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与道光朝关税征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道光论文,关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关于鸦片战争起源与粤海关的征税纠纷关系，以及鸦片战后中英两国围绕海关税则所展开的谈判，学界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①但具体到关税征收本身，尤其是鸦片战争对关税征收的影响，以及鸦片战后征税格局的变动，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文即欲对此做初步分析，以期从另一侧面了解鸦片战争对当时中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一、战争期间的关税征收
第一次鸦片战争始于广东，途经福建、浙江和江苏，北抵天津，耗时两年之久，兵锋所指，关税征收皆陷入停顿，而相关地区亦受波及。从税关的分布来看，东至赣关和九江关，北至山海关、奉天牛庄，南至粤海关、闽海关，都在受战争影响范围之内，其中尤以东南四海关（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以及江浙内地榷关所影响最大。
先来看东南四海关的情况。
粤海关。粤海关的税收，自林则徐禁烟开始即受影响，据道光二十年(1840)的奏报可知，“粤海关税课向以进口夷船为大宗”，林则徐收缴趸烟，自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共进口外国船只93只，相较上届的138只减少了33%；所征收的税银也由144万余两减至118万余两，减少19%，“船数税数均属减少”。②鸦片战争进行的第一年，即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底，广州进口夷船只更是减少到13只，“不及往年十分之二”。③而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征收关期内，粤海关全年共仅征银86万两，远不及道光前期每年140-180万两的征税规模，且连额征正数也未能达标，④“盖由英夷及港脚之船既经停其贸易，而各国之船又为英夷拦阻，不能进口，是以六月后正当征输畅旺之时，转致短绌”，⑤这也是整个嘉道时期，粤海关的最低奏销额数。在道光二十二年份关期（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三年份关期（至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因广州地区战事未平，故这两个年度的关税实征数分别为111万两和118万两，仍未达到正常的征税水平。⑥
闽海关。在鸦片战争期间，厦门先后两次受到英军攻击，闽海关征税所受影响颇大。闽海关每年额征银186 549两，在鸦片战争的前几年，均能收足全额，但自道光二十年六月以后，“英逆夷船在洋游奕，南北货船多有观望不前，以致船只较少，税课短绌”。虽然道光二十年英国犯厦门未果，二十一年份征税关期（二十年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仍少收5000余两。⑦次年七月，英军占领厦门，闽海关只能于七月初十日起开始封关闭港，并持续到二十三年七月。关于厦门失守时的惨状，有奏折称：“厦门一口切近瀛壖，地通南北，海舶萃聚，向为闽省第一繁盛之区，故额定税银，几居通省之半，从前民物殷阜，航海贸易者实繁有徒，税额虽多，征输易集，”“迨（道光）二十年夷氛不靖，该处屡被窥伺滋扰，人情震恐，大半失业流离。至二十一年竟被攻陷，在彼居民非各奔逃，即遭蹂躏，被祸之惨，实非浅鲜。其后夷踪虽退而鼓浪屿尚被占居，流徙之民未敢全归故土，其陆续回藉者，家室一空，资财罄尽。居货之行栈既倒歇，而不能复开，贩货之船只亦毁坏，而无力复制，地方之萧索，不特大异于前，即较未经被兵之时，亦有霄壤之别。二十三年七月启关，而民间元气未复，商贩皆多裸足，日征之课未能按额取盈”。⑧加之闽海关税源，“全恃商船装载木植杂货，在于宁波等处互相贸易，而宁波亦复失守，闽商船货难通，各税俱形短绌”，⑨故这几年的税收大受影响。其中道光二十二年份仅收11万余两，二十三年份仅收8万余两，二十四、二十五年份也不过征收12万两和9万余两，均未能征收足数。⑩
