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历史城市遗产旅游研究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产论文,国内外论文,城市论文,旅游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8462(2009)12-2096-06
1970、1980年代，旅游业作为一门新兴产业，在推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中心区复兴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城市旅游及其研究由此得到了世界范围内旅游和城市研究者们的关注[1]，城市遗产旅游作为城市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焦点[2]。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简称“名城”)、日本的古都、英国的历史古城、世界文化遗产中的遗产城市等都是具有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底蕴与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城市。历史城市因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与优良的旅游传统，与旅游业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在文化旅游的浪潮中，具有悠久历史与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城市深受游客的青睐与推崇，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旅游地，在旅游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历史城市在旅游发展实践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近年来相关研究文献呈现逐年增多的态势，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检索与筛选，共获得有价值的文献124篇，从研究领域内容、研究学科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对国内外历史城市遗产旅游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为我国历史城市遗产旅游研究提供借鉴和指明方向。
1 研究文献总体分析
通过对Science Direct外文数据库与中国知网(CNKI)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核心期刊的检索与筛选(国外文献检索词为historic city tourism,old city tourism，heritage tourism；国内部分以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古城旅游为检索词)，共获得外文期刊文献45篇，中文期刊文献79篇，检索到的研究文献不完全囊括现已发表的所有文献，但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该研究领域发展的学术态势。
研究文献数量逐年增多，国外自1980年代出现相关研究，增长较为均衡，国内相关研究始于1990年代，且在2000年以后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反映出国内研究起步落后于国外，但发展迅速，表明我国历史城市遗产旅游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研究具体内容逐步拓展，总体可将国内外有关历史城市遗产旅游的相关研究内容概括为五大领域。比较发现，国外各个领域研究总体均衡，国内虽在各个领域均有涉及，但对各领域的关注极不平衡，历史城市遗产保护规划与旅游影响研究是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合计分别占总文献的64.9％和54.2％；旅游供需研究是当前国外研究的热点，占到国外文献的35.6％；国内遗产旅游供需研究基本平衡，分别占17.7％与15.2％；遗产旅游管理研究是国内外差距较为明显的领域，国外占11.1％，国内仅占1.3％。
2 研究领域进展比较分析
2.1 历史城市遗产旅游供给研究
国外主要集中在历史城市遗产旅游的吸引力及旅馆、餐饮、购物等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等方面。城市旅游吸引力研究一直是关注的焦点，研究范畴已从1980年代的整个城市扩展到1990年代的城市中博物馆、历史街区、旅游形象等具体吸引物的研究及影响因素分析。如Antonio P R和Jan van der Borg研究了欧洲4大历史城市游客友好度，提出质量、可进入性、形象等软因素是城市旅游产品吸引力的决定性要素[3]；Peterniyt Schofild认为曼彻斯特好莱坞“北部之旅”(the North'tour)遗产旅游产品，重构了曼彻斯特的城市形象，论证了视觉媒体对城市旅游产品开发的重要性[4]；Heidi Dahles分析了阿姆斯特丹旅游形象的重塑战略，提出重建以当地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形象是其发展成为未来世界旅游中心之一的重要战略[5]；Bob Mckercher从供给角度对香港的文化吸引物进行了研究，发现影响吸引力的主要因素是产品本身、管理经验和市场促销，认为城市吸引物是城市旅游的重要依托[6]。Ashworth 和Tunbrisge提出了“住宿服务设施”模型(Accommodation Service Model)，认为交通区位、土地价格、环境问题、可达性、历史延续性与土地政策是影响城市旅馆分布的关键因素，并依据这些因素进一步归纳出城市旅馆分布的6大集中区域[7]；Shoval与Cohen-Hattab运用多种理论模型，按耶路撒冷政权更替的时间顺序，探讨了150年里耶路撒冷旅游住宿业空间模式的转化机制,研究表明政权转换对耶路撒冷的城市旅店布局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8]。
