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的驳议：新诗史上的《尝试集》与《女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史上论文,女神论文,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新诗发生的起点，无疑要从胡适及他的《尝试集》算起。作 为新诗的“老祖宗”，是胡适垄断了新诗的发明权，《尝试集》则是第一块开山的界碑 ，象一块栩栩如生的化石，记录了诗体大解放的历程。这一点毋庸置疑，几乎是最基本 的文学史常识。然而，在这种判断之外，另一种说法也屡见不鲜，并隐隐构成了对胡适 及《尝试集》的挑战。1922年，在郭沫若的《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际，郁达夫就曾以不 容置疑的口吻说：“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这一点“我想谁也该承认的 ”(注：《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同年，闻一多在他著 名的《女神》评论中，也有类似的评价：“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注 ：《<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第4号，1923年6月2日。)。其后钱杏邨、穆 木天、焦孚尹、周扬等人，都先后重申过这一观点。由此，在《尝试集》和《女神》之 间，一种微妙的纷争就展开了，这意味着，在回溯新诗的历史起点时，后人至少拥有了 两种说法，它们在文学史上同时并存，此抑彼扬，形成一种潜在的论辩，甚至一直延续 到了当代。
勿庸赘言，政治风云的变动、时代语境的转换，胡适、郭沫若二人政治身份的差异， 直接制约后人的态度和文学史上的座次。然而，除了外部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外，两 部诗集地位的升沉，还是连缀着对新诗历史的整体评价。其实，除《尝试集》和《女神 》以外，周作人的《小河》、沈尹默的《月夜》、朱自清的《毁灭》等作品，都曾被当 作过新诗成立的标志(注：参见胡适《谈新诗》，俞平伯《读<毁灭>》，北社《新诗年 选·一九一九诗坛略记》等文。)，而与不同的起点设定相关的，是对新诗合法性的不 同构想。当晚出的《女神》被设定为真正的起点，某种价值上的优劣对于时间次序的优 先权也建立起来(注：在相关论争中，有论者表现出对时间逻辑的扬弃：“仅从出版时 间先后一点进行比较，是既不能比出诗的新和旧，更不能比出诗的历史地位的。”(见 吴奔星《<女神>与<尝试集>的比较观》，《郭沫若研究论集》第2集，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1984年))，换而言之，新诗不仅是一个历史形态，完成的只是由文言到白话的 工具变革，它还包含着特定的美学诉求和历史内涵，在《女神》、《尝试集》的历史位 置升沉的背后，展开的是一种文学史建构机制，是对“新诗是如何成立”的这一问题的 解答。因而，梳理这一“起点神话”的建构过程，便成了一项饶有意味的工作。
一
从时间上看，《尝试集》问世于1920年3月，而《女神》的出版则在1921年8月，其间 虽然相隔一年有余，但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步”发生的(注：据郭沫若《五十年简谱》 、《我的作诗的经过》等文记载，他开始口语新诗写作是在1916年。如果这种说法成立 ，那么胡适作为新诗第一人的地位势必受到挑战，后来很多论者也依据这一点，认定“ 郭沫若是我国最早试作新诗的诗人之一”。对此，也有论者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可参见 海英《郭沫若留学日本初期的诗》，《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3辑，1963年；武继平 《郭沫若留日十年》，第170—174页，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并在读者的视野里 ，激起同样巨大的反响，共同成为早期新诗“形象”的来源。然而，在诸多共性之外， 《尝试集》和《女神》对新诗“形象”的呈现，也迥然不同，而新诗发生期的某种内在 张力，恰恰表现于其中。
