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出口有何独到之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到之处论文,有何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中国的不俗表现创造了过去25年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迹。在这25年里，中国经济跳跃式的前进及其增长之快远远超出了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期。更可贵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上亿人民摆脱贫困，更使得他们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和其他社会指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些成就的取得在于中国在发展中摸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改革之路，即采用实验性的渐进式改革方法，逐步依靠市场和价格信号的力量实现改革。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都是在其高度非正统的制度框架下实现的。
附图
图1 出口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贸易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即便脱离全球经济，中国经济仍可能保持增长，因为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早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农村改革，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并不是很大。但我们也必须承认，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能得到持续飞速的增长，是与世界市场所提供的大量机会分不开的。我们会发现，在中国所有的主要综合指标中，外资和外贸的分量日益加重。出口占GDP的百分比从20世纪60年代的近于零上升到2003年的30%，这一增长速度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要快得多（见图1）。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从80年代早期的近于零上升到现在的5%。这些数字从另一侧面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力量之一，其商品的出口已经占到全球贸易总流量的6%（见图2）。
附图
图2 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总商品出口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当然，中国在成功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很多问题。从这些问题中总结经验，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这不仅因为中国现在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竞相效仿的对象，也因为中国在制定未来符合自身发展的政策时，需要且应该参考这些经验。
从中国实现全球一体化的特殊模式中总结经验并不容易。对于追求全球一体化的国家，通常会推荐以下“标准处方”：取消进口的数量限制，降低进口关税及其离散程度，实现货币在经常账户下的可自由兑换，减少官僚机构拖拉的办事程序和其他阻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改善海关程序，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等。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策，只能说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并不理想，中国并不具备在世界市场上同时对富国和穷国构成潜在威胁的条件。简言之，中国的开放是渐进式的，许多重要的改革要滞后增长（出口的增长和总收入的增长）至少10年或更久。虽然国家垄断贸易的做法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就被取消，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系列更复杂、更具限制性的措施，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许可证等。这些限制到90年代早期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放松。
表1中国的进口关税
（未加权）平均 加权平均 离散程度（标准差） 最大值
1982 55.6 --
-
1985 43.3 --
-
1988 43.7 --
-
1991 44.1 --
-
1992 42.940.6 - 220
1993 39.938.4 29.9
220
1994 36.235.5 27.9-
1995 35.226.8
- 220
1996 23.622.6 17.4
121.6
1997 17.6 1613121.6
1998 17.515.7
13121.6
2000 16.4 - -
-
2001 15.39.1
12.1
121.6
2002 12.36.49.170
资料来源：Prasad(2004)。
