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体验与张承志的语言激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流论文,语言论文,生命论文,张承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Ⅰ207.4）
语言对于作家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分。作家拥有锋利的语言，多彩的语言，神秘的语言，生命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掌握了世界的秘密，也获得了再创一个世界的全部力量。语言是如此折磨着作家，语言又是如此恩惠着我们的作家。语言可以把我们拒斥于圣洁之门外，语言又可以把我们引导到迷醉的天堂。它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道门槛，又是我们生命中的一束光亮。它照亮了我们的心灵，又照亮了我们的世界，更照亮了通向未来的精神道德。张承志的语言学是用生命语言构成的审美语言学，也是用历史精神和文化精神构成的民族语言学，更是用情感语言构造的心灵语言学和灵魂语言学。遁入这一世界，如同遁入鲁迅、沈从文、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略特、叶芝、托尔斯泰的艺术世界那样，显示了他特有的艺术灵质，孕育了他独有的价值观念，缔造了他特有的生命哲学。因而，透视张承志的语言艺术学，我们不啻赢得了一场生命的狂欢。
一、民族语言：北方的粗犷
张承志对语言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尤其是对民族语言有一种特殊的深情。他最早接受的母语，是回族功修的神秘语言和汉化的交际语言。这就是说，从小，在他的心目中，便有两种语言，一种是神秘的无声的语言，这种语言只有在倾听母亲乃至同族人功修礼拜的虔敬时刻才能洞悉并理解的语言。这种语言是特别神秘的，它默默潜藏在心里，是一种内心信守的语言，是深记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的语言。这种语言，教会了他沉思遐想，教会了他对神的敬畏，教会了他对神秘的领悟，教会了他对民族责任的理解。这种发自内心而他并不精通的语言，对于张承志一生关键无比。这种内心的语言原初表现形式是一种阿拉伯语言。阿拉伯数字横行世界，它使每一个民族都受惠于这种数字语言和商业语言，它以最简约的形式构造了世界的复杂性和交往的公正性。阿拉伯民族的语言则复杂得多，这种语言与神秘主义始终联系在一起。直到如今，阿拉伯民族语言还无法为世界普遍接受。但这种符号化的语言里却埋藏着阿拉伯民族的神秘。《古兰经》曾被禁止译成其他语言就是一种明证。阿拉伯语言是最有利于抒情的。《古兰经》之所以被称之为世界最高贵圣洁的诗篇，就因为他的抒情的纯粹性、深刻性和启悟性。阿拉伯语言是一种隶属于抒情性的语言。从阿拉伯文学来看，阿拉伯叙事并不发达，而阿拉伯语言的抒情却同步于世界杰作之林。且不说《古兰经》，单说纪伯伦的散文诗，埃及诗歌，就足以证明。《古兰经》构成了抒情的最高圣典。因而，张承志深爱他的民族语言，他协助两位青年翻译的《热什哈尔》证明了他对母语的虔敬。他的小说创作不时地将这种母语翻译成汉语，这种翻译本身使他的文学语言具有了一种奇异的美，显示了一种特殊的深度。例如“老铁阿訇已经在功读。他打开了巨型的叶子抄本，那是一个波斯人，苏菲大师的扎拉尔丁鲁米的长诗《玛斯纳维》。”“束海达依，单数形是舍西德，基本涵义就是为伊斯兰教牺牲。在西海固、宁夏川、新疆、云南和一切有哲合忍耶幸存者潜伏的地方，束海达依思想以它特有的血的烫热的浓醇，默默地温暖安慰着我们的祖先”[①]。张承志对这种民族语言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信仰，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何以如此奇采的语言赞美《热什哈尔》。他把许多印刷品视作文字垃圾，而将《热什哈尔》看得无比珍贵，就因为这种用民族的语言具有无限的美。一部《热什哈尔》中诗本，在非民族读者看来，决不会产生类似于张承志那样浓烈的感情。这种阿拉伯语言的汉译，给他的作品带来了一种惊奇。在这种民族语言的翻译和体悟中，张承志的语言中表现出了一种神圣而又崇高的感情。