作为“新诗”的第一个样本，胡适的《尝试集》通过对序言、编次等环节的设计，呈 现了白话新诗从古典格律诗体中如何一步步脱茧、解放的过程，工具层面的新/旧、白 话/文言的冲突，也成为辨识胡适及早期新诗形象的主要尺度。但在工具意义的变革之 外，《尝试集》的另一个争议之处，还在于对某种既定的“诗”标准的反叛。从早年提 出的“作诗如做文”的方案，到后来对所谓“诗的经验主义”的解说，打破诗文界限的 努力，一直贯穿了胡适的新诗言论及实践。无论是以平白、朴素的口语，代替“风花雪 月、娥眉、朱颜，银汉、玉容”等所谓“诗之文字”，还是在诗中包容说理、叙事等因 素，对一般“诗美”规范的反动，的确为早期新诗带来了清新的活力和历史包容力，并 成为新诗人们普遍分享的倾向，以致在后人看来，“非诗化”已成为以《尝试集》为代 表的早期新诗的基本特征(注：30年代，梁实秋的断言最为著名；早期新诗注重的是“ 白话”，不是“诗”(《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载1931年1月《诗刊》创刊号)，这种说 法，后人多有延续，参见龙泉明《“五四”白话新诗的“非诗化”倾向与历史局限》， 《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应当指出的是，这一“非诗化”取向，不仅有违一般 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且与当时正在广泛传播的现代纯文学观念，形成了暗中的抵牾，有 关《尝试集》的众多非议，也大半由此产生。一方面，由于“诗体的大解放”而备受尊 崇；另一方面，又由于废黜了“诗美”而备受指摘，《尝试集》的文学史形象，可以说 颇为尴尬。
与《尝试集》相比，异军突起的《女神》，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出品，呈现了新诗的 另一种“面目”，无形中构成了新诗发生的另一极。虽然《女神》中激昂扬厉的狂放书 写，最为强烈地冲击了传统“诗形”，但还应看到的是，《女神》同时也是一部高度“ 非散文化”、甚至是“雕琢粉饰”的作品，在音节、用词及结构方面，都是相当考究的 。辞藻的华美，大体均齐的格式和韵脚，以及诗歌经验的“非日常性”，都是其显著的 特征，并与当时流行的散文化诗风区别开来。苏雪林在30年代就说：白话诗初起，排斥 旧辞藻，力主白描，“但诗乃美文之一种”，“官能的刺激，特别视觉、听觉的刺激， 更不可少”，郭沫若的诗篇中充满了“心弦”、“洗礼”、“力泉”、“音雨”、“生 命的光波”、“永远的爱”等夸张的欧化辞藻，恰好满足了这种期待(注：《徐志摩的 诗》，《苏雪林文集》3卷，第130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有意味的 是，在“阅读期待”的部分满足中，一些敏锐的读者，开始将《尝试集》和《女神》， 在“诗”的维度上有意对照起来。
20年代初，还是一名文学青年的诗人冯至，就是狂热的新诗读者中的一员，后来他回 忆说：当时“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我都买来读，自 己也没有判断好坏的能力，认为新诗就是这个样子。后来郭沫若的《女神》、《星空》 和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相继出版，才打开我的眼界，渐渐懂得文艺是什么，诗 是什么东西”(注：《自传》，《冯至全集》12卷，第60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在冯至这里，“好”与“坏”，“诗”与“非诗”的区分，是显现于《 女神》与以《尝试集》为代表的“亚东系列诗集”之间的。在另外读者那里，《女神》 与《尝试集》之间的这种对峙关系，表露得更为明显，施蛰存曾用一个暑假反复研读《 尝试集》，结果是对于胡适的新诗起了反对，而《女神》出版后，在读到第三遍时，就 “承认新诗的发展是应当从《女神》出发的”(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十年 创作集》(小说卷)，第80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记录类似感受 的材料，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引述，但不难看出，对《尝试集》的贬损与对《女神 》的推崇，是交织在一起的，构成了一种判断的正反两面，它指向的是新诗的历史起点 的确认，即：在所谓“诗”的前提下，《女神》是新诗合法的起点，而《尝试集》所代 表的，仍是新诗处于历史遮蔽下的某种未完成状态。一种诗歌史意义的区分话语，已经 被引申出来。其实，在《女神》出版第二天，郑伯奇就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就发表 了书评，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一点：在《女神》之前，新诗集也出过两三部，数量很少 ，“说句不客气的话，艺术味也不大丰富”(注：《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 载1921年8月21、22、23日《时事新报·学灯》。)。新与旧的基本矛盾，在这里已隐没 ，代之以“艺术味”的有无。