表1列出了中国进口关税的变动趋势。在90年代早期，关税税率平均在40%以上（是世界上关税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最高的时候超过200%，而且税率的差别很大。关税政策在使得中国国内市场得到高度保护的同时，也损害了出口厂商的利益。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出口退税和其他的激励措施刺激出口导向型项目的投资，从而抵消了关税对出口的“抑制”效应。货币市场的管制更不必说，直到1994年中国的货币市场才得以统一。但腐败和执法不严仍然是发展中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中国并不是一个典型的通过贸易自由化和自由市场的力量来实现出口增长的国家。
中国实行专业化生产也不是简单地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的。在中国出口的商品中，虽然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服装、简单的电子器件集成）仍然占很大比重，但也具有许多高度精密产品。实际上，本文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如果依据商品的精密性来考察一国商品的出口，中国将是一个“特例”：商品出口结构与比其人均收入高三倍的国家的出口结构相同。这说明，中国已经掌握了一些先进的、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产品的生产。而这些产品在大多数人看来，并非像中国这样贫穷、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所能生产，更不必说出口了。在下文中，我将提供一些事实对此观点进行具体阐述，分析它对中国近期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中国的经验将表明，一国出口了多少数量的商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出口了什么样的商品。
中国精密产品的出口在多大程度上是直接由中国异于常规的政策引致的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将中国产业结构的形成归功于政府的推动和保护并不过分，这和早期“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有些相似。在文章的最后我将再一次回到这个主题，并给出一些一般性评论，从而为贸易和产业化领域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思路。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文章的第二部分，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的出口结构进行定量评价，并证明中国的贸易模式仅仅通过要素禀赋或其他“经济原理”是无法给予完全解释的。文章的第三部分，通过一些事实考察一国出口商品的类别与其增长之间的关系，以此证明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与其某些出口产业的发展相关的，而这些产业对于类似中国这样的低收入的国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文章的第四部分简单地回顾了中国电子消费品行业的发展，内容之一是对前文统计描述的例证，之二是通过实例来说明政府政策的作用。文章的第五部分进行了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 似是而非的比较优势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一国的专业化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决定。比较优势理论指出，一国的贸易模式取决于该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异。这些差异又与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李嘉图贸易模型）或国家间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相联系。在这些模型中，企业家都是直接考察成本然后进行投资决策的。
但是，在一个欠发达的国家，投资者进入一个全新的异于传统的行业，必然面临营运成本的严重不确定性问题。这些运营成本不仅仅取决于要素禀赋的状况，还可能取决于投资者能否成功地引进并使用新技术，取决于该行业的政策环境，某些时候甚至取决于有没有其他的投资者也选择进入该行业。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对每个投资者来说并不相同，早期进入新行业的投资者要承担较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的提前进入将对后来者产生有益的信息外溢效应。如果他们投资成功，后进入者将会观察到该行业的盈利能力，从而进入并“模仿”；如果他们失败了，却只能独自承担项目的全部损失。这种外部性意味着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所能吸引到的对新产业的投资将会少之又少，用Hausman和Rodrik(1993)的话来说，市场只能诱发很小规模的“自我探索”。其结果就是，低收入国家只能生产很少量的可用于进行国际贸易的高端产品，因而只能获得很低的收入。相反，高速增长的国家将会是那些能够大量投资生产有别于传统产业的、生产率水平较高的贸易品的国家。
为了对以上的设想进行经验检验，Hausman和我最近建立了一个能衡量一国贸易篮子生产率水平的指数，称之为EXPY指数。计算该指数分两个步骤：首先，对每一个以六位数分类法分类的商品，计算出口该商品的国家的加权平均收入，权数为一国对该产品的比较优势（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使其和为1），这样就得到对应该商品的收入水平，称之为PRODY指数。六位数分类法下共有5000多种商品，也就是说，需要计算5000多个PRODY指数。其次，计算每个国家的PRODY指数，即每个国家PRODY指数的加权平均数，权数为每种商品出口在一国总出口中的比率。①
