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唐“郎官”与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论中唐论文,郎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翰林学士是中唐时期活跃的新的社会角色，而作为传统社会角色的郎官，同样引人注目，其原因不外以下几端：首先，郎官在人们心目中属于“清要”之官。其次，唐代许多著名的士人，无论是后来位极人臣的政治家，还是名播海内的经学家，特别是那些领一时风骚的文学家，他们大都有过郎官的任职经历。其中有的父子曾同做郎官，如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和令狐楚、令狐绹父子；有的是兄弟同在郎署，如白居易、白行简兄弟。大历十才子中，除了耿湋、崔峒、李端以外，都做过郎官，他们是卢纶、钱起、吉中孚、司空曙、苗发、韩翃、夏侯审。在大历年间领一时风骚的十才子中，有郎官经历者竟占了七成，这不能不说是值得特别注意和深入分析的现象。最后，在唐代文人中，以郎官之职名被载入文学史的不乏其例。杜甫以检校工部员外郎而得“杜工部”之称自不待言；他如张籍，世称“张水部”，因为他做过水部员外郎和水部郎中；卢纶有《卢户部诗集》十卷，和他官至户部郎中的经历有关；白行简的文集更直接以《白郎中集》命名，则是由于他在长庆年间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员外郎、膳部郎中，至宝历元年转主客郎中并终于此任，等等。
由于上述特点，唐代郎官的构成对于唐代士人来说，便具有了普遍的代表性。考察中唐郎官的活动，将会发现，不仅郎官的选任和迁转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教育以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作为一种文人色彩十分浓厚的官吏，其本身及其活动即已构成了中唐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一 中唐文人对郎官职务的热衷
郎官是尚书省郎中和员外郎的统称。唐代尚书省六部，除了尚书和侍郎为正副长官外，每部还分四司，另有左右二司，共二十六司，各司的正副长官即为郎中和员外郎。从位置上说，尚书省位于禁城南，故又称“南省”或“南宫”。尚书都堂居中，东有吏、户、礼部，由左司统之；西有兵、刑、工部，由右司统之。从品秩上说，郎中为从五品上，员外郎为从六品上。
虽然郎官的职能历经各代而有所改易增补，但其作为皇帝近臣的性质却一直保留着①，这一点在唐代士人的观念中可谓根深蒂固。如代宗时宰相元载专权，欲堵塞言路，颜真卿便上疏对代宗强调：“诸司长官皆达官也，言皆专达于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回日奏闻，所以明四目、达四聪也。”② 这几乎可视为唐人关于郎官地位观念的代表。
唐代特别是中唐郎官的选任和迁转很有其特殊性，其间也折射出了中唐的时代特色。具体表现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凡郎官均由皇帝亲授。唐制，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由尚书省拟名，报中书门下省审议，再报皇帝制授。六品以下官即由吏部铨选，但员外郎却是个例外。也就是说，所有郎官，包括从五品上的郎中和从六品上的员外郎，均由皇帝亲自任命。
二.郎官的过渡性。郎官或由郡丞迁授，或由州刺史低授，意味着郎官在唐代士人的政治生涯中，只是一个过渡和跳板。例如白居易《衢州刺史郑群可库部郎中，齐州刺史张士阶可祠部郎中同制》：“今之正郎，班望颇重，中外要职，多由是迁；故其所选，不得不慎，必循名实，而后命之。群与士阶，久典名郡，谨身化下，有循吏之风，会课陟明，宜当是选。”③ 这是由州刺史低授为郎官的例子。按唐外州刺史的品阶，上州是从三品，中州是正四品上，下州是正四品下，都比从五品上的郎中和从六品上的员外郎品阶高。由低而高的升迁易于接受和理解，而品秩由高而低的改授，显然含有地位特殊的意味在内，同时也说明了郎官的过渡性特征，否则就难以理解身为正五品下的太子中允李林甫，为什么要去谋求做从五品上的司门郎中了④。
三.郎官的选任向注重文才倾斜。官与吏的分途以及清流与浊品的分别，在中唐时代仍然是十分清晰的，只不过其划分标准已主要不取决于门第高下，而取决于科举出身了。所以，能够从芸芸布衣和数百十倍于官的吏中脱颖而出，进入郎官这一清流阶层，对中唐士人的政治生涯而言，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是一个向上的跳板，而且其本身便是一个质的飞跃。在打破传统既定的清浊品阶界限的同时，郎官的选任还特别注重对象的人品和文学才能，从而导致许多文学之士或通过科举之路进身的士人涌入郎官阶层，这同样是具有中唐时代特色的。任命郎官的制文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如常衮《授苗发都官员外郎制》：
朝散大夫前守秘书丞龙门县开国男苗发：德厚流光，相门才子，代重一经之业，家承万石之风。理诣精微，行归纯至，丽以文藻，振以英华，端其诚而有恒，敏于事而兼适。早登学省，用汰儒流，丧纪外除，素冠未改。弟兄有裕，清论多之，处以弥纶之职，当兹俊茂之选。可行尚书都官员外郎，赐绯鱼袋，散官封如故。⑤
