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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左一）与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女团员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曾高瞻远瞩地预言：延安将是未来“一切工作的试验区”。①推而论之，革命文艺作为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历史传承关系亦当作如是观。延安文艺对于中国当代（1950-70年代）文学体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作为理论前提虽已是人所共知，但有关延安文学体制的大量基本事实——举凡文学团体、文学活动、文学刊物、文艺政策等等——仍有待抉隐发微，重新审视，而时下某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观点也只有借助此类研究才能予以摧陷廓清。一部权威当代文学史在追溯50-70年代作协体制的渊源来委时这样写道：“（中国作家协会）既承接了30年代‘左联’的经验，也直接从苏联作家协会取得借鉴。”②不知何故，与当代文学体制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文学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在作者的如椽大笔之下竟无立锥之地，令人在困惑之余不由慨叹延安文学体制研究之湮没无闻一至于此。“文抗”是抗战时期解放区首屈一指的文学团体，上承“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从时间上说，它恰居于两种文学体制转换的枢纽位置，从空间上说，它则是现代中国不同文化因素相互激荡的一方生动舞台。不惟如此，“文抗”在特殊语境中所呈现的互为参商的多重历史面相，对于考察现当代文学体制的演进嬗递甚至具有无可替代的标本意义。总而言之，“文抗”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亦不容漠视的历史存在。本文试图以“文抗”前后异态、虚实相生的创建过程为中心，着重梳理“文抗”内外错综复杂、暧昧朦胧的名实关系，管窥延安文学体制之一斑，并在此基础上对盘桓其间的一桩文坛“悬案”作出并非裁决的解读。
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原有的两大文化中心北平和上海相继陷落，一次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知识分子大迁徙拉开了帷幕。延安，这个《水浒传》中“末路英雄”们借以全身远害的荒陬小邑，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为荟萃四方“文化英雄”的战时“文化城”。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延安共有各类知识分子约4万余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近万人，文学艺术工作者407人，作家227人。③对于当时仅有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来说，这一文化景况可称得上是叹为观止了。
1938年，各地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臻于高潮。据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统计，当年5-8月间，经该处介绍赴延的知识青年达2,288人之多，全年共计万余人。④当年头9个月里，徐懋庸、何其芳、卞之琳、沙汀、陈学昭等著名作家相继从国统区抵达延安，丁玲、吴奚如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和刘白羽率领的“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一组也陆续从前线归来，汇集延安的文学界人士骤然倍增。此前延安地区虽有“战歌社”、“山脉文学社”等文学社团开展活动，但还没有建立起文学方面的统一组织。与国统区相似的是，音乐、戏剧在延安声势最为浩大，与文学相比，这两种艺术形式更便于和受众沟通交流，社会动员的效果也更为显著。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在延安最先建立的是音乐工作者的统一组织——“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该协会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后者是延安全体文化艺术工作者的统一组织，成立于1937年11月，有团体、个人、名誉三类会员，其中团体会员包括社会科学、国防、语言、文字、文学、音乐、戏剧等诸多领域的群众社团。在抗战初期，延安的文学活动和各文学社团一直由边区文协代为领导，鉴于延安地区作家队伍日渐壮大，文学界统一组织的创建工作遂被列入边区文协的议事日程。