与设想的一样，EXPY与人均收入呈现出极强的相关关系：一个富国能够出口的产品，其他富国也能够出口。图3为1992年EXPY指数与人均GDP的分布散点②。我们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3。但是，每个国家所对应的点并未严格地落在回归线上。有些国家在回归线的下方，有些则在回归线的上方。在处于回归线上方的国家中，印度(IND)和中国(CHN)显得异常突出：较低的人均GDP，较高的EXPY水平。这意味着这两个经济运行良好的国家的商品出口都倾向于那些有较高生产率的产品。1992年，中国的出口商品所对应的收入水平是中国当时实际人均GDP的六倍。尽管这一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所缩小，但依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附图
图3 1992年EXPY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用其他基本的经济变量来解释EXPY，结果也不怎么理想。图4和图5分别展示了在保持人均GDP不变条件下，EXPY与人力资本状况和体制质量状况的偏相关关系。为使分析样本更大，分布散点图采用了2002年以来最新的贸易数据。结果表明，EXPY指数与人力资本存量之间存在极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见图4），而与体制的质量指数（本文用法律规则来衡量该指数）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关关系（见图5）。所以基本面变量如何影响EXPY也不明确。一国出口商品的生产率固然部分取决于该国的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本禀赋，但也可能受某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为更具说服力，我们以孟加拉国(BGD)为例来说明。孟加拉国与中国一样，有着非常相似的要素禀赋特征，包括劳动力丰富、人力与实物资本稀缺等，但是孟加拉国的EXPY指数却比中国的EXPY指数低近50%。很显然，在影响中国的EXPY的因素中，且不论那些特定的因素是什么，它们似乎都有助于中国较高EXPY指数③的实现。也就是说，可能恰恰就是这些特殊因素，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解释）。
再将中国的EXPY指数的演变趋势与一些重要贸易竞争伙伴国相比较，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图6列出了中国内地、印度、香港特区和韩国的EXPY指数的演变趋势。该图清楚地表明，自1992年以来，中国内地出口商品的精密化程度在逐渐增加，虽然仍落后于韩国和香港特区，但差距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步缩小。但中国与印度的EXPY指数的差异在过去的10年中却呈现递增趋势。④
附图
图4 EXPY指数与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偏相关散点
附图
图5 EXPY指数与法律规则(rule of law)之间的偏相关联点
附图
图6 各国EXPY指数变动趋势比较
这一结论与Mayer和Wood(2001)的结论正好相反。Wood认为，就一国的要素禀赋而论，中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上的出口成效要低于预期的水平。Wood采用了横向分析法，以一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的比率为因变量，以该国工人的技术水平为自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得出预测值，并与实际值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1990年，中国制造业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实际出口比率为33%，而预测比率则为40%(Wood,1991)。产生这一差异的可能理由是，Wood的研究方法是以对商品分类的二分法（技术密集型或非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这种二分法比本文采用的商品分类法更具笼统性（我们计算EXPY指标时所用的数据来自于5000多种完全不同的商品）。事实上，Wood(1991)也指出，某种商品技术密集型成分在一个国家可能多一些，而在其他国家则可能少一些，这是非常普遍的。因此，建立在更细化的分类方法——六位数分类法——上的分析则可能更能捕捉这些差异。
表2电子出口产品及设备的单位价值比较（2003年）美元
产品名称 中国 韩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
变压器，变频器与整流器
0.855 5.713 0.884 0.229
电容器
1.317 2.51917.295 1.248
有线电话电报机 14.48866.58146.99536.496
扬声设备，不含录音功能 13.52050.00352.96668.260
录、放相机 48.73339.35690.926
112.492
录放音、相机的零附件 9.87526.22214.299 n.a.
无线电和电视机发射机，电视摄影机62.040
259.014
117.77392.389
收音机及收（放）音组合机 7.37038.55283.77068.803
电视接收机，视频监视器和投影机 72.90317.987
144.185
195.939
电视、收音机及无线电讯设备的零附件 31.98247.98815.007 n.a.
印刷电路 1.77465.973 2.28149.581
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 1.101