张承志并不只是站在狭隘的民族语言的立场上赞美母语，他学习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才更感到母语的珍贵和神秘。据他自述：“1977年起旁听满文于故宫博物院；1978年旁听哈萨克语于中央民族学院；文化大革命中毕业于清华附中；后在内蒙古草原下乡当牧民。熟悉了蒙古语及游牧生活。这在后来给他烙下了深刻的人生印痕。此外，他还通日语，懂英语。张承志学习语言并不是为了出国留学。他之学习语言，更主要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北方，理解他的母族，理解北方民族。他对北方民族的历史充满了强烈兴趣，这不只是一种考古兴趣，还包含一种生命探索意味，他以健全的精神吸收了不同民族语言的蜜汁，他理解了北方民族的语言节奏和粗犷质朴，这一开始就使他的语言不同于南方的语言。在他的语言艺术实践中，我们听不到小桥流水，也听不到呢喃乡音，更听不到甜蜜温柔得似女声的江南水乡的男人的声音。他选择了粗犷质朴的北方语言风格，必须铜牙板唱大江东去，而不能似江南女子，唱柳永的水调歌头。他的语言风格使他的叙事抒情具有一种粗犷、沉雄、充满生命活力的北方声调，这是这一种力量的象征，也是一种壮美的象征。张承志在北方民族语言的多声部中找到了他的基本语言发音风格。他的言域宽广，沉雄有力，气魄动人，音色美丽，激越深情。他尤其受益于蒙古语。蒙古语是一种草原语言，是一种辽阔的语言，也是一种绿色的深情的放纵的语言。在这种蒙古语言的歌唱中，他获得了一种草原独有的深情韵律。他的草原是美丽多姿的。“乔玛甚至觉得满心喜悦。草原多大啊，他想着，不断迎面出现的陌生的草原使他感到新近奇”。“我已经离家乡很远啦，一夜半天我跟着马群穿过东西两个珠穆沁旗的土地”。“等天晴天，我赶着马群回到家乡时，要大模大样地就这一路的景观和老人们谈谈”。“我回到家乡时，一定会在绿色的原野上，看见一朵粉红色的云，看见那个动人的姑娘”。（《春天》）蒙古语言使张承志的草原小说荡漾着一种独有的特殊的神力。
可以说，民族语言孕育了他的精神和灵魂，而汉族语言才真正提供了他一个可供想象自由驰骋的语言形式。他发疯地热爱这种语言。他在《美文的沙漠》中赞美了这种语言。他赋予了汉语一种华贵高洁的北方的美，而打破了南方的温柔。“母语的含义是神秘的，我其实是在很晚以后，才多少意识到自己属于中国人中间的一支特殊血缘——因为回族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外来民族”。“然而一支异乡人在中国内地，在汉文明的大海中离聚浮沉，居然为自己重新选择了母语。”“我记得我曾经惊奇：惊奇汉语变幻无尽的表现力和包容力，惊奇在写作劳动中自己得到的净化和改造。也可能，我只是在些微地感到了它，感到美文诱惑之后，才正式滋生了一种祖国意识，才开始有了一种大人气些的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热爱和自豪。”“当词汇变成了泥土砖石，源源砌上作品的建筑时，汉语开始闪烁起不可思议的光。情感和心境象水一样，使一个个词汇变化了原来的印象，浸泡在一派新鲜的含义里”。“勇敢的突破制造了新词，牢牢地嵌上了非它不可的位置；深沉的体会又发掘了旧义，使最普通的常用字突然亮起了一种朴素而又强烈的本质之辉。”乃对汉语的最高赞美。
张承志创造了一种质朴的高贵的华美的汉语言，这种汉语里包容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全部智慧，他们雄壮，刚毅，豪强，勇敢，沉着。伟力和大气都撒播到张承志质朴而又美丽的语言中。于是这种粗犷的北方语言，就如同潦亮的号角一样，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因此，这种具有包容性的语言，才受到中国不同民族的无比热爱，他们为获得这种新生命语言而感到迷醉、神奇。遭遇张承志，因而也就成了许多高贵心灵的一种倾诉，他们为这绝美而又纯粹的语言，引发了对大西北，北方美丽、荒凉而又神奇土地的向往。张承志在黄土地，在酷烈的北方土地，广袤的北方原野上，找到了这种神奇。这是一种语言的力量，更是一种生命情感的力量。