1938年9月11日下午2时，成仿吾、艾思奇、刘白羽、沙汀、卞之琳、陈学昭、丁玲、徐懋庸、何重芸、周扬、雪苇、沙可夫、田间、柯仲平、任白戈等延安文学界人士齐集边区文协救亡室，“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简称“文联”）成立大会在这里举行。会场高悬革命文学导师高尔基和鲁迅的画像，显得庄严凝重，令人肃然起敬，表明即将成立的“文联”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和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双重传承关系。大会议程简单，但气氛热烈。边区文协主任、因《大众哲学》一书声名鹊起的左翼学者艾思奇担任大会主席。首先由刚从前线归来的刘白羽汇报文联的筹备经过，他在发言中指出：文联是为适应抗战对于文艺的重大要求而诞生的，它的任务是选拔文艺干部、提供文艺食粮、创造抗战中的文艺理论。随后与会的其他文学界人士及中央印刷工厂文艺小组的代表相继发言，并在下列问题上达成共识：广泛建立文艺小组、动员文艺干部深入前线、出版文艺刊物、加强文艺理论建设等。大会推举丁玲、林山、田间、成仿吾、任白戈、沙汀、周扬、柯仲平、雪苇、刘白羽等组成执委会。会后举行了聚餐和别开生面的文艺表演，与会者纷纷登台献技：有柯仲平的诗朗诵、陈学昭的法文歌、丁玲的小调、沙可夫的俄文《游击队歌》等。⑤
作为边区文协的一个“子会”，文联并无独立组织边区文学活动的职权，它甚至仅仅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影子”团体。至于在文联成立大会上讨论通过的工作任务，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由边区文协负责实施。唯一的例外是1939年2月创刊的《文艺战线》，它挂在文联名下，编委会由文联执委组成，周扬任主编。这份刊物在延安编辑，却由桂林生活书店承印销售，夏衍为发行人，装帧印刷精美考究，在粗糙简陋的延安出版物中算得上是鹤立鸡群了。但因邮路不畅，刊物出版后送达延安往往迁延日久，甚至连编者也不能及时看到。因此，《文艺战线》在延安几乎没有产生什么重大影响。早在文联成立之前，边区文协就已与边区各群众文艺社团、临时性文艺组织及下属文艺刊物建立了垂直领导关系，照现在的观点，如果中间再插上一个文联，单从工作效率上讲不啻是叠床架屋，画蛇添足。然而必须指出，在战争背景下工作效率固然重要，资源控制则更是不容稍懈，二者非但互不矛盾，相反还互有关联。将分散的个人分门别类地组成准军事化梯队并非可有可无之事，因为这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资源控制这一首要之务。另外，边区文协的职能主要在于行政和组织，况且其工作范围覆盖文化事业的所有领域，对于人数剧增、素以散漫著闻的作家只能进行“宏观调控”，而文联作为专业性团体，更有利于在文学界内部乃至人际之间施以“微观干预”，以弥补边区文协力量之不足。文联与边区文协可谓一虚一实，相得益彰。
文联成立8个月后（1939年5月），由边区文协主办的文艺刊物《文艺突击》发布了这样一条启事：
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为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取得密切的联系起见，于五月十四日下午在文协召开全体大会，决定改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选举成仿吾、周扬、萧三、丁玲、艾思奇、柯仲平、沙可夫、严文井、赵毅敏、陈学昭、张振亚等为理事。⑥
本文所要论述的延安“文抗”，其得名始自于此。关于这个事件，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的报道却与《文艺突击》颇有出入。按《文艺突击》的说法，“文联”是改名，目的是为与全国性文艺统一战线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同年9月迁至重庆，简称“文协”或“文协总会”）——取得密切联系，在名义上它则是作为后者的分会而存在的。而《新中华报》在相关报道中却只提“文抗”不提“文联”，只说“成立”不说“改名”，至于文抗与文协总会的隶属关系也语焉不详，仅将其成立目的敷衍为：“开展边区的文艺工作，团结在延安文艺工作者。”⑦实际上，文抗与文联的差别并不单单是名称，而所谓加强与文协总会的联系，从此后的情况来看也是一纸空文，内部建制的趋于完善和各项权责的逐步落实，恐怕是文抗区别于文联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文抗不再像文联那样徒有其名，它正在朝独立团体的方向转化。
