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转化的行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以人的选择及其行为过程而论，可以说是理性决策和非理性决策两大理论共分经济学的天下。（注：在经济学中，“决策”一词较多用于管理组织理论，而“选择”一词通常被用于描述人的具体行为，由于这两个概念有着高度的重叠，经济学家运用时一般不加以严格区分。）1940年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理性决策理论，随着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1947）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创立著名的期望效用理论，以及阿罗和德布鲁（Arrow and Debreu，1954）将这一理论纳入瓦尔拉斯均衡的分析框架而进一步系统化。然而，由于期望效用理论以完全理性假设为前提，尽管它对不确定决策提出了一系列可供人们深入研究的分析范式，但它不能有效解释人类行为，尤其是不能解释金融市场中的选择行为。于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融合了经济学和心理学的非主流经济学，逐步打破了理性选择理论独占经济学论坛的格局。
非主流经济学的选择理论，最初源于早期行为经济学关于“增强物”刺激个体行为的动物实验。增强物通常被认为是“增加个体选择行为发生前的涉及未来事件再发生机率的一种刺激体”。关于增强物的涵义，克拉克·霍尔（Clark Hull，1943）、保罗·密尔（Paul Meehl，1950）、雷切琳和格林（Rachlin and Green，1972）以及蒂勃雷克、亚利森（Timberlake and Allison，1974）等人曾根据实验有各自的解说。针对增强物对个体行为所发生的影响，赫恩斯坦（Herrnstein，1961）通过操作制约实验提出了颇受理论界关注的相互对应法则（matching law），但由于这一法则只是一种描述性理论，它只能说明动物的选择而不能解释动物为何如此选择。为了解释个体选择何以符合相互对应法则的预测，雷切琳、格林和巴特里奥（Rachlin，Green and Battalio，1976）提出了最优化理论（optimization theory）；赫恩斯坦和维根（Herrnstein and Vaughan，1980）提出了个体行为优化理论（meliorate individual behavior theory）；纳温（Navin，1969）提出了短期最优化理论（momentary optimization theory）。不过，当上述理论以实验结论来解释人类选择时，涉及到由非理性来外推理性选择的问题。
例如，个体行为优化理论关于老鼠在能够获得等量增强物时，会尽可能选择较低压杠次数的分析，属于非理性分析，（注：根据心理学理论，如果行为没有经历适当的思考而仅仅是对其影响机制的条件反射，则这种行为通常被解释为非理性。显然，老鼠的行为纯属条件反射。）但赫恩斯坦从这个实验得出个人投资也会尽可能选择投入较少的劳力、时间和资本以获取期望报酬的推论，却悄然走入了理性选择的分析。再例如，最优化理论认为，动物反应与增强物比例相互对应的非理性，是选择最大满足情形的一种最佳情境，但雷切琳等人对赫恩斯坦实验中的选择行为所做的计算机仿真检验得出的人类行为的相关推论，则明显涉及到了理性选择；雷切琳（1970）提出了自我控制（Self-Contorl）概念，认为如果个体面临一个立即可以获得但价值较小的增强物和必须等待但价值较大的增强物的双重选择时，个体可能会自我控制，等待选择较大价值的增强物；也可能选择立即获得，但价值较小的增强物。在这里，自我控制的分析暗含着理性和非理性选择的同构思想。
早期行为经济学的动物试验倾向于将动物以较小“投入”获取较多增强物的行为看成是理性的，这种倾向启发了人们对理性和非理性相容性的思考：（注：贝克尔认为理性与非理性具有相容性（Becker，G.S，1962）。后来，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1）当分析被锁定于人类行为时，心理学和经济学便必然关注增强物对人的选择行为的影响；（2）现实中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的同构现象，引发了非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认知心理学，并通过实验以质疑主流决策理论对人类行为的单一的、理性化解释；（3）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增强物刺激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选择，与动物本能反应的不同之处，是人类的选择行为在受到诸如利润、名誉、地位等增强物刺激的同时，往往是在特定的心理支配下进行的。
以实证主义哲学和动物实验为理论基础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是研究动物和人类行为的自然科学，其创始人华生（J.B.Watson，1913）曾将选择概括为外部增强物刺激引起行为反应的过程。但这种以可被观察和以经验主义为原则的实证行为主义，受到了认知心理学的批评。在认知心理学家看来，环境中的增强物刺激固然很重要，但它必须通过认知才会对选择行为发生影响（Hothersall and David，1995）；认知是通过对信息的编码、储存、提取、变换和传递等过程完成的。行为主体或是对信息进行串行加工（认知主义），或是对信息并行加工（联结主义）。基于个体的心理特征不同，面对同一外部增强物的刺激，不同个体有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心理反应，或采取理性选择，或采取非理性选择。总之，认知心理学利用信息论的代码、编码、解码等概念来解释人对信息的加工和处理，人的选择过程被解说成由编辑和评价两阶段构成（Kahneman and Tversky，1973）。