二、生命语言：意志的强力
真正伟大的作家，必定对语言有一种独有的禀赋。语言的习得虽源于母语，源于语言环境的熏陶和学习，但这种语言播撒都是外在的，如果没有主体的强烈语言感知和语言创造，语言也会发生变异。因而，语言创造对于一个主体性的心灵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主体的气质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语言的接受。对于一个优雅、儒雅、消闲、俊逸的主体来说，它可能偏爱性灵的语言，通过灵巧的语言焕发心灵的悟性，而对于一个阳刚、决裂、反抗、征服的主体来说，它可能是偏爱直率、深邃、沉着、奇彩、坚硬的语言，通过这种强力的语言焕发出内心的深情和生命的渴望。语言具有生命。源于生命主体，归于生命主体。生命语言带有一种天然的、先天的、气质的本性。生命中创造何种语言，源于主体对语言的强烈倾向性和选择性。语言对于主体来说，带有一种命定的属性。这正好说明，为什么有人喜欢“大江东去”，有人喜欢“杨柳岸，晓风残月”。这种对壮美和阴柔之热爱，发自生命的强力需求。正因为生命语言发自这种天然的倾向，因而它一开始便与主体的性格、气质、追求和实践丝丝入扣。生命语言，它一方面植根于民族语言，另一方面，它又创造性地熔铸全部语言，将全部语言化作主体心灵的语言和情感的语言。
张承志的生命语言也带有这两方面的气质。一方面，它直接在生命活动中倾听语言，创造语言，交流语言。这种语言的交流和创造具有原生命态的。他在蒙古草原上放牧，聆听天籁、地籁和牛羊、马群的生命韵律，创造着生命的宇宙的语言。天空的色彩变化，铸就他语言的奇美。草原的辽阔，铸就他语言的深邃。马群的浩荡，铸就它生命语言的强力节奏。环宇的天籁，铸就他语言的神秘。关于整个宇宙人生的思索，使他的语言具有一种哲学的神性和深度。他最注意倾听人籁，那才是心与心的交流，那朴实的语言声调流露出生命的感叹和记忆。他与额吉的交流，获得了大地母亲般的神性语言。他与回民先烈之后代交流，获得了洞悉神秘的语言神性。他与阿訇，与哲合忍耶的智者的交流，获得了生命的神圣和高洁之话语。他与大西北的一切长者和壮者交流，获得了北方特有的语言骠悍的力量。这就是说，张承志从生命本身学习语言，从生命本身去创造语言。他的语言较少具有间接性而是源于这种直接性，因而他的语言也就格外具有生命自身的强力和深邃结构。这种源于生命活动本身的语言智慧对于作家来说异常珍贵。但另一方面，张承志又在文学的神奇世界中谛听那些有生命强力的语言。这种具有生命强力的语言具有一种诗性的智慧，具有一种哲理的智慧。这种语言不只是一种声音，不只是一种形象，它更是一种理性结构和感性结构之统一。它是一种书面话语，更是一种具有燃烧性的活力语言，它具有一种煽情性、鼓动性和沉醉性，它能让我们获得审美的满足。它是一种独特的语法形式，语词的不同排列组合，语词的不同结构方式，会使语言本身获得一种神奇的力量。人类因为具有这种语法结构的书面话语，而达成了一种智慧的深度和体验的神秘。语言就是这样燃烧着我们，温暖着我们，启示着我们。在这种书面经典中，张承志受益于史书考证，受益于尼采。张承志虽较少谈到尼采，但他的语言确实具有一种尼采式语言所独有的爆破力和自信力。他那种先知启悟和对大自然讴歌，可以视作《古兰经》、尼采话语的艾特玛托夫的奇妙结合。张承志从内心上拒斥着口语化的市民语言。拒斥着报章语言格调，而坚信那种高贵而又华美、深邃而又圣洁的语言风格。可以说，尼采式，古兰经式语言，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燃烧性品格。例如：“生命，也许是宇宙之间唯一应该受到崇拜的因素”。“生命的孕育，诞生和显示本质是一种无比激动人心的过程。生命象音乐和画画一样暗自挟带着一种命定的声调或血色；当它遇到大潮的袭卷，当它听到号角的催促时，它会顿时抖擞，露出本质的绚烂和激昂。”[②]由此可见，张承志的生命语言所具有的强力意志了。