浙海关。浙江是鸦片期间的重要战场，其中定海两度被占，宁波、镇海也相继受到侵犯，而设于宁波的浙海关征税范围为浙江全省海岸，且以洋船税为主，故所受影响极大。道光二十年六月，英舰闯入浙江洋面，占据定海县城，当地官员“恐其分窜各口，并恐汉奸接济，前奉通饬沿海口岸船只封禁出入，宁波大关即于六月初七日封港，其余各口一体封禁”，(11)并持续到十月十九日，导致本年份关期之第二季度全无征收。而宁波府属之镇海大关及宁绍府属各小口，“非被该夷窃据，即有夷舰往来窥探”，亦系“一律封闭”。(12)开关之后，又因“定海洋面为商船出入必经之处，夷船尚在定海，并未尽赴粤东，所有进港贸易商船未能照常众多”。(13)根据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六可知，道光二十二年份浙海关所征不过18 839两，较之定额79 908两，仅及24%。这在嘉道时期浙海关的征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江海关。道光二十年六月，因英舰出现于浙江洋面，为预筹防堵，经两江总督伊里布与江苏巡抚裕谦奏准，“将通海各口全行封港，其已经出口捕渔船只，亦即陆续赶回归坞”，此次封港一直持续到九月初五日。考虑到“计其封港之期，正商船最旺之际”，故本年份江海关仅征税银57046两，较之此前的73 600余两，有了不少下降。但这只是第一次封港。二十二年四月，因战事又起，英军再入江浙洋面，江海关只能重新闭关封港，“迨后宝山、上海相继失陷”，往来进入贸易的船只“又被该夷拦截吴淞口”，(14)故道光二十二年份关期（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至二十二年十月底）的征收额仅为32 621两，亦为嘉道时期的最低额。
再来看江苏和浙江的相关内地榷关情况。
扬州关。扬州关“自英夷滋事以来，江浙两省兵差络绎。商贾鲜通，所征盈余已难足额”，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夷船闯入大江，旋即寄于瓜洲，攻陷镇郡。所有内河各口均筑坝堵塞，江广苏杭各处客商尽皆裹足不前，间有中途绕越旱道，运赴本城及村庄售卖者，零星小贩货物无多”，截至九月初一日英舰退出长江，前后合计84天，关闸各口仅征银3 270两。此后，“虽英夷现已就抚，而镇江行栈多被焚烧，扬郡居民亦未全行复业”，故征税仍然受到很大影响。(15)这几年的征税，亦由以前的足额，变成3万至5万两盈余的亏欠不等。
龙江西新关。龙江西新关位于江宁府（今南京），因道光二十二年六月，英军军舰沿长江一线，经镇江开抵南京下关，“上下戒严，即已商贩绝迹。自六月二十八日新季起，夷船扼据关口，南北行旅不通，直至八月二十八日”，共计停征67天，少征银42 350两，“委因年内撤回各路兵差，船只稀少，兼之镇江被毁，行栈迄未尽复”。(16)
浒墅关。浒墅关位于苏州府，道光二十二年因镇江失陷，“南北道路因之梗塞，零星小贩每日仅收一、二百两”。(17)最后统计结果，本年份少收银52 601两零。(18)次年关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至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仅收银274 174两，更是少收146 976两，皆因“夷船甫退，商贩尚在迟疑，兵差络绎”。(19)
另外，江苏还因为“现值海洋不靖，口岸戒严，商贩稀少”，(20)加之当地大雨，故奏准暂免米税的优惠政策。而淮安关道光二十三年份关期亦因“江浙两省撤防，兵船络绎”，导致税收有很大下降。(21)
浙江之北新关位于今杭州，亦因临近战区，受到较大影响，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共收170 147两，少征17 906两，约减少10%，“缘自夷船滋扰，江路梗阻，并因夏间雨泽甚稀，河道淤浅，兼值兵差络绎，客贩鲜通”。(22)考虑到此前北新关的征收基本足额，亦可见战争的影响了。
除此而外，几个受到鸦片战争冲击的榷关还包括安徽之芜湖关、凤阳关，江西之赣关、九江关，以及天津海关、山海关等处。
芜湖关。芜湖之户关与工关合计，每年应征银347 065两，因受战争影响，道光二十一年份仅收银279 491两，短少67 573两，次年更是短收106 221两，原因则在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中旬，“宝山、上海失守，传言夷船已到圌山关，扬州镇江居民纷纷迁徙，皆由下而上，前赴湖广、江西各处安插，商船已税过关者亦复泝流折回”，所短亏欠“实因江路阻塞，非寻常水患偏灾可比”。(23)
凤阳关道光二十二年份关期（二十一年八月十五至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亦因“夷船拦入长江”，短绌盈余10 700两有奇。(24)
赣关之道光二十一年份关期（二十二十年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少征银9 278两，“缘赣关为粤省咽喉，全恃出入海口各货往来，以充盈余。今自二十年英夷在粤滋事以来，各商贾观望不前，过关货物较少”。而在此之前，赣关之征税情况较为理想，“从无短少”。(25)
九江关属长江一线，道光二十一年份关期（二十年六月初九日至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亦因为江浙战火，“各货滞销，以致商贩船只较少”，征不足数，出现44469两的亏损。(26)次年，这一数据扩大为147 055两。(27)根据笔者统计的九江关道光时期的征收资料来看，这一数额亦为此间最大的亏损数。