960.988 1.478 2.337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六位数商品分类法下，同一类别下的产品也经常会有一些显著的质量上的差异。以此分类法为标准，我们发现，同许多高度发达的国家的出口相比，中国的商品出口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相对要少得多。表2比较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先性电子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出口商品的单位价值要低于韩国、马来西亚或新加坡。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的电子产品还是倾向于那些成本低、技术含量不太高的产品，从而难以对美国的“霸主”地位产生威胁(Lardy,2004)。当然，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例外。例如，中国出口的电视接收机，视频监视器和投影机等产品的单位价值要比韩国的类似产品高很多。不管怎样，像中国这样低收入水平的国家，能领先出口这样的电子产品，是令人惊奇的。毕竟，我们之前的跨国比较研究表明，对于具有类似要素禀赋的国家来说，这样的出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重要的不是出口多少，而是出口什么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一国出口商品的生产率水平（以EXPY指数衡量）对经济发展有多重要？事实表明，一国初始的EXPY指数大小与该国随后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图7表明在保持初始收入水平不变条件下，1992年的EXPY与1992～2003年间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95%的置信水平）。估计相关系数可以知道，一国出口商品的生产率如果增加一倍，将会使该国人均GDP增长6%。因此，如果中国仅仅出口那些与之同等收入国家出口的产品，它的经济增长率无疑将会显著降低，而不会出现图中所示的意外。虽然较高的值并不能解释全部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因为图中还有另一个“界外值”：爱尔兰(IRL)，但无疑可以此为切入点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行解释。
附图
图7 初始收入水平不变条件下，期初的EXPY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问题是EXPY的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吗？在回归分析中我们是以EXPY在某段时期内初始年的数值为回归因子进行回归的，但也有可能EXPY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是由EXPY的增长引起的，而不是EXPY的水平或其他因素（如果EXPY及其增长都随时间推移而存在的话）。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验证。首先，我们寻求一个仅仅能够通过影响EXPY指数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比如人口（或人口密度）。这一方法背后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回想一下上文中提到的新行业比较优势的决定，它部分取决于新产业的初始进入者的成本探索过程。如果探索的结果发现生产率水平很高，就会吸引更多的进入者，经济中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就倾向收敛于“探索者”发现的最有盈利能力的经济活动的生产率。经济规模越大，就有相对越多的企业家参与这种探索工作，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贸易品的数量增加，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也趋于最大。⑤实际上，正如该理论所指出的，当收入、人力资本和其他回归因子不变时，国家的大小确实对EXPY有正面的影响，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因此，我们可以使用衡量一国大小的指标作为EXPY的工具变量。在实际处理中，我们发现通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所得的结果与用普通的OLS回归所得的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国初始的EXPY水平确实能够帮助我们预测随后的经济增长态势。
那么EXPY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推动经济增长的呢？从理论上讲，如果一国的投资者在“探索”的过程中找到一些具有较高生产率的有利可图的出口产品产业，会对后来的投资者产生较强的示范效应并吸引其跟进。随着产业的扩张以及供应商的增加，经济资源就会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这种由不同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及结构调整引发的经济增长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图8给出了1992年以来的中国人均GDP的变动及其EXPY的变动过程。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商品出口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与其竞争者相比，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从图上也可以看出，相对于人均GDP，中国EXPY的水平自1992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而人均GDP水平则不断上升，且有向EXPY快速收敛的趋势，从EXPY的15%上升到35%。该图也表明了一国经济中生产率的扩散过程：随着劳动力跨部门、跨空间的向生产率较高的出口部门转移，那些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出口部门的行业收益也随之扩展到整个经济范围。