文抗成立后不久，新当选的理事会推举周扬、萧三、沙可夫三人为常务理事，张振亚为秘书，而以前的文联仅有十几个开会时才露面的执委，并无“常务”可理。半年后（1940年2月），文抗又进一步扩大理事会，选举丁玲、萧三、周扬、周文、曹葆华5人为常务理事，还仿照文协总会的设置，建立了自己的下属机构：总务部（周文负责）、组织部（丁玲负责）、出版部（萧三负责）和研究部（周扬负责）。据这一届理事会向重庆文协总会提供的会务报告，延安文抗成立以来取得了如下成绩：截止1940年2月15日，登记在册的会员67人，下属29个文艺小组，共计325人；抗战文艺工作团已派出6组；《文艺突击》已出满一卷，决定改名《大众文艺》，拟向“文艺大众教育”方向发展；研究部下设“文学顾问委员会”，对文艺小组进行辅导，并计划定期举办文艺座谈会和演讲会。⑧严格说来，以上所述不无“掠美”之嫌：文艺小组和抗战文艺工作团此前一直由边区文协直接领导；《文艺突击》的主办单位也并非文联或文抗，各期封面均由边区文协和文艺突击社联合具名；另外，《文艺突击》自新一卷开始，力图由单纯的文学刊物转变为包括音乐、美术、戏剧等其他艺术门类在内的综合性刊物，这项工作自然并非文联或文抗这类单纯的作家团体所能胜任。有趣的是，文抗在报告中绝口不提以文联名义出版的《文艺战线》，而这份刊物主要在国统区发行，与《文艺突击》相比文协总会同人应当对它更为熟悉。由此观之，甚至是对于圈内人士来说文联的影响都十分有限，更遑论圈外人士了，而《新中华报》无视文联存在的报道恐怕也能够说明这一问题。
概而言之，文抗取代文联是延安文化体制实施转换的一个重要标志：边区文协作为延安文化事业的一元化领导机构，已经不能适应不断扩大的文化队伍和文化活动的需要，通过将相关工作逐步移交给文抗和其他“子会”，边区文协正从延安文艺界的核心位置上悄然淡出。或者说，文抗正渐渐由“虚”转“实”，而边区文协则渐渐由“实”转“虚”。及至1941年7月1日，这一转换才正式完成：
本分会为开展文艺工作，团结从事文艺创作及文艺运动同志，决自本年七月一日起，改为独立工作团体，接受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原有杨家岭会址、财产及一部分有关文艺工作，正式启用印记，开始办公。嗣后凡有关于本会信件往还及事物接洽，均请迳函或移驾杨家岭本分会为荷。⑨
这则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文抗启事，宣告了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边区文协好比是一只抱窝的母鸡，现在鸡雏不仅破壳而出，而且羽翼渐丰，因此它的使命也就告一段落了。同年8月25日，文抗由杨家岭原边区文协会址迁往隔河相望的蓝家坪，自此“蓝家坪”便成为文抗的代称而在延安文艺界流行一时。
二
目下关于延安文艺的论著常常将“文协”（指“边区文协”）与“文抗”混为一谈，其实别说现在，即使在当时，就算是身与其事者对这两个团体的关系也不甚了然。比如韦嫈初入延安时就曾为之困惑不已，日久天长，见闻渐广，她才理清其中端绪：“‘文抗’延安分会虽早在三九年就已成立，做了不少工作，但它是作为边区文协的一个团体会员。日常生活与边区文协在一起，没有另外设一个摊子。”⑩也就是说，边区文协与文抗至少有两年时间(1939-1941)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因此不少当事人在使用这两个名称的时候也往往不加区分。比如陈学昭在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就把她最初供职的边区文协误称为“文抗”。(11)曾任文抗党支部书记的刘白羽则回忆说：“艾思奇是‘文抗’的主任，丁玲是副主任。”(12)事实上艾思奇只担任过边区文协的主任，而文抗的会务则初由总务部主任负责，后由理事会下设的“工作会议”集体主持，并未真正实行过一长总揽的领导体制。(13)可见，文抗与边区文协的关系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连当政主事者在回首往昔之际也不免张冠李戴。
在文抗成为独立团体之后，边区文协并没有完全退隐，它转由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易名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直接领导，尽管在名义上它还是边区文化事业的一元化领导机构，但工作范围已日趋狭小，工作性质也渐显单纯。1942年2月9日，边区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对边区文协的机构进行了调整，推选柯仲平为主任，下设秘书处、大众文化工作委员会、《新文字报》社、《边区群众报》社、戏剧工作委员会、组织部、出版部和卫生工作委员会，并决定将新会址设在延安南门外西北旅社旧址。