在读者的阅读中，《女神》与《尝试集》的对峙关系，已表明新诗历史“坐标系”的 转换。当然，随着新诗的展开，以及合法性标准的推移，《女神》和《尝试集》都被渐 渐推向历史的封存处，但在后人的论说中，两本诗集的投影仍时隐时现，臧否褒贬之声 始终不断。作为开山之作，《尝试集》的影响无疑十分深远，在某种意义上规划了新诗 的基本道路。有意味的是，这种影响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新诗史上屡屡不绝的抨击与 诋毁，很多新诗人在确立自己诗歌起点时，似乎都要向前回溯，以咒骂《尝试集》为开 端，这恰恰从反面验证着“起点神话”重要性所在。成仿吾说：“《尝试集》里本来没 有一首诗。”(注：《诗之防御战》，《创造周报》1期，1923年5月13日。)朱湘的评价 与其类似，认为《尝试集》中“没有一首不是平庸的”(注：《尝试集》，《中书集》1 9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据生活书店1934年出版排印。)。而穆木天则干脆将胡适定为 中国的新诗的运动中最大的罪人(注：《谭诗》，《创造月刊》1卷1期，1926年3月。) 。这些发言，后来被广泛引用，构成了《尝试集》的基本文学史形象。值得指出的是， 它们依据的标准虽各有不同(浪漫诗学的“情感表现”，象征主义的含蓄、暗示，以及 对形式格律的强调，都是评价的尺度)，但一个共同之处，都是从所谓“诗”的角度废 黜《尝试集》的合法性，从而重新构想新诗的方向。
与《尝试集》备受责难的命运相比，《女神》则声誉愈隆，对其作为新诗另一起点的 强调，也多有回响。除上文引述的郁达夫、闻一多20年代初的说法外，对《尝试集》毫 不留情的朱湘，从郭沫若对“诗”的特殊拓展入手，认为“他的这种贡献不仅限于新诗 ，就是旧诗与西诗里面也向来没有看见过这种东西的”(注：《郭君沫若的诗》，《中 书集》193页。)；虽然，对于《女神》并非一片叫好之声，批评之声也时有传来，与《 尝试集》一样，也往往被当作是艺术上已被超越的存在，无法在更新的美学尺度上引起 后人的共鸣。但从总体上看，在后人眼中《女神》的价值是凌驾《尝试集》之上的，即 使是与胡适交好的陈源，在其《新文学运动以来十部著作》中，也列出《女神》、《志 摩的诗》作为白话诗的代表，胡适却仅举其“文存”，而《尝试集》却榜上无名(注：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西滢闲话》25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10月。)。上述种种观感、印象以及判断，在创造社的后期盟友钱杏邨那里，凝结为 一个极为夸张的结论：“《女神》是中国诗坛上仅有的一部诗集，也是中国新诗坛上最 先的一部诗集”(注：《郭沫若及其创作》，黄人影编《郭沫若论》28页，上海：光华 书局，1931年。)。在这里，不仅《尝试集》“第一”的位置被取代，其他新诗集的地 位也随之被一笔勾销。
二
上述批评言论，出自不同的立场，与发言者所处的文坛位置、所属的文学阵营，也有 直接的关联，但它们却影响着后人的历史想象，对文学史图像的形成，起到不可忽视的 奠基作用，《尝试集》与《女神》的对峙，也曲折地投射于新诗史线索的勾勒中。作为 新诗的第一本出品，《尝试集》的开端地位似乎是不可动摇的，大多文学史叙述，在论 及新诗时，都要从《尝试集》起笔，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就称 《尝试集》是“我们第一部新诗集”。直至王瑶，该说法也未改变(注：《中国新文学 史稿》，第59页，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3月重印。)。这一点似无需多言。相比之下， 有关《女神》的历史定位却莫衷一是。