天津的海税“以上海沙船装载茶叶杂货为大宗”，道光二十年，因“夏间洋面不靖，封禁通海，港口并无只船来津，即奉天贩米船只亦俱断绝往来，直至八月下旬，始有商贩进口”，自二月初一日开河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封河，仅收银20 766两，共少收19 233两。(28)仍然受战争的影响，导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征收额仅为25 031两和9191两。(29)
远在北方的山海关关税征收，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据山海关税务监督奏称，山海关征税全靠海船商船，其中征税紧要之海口，是牛庄之没沟营和锦州之天桥厂，“向有江浙闽广各省商船春秋往来奉天各城贸易，征额藉以充盈”。而前来贸易的商船，又以上海沙船为最重要，“该处商贾殷富，货物充实”。每年前来没沟营的上海沙船，约为一千六七百只，天桥厂的约为三百余只。但道光二十二年，“因以江浙夷扰”，上海失事，“商船不能通行，由五月至九月十一日，仅陆续到船二百余只，并无上海沙船。其他海口历年征额，原亦无几，本年尤属短少”，总之，“今自夏间逆夷滋扰以来，所有商贾尽皆隐避”。(30)回顾整个嘉道时期的山海关征税，“向无短欠”，但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却出现了23 197两的巨额亏欠。(31)
除此而外，肯定还有别的榷关受到了鸦片战争的影响，但因资料所限，还难以做出全面判断。不过，以上情况已经说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东南四海关及江浙、安徽、江西、直隶等地之关税征收，均受到了战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许多关的税收下降到了同期最低水平。当时全国各关共计应征正额188余两，盈余273万余两，合计每年应征453万余两；笔者上列14榷关，应征正额130万余两，盈余213万余两，合计每年应征344万余两，占全国应征关税额之76%。(32)作为道光晚期最稳定的财政来源，其4/5的关税收入来源受到威胁，必然会给清廷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由此也不难看出，道光帝草草结束鸦片战争，除了军事和军饷方面的考虑，关税恐怕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因素。
二、鸦片战争后税关章程的调整
鸦片战争后，通过中英《南京条约》，英国人明确了五口通商权利。随着国门的洞开，洋货开始大量涌入中国，道光时期的关税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面对新的贸易形势，沿海各关随之做出相应政策调整。
其一，调整征税关期及额数。
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海洋不靖，商船稀少”，天津海关经奏准，改变了以往以每年为一个征税关期，即由开河至封河为时间段的办法，变成“展限三个月，截期奏报，如有溢余，尽数报解”。(33)此后，天津关之征税，便与其他大部分关类似，跨年度征收。
关期变化最大的尚不是天津关。清廷规定，新的通商口岸江海洋关（上海关）、浙海洋关（宁波关）、厦门关和福州四洋关，要以粤海关之关期为关期，“所征西洋务国税银”，亦与粤海关一体办理，每三个月咨会粤海关一次，“仍由各海关另案题报”。(34)这其实是在五口通商新因素出现后，清廷仍欲固守旧有的榷关体制，将其他几处洋关纳入粤海关范围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更多的是文字游戏，没有实质意义，但却一下子将此四洋关从原来的常关体系中分离了出来。
与此同时，针对四洋关的征税数量，清朝统治者最初坚持按“粤海关原定税额”征收，即通筹沿海五关，“此后粤海关如有征不足数，应请暂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关所征西洋各国货税内拨补足数，即由各海关径自报拨，其额外赢余各归各关，尽收尽解”。同时，还想循旧例，对五口征税试行三年，察看五口每年可征税银若干，再将粤海关定额匀归各口，作为定额；如有盈余，仍以额外盈余方式报拨。(35)这实际上是清廷担心税收征不足数而采取的变通办法。不料经过试行，他们发现即便是粤海关一关所征，也在200万两以上，“不但有盈无绌，抑且多至数倍”，这才决定粤海关之原定额数，毋庸匀归各口分摊，而是改为各口所征，“尽收尽解”，(36)取代了以往的定额征解办法。
另一方面，因洋关挤压常关，导致闽海关不得不调整每年应征额数。据奏报，道光二十七年份闽海关征税减少，“实因夷船占销华船之货，致商船大半歇业”，于是恳请“将侵占常税之夷税拨补常税定额，通计盈绌”。(37)户部议复所请“尚系实在情形”，但将夷税分为两种类别，“款目繁多，恐滋迁就，与其拨补以无定之数，而易滋混淆，不若拨补以有定之数而便于稽核”，命令闽海关仿南新关、北新关拨补之例，(38)通盘核算，每年从厦门关洋税项下拨银25 000两作为定数，以补闽海关常税之不足。(39)