(14)不久，一些以通俗性、普及性为特色的文化团体被划归边区文协领导，如民众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边区地方艺术干部学校、杂技团、边区小学教师联合会等。(15)这一变化说明，边区文协的工作重心已转向通俗文艺和文化普及方面：民众剧团（柯仲平于1938-1941年任该团团长）是陕甘宁边区最有影响的通俗性文艺团体，《边区群众报》和《新文字报》均为普及性读物，主要面向文化水平不高或正在“脱盲”的工农兵群众。边区文协的新任领导人柯仲平是“街头诗”、“朗诵诗”以及旧戏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在群众性文艺活动中表现得异常活跃，他的通俗化文艺主张与边区文协新的主导职能堪称珠联璧合。在实际工作中，边区文协与文抗之间不再是上下级的关系，角色职能上的明晰分野使它们互不统属且各当一面。由于在“大众化”等问题上的观念差异，以及在文艺运动中所持的不同线路，边区文协、文抗和延安另一重要文化机构“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周扬于1939年11月起在该校主持工作），逐渐成为抗战前期延安文艺界三个风格殊异的支派。
三
1979年，周扬在接受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的采访时，谈到了当年延安文艺界的基本格局：“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是这样的：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16)在不久后举行的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丁玲对周扬的话进行了反驳：“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两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事实上，当时我恰恰不在‘文抗’。‘文抗’有七个负责人，他们是萧军、舒群、罗烽、白朗、艾青、于黑丁、刘白羽，是他们七个人轮流主持，没有我……”(17)一个言之凿凿，不容置疑；另一个矢口否认，急于避嫌。难道周扬完全是向壁虚造？而丁玲又是否真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清白无辜？本文无意卷入周扬与丁玲之间的是非恩怨，只想指出为双方所忽略的某些历史细节，藉以说明他们各自眼中的文抗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
1938年7月间，丁玲从西安回到延安，参加了文联成立大会，并与周扬一起当选为文联执委。正如上文所述，文联不过是一个空名，所谓“执委”也并无实际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文联作为文抗的前身，周扬和丁玲都应算作它的创始人。嗣后，丁玲先是在马列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于1939年11月调任边区文协副主任，主持边区文协的日常工作。在文抗成为独立团体之前，文抗的驻会作家一直挂靠边区文协，也就是说，他们所属的工作单位不是文联或文抗，而是边区文协，加之边区文协的驻会人员以作家为基本主体，故而在许多文抗作家的心目中，丁玲是他们的老领导、老上级。不但如此，由于丁玲在左翼文坛的卓著声誉以及爽朗大度、平易近人的性格气质，她在文抗作家中间似乎享有“精神领袖”的特殊地位。但丁玲本人并不以此为然，她说艾青是“独立大队”，萧军更是个“英雄”，根本就不服她“管”。(18)应该承认，丁玲所言并非过甚其词，但作为论据却有些不中腠理：像艾青、萧军这样声名远播的文坛宿将在文抗作家中毕竟为数不多，而个人的独立性与文艺上的共同旨趣也决非冰炭难容。刘白羽关于文抗的回忆倒是透露出一个不可忽视的信息：“丁玲一直是一个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大作家作派的人。因此，她成为‘文抗’这个小单元里和谐的核心、快乐的核心”，“工作一天以后，丁玲的窑洞便自然成为我们聚会之所”。(19)从上下文来看，刘白羽所说的“文抗”似未排除成为独立团体之后的文抗，而丁玲作为文抗的“核心”也并非纯然由于职务上的原因。甚至连毛泽东也发现，在丁玲周围有一个“文化人的俱乐部”，戏言她有“名士气派”。(20)诗人李又然在一篇回忆丁玲的文章中，更以诗人的语言编织出一个诗一般的错误：“丁玲主持文代大会，成立文抗，并且领导文抗。”(21)对于李又然只图行文痛快而不计现实利害的表述，不知丁玲看了会作何感想——这岂不是坐实了她文抗“头子”的罪名？平心而论，如果将“文抗”置换为“文协”，李又然的说法大致是可以成立的。