国内研究侧重于名城旅游资源与环境评估及旅游形象设计与定位等。学者们采用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历史城市遗产旅游资源的类型、特征、品位与价值等进行了研究；学者们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对名城旅游资源价值进行了实证性评估研究[9-12]；龙丽民、肖星、万绪才等通过建立旅游环境质量评价数学模型，分别对正定、天水、南京等名城旅游环境质量进行了实证性评价研究[13-15]。历史文化旅游形象设计策略与定位分析是国内旅游形象研究的主要内容，如崔凤军从理念形象、视觉形象和行为形象三方面对平遥古城旅游形象进行了设计分析[16]，陈玉英[17]、马晓龙[18]分别对楚州、丽江、西安古城旅游形象进行了定位解读与策略探讨。
2.2 历史城市遗产旅游需求研究
国外研究重点在于旅游者需求、旅游市场方面，具体体现为游客动机、游客体验模式、旅游市场需求分析等。Jansen Verbeke M和Rekom J V以鹿特丹为例，通过游客采访调查，分析了博物馆旅游者的游览动机与行为模式，提出了旅游者动机的“叠加树”(Additive tree)模型，研究发现旅游者游览博物馆的主要动机为“学习一些东西”和“丰富自己的生活”[19]；Vukonic和Tkalac主张通过发展旅游业重建老城区，以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条件，吸引更多旅游者，并以南斯拉夫伯雷奇市(Porec)为例，提出了既能保护老城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又能提高城市吸引力、发展旅游业的重建方案[20]。Timothy D J论述了遗产体验的4种模式，认为个性化遗产旅游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21]；Shoval N和Noam Shoval以耶路撒冷为例，利用“co-plot”多元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旅游者对不同城市旅游吸引物的偏好[22]；Yong Kun Suh分析了来自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国际旅游者对韩国汉城旅游的不同偏好，解释了偏好和旅行花费的关系[23]。
国内注重游客旅游客流空间结构、流动规律与预测、旅游市场空间结构及营销策略等内容的研究。旅游客流研究，一方面借助空间分析方法，从总体上对旅游流空间结构、时空演变及其流动规律等进行定性描述和测量[24-25]；另一方面根据游客流量的影响因素确立指标体系，并建立预测的数学模型，对客流流量进行预测[26-27]，或运用活动空间及曲线分析方法，阐释旅游者的空间行为特征、时间行为特征和个性行为特征[28]；旅游市场研究方面，郭英之运用时空分布规律，从游客行为特征、满意度及旅游需求特征等对平遥古城旅游客源市场结构进行了研究[29]，李巧玲从游客时间特征、空间特征、旅游类型特征与人口学特征方面分析了武威客源市场结构[30]；郭剑英对武威和敦煌客源市场结构进行了对比研究[31]，此外郭英之与高应军还分别依据徐州和天水区位特征、市场需求特征与市场竞争优劣势等因素的差异性提出了不同的营销策略[32-33]。
2.3 历史城市遗产保护规划研究
历史城市遗产保护历来是国内外研究的焦点，且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旅游化背景下，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国城市建设的战略性发展方向，国外尤其关注历史城市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协调以及保护规划的经验总结与决策分析。如Aylin Orbasli通过相关因素分析，研究了历史城镇中文化、遗产、保护及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城市历史环境的长远效应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管理理论依据[34]；Jan van der Borg 等认为当遗产城市旅游收益支出大于收入时，必须对旅游的发展进行干涉和管理[35]；Mckercher B和Cros H D探讨了香港旅游发展与文化遗产管理之间存在的7种关系[36]；Russo A P以威尼斯为例，对历史城市旅游发展的“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现象给予了研究，认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有效政策应针对恶性循环中的关键点，如文化资源的质量及目的地的可达性而展开[37]；Maitland R通过对英国历史城镇剑桥25年(1978-2003)间旅游规划与遗产保护规划历程的回顾，探讨了旅游策略在剑桥旅游发展中的长期效应、战略目标如何实现以及政策方针如何贯彻等议题[38]。