苗发是肃宗宰相苗晋卿之子，靠门荫得以入仕，在当时很有诗名，为“大历十才子”之一。苗晋卿也工诗善文，大诗人王维在《魏郡太守河北采访处置使上党苗公德政碑》中，甚至把苗晋卿与鲍照、谢脁相提并论，对其文学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时人以为鲍参军、谢吏部为更生云”⑥。由此看来，“文学世家”和“相门才子”的名声，恐怕是苗发被选任为员外郎的重要原因。柳宗元曾撰《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列举了其父柳镇的六十八位朋友，其中包括“文学益健”的吏部郎中柳冕、“有文章”的兵部郎中杨凝，以及“最能为文”而“卒赠礼部郎中”的梁肃、“风流有文词”的都官员外郎李益等等⑦。从柳宗元的记述看，他们的被选任为郎官，也都和其自身的文学才能、特别是在当时的文名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中唐时期为什么特别强调郎官人选的文学才能呢？我们从白居易起草的《张籍可水部员外郎制中，或许能够找到部分答案：“登仕郎守国子博士张籍：文教兴则儒行显，王泽流则歌诗作。若上以张教流泽为意，则服儒业诗者，宜稍进之。顷籍自校秘文而训国胄，今又核名揣称，以水曹郎处焉。前年以来，凡历文雅之选二矣，然人皆以尔为宜。岂非笃于学，敏于行，而贞退之道胜邪？与之宠名者，可以奖夫不汲汲于时者。可守尚书水部员外郎，散官、勋如故。”⑧ 这简直是把儒家诗教的那一套理论当作选人依据，搬到选官程序中去了。“文教兴则儒行显，王泽流则歌诗作。若上以张教流泽为意，则服儒业诗者，宜稍进之”，以此为选人依据，真可谓旗帜鲜明。而这种明确的提法，在中唐以前的确是难以见到的。其背景或前提大概可归纳为以下四条：一是科举之路成为士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二是科举重进士，三是进士重文学，四是中唐时期进士科已成为“士林华选”⑨。有了以上背景或前提，郎官的选任注重对象的文学才能，从而具有中唐的时代特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郎官的迁转与唐代士人对郎官之职的热切追求。郎官在士人从科举到入仕、从地方到中央、从低秩到高秩的地位迁转过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纽带和过渡。其要点正如权德舆《司门员外郎壁记》所强调的：“盖宗公贵仕，多由此途出，所以储明才、练官业，必于是焉”⑩。代宗永泰年间，颁布过这样的敕令：“郎中得任中州刺史，员外郎得任下州刺史，用崇岳牧之任，兼择台郎之能。”(11) 自郎中的从五品上到中州刺史的正四品上，自员外郎的从六品上到下州刺史的正四品下，其间升迁的幅度是非常可观的。统治者这样做的本意，是为了抬高地方刺史的地位，并发挥台郎的才能，所谓“崇岳牧之任，兼择台郎之能”，但在一定程度上，却造成了唐代士人对郎官之职的热切追求。其间的某些心态，颇有值得玩味之处。
如白居易有《喜张十八博士除水部员外郎》诗：“老何殁后吟声绝，虽有郎官不爱诗。无复篇章传道路，空留风月在曹司。长嗟博士官犹屈，亦恐骚人道渐衰。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12) 长庆二年(822)，白居易的友人张籍自国子博士迁水部员外郎。后者属于郎官中的所谓“后行”，是“闲简无事”之官，官品不但没有提升，反而从正五品上降至从六品上(张籍是守尚书水部员外郎，所以散官、勋一如其故)。尽管如此，白居易不但表示了由衷的欣喜之情，而且特别强调“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即比自己当初得到郎官时还要高兴。应该说，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是当时士人的一种普遍的心声。“长嗟博士官犹屈，亦恐骚人道渐衰”，在这里，白居易一方面是为自己得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僚而高兴；另一方面，也揭示了“骚人之道”的发扬还需依凭相当的社会地位，所谓“居高声自远”(13)，意同此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对郎官之职热切追求的风气，对于中唐的士风、进而对于这个时期的文风，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这里还有几点需要做补充说明。
第一，郎官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郎官的文人色彩颇为浓重，郎官还被认作是文官中地位特殊的一群，这从“郎位列宿”的典故及在唐代的用例可以看出。在唐代诗文中，“郎位列宿”之类的用例可谓俯拾皆是。如杜甫《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刺史诸侯贵，郎官列宿应。”孙逖《送李郎中赴京序》：“夫居四民，时地利，周所以贵冬官；草奏议，应列宿，汉所以宠郎署。”(14) 在授予郎官的正式文件中，有关用例也频频出现。如贾至《授张寓兵部郎中邱据兵部员外郎制》：“上应列宿，尚书郎所以称美也。”(15)
