共中央便决定参加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以示对蒋介石态度转变的回应。1943年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上蒋介石掀起第二次政治反共高潮，何应钦在会议所作军事报告中再度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董必武在对何应钦的谎言进行有力驳斥之后，愤然退席表示抗议，但在蒋介石表示国共冲突可以政治解决之时，中共中央立即指示董必武面见蒋介石，对他的政治解决表示欢迎。
总之，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国民参政会这块特殊的阵地，采取自卫性的政治反击和适可而止的斗争策略，将多数参政员团结在自己周围，配合军事上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有效地抵制了蒋介石集团的分裂活动，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定，保证了抗战事业的坚持到底。
四
国民参政会在抗战期间为争取政治民主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初期，国民党虽然做出过一些开放民主的表示，但实际效果却非常有限。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蒋介石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方面的转变，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专制独裁统治继续加强，人民的民主权利没有任何保障，各地群众组织起来的抗日团体，也没有得到政府切实的支持，爱国抗日的言论不但得不到鼓励，反而处处受到非难。可见，实现民主政治已成为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环节，国民参政会也把此当成了中心议题。
第一届参政会召开前夕，中共参政员就指出，如何确保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之自由，是目前最紧急而有待于迅速提出方案以求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⑨。此后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会议上，各方参政员都对民主问题表现出热切的关注。第一届参政会共召开过5次大会，有关内政的提案共有158条，其中要求实施民主政治的占60%。象一届一次大会上吴玉章提出的《改善县区政治机构和保甲办法案》，沈钧儒提出的《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邹韬奋于第一届二次大会中提出的《保障出版自由案》，董必武等人在一届三中大会上提出的《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都从不同的角度抨击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实行真正民主的迫切愿望，在参政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
从1939年9月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开始，争取民主的斗争上升到争取实行宪政的新阶段。中共参政员陈绍禹、国家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国社党参政员张君励、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等共提出7个有关宪政的提案，基本要求是：〈1〉结束党治，实行宪政。〈2〉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权利。〈3〉不分党派，集中人才参加抗战建国工作。〈4〉改革战时行政机构。这些提案及围绕实施宪政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做出“实行宪政”的许诺，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宣布将于1940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
由于国民党缺乏诚意，决定了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是长期而艰巨的。抗战后期，在1944年9月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国共产党仍在做不懈的努力。9月15日，国共两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国共谈判情况时，中共代表再次重申，为了团结与动员全国力量，“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⑩虽然这一建议为国民党所拒绝，但却得到各中间党派和抗日民主人士的一致拥护和支持，在夺取抗战胜利的最后时刻，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
众所周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并没有形成具体的组织形式，国民参政会虽算不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却可以协调各派政治势力，成为各抗日党派进行政治联系的纽带，并以这种特殊的作用在8年抗战期间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抗日民主，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注释：
①《〈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1939年1月20日。
②《国民政府档案》〈一〉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2册。
③《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46-47页。
④毛泽东等《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见1938年7月5日汉口《新华日报》。
⑤《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上国民参政会建议书》，见1938年7月11日汉口《新华日报》。
⑥《抗战以来》，见《邹韬奋文集》三，第185页。
⑦《吴玉章传略》，见《中共党史资料》第11期，第61页。
⑧《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33页。
⑨毛泽东《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见1938年7月5日《新华日报》。
⑩1944年9月17日《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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