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基础之上的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和经济学合并来分析人类的选择行为。这种并轨研究，否定了“选择行为完全由外部因素刺激”和当事人具有“内在偏好一致性”的经验假设。但是，就现实中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的同构情形而论，行为经济学并没有明显指出非理性选择可能是由理性选择转化而来的，或者说，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分析。在笔者看来，行为经济学运用条件概率、决策权重、价值函数、小数法则、风险偏好等分析工具来分析人的偏差行为时，包含着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转化的思想。
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是与效用最大化结合在一起的，这一思想体现在“理性经济人”概念之中。行为经济学注重人的心理反应及其行为过程，放弃了效用最大化假设，它对非理性选择的论证主要集中在行为方面。其实，如果能找到界定行为属性的依据，选择行为的终极结果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因此，现实要求回答以下的问题：个体的非理性选择究竟是不经过任何理性思考直接做出，还是先存在思考拟采取理性选择但由于受外部因素的驱动而转化为非理性选择？在群体行为中，个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的并存，这种情形在何种条件下会导致群体选择由理性向非理性的转化？
现实中的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转化，迄今未能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赫伯特·西蒙（1973）曾从统计决策和运筹学两个层次对认知过程、风险决策、计算效率进行了过程理性分析，过程理性学说启发了行为经济学的非理性学说。如果我们能沿着这些理论分析的轨迹来解析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的转化，其研究价值可谓是说出了“行为经济学意境中存在但却没有明确说出的话”，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符合实际地说明人的非理性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理性决策转化而来，对于解释金融市场中扑朔迷离的非理性行为将大有裨益。
二、选择行为的属性理解
理性选择和非理性选择的分歧点，主要集中在人是否具有“一致性偏好”及其动机和目的是否只受“效用最大化”影响两方面。传统经济学将“理性经济人”描述为工具主义意义上的理性者，他们具有有序偏好、完备信息和精确的计算能力，能够利用掌握的信息来预估将来行为所产生的各种可能性，能够完成最佳的满足自己偏好的决策，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约翰·伊特韦尔等，1996）。换言之，“偏好一致性+效用最大化”一旦嵌入选择模型，人的选择行为便被赋予了理性属性。
赫伯特·西蒙（1973）曾将上述意义上的理性行为理解为实质理性，而将注重心理、环境、信息变化且充分发挥认知的理性行为解释为过程理性。在过程理性的研究中，西蒙实际上是将偏好一致性看成给定条件和环境约束下的逻辑推论，将效用最大化看成是实质理性绕过环境和信息不确定性、以意念中的“最优”取代现实中“满意”的一种公理化假设。为此，他以国际象棋对局为例说明了认知有限性对人的心理和行为过程的影响。这些解释有助于我们对诸如“无差异曲线”、“等产量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等范畴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行为的理解。同时，西蒙指出过程理性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行为人通常是在复杂环境下搜集各种信息，以不同方式处理信息，从而对问题求解的；偏好一致性既不符合序贯程序的贝叶斯定律，也找不到可接受计算工作量的过程来求解；问题的求解不仅涉及计算而且涉及计算效率，即便成功运用计算数学，那也是以蕴含着一系列关于计算系统能力的假设为前提的。虽然，西蒙有关过程理性的分析没有明确言及非理性选择，但他倾向于同意心理学的观点，即认为非理性代表着没有进行适当思考时对不确定机制的条件反射。因此，拓宽西蒙的思想可有以下推论：行为人只有对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行分类、整合、加工和处理，选择行为才具有理性属性；如果行为人只是依据直觉、知觉、外部刺激等，则其选择行为便是非理性的。