这种生命语言通常是借助力量、色彩和旋律而获得审美奇色的。张承志从情感深处拒斥那种软绵绵的话语。语言应充满一种奇异的神性，当语言驯服于抒情主体和叙事主体，它有如打开的闸门，犹如江河奔流，气势浩荡，裹挟着泥沙石块枯木杂草奔涌而下，处处溅起美丽而又充满力量的浪花，回荡起遥远和有声威力度的涛声。当语言暗哑时，它是一盘散沙，一团死水，激不起半点涟漪。世界因为作家的语言神奇而创造了这种文学艺术的美。许多口头语言大师通常也神往这种书面语言独有的智慧。口才在口，文才在笔。主体的倾诉和抒情是需要语言的才能的，否则，我们无法实现文学语言的力量。
张承志的语言是具有生命力量的。这种力量是通过语言的硬度而实现的。是通过语言穿透力而实现的，也是通过语言的情感性和理性把握实现的。例如“恐怖是黑色的。而恐怖里的秘密则是真正的漆黑。当恐怖达于极限，当国家权力不惜使用全面犯罪的手段来实现恐怖时，秘密如一块黑色的铁，冷漠无言，坚硬稳重。”[③]再如“不过，灵性是真实存在的。在骑手们心底积压太久的那些心绪，已经消然上升。它徘徊着，化成一旋律，一种抒发不尽，描写不完而又简朴不过的滋味，一种独特的灵性”。“这灵性没有声音，却带似乎命定的音乐感——包括低慢的节奏、生活般周而复始的旋律以及或绿或蓝的色彩。那些沉默了太久的骑马人，不觉之间在这灵性的催动包围中哼轻松了：他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心事，卸下心灵的重荷。”[④]张承志很注意语言两方面效果。当情感强烈时，以情感压倒理性；当情感软弱时，它则以理性压倒情感。他总不愿读者过于轻松地进入他的作品，因而在他的许多作品之开端，都有一段沉雄的哲理抒情。这是发自他深度体验的生命语言。除此之外，张承志很注重语言的色彩感。对于色彩语言，张承志有其特殊的体验。他在《语言的憧憬》一文中写道：“如同以前我那么自认紧要、不顾别人的哈欠。再三向汉语中国解释阿尔泰语中的‘黑’怎样在突厥系统中是Kara在蒙古系统中却是hara一样，在油画中我下意识地解读白。”“我只是对这两个词入魔。似乎久久以来，我总顽固地企图向人们宣布我在草地天山发现的这两大宝藏。”“在写作《黑骏马》时，我只有古怪的对“黑”的冲动，而写《黑山羊谣》时，我已经提出了关于‘黑’的理论。或者不是理论，只是感受已经十万火急，已经觉得不弄清高贵而残忍，神秘而不祥，美丽而无限的黑色，人便不是人。ak，白，这是事物的另一极。不是脱胎于纯游牧民生涯牧民生活的人，不可能理解‘白’的绝对纯洁、绝对理想、不可实现、圣、绝的美。”张承志对语言有着这种特殊的理解，他的视觉是摄影师的视觉，是画家的视觉，对色彩美有着奇异的敏感。因而，他的语言才那么富有质感，富有色彩感。从这里也可看到，张承志是一个具有童心，具有赤子之心的人，他对他所看到的美，所体验到的美，所选择的美，进行奇异而特殊的夸张。这种爱好夸张，感人而又鼓舞人的夸张，正是他那诗人和作家的高贵特性之闪烁。正国为这种不平常，才使他成为生命语言的创造者。此外，他对音乐歌唱也有极其特别的修养，这使他的语言具有了一种奇异的美。他说“真的人都有一颗鲜活的心，我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现，这心灵是需要喊一喊才成的。”“所以，在蒙古草原空千里旷的大地上，牧人们拖长嗓子，直到声嘶力竭——那长调在拚死一般冲进夜气时，我总觉得空气激动得发抖，夜被撕破了。”“同样，在黄土高原波浪连绵的山峁上，回民们一声吆吼，曲调节节跃落——那‘花儿’和‘少年’不仅仅因此变成了穷人的曲牌，而且变成了穷人的文化。听着，久而久之，我觉得那疮痍满目的穷乡僻壤都在唱”。“我不敢写中亚的新疆。在那心灵永远在赤裸裸地呼喊世界，在那‘歌’的真正故乡，凝视着一个纵情歌唱的乞丐，我总是真切地感到自卑”[⑤]。张承志总是在天地之间谛听着这生生不息的旋律，听着具有大气磅礴气概的旋律之美，只有在辽阔的高原上行走的人才可这么说。因为当人与天地相对时，便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只能产生与天地相抗衡的气机，一种英雄的气质。这种生命的美，只有具有强力意志的语言才能真正表达。大地山河，气壮雄伟。张承志在作品中让伟大之美永远辉映着这无垠的高原和大陆。
