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尼，不应被遗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应论文,被遗忘论文,丽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最初知道“丽尼”这个名字是在上世纪40年代初。那时我才十六七岁。文化生活出 版社出版的屠格涅夫的一套小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其中《贵族之家》、《前夜》就 是由丽尼翻译的。
跟许多人一样，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位翻译家是位女性。后来我又读到了一本以“丽尼 ”署名的散文集，记不清这是他的《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三本散文集中 的哪一本了，但其中所透露的哀婉甚至近乎苍凉的情调曾深深触动我的心弦。从某些篇 章的叙述角度来看，我又感到他不会是一位女性。这个“谜”只是到了1954年我和他见 面时才真正揭开。
这一年，原先的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研究室的编译组已扩建为“电影艺术编译社” ，编译人员多达三十余人，被人们称为仅次于中央编译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室的“ 第三支编译队伍”。所有外国电影文学和史论翻译出版物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艺术 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大约在年末，我听说时任电影局副局长的荒煤同志把郭安仁(亦 即丽尼)从武汉大学教授的岗位上调到我们编译社来当副社长。我这时从事斯坦尼斯拉 夫斯基著作的翻译和校订工作已有三四年，当然知道斯氏及其所领导的莫斯科艺术剧院 经常上演契诃夫的《伊凡诺夫》、《万尼亚舅舅》、《海鸥》等名剧，译者也是这位渴 慕已久的丽尼。
头几年，我和他的接触不很多。他来社后，听说原来的社长程季华向荒煤建议：丽尼 翻译成就高，年纪又比程大，似应由他担任第一社长，而程担任第二社长，后来就这样 正式宣布了。他当时在社内还兼任编辑组组长。这时《电影艺术译丛》已从双月刊改为 月刊，我听说他在《译丛》的选目和审稿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以为译丛组组长富澜是这个刊物的编辑部主任，而他则是这个刊物的主编。编译 社出书的规模越来越大，除刊物外，各种各样外国电影史论和电影文学剧本的译稿都由 他最后审定，一年下来，总不下四五百万字。我有时颇为他感到“委屈”，他这么一位 大翻译家，怎么不再去继续翻译世界文学名著，而宁肯充当一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 编辑，而且始终那么勤勤恳恳、尽心尽力?
1956年，中国电影出版社正式成立，荒煤兼任社长，丽尼被任命为电影艺术编译室(后 改称为外国电影编辑室)的室主任，我继续担任丛书组组长。由于室务会议不断，我和 他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他那时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在会上很少发表意见。后来回 想，这可能跟他背着“历史包袱”有关。1957年春我曾和他一起参加过民盟的座谈会和 文化部召开的“鸣放”会，他始终静坐在那里，没有作过任何发言。后来在出版社举行 的一次“鸣放”会上，有一位年轻女同事引用了英国思想家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这句 话，丽尼曾表示赞同。没想到，这一“表示”却惹出了大祸。那些“左派”们大做文章 ，说他是表示用“知识”作为“力量”来对抗党的领导。紧接着铺天盖地的“大批判” 朝他而来。他调到我们单位后，始终在勤勤恳恳地工作，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他怎么“ 对抗”了?这事给我印象至深，也引起了我深深的义愤。
“反右”结束时，总共不到40人的外编室有1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另有几位被划 为“严重右倾分子”，而我和徐昭(翻译了萨杜尔《电影通史》的法文老专家)则被列为 “右派同情者”。全室有半数人被划入了“右”的阵营，在那场“反右斗争”中这在全 国范围内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当时，作为党员副主任的程季华因室内出了这么多“右派 ”，被称为“大红伞”(指纵容和包庇‘右派’)，先是“靠边站”，随后又被调离外编 室。有一天，出版社那位掌握“反右斗争”大权的副总编辑在事先没有跟我打任何招呼 的情况下，到室内当着全体人员宣布：郑雪来现在是外编室的“业务秘书”，没有他的 签字，任何稿件都不得发出。这使我简直摸不着头脑，外编室发稿历来都是室主任丽尼 签字，怎么会跑到我头上来呢?何况我已被那张颇有来头的大字报列为“右派同情者” 。后来想想，可能是因为业务总得有人抓的缘故吧，室内那些“左派”们连翻译都还没 有过关，更不用说校订、审稿工作了。
