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文化支撑
韩士海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辽宁大连116013)
摘 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华文化支撑。中国具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中华文化人文性的文化特质更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构成更利于与其他文化的融合;中国追求“和合”的文化理念使得中华文化具有超强的包容性。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化;天下为公;协和万邦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终于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今天的中国正逐渐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在快速提升。秉承了“达则兼济天下”中华传统文化理念的中国共产党人,关心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在准确把握整个世界发展趋势基础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倡议一经提出,便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这对今后的中国及世界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并系统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和整体性。
钢管壁厚的影响分析时试件参数如表3所示。根据试件有限元计算结果,绘制出圆钢管不同壁厚试件的偏心承载力-挠度曲线,如图4所示。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2 年12 月5 日,习近平在同国外专家代表座谈时又一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1]随后,习近平在很多国内外重要场合提及并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3 年9 月,在二十国集团(G20)圣彼得堡峰会的发言中,习近平指出:“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2]2014 年3 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2017 年1 月18 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发表主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其思想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2018 年3 月,全国两会正式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宪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核心目的就是要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和谐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可以有效地解决世界各国在今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需要共同应对的问题与挑战,在此过程中也可以更加有力地促进整个世界不同国度之间的相互交流,化解彼此的隔阂,最终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在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的同时也助力整个人类社会更好发展。
我很快就学会了滚铁环的技巧,在村子里凹凸不平的沙土路上推着铁环行走自如。不过,一个人滚铁环并没有太大的乐趣,最好是要有一群人来滚铁环比赛。我们这伙小孩子选定了村口的大樟树作为目的地,然后一齐出发,看谁能最快到达终点。一时间,村子里的土路上灰尘四起,铁环在快速滚动,孩子们大呼小叫,奔走如飞,场面煞是热闹。
中金公司的数据表明:以中美之间贸易量占全球的比例来看,中美之间集装箱贸易占全球4.7%,粮食贸易占全球7.8%,是占比最高的两个子类。从双方的依赖度而言,中国从美国进口占比高的主要为粮食(包括大豆),占中国粮食进口量的34.4%;美国从中国进口占比高的主要为集装箱,占美国集装箱进口量的37.4%。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一)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礼记·礼运篇》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体现了主张出仕的儒家政治理想。早在先秦时期,儒家政治追求就已经突破国家的局限,把天下升平视为自己的政治追求。这种政治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了西汉初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确立了儒家思想为官方主导思想,“平天下”也相应成为古代中国政府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其实,在古代中国以天下一统为政治追求的并非仅儒家一家。在先秦时期,中国思想界空前解放,出现百家争鸣,在先秦诸子当中,他们的政治主张、社会治理尽管各有侧重,有的彼此大相径庭,甚至相互对立,但对于天下一统的终极政治追求却是一致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大兴的中国大乘佛教文化,其仁爱的胸怀则更加博大,从“仁者爱人”拓展到了“普渡众生”。这些都是当今中国之所以能够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根源,而把这一倡导推向世界更离不开“天下为公”文化思想的支撑。
(二)全球性问题需要全体人类社会共同应对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在这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只有中国的文化没有出现明显的断层,其文脉从人类的远古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其他民族难以企及的灿烂文化,同时也承受了其他民族难以想象也难以承受的苦难历程。但在整个历史长河之中,除了短暂、间断的分裂之外,整体来讲是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存在的,在秦统一六国以后废封建兴郡县,中国不仅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的统一,还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央集权,从秦代以后中国的政权就以中央集权的形式存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汲取中国的历史经验,正如英国史学家汤恩比所讲:“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8]
(三)日益突出的文化冲突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化解
人类社会进入18 世纪中叶以来,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特别是二战之后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更是开创了“信息时代”,全球信息和资源交流变得更为迅速。前三次工业革命使得人类发展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生产力得到了加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得到空前的大幅提升,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物资匮乏的生存危机整体来讲已基本上解决,物质生活解决以后,精神文明的增长是必然需求,这也就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日益凸显。亨廷顿认为:“随着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抗的终结,世界进入多极和多文化的样态,以文化或文明为根基的全球秩序日益凸显。所以,国际间的主要矛盾将在具有文化和宗教差异的民族之间发生,即不同文明体间的冲突。”[6]长期以来,落后的文化中心主义依然存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人为地将不同的文明形态划分为“先进与落后”或“文明与野蛮”,把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视为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这种思想观念会将整个世界割裂,从文化上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进行隔离,傲慢与偏见也相伴而行,这会严重阻碍世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交流。随着全球化趋势的继续发展,不同文化同台相遇,人类文明发展有着丰富的可能,也面临新的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互鉴,倡导“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的外交理念。只有全世界人民广泛认同并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社会才能避免文明冲突所带来的危害,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文化支撑
(一)中国具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历史经验
人类社会进入21 世纪以来,全球化的大趋势带给全世界人民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全球性的危机和挑战。今天,人类社会的发展正面临着温室效应、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困扰。尤其是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局部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加剧,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尽管这些问题的成因不一,表现形式各异,性质亦不相同,但其共同特点是,均成为跨越国界、影响全球所有国家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能力之所及。[4]如何才能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5]
对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国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思想理念层面,而是以具体的国家战略来推动其实现,例如“一带一路”等具体倡议和行动。如今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已经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于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 届会议写入了联合国决议。