在相关的评论中，《女神》多次被推为新诗合法的起点，然而，价值的判定却无法替 代历史的实证逻辑，虽然围绕郭沫若和胡适谁是白话新诗“第一人”的问题，有过不少 的讨论，但《女神》晚出的事实，却决定在一般的文学史描述中，上述《女神》作为起 点的说法并不多见，常见的描述仍是将《女神》定位于新诗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具体说 来，大致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描述，只是将《女神》当作新诗发生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其文学史地位没有被 特别地突出，如在30年代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中，郭沫若只被当作“无韵诗” 作者中的一员，名字与汪静之、康白情、俞平伯同时出现(注：《新编中国文学史》， 第433页，上海：光明书局，1936年2月版。)；与此相关的是，在很多论者眼里，与《 女神》相对峙的不是胡适的《尝试集》，而是康白情的《草儿》(注：在宗白华就将郭 沫若与康白情对比：“你诗形式的美同康白情的正相反，他有些诗，形式构造方面嫌过 复杂……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三叶集》，第2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 3年3版)；蕙声、玫声、沙华《读<女神>与<草儿>》一文，则将二者进行比较论述(1922 年3月15日《时事新报·学灯》)；朱湘那里，《女神》也是和《草儿》相提并论的，二 者相同之处在于“反抗的精神与单调的字句”(《草儿》，《中书集》，第201页，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据生活书店1934年版排印)。)。在此类描述中，《女神》的形象 ，仍是呈现于新诗发生的整体进程中，并未被鼓吹为另起炉灶式的起点。
第二类描述，虽然强调《女神》的特殊性地位，但它往往是作为新诗史的某种“异端 ”，而被引入讨论的，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的说法，最具代表性 ：他沿着新诗发展的时间线索，从胡适到康白情、到湖畔派，再到冰心和白采，一路说 下去，到了最后才补充写到：“和小诗运动差不多同时，一支异军突起于日本留学界中 ，这便是郭沫若氏。”(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印刷公 司，1935年。)言外之意，“以抒情为本”的《女神》，是新诗主线之外旁逸的一条分 支。这种印象也从沈从文设计的“分期表”中体现出来，在沈从文眼中，新诗“尝试期 ”的代表是《尝试集》、《刘大白的诗》、《扬鞭集》，“创作期”的代表是《草莽集 》、《死水》、《志摩的诗》，《女神》则独立于这一序列，因为郭沫若“不受此新诗 标准所拘束，另有发展”(注：《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中国现代诗论》(上编)， 第136页，杨匡汉、刘福春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12月。)。无论是“异军的突 起”，还是“不受新诗标准所拘束”，在这一类描述中，《女神》的形象是寄托在对一 般新诗逻辑的挣脱上的，但值得考虑的是，随着评价标准的变迁，“异端”往往能翻身 一变，成为新的“正统”。
与前两类描述相比，最为常见、也最为重要的是第三类描述，即：将《女神》看成是 新诗发展某一阶段的代表或开端。这里有从“诗体解放”的角度立论的，《尝试集》到 《女神》的过程，就是“诗体大解放”实现的过程，两本“新诗集”首尾衔接成新诗的 进化(注：孙俍工以《尝试集》出版前后，为新诗的第一期，特点“是一种由旧诗底强 调变来的白话诗”；而《女神》出版前后则为第二期，是“极端的解放的诗歌最盛的时 代”(《最近的中国诗歌》，《星海》171—17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 另一种立论，则从20年代的诗歌形式标准出发，把《女神》当作新诗“格律诗”阶段的 起点；余冠英分新诗为前、后两期，而后期对西洋诗体的模仿，是“《女神》等集启其 绪”(注：《新诗的前后两期》，《文学月刊》2卷3期，1932年2月。)；这一说法在赵 景深、陈子展那里得到了延续(注：赵景深将早期新诗分为四期：未脱旧诗词气息(《尝 试集》)，无韵诗(《草儿》，《冬夜》)，小诗，西洋诗体(“郭沫若《女神》已略开端 绪”)(见《中国文学小史》第209页，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1月初扮，1931年6月10 版)，而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文学史》中基本重复了这一说法。)，杨振声则更 为直接，跨越时间的界限，郭沫若与徐志摩，并列为第二期的代表，特点也是用“西洋 诗体”(注：《新文学的将来》，《杨振声选集》，第2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在这样的分期论述中，《女神》被纳入到新诗的主流线索中，但不同的是 ，它标志的却是对最初向度的历史性超越和诗歌“形式”规范的复归。