附图
图8 出口商品的生产率和人均GDP的趋势
说明：数值经过购买力调整后取其对数。
图8所示的增长模式也给中国的未来提出了挑战。如果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可以由这种收敛模式所解释，那么，一旦这一收敛过程趋近完成、经济中的非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接近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时，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经济增长停滞或乏力呢？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出口商品的“质”的确已经有了大的提高，但它的增长速度仍赶不上整体收入水平的增加速度。如果还是考察整体收入水平和EXPY之间关系，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中国将不会再像1992年那样，特立于其他国家之外（见图9）。相反，用前文建立的增长回归模型对系数进行估计，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显著放慢。此外，更细化的分析表明，中国的EXPY水平的增加，主要源于从低生产率产品的生产向高生产率产品的转移。新产品即1992年未曾出口的产品，对整体EXPY指数上升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⑥因此，中国经济如果要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长率，迟早得开发新的可以贸易产品。另外，人均GDP向当前EXPY水平的收敛，也意味着未来中国的人均GDP将会高于目前的水平。
附图
图9 2003年EXPY指数与人均GDP的关系
说明：与图3中的样本相同。
四 成功溯源：电子消费品
在中国的业绩比较突出的产业中，电子消费品行业遥遥领先，其发展之快远远超出人们对类似中国这样低收入国家的产业发展的预期。虽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有助于这一产业的发展，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问题。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估计显示，中国的电子消费品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墨西哥相仿，但比较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人均GDP值，墨西哥却是中国的近两倍(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03)。⑦此外，在电子消费品产业上，中国已经逐渐从简单的零部件组装发展到生产的后向一体化，产品的供应链也开始向组装地转移。所以，中国在电子消费品行业的成功在于它已经具备使其生产率“跳跃式”提高的能力。鉴于该行业在我们上文讨论的产业发展中具有典型性，我将以此为例，进行简要地评述。
外国投资者在电子消费品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最有效率的生产商，同时也是技术的引入者，是产品出口的主导者。出于此考虑，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门户，成立了经济特区，鼓励外商到中国来，并为他们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和宽松的发展环境，所有这些措施都受到了国外投资者的广泛欢迎。但中国吸引外国公司到中国来是有目的的，是希望借外资的力量来培育本土的生产能力。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大量的政策、规章以确保技术转移能够顺利实现，确保国内有较强实力的企业能得以成长。在早期，中国的开放主要依靠国有大型企业，随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吸引外国投资者和国内公司合资办厂（如手机和计算机行业）。国内市场被保护起来吸引了那些寻求市场机会和追求成本节约的投资者。知识产权法的不完善也为国内厂商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在不必担心侵权诉讼的情况下通过实施“逆向工程”来模仿外国技术。一些地方政府则被允许自主地制定它们自己的激励与支持政策，从而使得在很多地方出现了产业群。Huchet(1997)如此评价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政策：“中国的技术获取战略非常明确：它允许外国公司进入国内市场是以技术转移为条件的，进入的方式则是合作或合资”。
所有这些措施的效果可以通过与墨西哥的截然不同的产业结构的比较看出。如表3所示，内资公司在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实际上，各产业的领头企业很少有百分之百的外资公司，它们大多数是外商和内资企业（大多数为国有企业）的合资企业。引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话：“正是这种跨国公司与内资企业的互动造就了中国在全球的成功”(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03)。
当然，也有许多在政府支持下创建起来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的企业。中国的大量产业政策正是针对那些生产率和技术吸收水平都较低的国有企业。国家各部委和不同层次的政府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是中国政策的特征(Huchet,1997; Kraemer and Dedrick,2001)。但是，如同在其他的政策领域一样，当旧的政策失败时，中国政府还是能够以务实和开放的态度继续尝试新的方法。一个广为人知的失败的例子是早期彩色电视机产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彩电业有超过100家的生产商从事短期的、高成本的生产。但在90年代早期，地方和中央实施了一系列的扭转措施，通过强制合并、与外商合资等方式，有效地整合了彩电业，从而使之成为一个有序发展的、有盈利能力的出口导向型产业(Lo and Chan,1998)。