丽尼虽然没有被正式划为“右派”或“严重右倾”，但他竟受到如此冷落甚至侮辱， 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不顾另一位“左派”党员领导关于“你少跟右派接近，要多依靠左 派”的告诫，除了与所谓“右派”们过从甚密外，仍一如既往地向他请示汇报，请他继 续负责审稿定稿。他往往冒着酷暑，整天坐在办公桌旁不断看稿改稿，几次心脏病都差 点发作。我劝他不必如此辛劳，他总是轻轻报以微笑。他如此忍辱负重，真使我感动不 已。从此以后，我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老伴也几次去他家看望他们夫妇。
从1957年到1964年他被迫调离电影出版社这段期间，有好几件事我至今难以忘怀，总 觉得欠了他一笔债，很后悔没有在若干年前就予以“偿还”，一直拖到今天才提笔写出 来。
1957年秋，我翻译了一个前苏联电影文学剧本，即杜甫仁科的遗作《海之歌》，其中 有许多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描写的抒情段落，我译后自己很得意也很陶醉。发稿前我请他 审读改正，他说的确译得很不错，只可惜我理论的东西搞多了，翻译文学作品时还不够 放得开，有点“拘泥”于原作结构。他在译稿上做了些修改润饰。我记得很清楚，其中 引用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珂的诗句，给他改成了“汹涌的怒涛高高升起，波浪与群山比量 高低”。我不记得自己原先是怎么译的，但肯定不如他改后这样气势磅礴而又优美抒情 。
在三年困难时期，尤其是1960年至1961年初这段期间，外编室名存实亡。全体人员都 被弄到羊市大街外国电影研究室上班，我感到我们仿佛是被那些“左派”们在“监督劳 动”。丽尼按时上下班，仍一如既往地不断地看稿改稿，他当然已不再有签字发稿的权 利了。连我这个所谓的“业务秘书”也不能再给外编室发的稿件签字。我为了给某些西 方电影理论翻译出版物写点前言后记，借以消除人们关于毫无批判地“贩运资修货色” 的疑虑，却反要一再去听那位“左派”党员领导讥讽我们对此“有瘾”之类的风凉话。 我有时气得真想大大发作一番，丽尼不只一次劝我要“坚忍”，并且说，这种考虑是完 全正确的，对于外国出版物中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完全应该表达我们的批判性见解。
1961年底，随着“八字方针”的提出，政治环境似乎宽松了些。他的处境似乎也有了 些改善，被任命为出版社的编审，我则正式主持外编室的业务工作。他虽为整个出版社 的唯一编审，但一直在外编室和我们一起工作，所有重要的外国电影史论译稿都经由他 最后审核定稿。他跟室内人员亲密无间，从来不摆什么架子。在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 、普多夫金、杜甫仁科三部文集付排后，他甚至和大家一起在新华印刷厂“泡”了许多 时日，为的是仔细校对这三本重点书，还不止一次掏腰包请大家吃午饭。过后他又跟外 编室大多数人员一起去北戴河度假，游泳时他总是静静地躺在水面上，任凭海水推送， 也算是“今日得宽余”吧，他一直那么辛苦地工作，难得有放松的机会。“文革”期间 ，那些“左派”却把这次度假称作“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横加批判。
1962年可能是他工作最辛苦的一年。他在审阅外国电影史论书籍译稿之余，还修改了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著作稿。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曾给我看过他修改后的一些稿子，我 看到上面净是他用红笔改过的文句，有的稿纸上可说是“满篇红”。所以后来看到此书 出版后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和室内几位同事都曾为他打抱不平。可是他说，我只不过 做些文字加工而已。反而劝我们对有些事不必过多计较。其实，据那位责任编辑说，他 把原稿中那些“左”的东西作了不少改动，增添了不少重要的论述，更不用说他以优美 的笔调为这本史书增光添彩了。过后他又以“立尼”署名发表了一篇关于此书的长篇评 论文章。电影界有些人曾感到惊讶：这位从未听说过的“立尼”为何对中国电影发展历 史如此熟悉?殊不知他在这上面花费了多少心血啊。正由于他这次修改工作和那篇评论 文章，在“文革”刚开始不久，北京理工学院的红卫兵根据影协内部“造反派”提供的 信息抄了他的家并把他的夫人许严“扫地出门”。