郎官之所以被认作是文官中地位特殊的一群，一方面与传统的清浊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也缘于这种观念在唐代的强调与强化。如白居易《张元夫可礼部员外郎制》：“官有秩清而选妙者，其仪曹员外郎制谓乎？”(16) 薛廷硅《授徐彦枢礼部员外郎制》：“文昌列曹，代称清署；宗伯之重，时难厥官。其在外郎，选擢犹重，率多虚位，以待当才。”(17) 正因为如此，崔嘏便在《授裴年司封郎中依前充职制》中把郎官和翰林学士相提并论：“台郎望美，词苑地高。粲列宿之辉华，参起草之宥密。白非风仪玉立，器琮川停。摛掞天之雄文，蕴掷地之清韵，则不足以膺我妙选，为时美谈。”(18) 台郎指南省郎官，词苑即指翰林学士。
第二，由于郎官所在的尚书省是国家行政的执行机构，是国家机器赖以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郎官的选任，可以说是吏治的关键所在，因而史书中留下了不少有关讨论的记录。
第三，从授予郎官的制诰来看，选任郎官的要求比较接近于进士录取标准，因而二者存在着明显的连带关系。唐代进士科举考试和录取标准经历过一些变化，重经义策对，还是重诗赋词藻的争论，从中唐一直持续到晚唐。比如在代宗朝，围绕着是否停止进士科和明经科问题，就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宝应元年(763)六月，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论贡举之弊，主张废止进士和明经科，由县令、刺史察举孝廉，送尚书省考试经义和对策。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等对此积极赞同，而宰臣和翰林学士等则强调“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进士行来已久，遽废之，恐人失业”(19)。由于遭到强烈反对，最终杨绾等改革科举取士的建议被搁置起来(20)。大和七年(833)，文宗“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21)，但仅仅实行了不到一年，李德裕罢相后，就又恢复了诗赋取士。
无论是考经义对策，还是考诗赋，对举子和郎官在文翰和词藻方面的禀赋，都有一致的要求，只是争论双方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如常衮是进士科的积极倡导者，其《授苗发都官员外郎制》曰：“理诣精微，行归纯至，丽以文藻，振以英华。”(22) 又《授崔殷刑部员外郎制》：“词华绚丽，台郎高选，清论恰于朝伦。”(23) 贾至主张改革科举，其《授韦少游祠部员外郎等制》曰：“左补阙直文馆韦少游，修词懿文，终温且惠；守右监门卫胄曹参军许登，振藻扬采，穆如清风。并藏器于身，陈力就列。南宫郎位，是登柱史之才；左禁谏臣，方求折槛之直。少游可检校祠部员外郎，登可右拾遗。”(24)
虽然进士科举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但是进士录取标准的改革却实际发生了。进士录取标准的改革，突出地体现了中唐的时代特色：当时的政治家和文人，已经开始反思安史之乱在吏治方面的诱因(25)，并试图从士风和文风着手革除积弊。杨绾、贾至等改革科举的建议，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如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改革文风的努力，都或明或暗地指向这一目标。而作为与进士科举有连带关系的郎官选任，也随着进士科举考试和录取标准的变迁，体现了中唐的时代特色。
二 郎官在中唐社会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由上述可见，作为一个类别的社会角色和数量庞大的官僚群体，郎官在唐代、特别是中唐时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鉴于郎官的数量十分庞大，本文在这里只能结合中唐郎官的活动，举例加以说明。
郎官发挥其作用的途径，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由郎官组成的文人集团所发挥的作用，二是郎官本身的职事所发挥的作用，三是郎官个人所发挥的作用。试分述之。
其一，郎官形成文人集团的可能性和现实基础是显而易见的：同年、同门、同任台郎或同一官秩层次的郎官之间，容易相互认同。但史书中作正面记述的不多，如果有记载，则多少会和朋党之类的嫌疑牵扯上。如《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长庆元年十二月载：“贬员外郎独孤朗韶州刺史，起居舍人温造朗州刺史，司勋员外郎李肇澧州刺史，刑部员外郎王镒郢州刺史，坐与李景俭于史馆同饮，景俭乘醉见宰相谩骂故也。兵部郎中知制诰冯宿、库部郎中知制诰杨嗣复各罚一季俸料，亦坐与景俭同饮，然先起，不贬官。”白居易当时是中书舍人，认为问题的性质并不严重，朝廷的责罚过苛，打击面太大，曾上《论左降独孤朗等状》为其辩护(26)，其实就是要避免穆宗作出这些郎官有朋党之嫌的判定。
但是由于种种因素，在郎官阶层内部也会不可避免地形成不同的政治分野和利益集团。如德宗时，王仲舒等郎官每日歌酒会聚，过从甚密，在当时令人侧目，被视为朋党。与他们形成对照的李藩，当时是秘书省的一个秘书郎，因为名气大(27)，王仲舒等想拉他入伙，被其拒绝。后来李藩也成为郎官，并一直做到宰相。从李藩拒绝王仲舒等人的理由看，他们之间的分野似乎还谈不上是政治的分野，至多是品性和处事的差异。从“郎官相轻”(28) 这一俗语在当时流行来看，类似的事情当不少见。