期望效用理论将某种结果出现的概率视为效用权重，认为效用的加权和等于概率，而相同的选择通常是在相同概率下发生的。该理论包含偏好一致性假设的选择模型是建立在三个基本假设之上的：（1）行为人某一期望的全部效用等于其结果的期望；（2）资产组合在某一参照点被接受的条件，是行为人资产组合的整体期望值超过组合中的单个资产期望的加总；（3）表示行为人风险厌恶状态下的效用函数呈凹状，其二阶导数小于零。（注：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行为，用一个预期函数（X[，1]，P[，1]；…X[，n]，P[，n]）来表示，就是当概率为P[，i]时，预期为X[，i]。其中，P[，1]+P[，2]+…+P[，n]=1。据此设定，期望效用理论的三个基本假设可依次表示为：U（X[，1]，P[，1]；…X[，n]，P[，n]）=P[，1]U（X[，1]）+P[，2]U（X[，2]）+…+P[，n]（X[，n]）；U（W+X[，1]，P[，1]；…；W+X[，n]，P[，n]）＞U（W）；U″＜O。行为经济学关于这些基本假设的系统性偏差的研究，就是围绕参照点W的分析展开的。）这些假设偏离现实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人们会高估事件可能发生的结果，以至选择行为与期望效用理论发生系统偏差。法国经济学家阿莱斯（Maurice Allais，1953）曾提出过质疑理性选择模型的著名悖论，这一悖论引发了行为经济学对非货币效用预期的研究。不过，无论是阿莱斯本人，抑或是初始研究非货币效用预期的行为经济学家，都只是指出了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非理性选择的存在，并没有系统地批判期望效用理论的基本假设。
针对期望效用理论的基本假设，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v，1979）通过精心设计的社会学、心理学实验对选择行为加以识别，批判了这些在他们看来有着系统性偏差的基本假设，提出了一种用以取代期望效用选择模型的替代模型——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认为，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行为是介于有根据的展望和冒险碰运气之间的一种行为，人们展望风险做出选择，会背离偏好一致性和效用最大化。就背离偏好一致性来说，由于人们选择时会经常剔除影响决策的相同因素，行为人的相同选择并不表示偏好一致性，或者说不同形式的相同选择在偏好上存在着差别；就背离效用最大化而言，由于人们经常存在着将可能出现的结果与过去确定情况下取得的结果对比，从而低估可能结果的“确定性效应”，而不是完全按效用最大化原则决策。据此，前景理论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当收益确定时，人的选择行为表现为风险厌恶；当损失确定时，则表现为风险偏好。这些观点在选择结果方面揭示了现实中理性选择和非理性选择的同构现象。
其实，偏好一致性意味着对选择行为之内生变量的外生化处理，效用最大化则是从动机或结果出发对理性选择的一种公理化设定。不过，主流经济学是从计算机最善于处理的自然认知来研究选择行为的，行为经济学则是从社会认知来探讨选择行为的。例如，前景理论在批判期望效用理论假设，进而论证非理性选择时，就认为在信息不确定的条件下人们不能充分顾及事件的情境，大多数人既不存在精确的计算能力，也没有时间去充分考虑各种选择结果的概率问题。就此而论，行为经济学家拓宽了西蒙的过程理性学说，他们将社会认知看成是主观概率，主观概率是决定决策权重的重要变量，人们通过决策权重，有时会偏高估计小概率，有时会偏低估计高概率。至于反映预期的主观感受值，可用度量预期的财富变化的价值函数来表示；社会认知之于决策的影响，使价值函数取代了传统的效用值。
区分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属性的困难，在于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同构或相容。西蒙以有限理性为基础所强调的过程理性学说，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这种同构或相容，正因如此，该学说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不过，过程理性概念是对行为在给定条件和约束下适于达到给定目标的“实质理性”的一种批判性解说，这种解说包含另一基本观点是：倘若着重考虑行为的形成过程，那么，只有在极其简单的情况下行为人才是理性经济人，而认知心理学意义上的行为人在多数情况下是根据现有的知识和计算能力做选择的。与西蒙思想比较接近的是哈耶克（Hayek）。他在其“有限知识论”的基础上，认为行为人的理性是通过制度、习惯、规则（感觉秩序）来实现的，鉴于知识的社会分散性，行为人往往会有意识地部分地放弃客观认知，甚至有意识地采取直觉或冲动性的选择行为。虽然，西蒙和哈耶克关注的都是现实的过程理性如何取代实质理性的问题，但他们关于社会认知影响行为的研究已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涉及到了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属性。
总之，实质理性是主流经济学的主观主义的逻辑推论，这种推论是通过偏好和禀赋的外生分布假定，并以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展开分析的，集中体现在期望效用理论的基本假设中。这种情况致使主流经济学缺乏描述行为人主观心理活动的理论。也就是说，它没有对行为的学习过程进行分析，完全是以偏好一致性演绎效用最大化来解说实质理性的，从而使行为的形成过程在理论上出现了空白。行为经济学借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分析行为过程，实际上是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运用认知心理学进一步具体化了过程理性的研究。