此外，中国的官僚体制的弱点可能被很多人给夸大了。在经济发展中，“自我探索”模型的精髓是，只要有少数的成功，就会带动全盘的发展，因为一旦高生产率的产业被探索到，它们就会成为经济收敛的“杠杆”，使经济资源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但这一过程的自主完成很困难。如果没有国家和公共基金对研发的资助，像联想公司这样经营规模大、盈利能力强到足以收购IBM PC业务的大公司在中国决不会出现。⑧实验、探索高新技术产业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缺乏协调反而可能是件好事，这样可以不断尝试各种想法，可以把一个区域的成功模式复制到另一个区域。中国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表现出的优柔、“渐进”和时有矛盾的作风比起高度集中、由上至下和高度协调的作风可能更能为企业家的自我探索和成本发现提供一个适合的环境，尽管这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谬。
表3 按所有权类型划分的中国主要电子消费品企业
产品部门外资所有 合资
非外商直接投资
移动手机 摩托罗拉／东信
TCL
诺基亚／首信
西门子／MII分支
三星／科健
萨基姆／波导
个人电脑 惠普 IBM／长城 联想(Lenovo)
戴尔 东芝／东芝电脑（上海）方正
爱普生／实达 同方
台湾GVC／TCL
电视、录 索尼／SVA 长虹
音机、音 菲利普／苏州CTV
康佳
响等 东芝／大连大显海信
长城电子／TCL 海尔
熊猫
厦华
冰箱、洗衣 西门子三星／苏州香雪海 长岭
机等 伊莱克斯／长沙中意格力
LG／春兰
Mitsubishi／海尔
三洋／科龙，荣事达
Sigma／美菱
丰隆(SC)／新飞
东芝Carrier／美的
资料来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03)。
总而言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些有利的基本条件，诸如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外向型经济特区以及大的市场规模等，也离不开中国政府为提高国内生产能力、实现工业现代化所做的努力。较大的经济规模给政府提供了不断进行政策试验的可能，也给政府提供了充分利用内部市场这个“胡萝卜”来吸引外国投资者与国内生产厂商进行合资生产的可能。因而，中国能生产出日益精密的电子消费品，不能不归功于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自由市场的作用。
五 政策建议
本文提出三条政策建议，希望能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有所启示。
建议之一是必须正确理解支持中国出口部门业绩和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在中国经济的运行中，并不是只有比较优势和自由市场在起作用。如果中国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生产，优先生产那些与其较低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那么中国的生产和出口模式将与目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结果是，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要比人们一般认为的高得多。中国政府在国内高端行业诸如电子消费品及其他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培育，就没有电子消费品和其他高技术行业的良好发展势头。尽管在此过程中中国也走过很多弯路，并为之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这些代价对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市场基础论”者和“计划论”者在针对中国问题进行争辩的时候，必须将这一点的重要性考虑进去。
第二个建议涉及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里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出口占GDP比率很高且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动力呢？本文认为，对中国来来的增长来说，重要的不在出口的“量”，或出口与GDP的关系，而在于出口产品的“质”。中国商品出口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出口额巨大，也不在于大量人口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在于中国的出口商品的生产率水平远高于与其收入水平相仿的国家。这既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很多对外贸易问题不理解，又解释了为何中国经济能得以迅速增长。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不在于贸易占CDP的比率是否保持增长，而在于能否做到持续锁定较高技术的产品的生产以推动增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过去的10年中，EXPY指数与人均GDP之间的缺口正在急剧缩小。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必定存在某种因素使经济增长放慢。