其二，郎官的职事，有轻有重，因而有所谓“前行”、“中行”、“后行”之分。《通典》卷二十三《职官五》云：“尚书六曹，吏部、兵部为前行，户、刑为中行，礼、工为后行。其官属自后行迁入二部者以为美。自魏晋以来，凡吏部官属，悉高于诸曹，其选举皆尚书主之。”(29) 前行郎官炙手可热，后行郎官则往往被人冷落，如《旧唐书》卷一七七《毕諴传》所说：“故事，势门子弟鄙仓、驾二曹，居之者不悦。”仓、驾二曹被视为“后行”，故为势门子弟所鄙，居之者不悦。
上述材料提示了吏部地位的重要性。吏部地位的重要性是由其职事的性质决定的。《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载：吏部“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30) 大和七年(833)，刘禹锡撰《唐故朝议郎守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司空奚公神道碑》(31)，其中记载奚陟任吏部官员的经历道：
(奚陟)转吏部外郎，是曹在南宫为眉目，在选士为司命。公执直笔，阅簿书，纷拏盘错，一瞬而剖。时文昌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转为左司郎中，寻迁中书舍人。执事者繄公识精，以斟酌大政，非独用文饰也。
转刑部侍郎……刑曹既清，以余刃兼领选事。居一年，授权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即真。是秩言能审官者，本朝有裴、马、卢、李四君子，物论以公媲焉。
公少以名器自任，及显达，急于推贤。视其所举，则在西省荐权丞相由右史掌训词，在中铨表杨仆射由地曹郎综吏部。二公后为天下伟人。(32)
作为吏部郎官乃至侍郎，奚陟的“急于推贤”之举，只是其履行职事的表现，但这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来说，则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因为他所举荐的这两个人——权丞相即权德舆，杨仆射即杨於陵，堪称在中唐产生过较大影响的重要人物。
其三，在职事之外，郎官作为具有一定社会政治地位的士人，也在中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科举考试堪称唐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其中有些重要环节就不乏郎官们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唐初，科举考试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自开元二十四年(736)发生考功员外郎李昂被举子所讼事件以后，才改为由礼部侍郎专掌贡举。尽管如此，中唐时期郎官仍然在科举考试的一些环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唐时郎官单独主持贡举，或者和礼部侍郎等共同主持贡举的情况，以及充任复试考官的情况，仍不乏记载。据清人徐松《登科记考》(33) 及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34)，计有：肃宗至德二载(757)右补阙兼礼部员外郎薛邕知贡举；德宗贞元八年(792)兵部侍郎陆贽知贡举，比部郎中王础(35) 与右补阙翰林学士梁肃辅佐之；长庆元年(821)四月，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等充重试进士考官，复试礼部侍郎钱徽知贡举所放进士郑朗等十四人，结果黜落郑朗等十人(36)。
至于制举考试中的考策官，也有不少郎官担任。如贞元元年(786)右司郎中独孤愐(37) 与礼部侍郎鲍防共同担任考官；元和三年(808)复策贤良之士，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与户部侍郎杨於陵、左司郎中郑敬、都官郎中李益同为考策官(38)；长庆元年(821)十二月，膳部郎中陈岵、考功员外郎贾餗与中书舍人白居易同考制策(39)；宝历元年(825)吏部郎中崔馆、兵部郎中李虞仲与中书舍人郑涵并充考制策官(40)；大和二年(828)库部郎中庞严与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为考策官(41)，等等。
那么，这些郎官们在科举考试过程中的作为和影响如何呢？长庆元年(821)白居易有《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42)，该状的署名是“重考试进士官、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臣白居易等”，联合署名的是“重考试进士官、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上轻车都尉臣”王起。该状是白居易在郎官任上所作，其事由乃是与中唐政治关系重大的一件科场案。在这场科举事件中，身为重考试进士官和主客郎中的白居易被深深地卷了进去，他本想在维持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和不开罪牛李两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终于没有成功。所以第二年即长庆二年(822)，他便请求外放，毅然决然地离开长安，做富甲一方的杭州刺史去了。