张承志的生命语言，正是在这种不懈地追求，不懈地体验中完成。他的生命语言是以他的生命意志为代价换来的，以他的献身精神和一腔热血浇铸而成的，中国因为有了这种声调，不愧为一个真正的民族。中国有了这种声音，就可以雄视那些异域的北方民族。当代作家的声调并不总是温和柔弱系列，我们也拥有充满生命强力的语言。
三、文化语言：历史的知识
文学语言既然发自民族语言的孕育，它就不可能只是生命的情感语言，它还必定是历史文化、社会交往的语言。文学语言是一种综合性语言，它以情感语言为主导，又综合社会语言，历史语言，风俗语言和自然语言。总而言之，日常生活世界一切交往性语言，即便是非情感化语言，都有可能成为文学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语言的这种容纳性，使文学不只具有情感教育功能，它还具有社会认识功能。我们通常正是通过作家的文学作品去认识一个社会，一种文明。正如恩格斯所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所提供的社会历史经济知识，比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能提供的更多，更详细。可见，文学语言与生命语言构成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文化语言不是以情感的面目出现的，通常是以知识的面目出现的。知识使文化语言具有了一种格外的趣味性。中国文学中惯于运用这种知识性语言，在诗歌中，典故即是一例，用典，典化其间，使诗歌具有了一种隐喻指向。在小说艺术中，这种知识性语言构成了一种叙事格调，它能系统地通过主人的谈吐而说明一种文化的独特性。许多专用名词，许多娱乐活动，许多养生方法，许多生活情趣，甚至包括琴棋书画等专门性知识技艺的介绍构成了文学中的文化语言。例如《红楼梦》中关于服饰，关于饮宴，关于相术、卜卦，关于园林的丰富知识，足以使文学语言具有一种科学性的解说的职能。这种知识性话语，在文学语言中是很重要的，它不仅能显示作家的良好修养，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广泛了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知识正是我们日常生活所追求的某种乐趣，它构成了我们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能就这种专门性知识进行叙事，从某种意义上也减损了作品的叙事和抒情力量。
张承志正是通过这种知识性语言的叙述和抒情，显示了他的文学语言所具备的文化历史乃至科学性职能。从这种历史，地理，宗教仪式的知识性叙述和考古中，我们正好理解了主人公独特的生活道路。
张承志的文化语言首先是关于北方历史地理的。地理性语言是极具科学性的。张承志从文学的角度来叙述的地理学，就具有一种知识性与抒情性相统一的高贵品质。他的全部作品随处可见这种地理性话语的抒情意味。最突出的莫过于《北方的河》。其中写道：“河面上吹来的长风呛得他说不出话来，他觉得那条大河象在低低地吼。晋陕峡谷，他激动地又想起一个新名词。这个名词是多么难以咀嚼和消化呵，我想在将来要写的一切论文里，把晋陕峡谷四个字都改成‘伟大的晋陕峡谷’。”由于张承志学的是历史考古，因而他对山川地理学也相当熟悉。尤其是长期在天山和蒙古考证民族史。这种关于北方地理民族的历史知识和地理学知识当然极其丰富。而这就转化成了他的文化语言。这种文化语言使张承志的作品具备了一种学术品格。它的语言所提供的绝对不是一种游戏式知识，而是一种与精神探索者的心灵对话，是一种生命的深层对话。他的这种知识性语言，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他通过这种情感语言，表达一种象征精神。例如：“黄金牧地”，“金牧场”，“黑骏马”有特殊的所指。