三、选择行为的转化分析
按照卡尼曼等人（1979）的观点，人的决策行为与期望效用理论基本假设的系统性偏差，首先可以通过以下选择问题所反映出的“确定性效应”来说明：
选择问题1
A：2500元 概率0.33 B：2400元确定获得
2400元 概率0.66
人数N=72（18％）
（82％）
选择问题2
C：2500元 概率0.33
D：2400元 概率0.34
0元 概率0.66 0元 概率0.67
（83％）
（17％）
在显著性水平为0.01的情况下，问题1中82％的人选择方案B，而问题2中83％的人却选择了方案C。联系期望效用理论的基本假设，在问题1中，当U（0）=0时（注：U（0）=0表示偏好为0的确定性展望的效用值。前景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人偏好一个确定的展望（x），而不是偏好一个期望值为X的展望，他就是风险厌恶者。），有U（2400）＞0.33U（2500）+0.66U（2400），在问题2中，有0.34U（2400）＞0.33U（2500），这些情况显示了反向选择的不对称，不符合期望效用理论的基本假设U（X[，1]，P[，1]；…X[，n]，P[，n]）=P[，1]U（X[，1]）…+P[，n]U（X[，n]）。继而，卡尼曼等人（1979）讨论了另外几组非货币选择问题，对这些非货币选择问题的基本结论是，被试者的行为反应可以高度概括为：相对于一些仅仅是“可能”发生的事件，人们有时会高估确定发生的结果；一种展望从确定获利变成不确定获利会大大降低人们对确定展望的偏好程度；当展望的概率较低时，人们并不一定依据概率高低来选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映财富增量变化的决策权重和体现展望结果的价值函数。据此，卡尼曼等人（1979，P268-273）通过映像效应、或然保险、分隔效应的分析，将选择行为演绎为前景理论模型，该模型集中反映为以下的S型曲线：
这个图形的学术理论价值是丹尼尔·卡尼曼荣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精华所在。前景理论对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关于不确定条件下风险选择分析的理论综合，就是利用这条曲线解释的。但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经济学界针对这条曲线的研究，通常集中于对它的基本含义、特征及其学术贡献的分析和评判等方面，而没有从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承接性来对它所内蕴的理性向非理性决策的转化做专门研究。与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不同，这条曲线的自变量是投资者的损益，而不是财富或消费的绝对水平，投资者不是从资产组合而是通过主观感觉来判断损益的参照点，以决定投资选择。因而，这条引入心理因素的曲线所表示的价值函数具有主观性。就心理过程之于选择行为来讲，由于人的决策心理在凹状部分是风险厌恶，在凸状部分是风险偏好，所以，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的基本假设U″＜0，仅仅适合于凹状部分而不适合凸状部分。同时，考虑参照点W，资产组合（X[，1]，P[，1]；…X[，n]，P[，n]）满足U（W+X[，1]，P[，1]；…；W+X[，n]，P[，n]）＞U（W）的假设，也只是适合于凹状部分而不适合凸状部分。因此，卡尼曼等人认为，一旦考虑心理过程对选择行为的影响，期望效用理论的基本假设与人的实际选择行为便明显存在着系统性偏差。
附图
注：点W、W[，0]是笔者根据分析需要添加的
以心理过程涉及行为分析基础而论，行为经济学结合心理学和经济学将行为分析基础的功利，划分为“决策性功利”和“体验性功利”。这种研究方法跳出了主流经济学只重视决策性功利的分析框架，使效用函数的构造能够兼顾现实中不同内涵的功利行为。（注：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以前，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基本假设都是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前者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理性，后者的基本假设是自然人快乐；但到了马歇尔之后，由于快乐被转义为可测量的效用，于是，行为主义意义上的快乐便被逐出经济学师门；经济学所说的功利最大化是指效用最大化，心理学所说的功利最大化通常是指行为主义意义上的快乐最大化。在行为经济学看来，效用最大化意义上的功利是决策性功利，而快乐最大化意义上的功利则是体验性功利。）不过，以效用函数的构造而言，行为经济学并没有将决策性功利和体验性功利截然分开。S形曲线的凹状部分是对主流经济学效用函数的复制，凸状部分才是心理过程之于决策效用的偏差分析。因此，有理由认为，凹状部分的基础是决策性功利，而凸状部分是体验性功利。我们在此所关心的，不是行为经济学如何把体验性功利分为“当下的功利”（moment utility）和“记忆中的功利”（remember utility），而是要探讨曲线S中所蕴涵的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转化的思想。实际上，前景理论通过价值函数已经把人的选择类型划分为两种：在凹状区域，是主流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选择；在凸区域，是行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非理性选择。
