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与循环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建设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5)04-0186-05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以高速度发展，GDP增长速度连续二十余年居全 世界首位，中国经济的奇迹也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但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 现了多方面的负面效应，其中最令人担忧的就是资源与环境同经济发展之间越来越尖锐 的冲突现象。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缺少资金和技术，我国经济发展走的是粗放型的发展 道路，这种发展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以及低 利用，其实质就是利用对资源与环境的过度消费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经 济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模式已经凸现出越来越难以适应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 的诸多矛盾，具体表现在，第一，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大国，过 去一直延续的那种“三高一低”发展模式，对资源的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第二，长 期以来我们重视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不注意对环境的保护，在对资源的毁灭性利用 中，我们已经得到了许多惨重的教训，例如由于我们对长江上游原始森林的过度砍伐， 造成长江中下游连年洪水泛滥，长江水质越来越差，由于洪水造成的损失数以百亿计。 第三，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最初的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 进入到追求文明转型的阶段，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方面由于资源的迅速消耗而难以为 继，另外一方面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使得人们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视环境问题，传统的工业 文明与现代生态文明之间矛盾日益激化。再沿着原来的发展模式，前途已经越来越狭窄 ，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我们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新的、能够实现环境和经济 建设协调统一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
一、经济活动中的制度与制度变迁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增长的模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日新月异的人类经济社 会中，传统的纯以技术分析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已经无法为我们的许多经济行为提 供合理的解释，于是，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开始为人们所认知。
根据道格拉斯·诺思的描述，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的 道德伦理规范，而其主旨在于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在 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中，制度为人们提供了相互影响的框架。
人们对制度的关注来自于制度变迁本身。制度因素在经济活动中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起始于科斯，经由阿尔钦、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张五常以及诺思等人进一步发展的所 谓新制度经济学。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私产的出现，使得经济活动中的各种 权利的分割显得尤为重要，而每一次经济社会的大变革，无一不是在试图使人们对于各 种权利特别是产权的明晰化进行着努力，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活动中的制度 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制度对经济活动的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这一点在科斯(1937)的论著中就已经有所提及。[2]在张五常(cheung，1983)等 人的著作中，则对科斯的思想进行了推广，认为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 ，而交易成本的降低，则有赖于合约(或者说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威廉姆森(1985)的著 作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里程碑，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制度下的个人以及企业的 行为进行了富有智慧的论述，并引入了经济活动中关于经济个体的两个重要假设，即“ 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其结论就是提高经济的效率有必要先提高制度的效率，当 然，随着经济活动的变迁，制度也应该随之发生改变。到了诺思教授的理论中，制度与 制度变迁已经明确的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之一了，在他的著作中，他明确的指出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 兴起的原因所在”。[3]而这其中的“组织”，就正是指的制度。
制度的建立有利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使得个体选择的范围根本性的缩小 ，改变个人选择集的制度变迁显然成为了一种强制力量。虽然许多的经济学家并不希望 市场中存在着强制行为，例如，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旗手的米尔顿·弗里德曼(1962) 曾经认为市场即是自由的一个直接组成部分，市场和自由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私有企业制 度的建立和个人有不参加任何交换的自由这一事实确立起来的。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正如政治生活中绝对的个人自由并不成立一样，市场中的强制有时候却是一种多方角 逐下达成的一种妥协的结果，读过了哈耶克关于强制问题所做的探讨，也就不难理解为 什么自由的市场中还需要强制性的制度来维持。[4]