这种艺术性与审美性的品格相统一，使张承志的小说具有了一种不同凡响性。正好与古代作家所追求的大百科全书式的英雄作家梦想相关。张承志正追求这种品格。其次张承志的文化语言，是关于民族历史考古的。由于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尤其是熟悉民族的历史，因而他的作品倾向于勾勒民族历史与心史的发展线索。《金牧场》是如此，《心灵史》也是如此。这种历史知识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作家巧妙地结构了文学的本文。《心灵史》依照这种线索。如果不是对《热什哈尔》的精通，就很难写出《心灵史》。即便写出了《心灵史》，它也决不是那种知识性与审美性相统一的品格。《心灵史》中的历史考证，尤其是史书记载的虚假与民间信史的考证，既说明了一个历史真实，而强化一种情感判断。《荒芜英雄路》中的地理考证与历史考古相结合，其中所抒发的哲理精神和生命精神在“荒芜”二字中获得了一种审美的升华。再次，张承志的语言是关于北方景致和北方文化的。他能用文化语言方式叙述北方民歌，他能改造北方民间小调，他能用文学的方式写作有益北方的历史地理学论文，他是他所经历的特殊时代的历史学者。他因为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者，才不愧为一个优秀作家。但他不是写历史小说。他对草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尤其是具有独特的研究。因此，在他笔下，他能详细地叙述草原风俗，同时又能深情地叙述伊斯兰风俗和伊斯兰历史。他用他那富有力量的笔和语言复活了伊斯兰文化史和草原文化史。这是优美的历史诗，又是动听的历史故事。它记载着民族的兴衰变迁，它描绘着民族不屈不挠斗争的历史。张承志比一切语言学家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断描绘出一种活态语言，心灵语言，情感语言和生命语言，他创造的是审美的句法和思想情感的句法。他的语言艺术学是抒情的，而不是分类归纳和推演的。最后，张承志的文化语言还在于他对民族英雄人物的敬仰和崇拜。例如毛拉、关里爷、哲合忍耶英雄们，例如阿訇、额吉、母亲、功修的老人、沉默的老人、牧羊人，在他笔下具有了一种特定的历史称谓。例如他对凡高，他对鲁迅，他对《热什哈尔》的无限崇敬，都带有强烈的传记化倾向和历史倾向。一切都在他笔下变得鲜活如初。
必须承认，张承志的文化语言加强了他作品之深度，也加强了他的作品的力度。无论是真实感，还是历史感，无论是文化感还是生命感，他的语言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且始终是以情感为主导。由于以情感为主导，因而他的全部知识性话语都被审美精神所笼罩，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宗教语言品格，这种宗教语言品格极难掌握。它具有一种无比高贵的品格。它可以点燃每个人的心灵之火，它可以让每一个生命都陷入沉醉，它可以让每一个灵魂都得以净化。但他同时，又能使这情感的语言具有一种真实性、知识性、可塑性、可依赖感。语言裹挟着思想，纠缠着灵魂。它的知识性话语仿佛也能燃烧。无论是讲述草原上的“黑山羊谣”，还是讲述陕北的“花儿”。无论是叙述历史往事，还是描述功修圣课。他的文化语言都是那么信实，又是那么富有激情。他不仅提供了历史的知识，也提供了一种审美想象的空间。张承志磅礴的语言激情如此浓缩，又是如此奔放；是如此谨严，又是如此狂傲。谜一般的语言啊！
四、诗性语言：世界的神秘