按照通常的看法，与文抗“分家”之后的“新边区文协”是原边区文协无可置疑的继承者，但细加推考便觉此说并不尽然：新边区文协在承袭原边区文协的名号和地位的同时，却失去了堪称一时之选的宝贵资源——驻会作家，相形之下，文抗则因全盘接纳了这一资源而成为原边区文协事实上的“嫡派正支”。总体说来，走马灯般频频变更的团体名称对于文抗驻会作家这一特殊群落的稳定并未构成太大影响，正因为如此，“文抗作家”这一名词才有所凭借而不致流于泛泛。既然文抗与原边区文协具有如此紧密的血缘关系，丁玲在边区文协主持工作的那段经历就事关重要，不可不究了。但不知何故，在上引讲话中丁玲却对此避而不谈。或许丁玲认为，她在文抗作家中的地位纯属工作原因，与刻意经营的“文人圈子”并无牵涉。如果不考虑抗战前期（1937-1942）延安特殊的文化语境，应该说这种解释倒也合乎情理。然而遗憾的是，历史却往往不是以情理为法则来建构自身的。
抗战前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奉行温和开明的文化政策，进入延安的文人在选择职业上享有较大的自由权利，而各文化单位的招贤纳士活动也颇为独立自主。这样一来，个人与单位便构成了某种“双向选择”的关系，各文化单位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文人“自由组合”的产物，而文化单位与文人圈子这两个原本各具内涵外延的概念就不免互有交叉。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引周扬的观点并非凿空之论。至于文抗这类带有群众结社色彩的文化单位，情况就更为复杂：仅就其成员来说，即有驻会作家、挂名理事、普通会员之别。三者在名义上虽同属某一文化团体，但究其实却分别为不同文化单位或文人圈子的成员，同时这个团体本身又兼具文化单位和文人圈子的性质。凡此种种都导致固有名实关系的变形乃至逆转，当年的遗留问题在事过境迁之后也因而更显扑朔迷离，周扬与丁玲的口舌官司或与此有关亦未可知。
1941年1月，丁玲在主持边区文协工作一年零两个月后前往延安县（川口）农村体验生活，为时三个月，在此期间她仍是边区文协的在编人员。同年4月《解放日报》创刊，丁玲调任文艺副刊主编，因组稿需要与文抗作家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8月，文抗宣布成为独立团体并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选举丁玲、欧阳山、艾青、萧三、柯仲平、周扬等27人为理事。新一届理事会推选9名理事组成“工作会议”主持会务，会议主席由成员轮流担任，(22)这大概就是丁玲所说的“七个人轮流主持”。至于工作会议的成员到底是9人还是7人，目前尚待考证，因无关本文主旨，在此不赘。丁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针对这一时期她的活动作了如下耐人寻味的表白：“至于《文艺月报》，我参加过第一、二、三期的编辑工作。第三期还未编完，我就离开文协（指‘边区文协’——引者按），到了乡下，那里交通不便几乎没有读到它。我调到报社后就不再是文协的副主任；新成立的文抗，我也不是负责人；我同一些人一样，无非是个挂名理事，偶尔参加过一两次会议，这都是有文字记载，可以查证，不是我信口胡说的。”(23)丁玲在文章中极力证明她与独立以后的文抗、包括其主办的《文艺月报》之间并没有什么瓜葛，而且绵里藏针，话里有话，所谓“一些人”显然指的是周扬，言下之意，我和你周扬一样，不过是文抗的挂名理事，有职无权，与文抗没有人事上的隶属关系，为什么我反倒成了文抗的头子呢？1942年3月11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出满百期，丁玲将工作移交给舒群，回到文抗当驻会作家去了，这也是她来延安以后长久未能实现的愿望。实际上，早在离任两个多月前丁玲就将住处搬到文抗会址蓝家坪，(24)尔后一直到1943年春文抗解体(25)她都是文抗作家中的重要一员（专职作家而不是文化官员或报刊编辑，终其一生都是丁玲对于自身社会角色的自觉认定），其间她还担任过文抗会刊《谷雨》的编委和文抗整风学习分会的主任，(26)这同样是有文字记载的。难道丁玲如此健忘？
质而言之，丁玲针对周扬的反驳并没有切中要害，或者说二人之间展开的是一场错位的对话。其症结主要在于如何划定文抗的性质：它到底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学团体，还是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一个文化单位，抑或一个有着某种共同旨趣的文人圈子？从丁玲关于往事的叙述中，我们不难体味长久以来变幻莫测的文艺界批判运动给她带来的巨大精神创伤，以及由此衍生的过度心理反应，而后者又导致她对关乎名誉的种种“春秋笔法”分外敏感，甚至不惜牺牲逻辑的严密为自己奋起辩护。毋庸讳言，这种辩护或多或少是无力而徒劳的。毕竟，在抗战前期新旧文学体制参差交错的历史前提下，控名责实的结果往往只会适得其反。
注释：
①参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297页。