有效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正如专利法的颁布刺激了各种发明的不断涌现 。而无效的制度是不能够保证经济效率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国有企业的薪酬制 度。伴随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回报的，是企业的各级经营者的收入水平达到了一个相 当可观的数字，与国企普通员工相比，差距甚至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应该来说，企业经 营者的个人收益体现了其个人价值。不过这个制度的缺陷就在于它体现国企经营者的权 利的同时，没有体现出他的相应的责任。即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中，经理人员的市场价 值与其经营业绩是密切相关的，一旦企业经营失败，经理人的个人价值是要贬值的。但 是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的各级经营者都拥有着相应的级别，即使由于经营失 败被免职，其级别仍然保留，甚至可能另调别处，继续做官。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是无 助于国有企业问题的解决的。
二、循环经济与制度建设
由于有着与传统经济观念完全不同的发展理念，循环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比其它任何 一种经济形式更加依赖于制度来保障。对于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经济学也 曾经提出过解决方式。现代经济学认为，因外部性而导致市场失灵。对于造成不利外部 效应的企业，应该征课税金或罚款(“庇古税”)，使它支付额外的成本，对受损各方给 予补偿，以期促使厂商减少产量，进而减少所产生的污染。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可 以利用行政或法律手段，要求厂商限期治理污染。“庇古税”是一种典型的“先污染， 后治理”的方式，也是与循环经济的精神背道而驰的；现代产权学派翻新了一种思路， 通过界定产权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根据科斯定理，若市场交易费用为零，只要权利初始 界定清晰，则资源配置便可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社会里，如果对 产权有明确规定，在发生外部效应时，可以通过谈判协调，相关方面将会考虑自己的行 为给他人带来的影响，资源有效配置仍然是有可能的。但是由此也同时带来一个难题， 作为公共产权的资源与环境，如果通过谈判来解决其配置问题，不仅没有效率，而且难 以达到理想的目的。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的一个根本目标应当是严格避免 污染的结果，同时也排除给任何人污染环境的权利，因而可以看作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一 种创新，很显然，如果单靠市场的力量却没有制度作保障，这种创新活动是难以为继的 。
弗里德曼曾经说过，经济问题总是和选择联系在一起的。事实正是如此，经济学就其 本质来说就是一种对个人或集团的可供选择集进行定义和界定的，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 变迁，选择集的界定也在不断的进行修正，这种修正是通过制度交易进行的，而制度交 易将产生新的制度安排。不过，有所不同的是，这种新的制度安排不是由于市场的原因 引致的，其产生的动力来自于自然资源枯竭与人类生存的环境极度恶化的双重压力，它 是外生的，所以这个制度建设的过程不能单从市场的角度来完成，政府和公众同样也应 该扮演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是基于环境自身的特征决定的。在政府、市场、 社会三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在循环经济新制度建设中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经济伦理观，这 应该是循环经济制度努力的方向。如果不是这样，制度将无法有效地约束个体与集团对 自身短期利益的疯狂追逐，而“在没有任何约束的前提下，个体寻求在任何与所有的边 际上实现最大化”，[5]最后的后果，一定是我们将面临自然资源与生存环境的双重毁 灭。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虽然对于资源与环境的危 急现状普遍有认同感，但是，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没有人愿意轻易放弃对自然资源的 掠夺和为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而污染环境的行为，更为严重的是，大量的资源浪费与 环境污染都是来自于那些规模小、水平低的重复建设项目，无序而低效率的竞争，将会 对我们经济增长的后劲带来巨大的负效应。
在制定新的制度，以保障循环经济的顺利实现方面，已经有了先行者。如德国在1991 年和1996年就颁布了《包装废弃物处理法》和《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规定了废物 处理的次序首先是减少其产生，然后才是循环使用和最终处置。日本在2000年前后相继 颁布了《促进循环社会基本法》、《资源有效利用法(修订)》、《建筑材料回收法》、 《食品回收法》和《绿色消费法》等多项法律，加上原来颁布的《容器包装与回用法》 、《家用电器回收法》等，构成了建立循环社会的法律框架。
三、基于循环经济的制度、文化建设探讨
应该说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困境是我们制度本身种下的恶果。一个时期 以来，对经济增长指标近乎崇拜的追求，导致了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向着 经济增长指标倾斜，而忽略了对资源与环境指标的控制，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整个一套 激励和约束机制产生了问题。要解决好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有必要从 制度入手，用相关的规则与体制来约束和激励人们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最后形成一种循 环文化，从而达到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理想状态。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 今中国实际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深入研究、对社会历史发展根本规 律和必然趋势深刻洞察而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它以其对传统发展观的重大历史性超越 而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光辉品质和高度的政治智慧。这一科学发展观告 诉我们，在发展的内容上，必须“全面”；在发展的内在机制上，必须“协调”；在发 展的动态目标上，必须“可持续”；最为核心、最为精髓的是，在发展的价值取向上， 是“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这样的科学发展观，其内涵和效应当 然是丰富的、全方位的；而就“经济模式”而言，它必然以“循环经济”为自己的题中 应有之义，它必然意味着对“循环经济”的呼唤和催生。换言之，“循环经济”是对科 学发展观的积极应答，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有效模式。