1962至1964年，外编室编了好几辑《电影艺术译丛》，各辑都有编后记，有些重要译 文都附有后记之类，主要由我和邵牧君等撰写。这时我真正领会到他学识之渊博和治学 之严谨。我们写的东西往往都有所欠缺，有时“火候”不够，他就给“加加温”；有时 写得太“冲”，他就给“压压火”。他是不接触外文电影资料的，但凭他多年来审稿所 获得的外国电影史论知识，却可以如此驾轻就熟地修改这些文字，对所涉问题作出恰如 其分的评价，真使我钦佩不已。在《杜甫仁科选集》出版前，我邀请他翻译其中的《迷 人的捷斯纳河》。这个电影文学剧本犹如一部中篇小说，是杜甫仁科回忆童年生活的自 传性作品，富于浪漫传奇色彩，原文相当难译，而他却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把它译出，而 且译笔那么优美，使我和此书责任编辑都赞不绝口。我想他早年从英文翻译屠格涅夫小 说和契诃夫剧本时可能参照过俄文原文，他可能就是这样通过翻译实践来自学俄文的， 正如他早年也基本是靠自学而成熟掌握了英文的。
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全面铺开，关于“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 “各协会是裴多菲俱乐部”的批示接踵下达，上面又派了一些部队转业干部来影协“掺 沙子”，政治环境再度严峻起来。年末，我听说丽尼要调离我们出版社去暨南大学任教 ，就找一位跟我比较要好的社内党员领导打听。这位同志含含糊糊地说丽尼有些历史问 题，看来北京是不能呆下去了。我说我们工作很需要他，而且他早先不是由荒煤(当时 已任文化部副部长)推荐来的吗?这位党员同志最后说了一句：有些事你不知道，我们向 上面反映过，可就是没法解决。
我们全室人员都依依不舍地送别了这位好老师。在这10年期间，经他审订的外国电影 史论及其他翻译出版物达三四千万字之多，他对我国电影出版事业所做的贡献是极其巨 大的。在这10年期间，他以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提携后进的饱满热情做了 这么大量的工作，众多翻译、编辑人员都受过他的教益。可他就这样被迫离开了!
1965年他回北京过春节时，我们外编室全体人员请他吃了一顿饭，这时室内正准备编 辑一个内刊(《外国电影资料》)，我请教过他，他提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可是到了“文 革”期间，影协内部的那些“左派”们贴了许多大字报，除了把他狠批一顿之外，还说 我如何如何跟这个“反动家伙”亲密无间，如何如何把他“奉为上宾”，对他“言听计 从”，甚至办刊物都忘不了向他“求教”。他调往暨大后，我和他还经常通信，具体都 谈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清楚了。我只留下一个印象：他始终都是那么“乐天知命”， 丝毫没有流露出委屈、抱怨的情绪。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在大字报中把他在40年代下半期一些历史上的事情抖落 出来，说他是如何“受国民党重用”，如何“反动”等等，还添油加醋给加上一些莫须 有的东西。我看后深为震惊，觉得我怎么也无法跟我所认识的丽尼联系起来。有一次， 我悄悄地(我这时也已受到冲击)跑到他家去看看，我此时已得知他的夫人已被押送去广 州，还被红卫兵剃了头发。我看到他家房门已被贴上了大封条，旁边还有人把守。院子 里一位好心的老大娘，生怕我因前来探望而出事，机警地对我说：你是来找蓝燕妈(即 丽尼二女儿郭梅尼)的吧，她还在工作单位，你可以直接去那里找她。我马上明白了她 的意思，只好赶快离开。后来看了梅尼写的回忆她父母的文章，才知道她母亲被押送到 广州后，甚至都不得与她父亲相见，以免加重他的“罪行”。
丽尼早年与巴金关系密切。他在30年代曾和巴金一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过许 多外国文学名著，他在30年AI写作的那三本散文集都是由巴金编定出版的。后来他又和巴 金、陆蠡一起翻译了屠格涅夫的一套小说。巴金在《谈<春天里的秋天>》一文中，对丽 尼的散文和译著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巴金写道：“可能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但是现代中 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不会忘记他在现代散文发展上所做的贡献。他在30年AI写作的三本散文 集《黄昏之献》、《鹰之歌》和《白夜》都还在我的手边，他翻译的小说《贵族之家》 、《前夜》和他校改过的小说《罗亭》也都在我的手边。我会常常翻看它们。它们有权 利存在。那么这个善良的人的纪念也会跟着存在下去吧。”
丽尼与荒煤更是挚友，30年代初荒煤因逃避国民党的搜捕，曾长期躲到他家，还在他 家里开过好几次地下党秘密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后荒煤去了延安。丽尼为生活所迫，在 国民党军事机构当了一名英文翻译。然而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始终没有中断。所以，全 国解放后不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文化部部长的荒煤就把路过武汉的丽尼留下来 ，先是安排他在新华书店负责编辑工作，后又调到中南人民出版社、中南人民文学艺术 出版社担任编辑部副主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等职，还兼任了武汉大学的教授，最后又把 他调到电影界工作。丽尼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而后又得到平反昭雪后，荒煤在1987 年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告慰丽尼》一文中曾激动地写道：