如果说在这种定位中，“另一起点”的文学史地位已被暗示出来，那么最后一种描述 ，则直接将《女神》颁布为新诗合法成立的标志。蒲风在其著名的《五四到现在的中国 诗坛鸟瞰》中，分早期新诗(1919—1925年)为尝试期和形成期，而郭沫若被推为“形成 期”的代表诗人。“尝试”与“形成”，这样的命名似乎在强调两个时期的地位不是均 等的，前期只有发生的价值，在后一期，新诗才正式成立(注：原载1934年12月15日—1 935年3月25日《诗歌季刊》1卷1—2期，选入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12月。)。同样，穆木天也不只一次断定：“‘五四’诗 歌，由胡适开始，由郭沫若完成：这是我在过去论沫若诗歌时的结论；这个结论，我始 终认为不错。”(注：《在风暴中微笑里》，《诗创造》第6期，1941年12月15日。)
表面上看，最后一种描述只是重复了许多发言者的个人判断，但有一点十分不同的是 ，这里显露出一种微妙的文学史构造策略，即将本来几乎是“共时”发生的诗歌向度( 《尝试集》与《女神》几乎是同时出版的，先后只差一年)，拉伸成“历时性”的分期 ，蒲风在文中对此就有说明：郭沫若的写作，虽在尝试期已有惊人成就，“不过正因为 他有过惊人的成就……所以我把他位置在这里，当作这形成期的代表人之一”。这种策 略的特殊性在于，对时间顺序和价值等级的有意混淆，其功能则表现为，对上文提及的 价值逻辑与历史逻辑之间矛盾的解决，在历史/价值的张力中，新诗发生的两个起点， 被扭转成“开端”和“成立”的线性接替。在蒲风等人的描述中，“扭转”之力是将《 女神》推后为“形成期”的代表，这种“扭转力”有时也会作用于《尝试集》上，将其 挤到新诗“史前”的位置，它的价值似乎只局限在诗体的新旧过渡上。有意味的是，谭 正璧在他的文学史中，还将胡适的《尝试集》与胡怀琛的《大江集》相提并论，认为都 代表了“未脱旧诗词的气息”的时期(注：《新编中国文学史》，第433页，上海光明书 局，1936年2月再版。)。当年，胡适等人将“不新不旧”的胡怀琛排斥在正统诗坛外， 但在后人那里，《尝试集》和《大江集》却归入了一类，这似乎是一个讽刺。
在这一构造策略的影响下，一种基本的文学史印象也得以形成，即：新诗的发生以及 成立，是呈现于《尝试集》与《女神》之间的：一为开端，一为完成，两本几乎同时出 版的诗集间，一种“进化”或“回归”的时间差被想象出来。在这种印象基础上，上述 基本的文学史线索被普遍接受，并延续到了当代。众所周知，50年代以后，随着对胡适 本人的批判，《尝试集》的名字一度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女神》却堂皇地成为新诗 的合法起点，如80年代初一位论者所说：“《女神》是中国诗坛上最先的一部诗集”的 观点，“在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以后，就广泛流行开来。”他还 举出复旦大学中文系1978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下列说法为例：“《尝试集》是一 本内容反动无聊，形式上非驴非马的东西。这个集子五花八门，象垃圾堆一样，名堂甚 多，但没有一首是真正的诗，更没有一首是新诗!”甚至说“把《尝试集》作为中国第 一本新诗集”，“也是完全错误的”(注：朱光灿《应当正确评价<女神>》，《齐鲁学 刊》，1981年2期。)。然而，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品质的复归，无疑又将《 尝试集》带回人们的视野，一时间重评《尝试集》的文章也蔚然成风，围绕《尝试集》 与《女神》谁是第一本新诗集的问题，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似乎再所难免(注：有关这 场争论，代表性论文有：朱光灿《应当正确评价<女神>》(《齐鲁学刊》，1981年2期) 、《再谈<女神>评价的几个问题》(《沫若学刊》1辑，曲阜师范学院，1981年版)，刘 元树《论<女神>的历史地位——并同朱光灿同志商榷》(《沫若学刊》1辑)，钱光培《 论郭沫若对新诗发展的独特贡献》(《郭沫若研究论集》第2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年)，吴奔星《<女神>与<尝试集>的比较观》(同上)，林植汉《<尝试集>不是第 一部新诗集》(《黄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2期)，文万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 部新诗集辩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1期)，邢铁华《中国新诗起始驳议》 ，(《中州学刊》1986年2期)。