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持续性就业——我国转型时期的失业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时期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我国当前正在经历的失业危机，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政策使我们不但能够减轻短期内失业带来的危害，而且能够避免在长期中重新出现类似问题，的确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对于这个问题虽然已有许多研究，但从整体上看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大部分政策建议都流于表面，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对失业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缺乏全面的认识，往往忽视了政策建议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等。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率上升的原因进行系统的研究，对失业政策的理论基础、成本与收益等进行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失业的政策建议。
一、人力资本投资体制的失败是我国当前失业率上升的根本原因。
1、对我国失业原因的几种误解。
对于我国转型时期失业人口的迅速增加，大多数研究将其归因于我国劳动力规模大、增长速度快，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经济波动、科技进步等因素。然而，这些看似有理的论断却无法通过严格的理论和实证检验。为了说明其中的错误，我们首先需要说明失业规模变动的动态机制。
(1)失业规模变动的动态机制。
失业规模变动的动态机制失业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现象，失业人员构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蓄水池”。一个典型失业者的失业问题必然包括“失去工作”和“无法实现就业”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人口流入“蓄水池”的原因主要有：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波动；技术进步；人口增长、非经济活动人口重新要求就业引起的劳动力增长等。失业人员流出失业“蓄水池”的方式有两种：重新就业或退出劳动力队伍。阻碍失业者实现就业的主要因素有：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制度障碍；技能障碍等。阻碍失业者退出劳动力队伍的主要障碍有：生活压力；心理压力；追求自我实现的愿望；观念障碍等。图1是对失业规模变动机制的描述。
(2)季节变动、结构变动、技术进步、经济波动等并不必然导致失业上升。虽然季节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技术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失业问题的认识，但这些概念也常常引起人们对失业问题的误解，似乎季节变动、经济结构变动、技术进步、经济波动等因素必然会引进失业的增加。对于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就有一些研究人员将其归因于这些因素。而实际的情况是，虽然这些因素可能增加失去工作的人数，但“失去工作”并不是产生失业的充分条件，这些因素并不必然导致“失业”。当离开原来工作岗位的人员能够立即实现就业，或者直接退出劳动力队伍时，就不会引进失业人员的增加。而且，虽然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根据失业原因对失业人员进行分类，例如在全部1000万失业人员中，有100万人是季节性失业，200万是结构性失业，200万是技术性失业，200万是周期性失业等，但这种分类并没有回答我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些因素是否导致了总体失业水平的上升？伴随着季节的变动、经济结构的调整、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波动，会出现一部分人失去原有工作岗位的情况，但在这些过程中也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实现就业。有季节性、结构性、技术性和周期性的失业，也必然同时有季节性、结构性、技术性和周期性的就业。根据上述分类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反映这些因素对失业状况的总体影响。
(3)劳动力数量大或人口增长速度快并不必然导致高失业。直觉上，劳动力规模大或者人口增长快可能会导致“劳动力绝对过剩型”或“人口增长型”失业。但这只是一种静态观点，从动态角度看，劳动力数量大或增长速度快并不必然导致高失业。失业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会通过劳动力价格的调整来实现。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劳动力是同质的，劳动力数量增大只会导致工资水平降低，当劳动力供给增长过快，使均衡工资低于维持生存的水平时，将会通过人口的减少使均衡工资保持在维持生存的水平，因此不会引起失业率的上升。认为劳动力数量大或增长速度快会导致高失业的观点实际上隐含着劳动力需求固定不变的假设，而在实践中只有在极短的时期内我们才可以这样认为，从动态角度看劳动力的需求量总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劳动力供求变化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失业的上升，也可能是失业的下降。对各国实践经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人口密度或人口增长速度并不是影响各国失业水平差异的显著因素。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劳动力的数量及其变化速度对失业毫无影响，但要对这种影响作出判断，必须结合劳动力的质量、结构及其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
(4)“有效需求不足”并不是阻碍失业者实现就业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社会上存在着充足的需求，而失业者又恰好能够提供相应的产品，失业者就能够实现就业了。因此，有效需求不足常常被视为造成失业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实际上是一个过于表面化的观点。首先，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先出现产品需求，然后产生产品供给并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生产发展的主要形式是，首先由企业家创造出产品的供给，然后由供给创造出它自己的需求。失业与其说是由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不如说是由有效供给不足造成的，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刺激有效供给，而不是直接刺激需求。其次，总需求的增加并不是减少失业的必要条件。企业会根据劳动力的供求状况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如果失业者能够对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当工资水平下降时企业就会增雇工人，从而减少失业。最后，将失业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还隐含地假设失业者是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只要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他们就能立即参加工作。而事实上，就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高级专门人才的短缺和高失业并存的局面。如果失业者缺乏实现就业所必须的劳动能力，“扩大总需求”的政策也无法使他们实现就业。因此，简单地将失业归因于总需求不足是不恰当的。
2、我国过去人力资本投资体制的失败是阻碍失业者实现就业的根本原因。