其二，区分华夷，加强巡洋缉查。
五口通商后，贸易流通格局大变，为适应此种新变化，清廷做出了不少政策调整。浙海关通过添雇人役、增设公所卡巡的方式，加强巡洋缉私。据浙江奏报，宁波海口与西洋各国通商，内地货物以茶叶湖丝绸缎为大宗，“浙省海口纷歧，港汊丛杂，小民趋利若鹜，难保无偷漏走私之弊”。安徽、福建等省茶叶贩运来浙，均须经由钱塘江至萧山县属之义桥、新坝二处起运过塘，至宁波销售，故于此二处设充公所，派拨丁书常川驻守。湖丝等项，则必须通过上游之大河头、宝幢河头及骆驼桥三处，故亦各设卡房一所。至宁波大关，设立于城外江东，“向系查验内地船货，各该商即在关前分帮停泊，兹与各国通商，未便同在一处查验，致形拥挤”，故决定在江北岸李家街头，设立盘验所一处，建造税房，搭盖棚厂，“以为夷船起货下货稽查盘验之所，使内地与外夷各船不相混淆，易于查察”。又因各国商船由镇海进入宁波，恐有水手登岸滋事，或奸民勾串夷人中途驳运等弊，复于盘验所及镇海口两处，各设巡船两只，雇募舵水，选拨丁役，派委佐杂人员，分投稽查。所有开支，则均于“征存西洋各国税钞内照数支给”。(40)
厦门向为内地客商由海贩运货物、往来各省贸易输税之所，自五口通商以后，钦差大臣耆英“恐内地商船与夷商杂处，滋生事端，又因鼓浪屿原设查税小口殊多不便”，于是函商英国人议定，将查税小口移至新屿，“以期两不相妨”。(41)清廷在议复这一要求时也称，厦门关一经征税，“则商船巡船与英吉利船只同在一港，帆楫相摩，较之江浙各税口夷船业已退出情形不同”。(42)一年后，厦门方面再奏，厦门汊港纷歧，岛屿错杂，货船到彼，最易走私，“现当各夷开市之际，夷商之偷漏，固当明示禁防，内地之奸民尤须严加惩创”。当地的何厝乡、卓崎、深坞等处，均在厦门口外，水陆交错，以前内地商船贩货赴厦，这些地方间有走私案件发生，其中尤以何厝乡人口众多，“民情犷悍，较卓崎等处尤甚”。自洋人到厦门互市以来，该乡百姓以为有利可图，即开设私行，置造船只，“希图勾串夷船，于口外卸货走私”，故决定“将其行店船只拆毁”，以绝后患。(43)
粤海关也开始加强相关缉私，以别华夷。据粤海关监督奏称，鸦片战争以后，茶叶、湖丝、大黄等项，多有走私，因三水之思贤滘、虎门之三门、南海之九江沙头、东莞之石龙、香山之石岐、顺德之黄连、甘竹，这七处均有汊河可以绕道出海，“向无卡口稽查”。现在香港既准英人居住，“不得不预防内地奸商绕道偷运”，于是在这七个地方设立卡房，每卡派家人一名，书一名，役一名，巡丁十名，水火夫二名，巡船水手八名，每月各给工食杂费，凡有销售外夷之物，均不准其绕道行走。(44)
其三，裁减浮费。
因为有常关与洋关之别，江海关出现了耗银之争。据奏称，江海关自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开市，“开市之初，税钞皆用洋银输纳。嗣因议令补水，该夷等每多轇轕，旋即改为银两输征，而所纳之银又皆成色低潮”，上海道宫慕久通知洋商，所征税银熔解后解往户部，每千两会出现三四十两不等的折耗，“当令该夷如数补水”，但洋商“以税钞本应纳银，今以银上纳，系遵定章办理，不能再补”，婉谕再三，坚执不允，“反称格外需索，欲缓通商”。为考虑大局，不能不通融办理，同意洋人要求，不再额外征收。但此后洋商来华贸易日众，年纳税钞或50万两，或60万两，甚且多至70余万两，而其银两皆系九六、九七成色，“各夷以初次收兑银色为准，不惟不能令其补水，兼亦不能令其易换”。如以此交部，则江海关必然大亏，故恳请仿粤海关章程，“在于征收税银内作正开销，以归画一，每两准销折耗银三分”。(45)后来经过部议，认为江海关征收西洋各国税钞之案，此项折耗银两“自系无款可筹”，惟所请三分，每年合计五六十万两，则折耗多至一万数千两，“未免为数过巨，减去一分，折二分”。(46)
粤海关是裁费归公的大头。在旧有的体制下，粤海关例于正税之外，征收羡余，“是以监督、洋商，一切公事得以从容措置”，无如日久弊生，各方皆受其害，“外夷积忿生事”。中英谈判时，英方代表朴鼎查“首以裁革洋商、删除浮费为请，实由于此”。伊里布抵粤后，英人又以正税之外，不能另有加增，“设有必不可少之项，应于则例内注明，正税若干，另项若干字样，以免另起釁端”。经反复讨论，“应允将大宗货物税银逐一加增”。(47)又因粤海关例有办理贡品开支，经此次裁革后，费无所出，但清廷并不想舍弃此种来源，故仍命粤海关监督“查看情形，可否呈进，据实具奏”。经查，粤海关所有税款，均归正项奏销，“并无闲款可抵备贡之需”。惟查管关监督除每年应支养廉外，尚有每年更换各口书役酌缴备公银五六万两，除每年解交造办处米艇规银3万两，“其余以资办公”。(48)如此通融办理，才算是勉强解决了燃眉之急。
以上变化，均系鸦片战争后，清廷在关税方面所采取的应对之策。从中不难看出，旧制度对新因素的应因，具有极大的惰性和保守性，这种应对之策实质上是忙于补漏，被动应付，而缺乏必要的主动性和开创性。这也表明，鸦片战争对关税征收所带来的影响，清廷统治者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和通盘的考虑。