上述资料的整理，参考了沈卫威《新时期胡适文学研究 述评》，《文学评论》1991年1期)以及黄侯兴《郭沫若文学研究管窥》(天津：天津教 育出版社，1987年11月，第54—56页)。)。具体论争的内容，这里不再引述，但最后达 成的结论，不过又回到了过去的线索；《尝试集》由于其客观的历史存在而被认可为开 端，而《女神》则由于其在思想、艺术上的多重成就而被奉为新诗成立的“丰碑”(注 ：阎焕东《新诗的基石与丰碑——<尝试集>与<女神>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19 87年2期。)。
三
在《尝试集》和《女神》之间，一种文学史的进化想象被建立起来，而梳理这一过程 的目的，主要不在能够满足某种“学科史”的需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新 诗的合法性辩难得到了怎样的化解。
如上文所述，在“新诗”的发生过程，诗歌语言、体式的变革之外，对某种“诗美” 规范的反叛，对诗歌表意的多种可能性的追求，是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冲动。虽然，这并 不是什么文学史上的新见，但考虑到它是在一个文化、观念、词汇都处于急遽变化的时 代产生的，并与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抱负相关，即：在既有的审美规范之外的新异探索 中，把捉特殊的、变化的现代经验(注：如胡适自己所言：“我的第一条件便是‘言之 有物’。——故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胡适《尝试集》初版自序 ，2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如果从某种世界范围的整体视角出发，这 种冲动中包含着鲜明的现代性特征。“现代性”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有研究 者也将这一框架引入新诗的研究，将新诗的展开概括为“对现代性的追求”(注：见臧 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 9月。)，具体澄清其内涵不是本文的工作。简单地说，审美领域内“可以称为现代性的 那种东西”，是一种从变化、短暂、偶然的“现时”中“提取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 富于诗意的东西”(注：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4 84—485页，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上面波德莱尔的这段话规 划了19、20世纪以来诸多先锋文艺思潮的发生，正是在这种冲动的潜在驱动下，对一般 诗/文界限的逾越，由是成为一批新诗人主动的先锋性尝试(注：胡适“作诗如作文”的 态度得到了广泛响应。湖畔诗人应修人就曾坦言：“我们也正要弄些不象诗的(散文的) 句子来”，“在半路上先立标准，决要绊住脚的。美文和诗底分野，恐怕不是言语文字 所能表明的吧。”(1922年4月15日、20日修人致漠华信，《修人集》，第206、209页，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然而，这种尝试一方面造成了早期新诗在写 作上的一种激进的粗率之风(这正是早期新诗屡遭诟病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和不断扩 张中的现代诗歌观念发生剧烈的摩擦。