三 郎官的清望之感与中唐郎官的文学活动
《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载：
十四年，(元稹)自虢州长史征还，为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辞学，谓稹曰：“尝览足下制作，所恨不多，迟之久矣。请出其所有，以豁予情。”稹因献其文……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辞诰所出，复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竟相传唱。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
细读上引史料，就会发现：郎官在中唐文人的政治和文学活动中，的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元稹而言，虢州长史—南宫散郎—知制诰这几个角色的转换，在他的政治和文学生涯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此转换过程中，郎官的身份又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中唐郎官里面不乏现代意义上的诗人和文章家，他们的文学成就，已经被当今的文学史家所认可。本文在文学史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从社会角色的角度考察他们在郎官职位上的文学活动，意在揭示他们本身所固有的“郎官意识”，以期对其作品的丰富性增加一些认识；同时为探讨中唐文学演进的具体展开，提供一些可供参照的背景。
唐人对郎官“上应列宿”有着高度的共识；那么，这些身处郎署的当事者本人对此是怎么看待的呢？他们处在如此的社会角色之中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他们本身也具有明确的“郎官意识”。这种“郎官意识”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是郎官风流倜傥的形象和踌躇满志的心态。能够进入郎官这一清流阶层，其春风得意的心情以及由此生发的远大抱负是不言而喻的。这从他们本人或其他人的诗文中不难体会到。
除了正常的迁转外，一些人进入郎官阶层或由此再度升迁，乃是缘于皇帝的恩顾，其情形自然与众不同。如卢纶祖孙三代都做过郎官，就与德宗、文宗的关照和引拔有直接的联系。卢纶本人曾有《酬金部王郎中省中春日见寄》：“南宫树色晓森森，虽有春光未有阴。鹤侣正疑芳景引，玉人那为簿书沈。山含瑞气偏当日，莺逐轻风不在林。更有阮郎迷路处，万株红树一溪深。”诗中描绘了南宫郎署仙境般的幽雅氛围，可见他对此郎官列宿之境的向往。又如，刘禹锡的《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中有一段文字，特别描述了贵为天子的宪宗如何被当年令狐楚的个人魅力所打动：
元和初，宪宗闻其(令狐楚)名，征拜右拾遗，历太常博士，入尚书为礼部员外郎。性至孝，既孤，以善居丧闻。中月除刑部员外。时帝女下嫁，相礼阙官，公以本官摄博士。当问名之答，上亲临帐幄，帘内以窥之，礼容甚伟，声气朗彻。上目送良久，谓左右曰：“是官可用，记其姓名。”未几，改职方，知制诰。词锋犀利，绝人远甚。适有旨选司言高第者视草内庭，宰臣以公为首。遂转本司郎中，充翰林学士。满岁，迁中书舍人，专掌内制。武帐通奏，柏梁陪燕，嘉猷高韵，冠于一时。(43)
在刘禹锡的描述中，宪宗对令狐楚是先闻其名，后见其人；而且宪宗并没有直接召见令狐楚，而是“亲临帐幄，帘内以窥之”，然后目送良久，谓左右曰：“是官可用，记其姓名。”通过这一文学笔法，令狐楚的形象(也可以说是郎官的典型形象)便呼之欲出，而作者刘禹锡隐藏在背后的钦慕和艳羡之情，也跃然纸上。
其次，是普遍存在于历代文人身上的怀才不遇心理。由于郎官在人们心目中是少年得志的象征，所以如果老大年纪初仕郎官，或者在郎官任上久不升迁，或者在郎官任上获罪，则会使这些当事者感到自身处境的尴尬，并由此引发出某种不满和牢骚。这一点，也清晰地体现在中唐郎官们的诗文中。
中唐诗歌反映这方面情况的例子极多。如元和十五年(820)，四十八岁的白居易有《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一诗：“亲宾相贺问何如，服色恩光尽反初。头白喜抛黄草峡，眼明惊拆紫泥书。便留朱绂还铃阁，却着青袍侍玉除。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金鱼。”诗中一方面洋溢着终于离开贬谪之地、重返朝廷的喜悦，另一方面则充满了老大年纪、娇女无知而又再任郎官的尴尬。两种复杂的心情交错在一起，令人读后心生几多感叹。他的《宿溪翁(时初除郎官赴朝)》(“众心爱金玉，众口贪酒肉。何如此溪翁，饮瓢亦自足。溪南刈薪草，溪北修墙屋。岁种一顷田，春驱两黄犊。于中甚安适，此外无营欲。溪畔偶相逢，庵中遂同宿。醉翁向朝市，问我何官禄。虚言笑杀翁，郎官应列宿。”)以及《闲出觅春，戏赠诸郎官》(“年来数出觅风光，亦不全闲亦不忙。放鞚体安骑稳马，隔袍身暖照晴阳。迎春日日添诗思，送老时时放酒狂。除却髭须白一色，其余未伏少年郎。”)二诗，同样也是这种复杂心境的真实写照。