三、征税及流通格局的变化
如果仅就关税征收本身而言，鸦片战争后最重要的事件，当属随着五口通商和洋关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粤海关一关独大的局面，尤其是上海关的异军突起，成为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格局的一大关键。
鸦片战争后，随着流通格局的变化，一些关的税源开始变化。天津海税向以上海沙船装载茶叶为大宗，耆英在通筹沿海五关收税事宜时，曾规定“茶叶一项止准内地行走，不准涉海”，“倘有情愿由海贩运者，即照西洋各国贸易例，一体完税，商贩率皆裹足不前”。后来经两江总督议复，认为从江海关运茶叶到山东、天津和奉天贸易，“仍系内地交易”，“与外洋无涉”，结果茶叶贸易开始出现转机。(49)江海常关也成为这一政策的直接受益者。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十日至二十四年九月底，江海关共征收运赴奉天、天津、山东等处茶税银9 398.455两，系全新的税收来源。(50)此后，这一数据在道光二十六年份关期是3 557.113两；道光二十八年份是7 016.786；道光二十九年份是6 112.676两；道光三十年份是6 283.695两。(51)茶税遂成为江海关极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流通格局的变化，在使一些关的征税受益时，也必然会使另外一些关的征税受到影响。厦门关自道光二十三年九月，“英夷派令领事来厦开市，其运至销售者大半皆呢羽、棉布等物，内地向销之货，复为所占，致税课复有亏计”。同时，厦门从前征收税课，“以棉花布匹洋货等税为大宗”，向来由厦门商人将本省漳州府属及同安县土产之棉布等物，由海道运至宁波、乍浦、上海、天津、锦州及台湾鹿港一带销售，“复在宁波等处贩买江浙之棉布以及各种货物至厦门售卖，其各省商船之来厦者，亦如此辗转行运”。至外洋所产之大呢、羽毛、毕叽等类，并一切贵重之器物，则专有闽广商舶赴粤运销，一出一入，均须征税。自五口通商以来，“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闽省并无赴粤之商，粤省亦鲜来闽之贾，且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海关征收夷税、常税，分而为二，“夷税既增洋货棉布之银，则常税自减洋货棉布之课”。(52)
此后，即便经过政策调整，厦门关之征收亦无起色。据奏报，厦门贩海之船共有四项，一曰透北之船，载闽产之白糖纸张，赴宁波、乍浦、上海、天津、盛京等处销售，复载北路杂货回厦；一曰过台之船，载内地棉布、烟茶、杂货赴台湾销售，复载台湾之米谷白糖；一曰出洋之船，载内地杂货赴南洋之吕宋、暹逻诸岛国销售，复载诸岛国所产之燕窝、海参、胡椒、沉香、檀木、乌木、苏木、番木、藤条、牛皮、铅锡等货回厦；一曰广拨之船，本地称为红头船，专赴广东洋行拨贩洋布、棉花、大呢、羽毛等货，分销闽省各府。四项商船内，惟出洋之船最大，资本最重，嘉庆初年常有二三十只，道光二十年以前尚有五六只。其广拨之船，从前有数百只，道光二十年以前尚有一百余只。自道光二十三年五口通商以后，西洋各国之船来厦者络绎不绝，皆为以前厦门船所载之物，“货色相同，而价值则较为轻贱，内地商船断不能折赀本而与之争售，不得不收帆歇业，别图生理”。故道光二十三、二十四两年，出洋之船绝迹，而广拨之船尚有二三十只，自二十五年以后，广拨之船亦并绝迹，仅余透北过台两项船只，数亦不及从前之半。针对江海常关和浙海常关同系新开洋关，为何常关税收并不致短绌的原因，闽海关的解释是：上海商船专贩北洋出口入口之货，以布匹、米豆为主，“与夷船销路不同，货色亦两不相涉”。故上年上海关征收洋税至66万余两之多，而江海关征税依然足额。宁波情形亦与上海相类，“是夷税之侵占华税，乃别口未有之情形，而厦门实独受其累”。(53)
当然，五口通商后，所受影响最大的乃是粤海关。随着上海关的崛起，粤海关一口通商的地位受到巨大威胁，“彼省所赢，此处所绌”。(54)根据相关资料，笔者做出道光后期上海关等其他四洋关的征税统计表，见表1。
需要指出，上海关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共征收1 251 340.002两，咸丰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共征收1 308 240.956两。(55)此后，江海关之税收超越粤海关，成为天下第一大税关。至此，对外贸易的中心北移成功，上海也迅速繁荣起来。
简言之，鸦片战争对于道光晚期关税征收、章程修订及征税流通格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清廷在关税方面所采取的应因之策，也充分显示出鸦片战争对清朝的影响，必将是一个由表及里、逐步推进的漫长过程。如果再考虑到因关税纠纷而导致的战争开火以及战后的税则谈判，不难发现，关税是全面分析和讨论鸦片战争，以及道光晚期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