(二)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
随着科技迅猛发展,全球范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联系早已经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彼此的联系更加紧密,客观上整个世界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地球村”。2013 年3 月24 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中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整个世界成为地球村,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并且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这种趋势的发展速度将会越来越快,这也客观上要求必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适应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
(三)中华文化人文性的文化特质更符合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
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人文性特质,这一点与西方文化差异非常明显。《易经》是中国的群经之首,也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易经》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易经》中所蕴涵的中华文化的宇宙观。中华文化认为人是宇宙天地的产物,同时,天地之间人最为贵,是万物之本,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所以人是可以和天地并列的,古人称之为“三才者,天地人”。所以,中华文化非常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在文化层面上就是突出的人文性特质。人文性特质使得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非宗教性特点。自周代以来,神权,在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未占据过统治地位,王权是始终高于神权的。周代的统治者鉴于殷商灭亡的教训,开始意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已经开始认识到政权存在的基础是民心的向背,于是“重民轻神”的民本思想开始兴起,殷商时期非常盛行的重视鬼神的宗教意识被抑制。”“重民轻神”的文化传统随以后儒家、道家的勃兴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中国的官方主流文化。所以,中国在西周时期已经跨越神权社会的这个阶段,从那时起中华文化的人文性就已经非常凸显,这一点和欧洲截然不同。欧洲整个中世纪,几乎全被笼罩在神权的统治之中,整个西方文化难以体现人性和人文的光芒,所以被后世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如果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理论”来解释,在春秋时期老子和孔子等的哲学思想已经跨越了宗教性而体现出了显著的人文性。但此时西方文化的两大轴心“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并存,而“希腊文明”的核心精神是科学,“希伯来文明”的核心精神是宗教,两种文明的核心精神是对立且难以调和的,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科学的迅速发展,两者之间的对立冲突会更加尖锐,所以,直到今天西方文化内部的“两希文明”之间的矛盾仍在交织对立,文化内部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而中华文化的人文性特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中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得到了有益的补充,同时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文化支撑作用也更加凸显,所以,在今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更加离不开中华文化人文性的文化支撑。
(四)多元一体的文化构成更利于与其他文化的融合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从遥远的人类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三大远古文化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文化以来,中华文化一直是以多元一体的构成存在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就中华文化而言,其思想根源源自中华文化从古至今不变的“普天之下”的“天下情怀”,而中国人之所以具有这种“天下情怀”,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各民族尽管文化各有不同,但同属于中华民族,并且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在“普天之下”的范围之中。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相互认同,相互包容,相互借鉴,各兄弟民族共享汉民族的文明成果,汉文化也不断汲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所以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正如习近平所说: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世界伦理宣言,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再到“计利当计天下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判断,以及命运与共的和谐理念,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正是这种文化基因才会使得强盛起来的中国勇于承担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才可能以多元一体的文化理念来调和整个世界的各文明之间的隔阂和对立,最后实现“成人之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个星期的军训结束后,班上的同学基本上都熟悉了,大家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陆浩宇话很少,他都是坐在边上听别人说,然后跟着笑。我也坐在那里,但眼睛里只有陆浩宇。
(五)“和合”的文化理念使得中华文化具有超强的包容性
中华文化中“和合”的思想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出现,在夏之前的尧就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种“和合”的文化理念具有非常清晰的次第和可操作性,由身边的亲族向外依次拓展到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谐相处,“和合”由此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左传》上讲:“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春秋时期,儒家思想确立并明确提出了孔子仁爱思想:“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主张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就把“和合”思想提升为君王治国的最高境界。汉代董仲舒系统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哲学理念,使得“和合”思想走向意识形态层面,自此,“和合”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文化理念一直延续至今。“和合”思想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倡导“以和为贵”“和衷共济”“协和万邦”,这对于打破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隔阂,构建以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相互借鉴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美好愿景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有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作为文化支撑才能得以实现。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特别看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在20 世纪80 年代就预言,21 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汤因比曾经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9]
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大势所趋。中华文化中不仅蕴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的文化理念,也积累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宝贵的经验。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将肩负起更多的大国担当与使命,必将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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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N]. 人民日报,2017-01-18(01).
[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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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英]汤恩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294.
[9][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M].郭小凌,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34.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262(2019)03-0043-04
收稿日期: 2019-07-28
作者简介: 韩士海,男,中共大连市委党校统战理论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温冠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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