如上所述，认知心理学将人看成是处理信息符号的系统，卡尼曼等人将选择过程解说成由编辑和评价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构成。现在，结合曲线S来考察编辑和评价两阶段，笔者认为，曲线S的凹凸两部分有着明显不同的特性。从选择行为的编辑和评价两阶段的相继性来考察，凹状部分揭示了主流经济学效用函数的思想脉络，即在编辑阶段行为人受外部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心理偏差不严重，能够发挥自己的认知，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进行搜集、整合、筛选、加工和处理，从而在评价阶段采取理性选择。但在凸状部分，卡尼曼等认为行为人在编辑阶段的偏差干扰严重，他会放弃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理性思考，从而在评价阶段完全背离偏好一致性和效用最大化，采取非理性选择。诚然，这里的解说是针对行为人在曲线凹凸两部分的选择属性以及行为经济学关于选择过程的编辑、评价两阶段的构成而言的，但这一解说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这条凹凸相继的曲线S，前景理论所包含的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的转化思想，便可以在其理论体系内通过人们的实际选择过程给予说明。
首先，从选择行为的过程来考察，行为人对某一事件的决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放弃自己的认知，放弃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理性思考，以至于直接在偏差心理支配下进行非理性选择。现实的情况是，行为人通常是先按照自己的理性偏好（但不一定有序）对事件进行编辑处理，以理性计算的方式展望事件的未来前景，当他认为展望的事件结果会出现较高概率时，就会在选择过程中贯彻效用最大化原则。此时，用于概括这种选择过程的价值函数便是S曲线中的凹形状态。然而，由于现实中存在着信息和环境的复杂性，当这些复杂性达到足以让行为人怀疑或否定自己对事件未来前景的预期时，行为人通常就不像主流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假设那样采取选择，而是会按照行为经济学所阐述的代表性法则（representative）、易得性法则（availability）、锚定法则（anchoring）、确定偏差（confirmation bias）、情景依赖（framing）等进行非理性选择。此时，用于概括这种选择过程的价值函数便是S曲线中的凸形状态。因此，曲线S中的凸状部分是对非理性选择行为的描述。如果我们从行为人选择行为的动态过程来分析，曲线S则反映了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的转化过程。
其次，行为经济学有关参照点的分析也表露了这种转化过程。依据行为经济学对曲线S的解释，预期效用的评价是基于S形曲线中的一个参照点W（为分析方便计，设W=0），若未来事件的预期效用W[，0]大于W，则曲线S局限于凹区域；若W[，0]小于W，则曲线S局限于凸区域。在这里，点W是理解选择行为转化的关键点。因为，当w[，0]大于W时，“损失厌恶”主导着人们的选择行为。行为经济学将W[，0]大于W的情形称之为“赢项”，在这种状态下，人们通常是在决策性功利驱动下经过慎重思考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但是，当风险不确定从而预期不确定时，也就是W[，0]小于W的“输项”情形出现时，人们就会转向“风险偏好”，风险偏好是体验性功利诱导下的背离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我们可将“损失厌恶”到“风险偏好”的变化，理解为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转化的内在动因。
再其次，从前景理论的创新点来考察，行为经济学以决策权重否定“相同效用决策由等同概率决定”的观点时，认为人们对事件的确定性预期会采取“风险规避”准则，此时，他们会按“大数定律”进行决策；而当人们对事件的预期没有把握时，通常会遵从“风险偏好”准则，此时，他们常常是根据“小数法则”进行决策的。不过，将概率转化为决策权重的理论前提，是必须说明效用函数不是概率的直接加权，个体在最大化效用加权和中的权重并不等于概率。但在说明这一点时，卡尼曼等人认为，行为人在实际决策时往往将极小概率事件看成不可能，而将极大概率事件看成确定。显然，就人的这种认知而论，它既可以解释为理性也可以解释为非理性。因为，概率判断本身属于主观认知范围。当行为经济学将极小概率和极大概率的决策权重依次界定为0和1，并且认为它们取决于个体的主观印象时，自然会得出决策权重容易变大或变小、人们会夸大或缩小事件真实概率的结论，从而为非理性选择提供理论依据。按理，这些论述应在描述价值函数的S形曲线中反映出来，但由于决策权重函数是非线性的，它只能由真实概率函数观念性地确定，因而，前景理论说明非理性选择时未能做出这样的刻画。但尽管如此，这些分析明显地显露了非理性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理性选择转化而来的痕迹。