注释：
①参见彭泽益：《论鸦片战争赔款》，《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②《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同类档案省收藏单位），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粤海关监督豫堃折。
③《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胶片号218，第3384-3385页。
④参见《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粤海关监督克明额折。
⑤《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大学士潘世恩等折。
⑥参见《清代关税收支报告表》第六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以下简称《经济研究所抄档》），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粤海关监督文丰折；《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粤海关监督文丰折。
⑦参见《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二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
⑧《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敬敫折。
⑨《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
⑩参见《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敬敫折。
(11)《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抚刘韵珂折。
(12)《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浙江巡抚刘韵珂折。
(13)《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抚刘韵珂折。
(14)《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牛鉴、江苏巡抚程矞采折。
(15)参见《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江苏巡抚程矞采折。
(16)《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江宁织造乌明阿折。
(17)《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铭海折。
(18)参见《经济研究所抄档》，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铭海折。
(19)《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文炤折。
(20)《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江苏巡抚梁章钜折。
(21)参见《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淮安关监督景福折。
(22)《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杭州织造松蔚折。
(23)《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安徽巡抚程矞采折。
(24)参见《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管理凤阳关税务庐凤道郑家麟折。
(25)《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江西巡抚钱宝琛折。
(26)参见《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江西巡抚钱宝琛折。
(27)参见《经济研究所抄档》，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九江关监督普琳折。
(28)参见《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折。