语言的最原始阶段，是一种质朴的诗性语言，而语言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诗性语言。诗性语言埋藏着语言的全部秘密。维特根施坦对语言的预言是有一定道理的。“语言是我们世界的界限”“理解语言，就是理解世界”，“存在是语言的家”。当代语言哲学，虽然把语言进行科学化，逻辑化，甚至符号化分析，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语言是极其复杂的。的确，语言是牢笼，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民族的智慧，语言是心智的机密。而这所有的困惑，莫过于诗性语言的困惑。对于诗性语言，人们是那么渴求它。找到诗性语言，就如同找到了一条通往神秘主义的一条通道。而在我们目前的语言视域内，德意志语言与中国古代语言，就极具这种诗性智慧。这大约可以视作德国文化在中国无上崇拜和中国古典文化语言复活的一种情感根由吧。德意志语言是以他的诗性体悟，以他的哲学句法，以他的情感深邃，以他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精神感动着世界。德意志语言最能洞悉这神秘。中国古典语言则以高度凝炼性，以他的诗性智慧，以他的天人合一之思维，直接地体悟到宇宙的秘密和心智的秘密。一切语言发展到最高阶段是诗，是一种神性。正如许多语言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语言与存在有着密切的关联。“人把作为整体的对象物的世界置于自身之前，并把自身置于世界之前。人使世界朝向自身，并为自身而生产自然。对于这个生产，我们必须在它的广泛和多种的方式上去考虑。当自然不合人的想法时，人就整理自然。当人缺乏事物时，人就生产出新事物。当事物干扰人时，人就改造事物。当事物把人从他的意图那里引开时，人就调节事物。当人为了出售和获利而吹嘘事物时，人就展示事物。当人想摆出他自己的成果并为他的手艺作广告时，人也展示事物。在多种的生产中，世界成为站立的，并被带进这种状态。开放的东西成为对象，并被转向人。与作为对象的世界相对立，人突出自身，并以蓄意贯彻这一切生产的身份而出现。”语言是富有诗性的，思想是充满智慧的，而情感是富于感动的，这正是许多作家所渴望的诗性语言。
张承志的诗性语言，刚好具备这种品格。因为这既源于他的生命语言，又源于他的文化语言。这一切的高度融合统一，便在整体风格上构成一种诗性语言。正如施塔格尔所言：“他听着语音和节奏，并且在推理理解的此岸，他被诗人的情调所触动。没有概念却能听懂的可能性隐约出现了。”“这种残余即音乐，亦即无词的语言，它可以配上词被人唱出来。诗人自己把为歌唱所规定的东西添加到歌里。在歌唱时被明显地突出的是旋律曲线，是节奏。听者较少注意到句子的内容；甚至歌唱者自己有时也很清楚歌词讲的是什么。”“因为词和句的意义不言而喻地也是歌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单独由话语的音乐，也非单独由话语的意义，而是这两者作为‘一’构成了抒情诗这个奇迹。”[⑥]张承志的诗性语言，在于他的生命智慧和诗性智慧。天才的奇迹往往诞生在这种语言之中。张承志的诗语言完整地贯彻在每一部作品中。他力图让他的作品使人燃烧起来。一旦不具备燃烧的品质，他就会搁笔。这是激情，也是智慧，这是心灵，也是灵魂。这源于生命，又源于独有的文化气质。张承志无愧于一位伟大的作家。张承志的诗性语言，在他看来，带有一点神示，神启的意味。总而言之，这语言并不容易构造和生产，这种语言是绝对不能机械复制的。即使是作家本人也无法复制，它是生命、智慧、力量意志的高度和谐的产物。只要那一方面出了问题，诗性语言便会死亡。
在我看来，张承志的诗性语言首先带来了他作品的象征性。他的语言是很富于象征的。象征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诗的，是诗性的。这在一定条件下必须取决于意象的创造。张承志很善于这种意象的象征和创造。在《黑骏马》中，马是一种象征形象，在《北方的河》中，河是一种象征形象。太阳，月亮，黄土地，张承志都给予一种象征性启示，《心灵史》中的清真寺，钟声，黑色都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意义。《金牧场》中的黄金牧场，就带有象征意义，《九座圣殿》亦然。《黑山羊谣》中的黑山羊也具有象征意蕴。由于张承志特别善于选择这种象征物象，因而他的作品具有奇异的象征的美。象征给他的作品带来了独一无二的意象，给他的意象带来独一无二的诗性阐释。