第三个建议涉及未来产业政策的性质。中国的产业政策无论是否具有连续性，都已经为中国过去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也需要这样的政策支持。这也是从其他东亚经济如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的成功经历中得出的经验。
未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一般的观点是，产业政策要防止出现对发展态势良好的企业一边倒的情形。但这不是确立正确的产业政策的思路。因为在不确定性与技术和信息外溢效应广泛存在的条件下，只依靠市场的力量很难筹集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资金。这时，合宜的产业政策就应该是加大对新产品的补贴力度，从而弥补市场的不完善。当然，并不是所有新增投资都对整个社会有益。好的产业政策应该及时从那些已露败绩的项目上撤资，以免资源在无效的经营中被浪费。因此，制定适当产业政策的标准不是“只保留胜出者”（实现的可能性很小），而应该是“使失败者退出”（可行性很大），后者才是衡量产业政策的基准。
因此，中国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的政策是否能继续保持其实验性和灵活性——即政府能否会继续支持新产业的发展，并且坚决抵制低效的投资活动。如何设计一个合适的制度结构，从而有利于实验性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能更好地应用于产业政策中，是中国产业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重要挑战。Rodrik(2004)从东亚和拉丁美洲的案例分析中提炼出了一些宽泛的指导原则，相关观点的概略总结见表4。当然，在这一领域中，进行制度移植是没有多大效果的。我们所做的是在一般的基础上找出一些比较重要的原则，并需要根据不同的国情，对这些原则加以更新和修正。因此，中国的研究人员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建立基于中国现实的制度模型。
表4设计产业政策的10条原则
1.只对新的产业活动提供激励与补贴；
2.为接受补贴的项目明确确定其成功或失败的评判基准；
3.为补贴嵌入自动的落日条款；
4.产业政策应针对具体的经济活动（如技术转移或技术吸收或培训等），而不是针对具体的产业部门；
5.只对那些具有潜在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的经济活动提供补贴；
6.对有确切胜任能力的产业政策施行机构授予一定的权威；
7.确保执行机构的监督者具有最高水平的政治权威、直接关注执行结果；
8.确保产业政策的实施机构与私人经济部门保持沟通渠道；
9.在“最优”的产业政策下，有时可能发生“业绩不佳者胜出”的现象；
10.为促进活动赋予一定的自我更新能力，以使“发现”机制能够有效运行。
资料来源：Rodrik(2004)。
截稿：2005年8月
注释：
①文章的附录记录了该指数的具体建立过程。
②本文采集了多个国家为样本，它们多以简写的形式出现在图表中，各个国家名称及其简写如下：澳大利亚(AUS)、孟加拉(BGD)、伯利兹(BLZ)、玻利维亚(BOL)、布基纳法索(BFA)、巴勒斯坦(BLZ)、巴西(BRA)、瑞士(CHE)、中国(CHN)、智利(CHL)、哥伦比亚(COL)、阿尔及利亚(DZA)、厄瓜多尔(ECU)、芬兰(FIN)、几内亚(GIN)、希腊(GRC)、海地共和国(HTl)、匈牙利(HUN)、印度尼西亚(IDN)、印度(IND)、爱尔兰(1RL)、冰岛(ISL)、牙买加(JAM)、肯尼亚(KEN)、韩国(KOR)、圣卢西亚(LCA)、斯里兰卡(LKA)、摩纳哥(MAC)、马达加斯加(MDG)、墨西哥(MEX)、莫桑比克(MOZ)、尼日尔(NER)、尼日利亚(NGA)、挪威(NOR)、秘鲁(PER)、菲律宾(PHL)、葡萄牙(PRT)、巴拉圭(PRY)、罗马尼亚(ROM)、卢旺达(RWA)、沙特阿拉伯(SAU)、新加坡(SGP)、斯洛文尼亚(SLE)、瑞典(SWE)、斯威士兰(SWZ)、泰国(THA)、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TO)、土耳其(TUR)、美国(USA)等等。
③Lo和Chan(1998)也着重指出了比较优势不是决定贸易结构的惟一因素，并指出了政府生产和技术导向政策的作用。
④注意EXPY指数是用商品出口的数据计算的，所以，印度的软件出口没有包括在计算中。如果包括软件出口，印度的EXPY指数将会高很多。
⑤这一过程的正式模型化，参见Hausmann和Rodrik（正在写作中）。
⑥这里的分析是建立在商品的六位数分类法基础上的，所以许多新商品的缺乏是有影响的。
⑦该报告也指出了2003年中国的EXPY指数超过了墨西哥。
⑧联想的主要所有者是国有单位。
附录：
PRODY和EXPY指数的建立。
PRODY指数是出口某项商品的国家人均GDP的加权和，因此代表了每一项商品的相应的收入水平。以j代表第j个国家，以l代表第l种商品，对于某一给定的年份，第j个国家的总出口的价值为：
附图
以Y[,j]代表第j个国家的人均GDP，第k种商品的PRODY指数为：
附图
权数的分子x[,jk]/X[,j]是第j个国家中第k种商品的出口价值占该国总出口价值的比率，权数的分母
(x[,jk]/X[,j])是指出口第k种商品的所有国家的该比率的累计值，使用比率而不是数量，能保证使一些贫穷的小国的出口被赋予足够的权重。第j个国家的EXPY指数为：
EXPY[,j]=
PRODY[,l]
EXPY指数是与一国出口相对应的代表性收入的加权平均指数，权重为一国第l种商品的出口价值与总出口的比率。
我们的贸易数据来自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该数据库包含了从1992年到2003年的以HS制分类的商品。出口商品的价格以当年美元价格计量，我们可以将其转换成2000年的价格以便与实际人均GDP数字进行比较。公布贸易数据的国家数目在不同的年份之间有很大差异。然而，我们对1999、2000及2001年三年皆报告贸易数据的国家建立PRODY指数，以保证国家样本的一致性。去掉一些遗漏的观察值后，我们得到5023个PRODY指数的观察值。由于我们利用1999～2001年的平均PRODY指数来建立EXPY指数，所以在EXPY指数建立过程中的PRODY并不逐年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