2.完善循环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制定强制性约束机制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消耗的速度也不断加快，经 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循环经济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并相继颁布了与循环经济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等法律。
但是，与循环经济的相应要求相比，我国的相关法律不但在使用范围上有着明显的局 限性，而且缺乏强制实行循环经济建设的基本大法。鉴于此，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 立一部指导意义上的循环经济基本法，然后，在基本法的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环 境保护、治理、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等方面的综合法律；在此基础上，依据各行业各种类 产品的特性，制定相关的法律，促使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绿色保障制度的建立， 在此体系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制度环境方面的，包括绿色资源制度、绿色 产权制度、绿色市场制度、绿色产业制度、绿色技术制度、绿色人事制度等，保证整个 循环经济体系的健康运行；其二是行为规制方面的，包括绿色生产制度、绿色排放制度 、绿色消费制度、绿色贸易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回收制度等，对社会个体进行必 要的行为规制，强制个体的行为与循环社会的要求相适应；其三是激励方面的，包括经 济核算制度、绿色会计制度、绿色审计制度、绿色财政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税收 制度、绿色投资制度等，在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利用经济杠杆对政府、企业部门和各人 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引导，使他们在进行成本效益核算后就能够自觉的将经济发 展模式转移到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轨道上来。
3.建立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激励体系，通过技术进步支撑循环经济的发展
新经济模式的产生离不开技术进步，循环经济能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 关键还在于技术层面的支撑力度。
在技术层面上支撑循环经济，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利用生产的生命周期理 论对经济系统进行物质与能量流程的分析，以便对不符合循环经济发展方向的产业进行 技术改造。第二，对各类生产系统的物料利用和排放，做出技术上的科学规范，监督各 生产单位的生产和排放状况，对于那些资源利用过渡、技术落后、排放水平超标的生产 单位，应在重罚的基础上，明令进行技术改造，改造不合格的，坚决予以取缔；而对于 那些资源和能源再生产、环境再造等方面作出贡献的企业和个人，则应该给予名誉和经 济上的奖励。第三，创造优良的激励环境，让更多的循环经济技术能够被发明、利用。 所谓循环经济技术，包括三个方面：清洁生产技术、资源再造技术和清除环境污染的环 境工程技术。而循环经济的要求，就是要建设循环经济的技术体系，也就是说，要使这 三个方面的技术相辅相成，实现产业结构的循环化。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体系，可以从 建立循环经济工业示范园区开始，通过示范园区的示范效应，推广循环技术。
4.做好宣传与教育工作，促进全社会的循环意识，形成循环文化
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法律法规层面，实际上都是属于制度化建设的低层次层面，它们 所做的，无非是要强制人们按照规定的路线行事，而循环社会的最终实现，所依赖的还 应该是人们的自觉认识，自觉实现。要达到循环社会自觉实现的目标，则还应该向着文 化的层面努力。
经济是基础，文化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则反 过来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一定的经济水平决定着一定的文化形态及其水平，当然， 文化形态及其水平反过来可以影响经济的发展，其中甚至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真正的 文化，是生存于历史过程中的，并被这个历史传承的(有时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并且 客观地存在于人与自然世界、社会关系中那些相对稳定，而不易变易的，被人类的自觉 意识发现，而且经常应用于生活中的规律性的东西。人们的行为除了受到法律法规的制 约外，更主要的要受到文化的影响。
如果说循环经济模式的顺利推广关键在于技术的进步和法律法规的完善，那么建立一 个以循环经济为基础的循环社会，则更多的依赖于循环文化的建设与形成。
循环经济是人类面临环境的制约为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是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经济 改革和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基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文化建设是关涉到 从观念形态到物质形态、从生产到消费的方方面面的系统性工程。我们期盼并坚信，在 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主潮的推动下，结合实际情况，用其理论来 指导经济发展的实践，使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真正实现可持续发 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