这就是一种语言的生命力。只要意象充满生机与活力，他的作品就不会死亡。其次，张承志的诗性语言具有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必然的，这是诗语言的一种质的规定。逻辑语言追求质的确定性，诗性语言则否认这种确定性。这正是语言之争的关键。我摒弃科学主义和英美语言哲学的逻辑主义立场，我们正追求语言的多义性和复杂性。这种多义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想象世界的无穷乐趣。例如：“你那花园里鲜花常开，虽然它貌似旱荒赤裸的黄土。你是我的花园么，你融容下我的自我和天性，使我如同纵马一般奔驰在你的怀里，使我泄下我的真纯和志愿么？你朦胧难近。你不让我安宁。你粉碎了我又远远在彼岸隐现。又逼近了，你这雾中的帆群；你这迷茫的影子一样的雄浑轮郭。你撕碎了我，你让我心甘情愿地献出了自己的魂。”语言的本义和思想隐隐约约，无法一眼洞穿，也无法一语道破。这就是诗性语言的神秘。第三，张承志的诗性语言具有深邃的哲理性。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愈来愈把哲学语言看得至高无上，因为它是理性的复杂逻辑话语，同时，又把语言改造成一种充满诗性的话语。在哲学话语中，一种是逻辑的深邃的语言受人欢迎，如维特根施坦，另一种是思想的深邃与诗性之统一的语言，如胡塞尔，尼采，海德格尔，但哲学语言远离一般读者，因为它拒斥情感。张承志则在情感与哲理中找到了诗性的通路，它的语言具有一种哲理的启示性，显示出他对复杂生命的严峻沉思。张承志熟悉历史地理，考古，文学，他唯一较少讨论哲学，不知为何？他语言中这种原生的生命哲学精神不知从何诞生。如果出于偶然，那应该视作一种神示。至少也应该说，他不逊色于生命哲学家。他比生命哲学家更善于洞悉生命的内在秘密。第四，张承志的诗性语言具有一定的隐喻性。他的语言是很看重隐喻的。隐喻使他的作品思想变得复杂。隐喻正可以对应于世界的复杂性。社会、历史、人生是如此奇妙复杂，我们往往很难作出清晰的判断。心中虽有信守，但总不免陷于迷茫。人生充满难言之处，并不是什么话想说便说。我们生活在人群中，便不得不遵守这种语言的牢笼。因而，无言的、难言的、隐言的一切便转化到隐喻之中，找到一条发泄的渠道。隐喻处处充满机锋，处处有话外音。我们只有谛听出语言之外的意思，我们便洞悉了文学语言的内在秘密。不承认秘密是不可能的。试想，如果我们全知全能，世界岂不尽合乎我们的意志。正因为我们处于秘密中，因而这秘密只能通过隐喻来暗示。最后，张承志的诗性语言具有一种庄严性，预示着一种宗教的道路和宗教的神秘。每当张承志忘我抒情时，他便陷入一种虔敬中。这种语言的庄严肃穆，类似于圣典语言的崇高华美。他使诗性语言带有一种生的灵光和灿烂[⑦]听到教堂的钟声，听到华美的神颂置身大殿的宁静，听到那无言的心声，看到好纯洁的气派，看到那庄严肃穆和圣洁，任何一个叛逆都会为之感动。张承志诗性语华美风格正来源于这种神性诗性，庄严肃穆的灵性。总而言之，诗性语言，使张承志的文学作品变得博大，它是如此具有灵质，又是如此充满活力，它带来了文学的奇彩与华美，它创造着未来的奇迹和神示的诗篇。经张承志的语言艺术不会屈服于形式词法学，尽管我们可以从形式句法去分析他的语言，拆解他的语言，瓦解他的语言，但要把握他作品独异的精神，只有借助虔敬、崇拜、热爱和神助。那是一种语言的极致，好是一种审美的辉煌。
收稿日期 1996－04－26
注释：
① ③张承志《心灵史》花城出版社
②张承志《金牧场》作家出版社，第2页
④张承志《金草地》海南出版社
⑤张承志《荒芜英雄路》上海知识出版社
⑥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标签：张承志论文; 文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古兰经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读书论文; 热什哈尔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