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率上升的根本原因在于失业者的劳动能力不足。根据我们的分析，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是否会加剧失业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质量；与经济结构变动相伴随的失业水平也取决于失业者实现重新就业的速度，这也取决于失业者的劳动能力；技术进步是否会引起失业规模的上升主要取决于劳动者对技术进步的适应能力，这同样与劳动者的素质直接相关。因此，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是失业规模及其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劳动力中蕴含的创新能力决定了一个经济系统可能实现的就业规模，而当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时，劳动力的素质又决定了劳动者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如果劳动力的素质足够高，他们就能创造出新的产品供给并实现就业；即使他们不能创造出新的供给，如果失业者与就业者的劳动能力没有明显差别，他们就能够推动工资水平的下降，从而实现再就业。因而，阻碍长期失业者实现就业的主要因素在于他们的就业能力不足。资料表明，长期失业正是我国失业队伍的主要部分。
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主要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使他们具有更强的适应性，保证他们能够持续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对新增劳动力、在业人员、非经济活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充分的，使这些人具有充分的就业能力和适应能力，我们就可以消灭长期失业问题；否则就不可避免的引起失业人员的增加，出现由市场强制进行的“失业培训”过程。我国转型时期的高失业实质上是我们过去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失误而导致的结果。由于我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低，而且经过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最终失业的又是其中素质最差的部分，大部分失业人员实现重新就业的可能性都比较低，而且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培训。由此造成的失业人员的不断积累必将使我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都会存在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
二、制度创新是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
1、关于失业政策的几种模糊认识。
(1)凯恩斯主义政策并不能实现持续性的就业。对于如何促进就业的问题，许多人会毫不犹豫地提出通过凯恩斯主义政策中扩大社会总需求的建议。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凯恩斯主义政策都已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它无益于长期中就业状况的改善。
从理论上说，凯恩斯主义政策有可能促进短期内就业状况的改善，但这很可能要是以长期中失业的增加为代价。凯恩斯拒绝考虑他的政策在长期中可能带来的后果，这是他的理论无论弥补的缺陷之一。他的一句名言是，“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政策的在长期中的后果，任何一个政府都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超级的经济“增长”和高就业（当然还可能伴随着超级的通货膨胀），但一般情况下一个理性的政府是不会这样做的。理论研究的结论是，政府的干预政策至多只会在短期内有效，依靠凯恩斯主义政策来解决长期中的失业问题只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正如哈耶克指出的，增加总需求的政策“已经变成了资源的很广泛的错误分配的一个原因，可能使以后大规模的失业不可避免。在经济系统的一些点不断注入外加的货币量，在那里创造一种暂时的需求，货币量的增加停止或放慢时，暂时需求必须停止，而暂时需求连同物价继涨的期望吸引劳动和其它资源就业，只有当货币量按同样的速度继续增加或者甚至只有它按照给定的加速度继续加速增加时，这种就业才能持久。这种政策产生的不是不能用其他方式产生的就业水平，而是一种不能无限期维持的就业分布，并且在某个时间后只能用可能迅速导致一切经济活动解体的膨胀率来维持。事实是，……我们不能阻止大量失业重新出现；……一旦膨胀停止加速，（失业）必然要作为过去错误政策的深感遗憾的但是逃脱不了的后果出现”，（注：王宏昌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上册第2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这（凯恩斯的经济学‘通’论）就是本世纪下半叶长达20多年世界范围内罕见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不可避免出现的严重失业的原因所在”。（注：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当失业率接近警戒水平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政府通过凯恩斯主义政策降低短期内的失业率是可取的；但是当失业不会威胁社会稳定时，政府就不应通过凯恩斯主义政策来降低失业率了。长期失业者实际上是“社会性能力不足者”，他们的失业并不会造成劳动技能的浪费，因为他们在现行体制下并不具备有市场价值的技能。对大部分失业者来说，失业过程中也是一个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他们可以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或技能的更新，为重新就业创造条件，并不是处于完全闲置的状态。失业的压力还可以促使失业者和政府加速完成这一过程。从这一角度看，失业也是有效率的。而且，按照市场经济理论的一般分析，政府支出应主要集中于“公共物品”的生产。从提高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政府的支出水平应与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相联系，而不是与失业水平相联系。在配置资源方面，市场比政府更有效率。因此，凯恩斯主义政策必然有损于经济效率，政府应当尽量减少这类政策的使用。
(2)经济增长可以作为促进就业的手段吗？
在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问题上一种流行较广的观点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和降低失业率，政府必须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是凯恩斯主义者，如果再问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他的回答很可能就是“扩大政府支出”（因而这种政策建议实质上就是以投资增长促进就业增长）。由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错误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以上观点并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退一步说，如果政府干预能够实现可持续的、有效率的经济增长，由于政府进行经济管理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政府总会努力实现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而不会根据实现充分就业所需的经济增长率确定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增长也不可能作为调节就业状况的政策变量。
这种观点中还包含着一种“倒果为因”的逻辑错误。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中，就业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就业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不是相反。劳动力是与资本对等的生产要素。也许是由于对就业问题的过度关心，我们经常听到“以经济增长推动就业增长、以投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按照同样的逻辑，当我们更加关心投资问题时，“以经济增长促进投资增长，以就业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也应该是合理的了。另外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是，经济的高增长未必伴随着就业的高增长。就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而言，就业增长一般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却未必是就业增长的结果。在实践中，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劳动力的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如果经济增长并不伴随着就业状况的明显改善，甚至伴随着就业的减少，难道我们就不应促进经济增长了吗？
2、制度创新是我国实现持续性就业的根本途径。