②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6页。
③参见朱鸿召著：《延安文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5页。另参见刘增杰：《从左翼文艺到工农兵文艺：对进入解放区左翼文艺家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6年第5期。
④参见朱鸿召著：《延安文人》，第4页。
⑤参见林茫：《我们的“文联”成立了》，载1938年9月20日《新中华报》。
⑥载《文艺突击》新1卷第1期，1939年5月25日。
⑦《中华全国文抗会延安分会成立》，载1939年5月19日《新中华报》。
⑧参见《向总会报告会务近况》，原载《大众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15日，收入钟敬之、金紫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第367-368页。
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启事》，载1941年7月2日《解放日报》。
⑩韦嫈：《蓝家坪文抗——延安作家之家》，收入程远主编：《延安作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第500页。
(11)参见陈学昭著：《工作着是美丽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69页。
(12)刘白羽著：《心灵的历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5月，第388页。
(13)文抗历史上曾短暂设立过一长制的“主任”头衔，但并未发挥任何作用，故可忽略不计。1945年7月，文抗召开理事会全体会议，选举丁玲为主任委员，一度宣告解体的文抗似有恢复之势。一个月后日本投降，大部分文抗会员随即开赴华北、东北新解放区，文抗新的领导机构未及展开工作便因其成员（包括丁玲）的风流云散而形同虚设。此后一直到1947年，文抗再度与边区文协合而为一，不复是一个单位实体或独立的文学社团。参见《延安文抗新理事会成立》，载1945年7月27日《解放日报》。另参见钟敬之、金紫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第363-365页。
(14)参见《边区文协举行首次筹委会》，载1942年2月20日《解放日报》。
(15)据1942年6月26日《解放日报》关于边区文协“加强整风学习”的报道，边区文协下属7个文化团体，即西北文艺工作团、民众剧团、群众报社、新文字报社、边区地方艺术干部学校、杂技团和边区小学教师联合会。
(16)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
(17)(18)丁玲：《讲一点心里话》，《丁玲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77-78页。
(19)刘白羽著：《心灵的历程》，第388页。
(20)参见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丁玲全集》第10卷，第284页。
(21)李又然：《丁玲》，收入程远主编：《延安作家》，第26页。
(22)参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第五届会员大会记录》，载《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另参见钟敬之、金紫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第361-362页。
(23)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丁玲全集》第10卷，第275页。
(24)参见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捎带说点〈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读后感》，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25)1943年春，文抗为配合整风运动，动员作家深入基层并宣布终止一切活动。参见《作家相继下乡，文抗分会结束会址》，载1943年5月1日《解放日报》。
(26)参见《文抗作家进行文件研究》，载1942年5月1日《解放日报》。另参见袁良骏：《丁玲生平年表》，收入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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