(29)参见《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折；《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折。
(30)《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管理山海关税务工部营缮司郎中书元折。
(31)参见《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三日，管理山海关税务监督富泰折。
(32)参见拙文《王庆云〈石渠余纪〉所载道光关税辨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33)《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折。
(34)《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
(35)参见文庆等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677页。
(36)中国历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73-375页。
(37)《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壁昌折。
(38)南新关每年例从北新关之征税中借拨4000两，以补不足。
(39)参见《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初六日，福州将军壁昌、闽浙总督刘韵珂折。
(40)《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浙江巡抚梁宝常折。
(41)《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胶片号21，第2133-2134页。
(42)《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十九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
(43)参见《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敬敫折。
(44)参见《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两广总督祁贡、粤海关监督文丰折。
(45)《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傅绳勋折。
(46)《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傅绳勋折。
(47)《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耆英、程矞采、两广总督祁贡、粤海关监督文丰折。
(48)《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一日，粤海关监督基溥折。
(49)参见《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折。
(50)参见《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江苏巡抚孙善宝折。
(51)参见《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署江苏巡抚漕运总督程矞采折；《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江苏巡抚陆建瀛折；《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江苏巡抚傅绳勋折；《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三十年十月初四日，江苏巡抚傅绳勋折。
(52)《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敬敫折。
(53)《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福州将军壁昌、闽浙总督刘韵珂折。
(54)《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粤海关监督恩吉折。
(55)参见《经济研究所抄档》，咸丰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江苏巡抚杨文定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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