国内在强调“保护第一、合理利用”的前提下，对名城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的协调、旅游开发模式及开发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名城旅游是名城保护的延续与发展，是充分利用名城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与利用是相辅相成的，保护的目的是利用，问题是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地利用[39-40]；名城开发旅游，应强调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苏勤认为名城保护，文化景观是基础、文化系统是核心、文化生态是关键[41]。
实现保护与旅游发展关系协调的主流理念包括陶伟、赵美英引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文化理念[42-43]、严国泰提出的实效保护思想等[39]；赵美英对我国古城现有的独立开发模式、合资合作开发模式、整体租赁开发模式优缺点做了分析，并将BOT投资方式引入到古城旅游开发中[44]；魏峰群构建了名城旅游的空间发展模式[45]；阮仪三和严国泰提出了名城遗存的四种旅游利用模式[46]；阮仪三、吴承照、严国泰、黎洁、贾鸿雁、王红、文绍琼等从资源挖掘、市场开拓、形象塑造、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了较具代表性的名城旅游开发思路及实施策略。
2.4 历史城市遗产旅游管理研究
国外对政府、企业、社区等旅游管理的主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Wager J在柬埔寨吴哥古城的案例研究中，指出政府要通过建立专门机构来管理旅游资源，实现规范发展[47]；Pearce对巴黎政府旅游管理决策与社区参与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参与对巴黎城市旅游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48]；Augustyn和Knowles通过对遗产旅游地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成功因素分析，认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是旅游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49]；Chang T C指出遗产旅游主要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塑造城市形象，并以蒙特利尔和新加坡为例，探求两种方式的结合模式，认为当地影响力的拉力作用比更上层次的政府干预更为有效[50]。
国内对历史文化名城遗产旅游管理研究较为缺乏，范玉仙从管理体制、经营体制、保护与管理方针等方面讨论了平遥古城保护与管理模式的选择，认为国外国家公园体系和完全市场化模式在我国都行不通，可建立负责古城遗产管理与经营的平遥古城遗产管理局，对古城进行直接管理；实行营利性与非盈利相结合的经营机制，即对资源保护性项目，由遗产管理局实行统一非盈利性经营，对营利性项目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特许经营；保护与管理方针上实行“新旧分离”模式，加强居民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51]。
2.5 历史城市遗产旅游影响研究
旅游影响研究是国内外历史城市遗产旅游研究共同关注的热点，国外主要从社会文化、居民态度与感知、经济及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分析。Boris V与Dragan T对旅游业发展对城市老城区重建的带动作用作了分析，认为旅游业不仅能够振兴旧城区，还反过来促成旧城区文化遗产的保护[52]，然而Van der Borg J等通过对欧洲七大遗产城市旅游市场与政策的比较分析，发现旅游不仅威胁遗产城市的经济活力，还危及遗产完整性和居民生活质量[35]；Haley A等运用因子回归分析法，研究了巴斯古城的旅游社会影响，认为居民态度与旅游政策的关联性应作为居民对旅游社会影响态度考量的重要方法[53]；居民旅游影响的感知态度分析是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重要方法，Snaith T和Haley A对英国约克古城和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态度不具有同质性，不同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常住人口对旅游开发态度有显著差异[54]；Parlett G等运用“投入—产出”(input—output)理论模型，对爱丁堡古城旅游发展的经济影响进行了评估研究[55]；Chang T C等通过对蒙特利尔和新加坡的案例研究，发现城市遗产旅游对城市经济及城市空间(municipal spaces)均产生较大影响[56]；Meethan K从消费层面探讨了遗产旅游在纽约城市消费体系中的结构地位和经济作用，认为要带动城市旅游者的消费，需要妥善处理好遗产地和零售业、商业之间的关系[57]；Glasson J以牛津为例，剖析了欧洲遗产城市面临的游客压力现象，并对城市游客环境承载力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多维度分析[58]；Porananond P对日本京都和泰国清迈两大古都的旅游发展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京都旅游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可以界定为可持续旅游，而清迈则与此相反[59]。