最后，在S形图中，财富变化的价值函数表明人的选择行为关注的是财富的增量而不是绝对量。以等量财富的减少或增加而言，行为经济学认为，在面临条件相当的损失前景时，人们通常倾向于风险偏好；在面临条件相当的盈利前景时，人们往往倾向于风险规避。这实际上是倾向于以下的重要结论：人们对于大于参照点W的“赢项”和小于参照点W的“输项”的评价不对称，对自身福利水平的减少比增加更为敏感。按照前景理论的偏差分析，无论曲线S是在表示盈利的凹形区间，还是在表示亏损的凸形区间，代表性法则、易得性法则、锚定效应、从众行为以及情景依赖等等，始终都会对人们的选择行为发生作用，而曲线S所反映的理性选择（凹形）和非理性选择（凸形）共存的情况，则说明人们受偏差因素影响有一个导致选择行为的变化过程。正是这一变化过程，体现了前景理论所蕴含的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转化的思想。
不过，卡尼曼等人对自己理论中包含的这一符合逻辑的推理没有继续研究。他们只是分析了曲线S的斜度在亏损范围比在盈利范围要陡的情况，以解释人的选择行为关注的是财富增量而不是绝对量。诚然，这些解释对解决“人们面临风险并不总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选择行为也不是完全依据概率行事”的“阿莱斯悖论”是有说服力的，但由于非理性选择暗含着“偏差因素改变选择行为有一个过程”的思想，这一过程在曲线S的凹形区域并未达到由量到质的变化，凹形区域所表示的仍然是一种理性选择，只是在逾过W点的凸形区域才实现了这种变化。由此可见，曲线S在凹形区域所描述的是传统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而对凸形区域的分析才是前景理论的非理性选择；卡尼曼等人对凹形区域中选择行为的理解，仍然是将行为人看成是理性决策者，只是在凸形区域才将行为人视为行为决策者。将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置于曲线S中一并分析，一方面体现了前景理论对现实中两种选择行为同构的描述，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前景理论对传统经济学关于人的选择行为完全理性化的逻辑批判。解析曲线S，我们可认为参照点W是理性向非理性转化的临界点。事实上，行为经济学以“损失厌恶”这一心理概念来解说W点两端的“赢项”和“输项”，始终贯穿了偏差因素影响人们选择行为的问题。虽然，“赢项”和“输项”在行为经济学中的原意，是分别表示理性选择和非理性选择的结果，但这些结果在曲线S中所包含的动态过程则明显表征了选择行为的转化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以X[，1]、X[，2]、X[，3]依次表示人的认知水平、信息不确定和环境不确定，那么，在心理偏差不足以改变人们“风险规避”的情境下，以X表示“风险厌恶”之理性选择行为的抽象模型可以下式表示：
X=A[，1]X[，1]+A[，2]X[，2]+A[，3]X[，3]+ε[，1]
（1）
同理，如果以Y[，1]、Y[，2]、Y[，3]、Y[，4]、Y[，5]依次表示行为经济学所解读的代表性法则、易得性法则、锚定效应、从众行为、情景依赖等偏差行为，那么，我们便可以Y来表示“风险偏好”的非理性选择模型：
Y=B[，1]Y[，1]+B[，2]Y[，2]+B[，3]Y[，3]+B[，4]Y[，4]+B[，5]Y[，5]+ε[，2]
（2）
（1）、（2）式可以理解成抽象度量理性和非理性选择的函数。由于变量X[，1]、X[，2]、X[，3]和Y[，1]、Y[，2]、Y[，3]、Y[，4]、Y[，5]无法得到统计数据，因而，系数A[，1]、A[，2]、A[，3]和B[，1]、B[，2]、B[，3]、B[，4]、B[，5]不能通过线性回归来确定具体数值。不过，这些系数的权重通常会随人力资本质量、信息、市场环境的变动而变动。至于随机变量ε[，1]和ε[，2]，则是泛指那些决定或影响人们理性发挥的不确定性变量，如体制和政策因素变动、心理因素、媒体报道、权威观念、社会习俗，等等。
前景理论之所以能够较为贴近现实地解释非理性选择，关键在于该理论的偏差分析成功地论证了人的选择行为受“风险偏好”影响的这一事实。不过，前景理论对于“风险厌恶”的行为倾向也是认可的，只是强调当“风险偏好”超过“风险厌恶”时，人的行为才会出现非理性选择，这在曲线S中反映得十分清晰。延伸这一见解，可以将展望理论所蕴含的理性向非理性选择转化的思想，用一复合函数来表示：
f（X，Y）=Y-X=B[，1]Y[，1]+B[，2]Y[，2]+B[，3]Y[，3]+B[，4]Y[，4]+B[，5]Y[，5]+ε[，2]
-（A[，1]X[，1]+A[，2]X[，2]+A[，3]X[，3]+ε[，1]） （3）
当f（X，Y）＞0时，意味着心理偏差的支配作用会致使人的选择行为由理性转化为非理性，这种情形在曲线S中表现为凹状转化为凸状；当f（X，Y）＜0时，则意味着心理偏差的支配作用对人的选择行为影响甚微，人的选择行为仍然处于理性状态，这种情形在曲线S中表现为凹状。诚然，模型（3）所揭示的选择行为的转化，是依据前景理论有关偏差因素影响人们决策行为而抽象得出的，理性问题本身的抽象性决定了（3）式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操作性；但就（3）式所刻画的分析思想来说，通过这个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讨行为金融学根据行为经济学解说金融市场的某些观点。
四、金融市场中选择行为的转化现象