至于《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与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书同宿，话旧感怀》诗(“闲宵静语喜还悲，聚散穷通不自知。已分云泥行异路，忽惊鸡鹤宿同枝。紫垣曹署荣华地，白发郎官老丑时。莫怪不如君气味，此中来校十年迟！”)更把这种“既喜还悲”的迟暮之嗟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其他中唐文人相比，刘禹锡的“郎官意识”似乎更加显得突出。在他的作品中，“刘郎”一词值得关注(44)。“刘郎”一词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无非是指年轻的刘姓男子，很难与郎官发生直接的关联。然而对于在郎官任上历尽坎坷的刘禹锡而言，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载：
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45)。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刘禹锡生于代宗大历七年(772)，至作《再游玄都观绝句》的文宗大和二年(828)，已经五十六岁，再也不能称为一般意义上的“刘郎”了(46)；而他在诗中偏要反复强调，再三致意，显然包含着很深的用意。
论者过去普遍认为，在这首诗中，刘禹锡展现了他作为胜利者的姿态，表现了他不屈不挠的性格(47)；而对于他所采用的方法，即在化用旧典的基础上强化“刘郎”意象这一点注意不够。按“刘郎”本来就是一个有名的典故，本事见于南朝刘义庆《幽明录》：东汉永平年间，刘晨和阮肇到天台山采药迷路，遇二仙女，为其所邀，居留千年始归。回到家中，时已入晋，子孙亦历七代。后刘晨复入天台山寻访，旧踪渺然(48)。在玄都观诸诗中，刘禹锡从前度刘郎的角度，巧妙地化用了这一旧典，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意象，即作为郎官再度归来的自我。这一意象，在《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绝句》中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尽是刘郎去后栽”中的“刘郎”，还是顺宗时期政治改革中叱咤风云的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而“前度刘郎今又来”之后的“刘郎”，则是历经风霜雨雪仍不屈服的主客郎中刘禹锡了。
在刘禹锡创造的“刘郎”这一新的意象中，郎官本身“上应列宿”的空灵意味与上述仙侣故事的神秘色彩很相吻合，所以，郎官的意味是巧妙地隐藏在仙侣故事的背后的。而对于刘禹锡强化“刘郎”意象的用意，以及隐藏在这一举动之后的暗示，当时以致后代的人们似乎早已领会，因而，刘禹锡的“刘郎”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新的典故。如白居易有《早春同刘郎中寄宣武令狐相公》：“梁园不到一年强，遥想清吟对绿觞。更有何人能饮酌？新添几卷好篇章？马头拂柳时回辔，豹尾穿花暂亚枪。谁引相公开口笑？不逢白监与刘郎！”(49) 白监乃白居易自指(白居易于大和元年征为秘书监)，刘郎则指尚书主客郎中刘禹锡。又如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六“周礼中言糕字”条：“宋景文公曰：梦得尝作《九日》诗，欲用糕字，思六经中无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诗曰：刘郎不肯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50) 苏轼《送刘敛悴海陵》：“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51) 等等。
刘禹锡还有一首《酬国子崔博士立之见寄》：“健笔高科早绝伦，后来无不揖芳尘。遍看今日乘轩客，多是昔年呈卷人。胄子执经瞻讲坐，郎官共食接华茵。烦君远寄相思曲，慰问天南一逐臣。”与游玄都观诸诗的意思有相通之处。
第三，是对儒家诗教的自觉推行。中唐文人在郎官任上，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社会功用以及诗艺的追求，这也是其“郎官意识”的体现方式之一。白居易和张籍围绕着后者任水部员外郎的赠答之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长庆二年(822)，张籍自国子博士迁水部员外郎。白居易有《喜张十八博士除水部员外郎》：“老何殁后吟声绝，虽有郎官不爱诗。无复篇章传道路，空留风月在曹司。长嗟博士官犹屈，亦恐骚人道渐衰。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52) 这里的“老何”即何逊，南朝梁人，有诗名，曾任尚书水部郎，世称“何水部”。白居易在这首贺诗中，特意采用“何水部”的典故，明显地包含着对同为水部郎官的张籍的某种期许。前文述及，白居易起草的《张籍可水部员外郎制》中，强调了儒家诗教的立场：“文教兴则儒行显，王泽流则歌诗作。若上以张教流泽为意，则服儒业诗者，宜稍进之。顷籍自校秘文而训国胄，今又核名揣称，以水曹郎处焉。前年以来，凡历文雅之选三矣，然人皆以尔为宜。岂非笃于学，敏于行，而贞退之道胜邪？与之宠名者，可以奖夫不汲汲于时者”，在这首贺诗中又用“何水部”的典故，显然是别有用意。对此张籍当然心领神会，于是便以《新除水曹郎答白舍人》诗回赠：“年过五十到南宫，章句无名荷至公。黄纸开呈趋府后，朱衣引入谢班中。诸曹纵许为仙侣，群吏多嫌是老翁。最幸紫薇郎见爱，独称官与古人同。”此诗的最后一联可以看作是对白居易的应答。张籍以“张水部”之称留名后世，最终没有辜负白居易的一片用心。