“一个多月来，特别是在深夜凌晨，我突然从很快就忘却的梦里醒来的时候，总觉得 心里有一块烙印重新灼热起来，感到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交织着内疚、痛苦的回忆和异常 欣慰的心情，迫使我终于在今天凌晨提起笔来写了这四个字——‘告慰丽尼’。”
“我当然知道，丽尼不会看到这几个字。”
荒煤接着深深地反省自己：“我反反复复阅读《暨南大学关于郭安仁同志政治历史问 题复查的意见》，不能不深深感到内疚，谴责自己为什么不能在给安仁安排工作的时候 更多地了解他的历史情况。我尤其不能原谅自己，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我竟没有看到19 81年出版的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辑的第五集《革命史资料》刊登的张执一同志所写的 回忆录，因而没有和张执一联系，再进一步去了解安仁的历史。”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张执一同志在这篇题名《在敌人心脏里》的回忆录第十一节 里写道：“文学家丽尼(郭安仁)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军事首脑机关担任英文翻 译，乘机弄到一份蒋军整个作战计划，找不到党的关系，只好到上海找到作家胡风。胡 风再找到在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廖梦醒同志，廖再设法转交给我。 上海局密电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曾来电嘉奖，认为对我军作战有很大帮助。”
据梅尼听说，这份“蒋军整个作战计划”就是我解放军渡江前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全线 布防图，说她父亲可能是在美军高级顾问会见国民党国防部要员时充当翻译才获悉这一 极其重要的情报的。他不顾身家性命为党送情报的事，生前从来没有向人透露过，连家 里人也没有告知，只是在他死后才被发现。
我的母校暨南大学党组在为丽尼平反昭雪的政治结论中，在引述了张执一回忆录的全 文后写道：“经过调查，已有材料证明张执一同志这段回忆录的真实性。由此可见，郭 安仁同志对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是有功之人，其功不可没，可是他有功不居，对 此秘而不宣，直到最近我们才了解这一情况。”结论中还提到他“多次掩护、营救过革 命同志。据充分材料证明，被郭安仁同志保护过的不止一人。在3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 他为列入被捕名单的青年学生通风报信，为被敌人捉住的同志挺身担保，为无处栖身的 同志提供住处，并予以经济上的帮助。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利用自己的地位营救过被捕 的地下党员。这些情况在他的历史档案中和我们最近的调查中，均有证明材料。”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去世十多年后才有了公正的评价和结论。回想起他在五六 十年代那段期间受到种种冷落、侮辱、迫害的情景，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为他崇高的品 德和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不胜景仰而又感慨万千。
“文革”后期，有人转告我：丽尼早在1968年就已去世。说他当时被校内一些“造反 派”押去冒着炎炎烈日强迫劳动，心脏病猝发，就这样倒下去，永远起不来了。听到这 一噩耗，我几乎失声痛哭，为这位好朋友、好老师过早地离开人世而唏嘘不止。
丽尼为人清直纯正，无私无欲，从不把个人名利放在心上，他始终就像一头默默耕耘 的老黄牛。正如巴金在回忆他的文章中所说：“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个清 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然而，像他这么一位具有高尚人品和学品的作家和翻译家， 竟遭到如此凄惨的命运，老天爷真是不公啊!我衷心希望，人们能从中吸取教训，使这 类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我还希望电影界的同志们永远记住这位曾经为我国电影学术 园地辛勤劳作、默默耕耘的园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