行为金融学大师罗伯特·希勒（Shiller，2001）曾研究过1929年和1987年世界两次巨大的股市震荡，认为股市中存在着催化因素、反馈环、放大机制、连锁反应等，投资者的心理依托受到社会压力、媒体、权威等的强烈拉动，他们的行为会受到从众行为、信息层叠、新闻报道、社会注意力等因素影响。投资者作为一个集群，在经历股市的飙升或暴跌时通常表现为一种非理性选择。希勒的这些观点是以行为经济学的偏差分析为基础的。例如，催化因素、反馈环、放大机制、连锁反应等，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代表性法则。这些现象会促使人们放弃认知而完全根据外部因素做选择；信息层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情景依赖；而新闻媒体、权威观念和专家意见对选择行为的影响，既可以解释为易得性法则的作用，也可以解释为人们将行为选择固定在某一个起始点上的锚定效应。因此，希勒的观点可用函数关系式（2）来解读。
然而，像其他金融学家一样，希勒注重研究的是群体行为，而对个体行为相对淡化。具体地说，他是以群体为分析对象的，并且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股市走势的结果而不是依据过程得出的。其实，群体与个体的选择属性是有区别的。在群体行为的理性选择中，不能排除某些个体的非理性选择；同理，在群体行为的非理性选择中，也不能排除某些个体的理性选择。这就是说，金融市场中的群体选择行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取决于概率意义上的个体选择行为的“大数定律”。（注：行为经济学研究个体选择时不完全推崇“大数定律”，而是以“条件概率”为理论依据来强调“小数法则”对个体非理性选择的影响，但行为金融学没有贯彻这一分析原则，他们在分析金融市场中的群体行为时实际上是立论于“大数定律”的。）这个问题可以分别从股市的平稳运行和剧烈波动两种情形来认识。在股市的平稳运行阶段，大多数个体一般会依据自己的认知来判断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采取理性选择；在这种情形下，即便一些个体采取非理性选择，但决定群体行为的“大数定律”会起作用。因此，如果将群体作为单一主体来看待，其选择行为是理性的，此时，群体的选择行为可以通过函数（1）来描述。在股市剧烈波动时期，由于个体的选择行为通常是在瞬时做出的，因而，行为经济学所论述的各种偏差会导致个体在选择时放弃对信息、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理性思考，此时，若将群体视为单一主体，即便一些个体采取理性选择，“大数定律”也会决定群体行为的非理性。期货或保险市场也是如此。（注：这里关于“大数定律”规定金融市场中的群体选择行为之属性的理解，暗含着以下的分析设定：个体选择行为影响金融市场走势及其属性的资金能量是等同的。显然，这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假设。不过，如果我们将大资金个体的投资量折算成某种代表着标准单位个体投资量的n倍，这一考虑了资金权重的换算并不改变以上的一般分析结论。）这些情景大体上可以通过函数式（2）来描述。
诚然，股市中的一系列机制客观上是会促动投资者买卖的“羊群效应”，以至于看不出任何理性的痕迹。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股市出现群体的非理性时，由于某些个体的理性选择只占群体的较小比例，因而，他们的理性容易被群体的非理性所隐匿；另一是某些原打算实施理性选择的个体，会在从众行为的影响下做出非理性选择，也就是说，在群体的非理性选择行为中，包含着个体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的转化，群体非理性行为的形成过程与某些个体行为的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的转化存在着关联。
例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某一投资者到股市拟买入某只经过仔细研究的股票，但朋友告诉他另一只股票的内部利好信息，并且这位朋友已果断买入了该只股票。如果恰好近日的报纸杂志刊登了有关该只股票有可能成为一只黑马的基本面分析，这位投资者便极有可能否定自己经过数日研究的决策而义无反顾地买入这只朋友推荐的股票。假定这只股票的内部利好消息在市场上广为流传，专业人士也极力看好或推荐，那么，便会有很多投资者纷纷介入从而推动这只股票的价格上涨。如果某只股票出现与上述情形完全相反的情况，则会有许多投资者跟风进入抛盘的行列。值得说明的是，上述情形同样会出现在期货或保险市场。这种现象实际上是金融市场中个体的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转化的明显例证。
用本文的函数模型来解析以上例证，函数（1）有关认知、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行为人理性选择的现实过程，就是投资者在“风险厌恶”的心理状态下参与金融市场活动，从而发挥自己的认知并对不确定性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具体地说，投资者会在比较成本与收益的前提下对投资品种做可行性分析，他在买卖某公司的股票时，会在分析政策面的基础上对该公司的行业性质、前景等进行基本面分析，并考虑该股票与同类股票的当前价差、上升或下跌空间以及机构大户的操作情况。投资者做多或做空某一期货品种，会分析未来国内和国际市场中的该品种供给以及价格风险，从而决定是扮演多头还是空头的角色。同样，购买某类保险单，投资者会测度投保对象风险发生概率是高于还是低于保险公司对该项保险风险发生概率的衡量，以做出是否购买该项保险单的决策。显然，如果投资者决策过程的“编辑和评价”两阶段不受外部偏差因素的影响或影响甚微，那么，他的效用函数就是价值函数S形曲线中的凹状部分。