张籍后来又于长庆四年(824)迁主客郎中，大和二年(828)拜国子司业。然而对于张籍而言，还是“张水部”对中唐文学的贡献最大。范摅《云溪友议》卷下《闺妇歌》云：
朱庆馀校书既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遍索庆馀新制篇什数通，吟改后，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于怀抱而推赞焉。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而讽咏之，遂登科第。朱君尚为谦退，作《闺意》一篇以献张公。张公明其进退，寻亦和焉。诗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郎中酬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抵万金。”朱公才学，因张公一诗，名流于海内矣。(53)
张籍在当时文坛上的影响和作用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总之，上述“郎官意识”的几个层面，既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心态和处世方式，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中唐时代特征。比如说第一个层面：由于科举在中唐成为士人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使得许多经由此途的文学之士进入郎官这一清流阶层。身居郎署之后，一开始他们都是跃跃欲试，想要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但中唐的社会现实，却时时给他们带来盛世不再的打击，于是不平和牢骚出现了，这便与第二个层面相关了。但是中国文人实现其理想抱负的途径是多样化的：有的以诗干政，有的则通过对文风的创造或纠偏发挥其作用，这就与上述第三个层面联系了起来。
注释：
①关于唐前郎官的沿革，可参阅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②《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
③《白居易集》卷五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④《旧唐书》卷一一六《李林甫传》：“李林甫求为司门郎中，乾曜曰：‘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岂足郎官耶？”按，哥奴乃林甫小字。
⑤(22)(23)常衮：《授苗发都官员外郎制》，《全唐文》卷四一一。
⑥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⑦《柳宗元集》卷一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⑧白居易：《张籍可水部员外郎制》，《白居易集》卷四九。
⑨沈既济：《词科论》，《全唐文》卷四六七。
⑩《权载之文集》卷三一，《四部丛刊》本。
(11)永泰二年四月敕，《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
(12)《白居易集》卷一九。
(13)虞世南：《蝉》，《全唐诗》卷三六，中华书局1960年点校本。
(14)孙逖：《送李郎中赴京序》，《全唐文》卷三一二。
(15)贾至：《授张寓兵部郎中邱据兵部员外郎制》，《全唐文》卷三六六。
(16)《白居易集》卷四九。仪曹即礼部。
(17)薛廷珪：《授徐彦枢礼部员外郎制》，《全唐文》卷八三七。
(18)崔嘏：《授裴年司封郎中依前充职制》，《全唐文》卷七二六。
(19)《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20)详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七章《进士科举考试和录取标准的变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
(21)《资治通鉴》卷二四四。
(24)贾至：《授韦少游祠部员外郎等制》，《全唐文》卷三六六。
(25)参见贾至《议杨绾条奏贡举疏》，《全唐文》卷三六八。
(26)《论左降独孤朗等状》，《白居易集》卷六〇。白居易把独孤朗等人出官词头封还，并为其辩护，结果是疏入不报。
(27)《旧唐书》卷一四八《李藩传》。
(28)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台中……务苛礼，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郎官相轻。”见《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
(29)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