从某种角度说，新文学的发生包含了两个过程，一是语言工具的解放，一是现代文学 观念的扩张，两者之间既互相推动又有所分别，这构成了发生期特殊的复杂性。在“文 学”观念的知识扩张中，某种“诗”话语的激增也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翻看20年代的 诗歌论文，会发现大量有关“诗歌”定义、本质和文类边界的论文，康白情的《新诗的 我见》、宗白华的《新诗略谈》、俞平伯的《诗的自由与普遍》，发表在《学灯》上的 郭沫若与宗白华的论诗通信、叶圣陶《诗的源泉》、王统照的《对于诗坛批评者的我见 》、郑振铎的《论散文诗》、《何谓诗》等是其中代表。这些文章大都引述温切斯特、 韩德、莫尔顿等西方教授的文论，在“文学”定义的基础上建立“诗”的科学规定和知 识边界，流风所及，就连许多诗歌论争也往往从争论“诗”的定义开始(注：郁达夫讥 笑说：“近来科学发达到了高度，无论研究什么学问，都用了scientific method来研 究的倾向，所以各种批评家，每为了一定义What is art之故，生出许多争论来。”《 艺文私见》，《创造季刊》1卷1期，1922年3月。)。在这种背景中，对早期新诗的不满 也愈来愈获得了一种现代的知识表达。譬如，在《评<尝试集>》中，胡先骕就以讨论 “诗之原理”为发难起点，他认为：
其中虽不无稍有情意之处，然亦平常日用语言之情意，而非诗之情意。夫诗之异于文 者，文之意义，重在表现(denote)，诗之意义，重在含蓄(counate)与暗示(suggest)， 文之职责，多在合于理性，诗之职责，则在能动感情。(注：胡先骕《评<尝试集>》， 《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在早期新诗论争中，这段话是颇有代表性的。虽然“旧诗”仍是参照的诗歌典范，但 构想一种纯粹的“诗”本体，在捍卫对“诗/非诗”(诗/文)界限的前提下，重新估价新 诗的方向，也成为论战中最有效的批判武器。这种策略也延伸到新一代诗人那里，闻一 多、梁实秋在《<冬夜><草儿>评论》中，就引出了一连串类似的结论：“我们不能承认 演说词是诗”，“我们不能承认小说是诗”，“总之：我们不能承认记事文是诗”。成 仿吾的《诗之防御战》更是以“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 造”这一现代诗学的“套话”为发端，从五本新诗集中引出几行诗句，不加分析就抛出 判断，而主要的断语就是：“不是诗”。
从现代性的历史冲动出发，早期新诗显示了崭新的历史活力，但需要辨析的是，激进 的写作策略不仅要受读者审美期待的衡量，也同时要接受现代“诗”规范的规约。在早 期新诗的论争中，不难听到诗人的“越界”冲动与纯文学“排斥性”机制的对话，二者 之间的碰撞，一直交织在新诗发生的过程中。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新的写作方案，新诗 的内涵要从一种张力结构的角度去把握。这似乎是一种特殊的理解方式。但是，在《尝 试集》与《女神》之间的文学史线索的构造中，我们不仅看到“共时”的对峙被拉伸、 铺展成历时的“进化”，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张力结构也在无形中被消解、掩饰了，新 诗发生的线索简化成一种逻辑：首先是白话工具的采用，继而是某种“诗”品质的达成 ，两个阶段完整的衔接，构成一种符合艺术“规律”的目的论叙事。而没有反思，这种 目的论叙事，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现代文学观念规约下的产物。
上述历史线索的形成，关涉的不仅是两本诗集的命运，它与早期新诗的整体评价以及 新诗合法性的制度化想象，都是密不可分的。当《尝试集》与《女神》之间的“共时” 差异被拉伸成“历时”进化，新诗发生期多种可能性纷呈的复杂局面随之被条理化了， 张力结构中的“对话”关系，也变成两个阶段的更迭，如郭沫若自己所言：“前一期的 陈、胡、刘、钱、周，注重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的郭、郁、成、张却都主要在向 新文学的建设。”(注：《文学革命的回顾》，《郭沫若研究资料》(中)，第260页，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分期的想象，与新文学的整体进程显然是颇为一 致的，其历史客观性因而有了更大的保证。在这一分期表中，早期新诗与《尝试集》分 享了同样的命运，即：这一时期的意义只体现在语言工具和文化的变革上，而受其历史 冲动支配的、对“诗”可能性的拓展却受到相应的抑制。这一点，其实已有论者敏锐地 指出过。李健吾就曾将早期新诗，概括为两种倾向：“第一，废除整齐的韵律，尽量采 用语言自然的节奏”，“第二，扩大材料选择的范围；尽量从丑恶的人生提取美丽的诗 意”。在上述两种向度中，他认为“最引后人注意的，就是音律的破坏。也正是这一点 ，在他们是功绩，后来者有一部分(最有势力的一部分)却视为遗憾”(注：《新诗的演 变》，原载1935年7月20日《大公报》“小公园”，引自《李健吾批评文集》，第24页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李健吾的描述道出了一个接受上的事实，新诗 发生期的两种向度(“诗体自由”与“经验拓展”)中，“最引后人注意”是前者——诗 体形式、语言工具的变革，或毁或誉，都是从这一层面着眼；而后者——对诗歌经验范 围的拓展，以及诗/文界限打破后的美学活力，却很少得到重视和认同。