但是，金融市场中的现实情况不是这样。投资者无论在股票市场还是在期货或保险市场，他在编辑阶段通常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即便发挥了认知能力，但只要评价阶段的偏差干扰显著，就有可能导致他放弃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初始认知，以至于在评价阶段利用捷径做出选择。结合外部因素来考察函数（2），变量Y[，1]、Y[，2]、Y[，3]、Y[，4]、Y[，5]就是对外部因素导致投资者在“风险偏好”心理支配下否定自己理性思考而产生偏差行为的理论描述。在以上例证中，那位投资者听信朋友劝说、受报刊媒体影响、对所荐股票的对象性锁定以及他人选择行为的诱导，充分体现了行为经济学概括的代表性法则、易得性法则、锚定效应、从众行为、情景依赖的偏差行为规定。以前景理论来解说这位投资者的选择行为，他的效用函数可以用价值函数S形曲线中的凸状部分来说明。前景理论以“当事人关注财富增量而不是总量”来解释曲线S的凸状部分比凹状部分陡峭，但如果考虑到当事人从风险厌恶转变为风险偏好，那么，函数（2）或许能在一般意义上更贴近现实地说明曲线S中凹凸两部分的形态差异。
现在，我们联系本文所建立的函数式来讨论金融市场中个体和群体的选择行为。笔者以为，分析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结果和过程，单纯从金融市场的运行结果来看，行为金融学关于股市非理性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注：从股市运行结果来考察投资者的选择行为，其分析对象容易圈定于群体而忽略对个体选择行为的研究。参阅拙作《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这篇文章在理性框架内分析了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但在分析思想上与本文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可以看成是研究理性问题的姊妹篇。）因为，在股市的飙升或暴跌阶段，价格严重背离了价值，投资者作为一个群体，确实会在放弃理性思考的情况下采取“一窝蜂”的选择方式，这种情形可用函数（2）来概括。但从投资选择的过程来分析，我们不能根据股市的飙升或暴跌导致投资结果的非理性，就认为个体选择完全非理性。因为，从个体是否进行理性思考来讲，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投资者总是可以被划分为“发挥认知”和“放弃认知”的两大类。这两大类投资者的能量和比例会影响股市走势及其行为属性。从理论上来说，当“放弃认知”类的投资者超过“发挥认知”类投资者的能量时，根据“大数定律”，股市运行的结果是非理性的，反之则反是。不过，在通常情况下，大部分投资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放弃理性思考而将“脑袋交给别人”，只是在外部不确定性干扰严重的条件下才是如此。这种状况的数学表述就是函数（3）所刻画的内容，即f（X，Y）＞0时所表示的群体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因此，即便以群体投资选择为分析对象，金融市场中的非理性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由理性选择转化而来的。
函数（3）不仅适合于解释群体的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的转化，而且也适合于说明个体的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的转化。本文关于个体在金融市场中由发挥认知转变为将“脑袋交给别人”的阐述，是对曲线S所揭示的凹状曲线段向凸状曲线段的转化轨迹的金融市场现象说明。事实上，个体在发挥认知从而拟采取理性选择行为时，函数（1）就体现了这种行为倾向，而当个体受外部不确定性干扰从而在偏差心理支配下采取非理性选择时，则对应于函数（2）。函数（2）决定个体采取非理性选择的能量，超过函数（1）决定个体采取理性选择的能量，就是函数（3）的内容。所以，函数（3）同样适合于个体的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转化的说明。
五、结束语
本文关于非理性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理性选择转化而来的分析观点，主要启迪于赫伯特·西蒙的过程理性学说和丹尼尔·卡尼曼等人的前景理论。将这两大理论揉合于现实是本文架构的主要思想来源。以这两大理论关于理性决策研究的承传性而论，可以认为，过程理性学说是前景理论的思想背景，而前景理论则是过程理性学说的一种逼近现实的延伸。（注：丹尼尔·卡尼曼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会上曾指出，赫伯特·西蒙以有限理性为分析框架的“满意取代效用最大化”的过程理性学说是其前景理论的思想来源。）本文的分析观点实际上是不赞成从行为结果的角度将理性和非理性的关联在理论上分隔开来。就思想的深邃性来看，过程理性学说有点类似理性选择理论中夹带黑格尔哲学意境的“彼岸”；就理论切合现实的吻合性来看，前景理论可理解为体现了黑格尔哲学意味的“此岸”。倘若能将这种“此岸”和“彼岸”联系起来思考，我们关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认识或许会大大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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