(30)《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
(31)据碑文，奚陟终于贞元十五年(799)十月，葬于当年十二月，三十四年后，其后人求刘禹锡撰神道碑，故该文写于大和七年(833)。
(32)《刘禹锡集》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按“急于举贤”，中华书局本作“忽于举贤”，本文引用时据《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校改。
(33)徐松：《登科记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
(34)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
(35)《册府元龟》卷一三九《帝王部·旌表》：“(兴元元年)十二月，以前祠部郎中王础为比部郎中。”中华书局1960年版。
(36)《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敕今年钱徽下进士及第郑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等重试以闻。”
(37)《唐大诏令集》卷一○六《贞元元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策问》(原注：试官鲍防、独孤愐)，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38)《旧唐书》卷一五八《韦贯之传》：(元和)“三年复策贤良之士，又命贯之与户部侍郎杨於陵、左司郎中郑敬、邡官郎中李益同为考策官。”
(39)《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诏中书舍人白居易、膳部郎中陈岵、考功员外郎贾餗同考制策。”
(40)《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以中书舍人郑涵、吏部郎中崔琯、兵部郎中李虞仲并充考制策官。”
(41)《旧唐书》卷一九○下《刘黄传》：“足岁，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为考策官，三人者，时之文士也。”
(42)《白居易集》卷六〇。
(43)《刘禹锡集》卷一九。
(44)刘禹锡诗文中，“刘郎”一词凡三见，其中两次是《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与他本人的郎官的经历有关；另一次是《赠刘景擢第》：“湘中才子是刘郎，望在长沙住桂阳。昨日鸿都新上第，五陵年少让清光。”乃是在“年少才子”的一般意义上使用“郎”这一称呼。
(45)清人钱大昕指出：刘禹锡“《再游元(玄)都绝句》在大和二年三月，是岁岁次戊申，而自和州刺史除主客郎中分司东都在大和元年六月，是分司在前题诗在后也。以郎中分司东都，本是一事，初未到京师也。次年以裴度荐起元官，直集贤院，方得还都。《元(玄)都诗》，正在此时，距元和十年乙未自朗州被召恰十四年矣。”以此观之，《新唐书》卷一六八《刘禹锡传》定刘禹锡大和二年分司东都，以及《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定刘禹锡“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均误。钱氏又云：“至《元(玄)都诗》虽含讥刺，亦词人感慨今昔之常情，何至遂薄其行？史家不考年月，误仞分司与主客为两任，疑由题诗获咎，遂甚其词耳。”《十驾斋养新录》卷六，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6)欧阳修《戏刘原甫二首》其二：“仙家千载一何长，浮世空惊日月忙。洞里新花莫相笑，刘郎今是老刘郎。”《欧阳文忠公文集》外集卷七，《四部丛刊》本。他本“新花”或作“桃花”。欧阳修此诗虽以调侃语出之，但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郎”是年轻人的专属用语，第二，此诗化用了刘禹锡玄都观诸诗中“刘郎”和“桃花”的典故。
(47)如卞孝萱、吴汝煜《刘禹锡集·前言》。
(48)刘义庆：《幽明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49)《白居易集》卷二五。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二：“令狐楚节度宣武酬乐天梦得云：‘蓬莱仙监客曹郎，曾枉高车客大梁。见拥旌旃治军旅，知亲笔砚事文章。愁看柳色悬离恨，忆递花枝助酒狂。洛下相逢肯相寄，南金璀错玉凄凉。’刘诗云：‘曾经谢病客游梁，今日相逢忆李王。少有一身兼将相，更能四面占文章。’白诗云：‘马头拂柳时回辔，豹尾穿花暂亚枪。谁引相公开口笑？不逢白监与刘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0)王楙：《野客丛书》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东坡全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白居易集》卷一九。
(53)范摅：《云溪友议》卷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