四
从新诗合法性辩难的角度看，从《尝试集》到《女神》“进化”线索的形成，如有的 论者已提及的那样，是一个新诗想象“制度化”的过程，新诗的发生被描述为一种朝向 某种目的运动的过程，比如“从白话诗到新诗”，而这一过程有趣地呈现于《尝试集》 与《女神》之间，后者完成了中国诗歌的脱胎换骨，‘自我’成了‘新诗’区别于‘旧 诗’的旗帜”，“纯真底自我表现”也为“自由诗”提供了一元论的理论依据，由此新 诗的基本原则得以确立(注：王光明《现代汉诗：“新诗”的再体认》，《现代汉诗： 反思与求索》，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从合法性辩难的角度看，这种“原 则”的制度化，其实正是现代知识划分的“诗”话语，对新诗可能性追求的规范作用的 进一步体现。这不仅是文学史定位的问题，它对新诗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一代 新诗人的兴起，早期新诗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散文化”到“纯诗化”的过程；(注：这 个说法出自朱自清《抗战与诗》，《新诗杂话》，第3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0 月。)周作人在1926年提出了著名的批评：“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 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注：《<扬鞭集>序》，《 中国新诗集序跋选》174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抒情”，也成了 后来新诗的主要向度，依照朱自清的说法，“抒情”也就是“回到了它的老家”。在某 种意义上，这似乎又是一个回归的过程，从最初对“诗”的冒犯，到“诗”品质的重获 。在“进化”与“循环”的交织中，新诗的发展似乎是依据艺术内在规律的、向某种“ 诗”本体趋近的过程。然而，值得追问的是，这不等于说，作为一种“写作方案”的新 诗，其张力性结构真的被消解，没有留下痕迹，反之，对“诗”边界的维护与对此“边 界”的打破，两种力量一直纠葛在新诗发展的内部。作为补充，对新诗历史的一些“另 类”叙述，有必要在最后提及。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曾强分“新诗”为三派(自由，格律，象征 )，有一位朋友对其“按而不断”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三派比一派强”。这位友人 显然是以某种“进化”性的历时眼光，来理解“三派”之分的。有意味的是，朱自清对 此表示认同，但原因不在与“一派比一派强”，“进步”表现在对新诗空间的不断拓展 中(而非某一派被认作非法)。在“进化”线索的回避中，就包含着对具有人生倾向的早 期新诗的辩护：“现在似乎有些人不承认这类诗是诗，以为必得表现微妙的情境的才是 的——这种争论原是多少年解不开的旧连环——何不将诗的定义放宽些，将两类兼容并 包，放弃了正统观念，省了些无效果的争执呢?”(注：《新诗的进步》，《文学》8卷1 号，1937年1月。)如果联系到朱自清后来对诗文界限的怀疑，这种辩护与他一贯的包容 性立场是有所关联的，而他本人早期的诗歌追求，也接续着新诗发生期的散文化向度， 力求保持“诗歌”对现代经验的开放。他的好友俞平伯，就曾将20年代新诗分为两个方 向：其一，“用平常的口语，反复地说着，风格近于散文”；其二，“夹着一些文言， 生硬地凑着韵”，“句法较为整齐，用韵较为繁多”。《女神》就是第二种向度的先河 ；而朱自清的《毁灭》代表的是第一种向度：“我承认这是正当的。”(注：《读<毁灭 >》，《小说月报》14卷8号，1923年8月。)与后来常见的合法性指认不同的是，在上述 判断中，《毁灭》较之《女神》更应成为新诗的方向，无论是朱自清还是俞平伯，在他 们眼里，新诗发展的图像复杂起来，早期新诗尝试的散文化探索、对现代日常经验的包 容等方案，非但不是工具意义上的过渡，反而似乎是另一条被埋没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