国内更关注名城旅游开发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对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较少涉及。保继刚、潘秋玲、张波、宗晓莲等对丽江、大理、西安等的实证研究显示旅游对名城旅游地生活习惯、传统习俗、语言等社会文化影响具有正反两面性[60-63]；陶伟、保继刚、汪德根、宗晓莲等对古城旅游空间结构演化形态与特征、空间商品化的过程及形成机制等进行了研究[64-67]；黄玉理、谌永生等对古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进行了个案分析与对比研究[68-69]。
3 研究学科理论及方法比较
3.1 研究学科理论比较
国外诸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城市规划学、旅游学等学科得到了较充分的交叉融合，已形成综合运用、融会贯通的合力研究局面，相关学科中生命周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态度改变理论、投入产出理论、旅游承载力理论、旅游容量理论等理论在结合具体案例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剖析；国内主要以旅游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学为研究学科主体，对心理学的态度理论、社会学的社会交换理论等理论的借鉴运用较多，管理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参与研究较为欠缺，急需加强利益相关者理论、投入产出理论等学科理论的理论运用与实证研究，尚处于理论引进与学科融合的探索起步阶段(表1)。
3.2 研究方法比较
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均呈现由定性研究逐渐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趋势，旅游地理研究常用的概念性、描述性、数理统计、模型构建等方法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但仍存在较大差距，国外方法运用较为灵活，各个方法均得到了较充分的运用，更加注重描述性与数理统计方法的运用，分别占到33.3％、28.9％。国内研究仍以概念性、描述性研究方法为主，合计占到67％，模型构建与数理统计方法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分别占到15.2％、17.8％，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总体上，国外研究起步于1980年代，起步较早，理论研究与方法运用较为成熟，相对而言，国内起步落后于国外近10年，尚处于理论引进与方法借鉴的探索起步阶段。由于国内外旅游地的差异性，研究主题内容各有侧重，旅游影响研究与遗产保护规划是国内外共同关注的主题，但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关系协调问题仍是国内外亟待加强的重要课题，相对而言，旅游供需研究方面，国外侧重于旅游吸引力、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及旅游者动机与行为模式的研究，国内偏重于资源与环境评价、旅游客流流动特征及旅游市场营销策略探讨等方面，国外旅游管理研究较全面，国内欠缺明显。鉴于国内外研究现状，可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强化基础理论研究，注重国外成熟理论与方法的吸收借鉴，突破国内现有的资源评价与策略探讨的表层研究局面，加强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结合，重视数理统计与模型构建方法的运用，案例选取应强调单一案例的时间跨度纵向跟踪研究以及不同区域尺度与不同发展阶段的横向对比研究。成熟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与灵活运用、多学科参与、纵横向案例实证性研究是取得理论突破的重要保证。
第二，加强旅游利用研究。保护与旅游利用研究是本项研究的核心主题，应进一步强化保护与旅游发展关系的协调研究，城市遗产旅游管理体制与经营机制、旅游者旅游动机与行为特征、遗产体验模式、社区参与方式、不同类型名城的旅游利用方法等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第三，虽然国外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大多是案例性研究，理论研究比较细致微观，虽具有一定深度，但较为泛散，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国内虽形成了广泛的研究内容，但基本以中观与宏观层面探讨为主，理论研究极为薄弱。因此，紧紧围绕保护与旅游利用的核心研究主题，引进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可持续发展为理论支撑，构建名城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研究内容框架，对于达成共识，进行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图1给出了未来研究框架。
图1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研究理论框架
Fig.1 Theoretical research framework of historic city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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