(1)制度创新是提高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规模和效率的关键。
如前所述，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规模和效率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使他们具有更强的适应经济变化的能力，是在长期中持续性就业的关键。虽然通过保护工人免受市场变化的影响，从而减少流入失业队伍的人数的政策也可以减少失业，但这类政策本质上是消极的，不利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而且不可能创造出持续性的就业。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保护工人免受市场变化的影响并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在受到刚性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国家中，保护工人免受市场变化影响的成本已经上升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需要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6.10》第54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规模和效率就必须大力推进人力资本投资体制乃至整个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仅从思想上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是远远不够的。人力资本投资体制是建立在政治、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如果政治、经济体制不能为投资主体的投资活动提供有效的激励，人力资本投资的规模和效率就很难得到提高。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体制、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规模和效率的关键，没有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仅仅通过现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不大可能使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体制实现质的飞跃。在这一方面，印度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缪尔达尔的考察，早在六十年代，印度官方已经认识到了他们的教育制度需要根本性的变革这一事实。然而，由于缺乏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支持，他们的教育制度十年之后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注：参见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一定的外部影响，私人可能缺乏远见或不具备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等原因，在大多数国家中政府都是最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之一。但是，政府不应该因为自己是资金的提供者而对资金的使用进行过多的干预。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在资金的使用方面，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市场化是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重要保证，通过市场机制对资金的使用进行调节往往是实现投资高效率的最佳途径。我国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教育制度实际上是与这一思想相矛盾的，因而需要根本性的变革。没有这种变革，人力资本投资的资金就难以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也就不能实现就业规模的最大化。
(2)制度创新可以直接改善我国的就业状况。
并不是竞争能力较弱的长期失业者都需要进行培训才能实现就业。仅仅通过政治、经济体制的创新就有可能大幅度地改善现有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制度创新可以提高政治、经济制度的灵活性，减小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从而促进创新活动的发生、提高现有劳动力的利用水平。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改善我国的就业状况发挥了巨大作用。在1978-1999年期间，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GDP增长了4.8倍，就业人数增加了大约3亿人。
虽然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存在着许多不足。在劳动力市场的建设方面，劳动力供求信息的交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在政治、经济体制中仍有许多与市场经济制度不相适应的内容，例如对企业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地方保护等；还存在许多增大企业的运行成本，从而不利于就业的制度安排，如相对过高的社会保障水平、对在业人员利益的过度保护等。这些情况表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许多方面依然阻碍着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的改革仍然能够直接改善我国短期内的就业状况，并对我国长期中的持续性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3)制度安排是目标模式下自然失业水平的决定因素。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不会自动地导向低失业和高效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也会导致不同的自然失业水平。正如劳动经济学家霍夫曼所指出的，“失业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制度安排及我们所采纳的政府政策的函数”。（注：[美]萨尔·D·霍夫曼，《劳动力市场经济学》，第389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1月。）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各项制度、政策的选择都会对目标模式下的自然失业水平产生影响。如果制度、政策选择不当，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可能会存在高失业。
对自然失业率影响最大的制度问题可能是社会保障水平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简单地把高福利、高保障看作一种社会成就的错误观念。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无成本的，一般而言，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对经济效率的损害越大。这是因为，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往往要通过税收筹集，这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损害产出的增长，从而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制度性失业”。根据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应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首要任务，而不应试图建立和维持过高的社会保障水平。
总之，在长期中，要促进我国公开失业水平的下降，实现持续性的就业，根本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整个经济系统适应各种变化的灵活性，提高社会和劳动力对失业的“免疫能力”。政府在解决失业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但政府的干预的主要方式应当是通过制度创新保证对人力资本投资、创业、寻业等行为的有效激励，如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减少养老金，加强教育和培训等。
标签：人力资本投资论文; 凯恩斯主义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失业证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就业选择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