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演进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经济论文,我国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流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抑制或推进效应;同样,国民经济的整体情况对流通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约束和促进功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流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业态不断丰富、商品销售额快速增长。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和功能已逐步确立。研究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协同关系,对于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对出台促进流通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因此,研究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关系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流通产业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一)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美国学者A.W.Shaw(1912)最早从企业层面对流通功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即流通企业具有风险承担、商品运输、金融运营、商品销售,以及商品的收集、拣选等功能。L.D.H.Weld(1917)在A.W.Shaw的基础上提出流通产业具有购买、保管、风险承担、金融、商品调整、销售和运输七大流通职能。此外,久保村隆佑(1996)、荒川佑吉(1969)、铃木武(1985)、江尻弘(1992)等日本学者也对流通产业的微观职能进行了深入研究,尽管表述不同,但并没有超越欧美学者的观点。同时,以Weld(1917)、Clark(1922)、McCarthy(1960)、纪良纲(1993)、纪宝成(1993)等为代表的学者主要从宏观的视角阐述了流通产业的宏观经济功能。这些职能从宏观层面渗透到了经济运行体系的各个领域,演化为推动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的经济效应。
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是其职能的外在表现。西方学者主要从分工理论、绝对优势理论、相对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区域理论的视角研究流通业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Adam Smith,1994;David Ricardo,1817;Grossman和Maggi,2000;Weber,1909;A.O'Sullivan,2000)。与上述经典学者不同,Bernard等(2010)发现流通中介商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本国制造业能否参与国际分工起着关键作用。沃尔特·罗斯托(1997)认为流通产业革命加速了国民经济起飞。可见,西方学者对流通业的发展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面从各个角度都予以了论证和肯定。在流通业的作用领域,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荆林波、王雪峰(2012)认为,流通产业的发展规模在不断壮大,业态呈现多样化,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日益提高。杨宜苗(2006)、王晓东等(2010)从经济增长和就业等视角,揭示了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曹静(2010)研究发现,流通产业增加值每增加1个单位,能够带动其他产业增加值增加0.136个单位,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上述国内外研究表明:流通产业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和约束作用,是影响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流通产业的职能和作用决定着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职能,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黄国雄(2005)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将流通产业作为基础产业发展的观点;以晏维龙等(2004)、刘国光(2004)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流通先导产业论,以冉净斐、文启湘(2005)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应该赋予流通产业以战略产业的地位。王锦良(2012)认为我国流通产业已从附属产业地位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产业。目前,学界提出的流通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的观点已经得到政府的认可。
(二)流通产业与消费的关系
在流通和消费的关系方面,首先,国内学者认为流通业的发展能够促进消费。如李金轩等(2001)指出搞活流通对拉动消费有重要作用。陈淮、万典武(2003)从商业资本的再振兴对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性角度论述了商品流通对消费的作用,指出商业资本可以使生产者不吃亏而消费者又可买到便宜货。王微(2005)提出城市商业特别是零售业是我国城乡消费需求实现的主要途径。宋则(2012)指出商贸流通服务业能够直接实现即期消费,创造未来消费,开发潜在消费。冉净斐(2008)从实证角度论证了流通促进消费的作用。张连刚、李兴蓉(2010)研究发现,流通业发展对居民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的流通业对居民消费增长的作用程度仅仅为东部地区的一半。另外,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流通对农村消费的作用(贺珍瑞,2007;李骏阳等,2011;郝爱民、王章留,2011;查伟华、颜青,2011)。其次,消费的扩张也能促进流通业发展。冉净斐(2008)发现,当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增加1%,会引起当期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分别增加0.80%、0.87%、0.85%和0.80%。最后,流通业的发展和消费的扩张存在相互影响和制约。如文启湘、梁爽(2010)基于DEA模型研究发现,我国流通产业发展和浪费的消费的促进效用要强于消费对流通产业的支撑作用。总的来看,太多数学者关注流通产业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很少关注消费对流通产业的促进作用,更少关注两者的相互作用,从学者的论述中可以判断,主要原因是流通产业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消费对流通产业的促进作用。
(三)流通产业与生产制造的关系
在生产和流通的关系上,国内外学者都有深入的研究。如Gielens and Dekimpe(2001)提出市场销售、品牌运营等流通环节对于制造业技术创新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Guerrieri and Meliciani(2005)发现商贸流通业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化工、电子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尤为显著。林文益(1995)指出商品贸易能够引导生产,起着主导的作用。冉净斐等(2005)研究发现流通产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具有外溢效应。庄尚文、王永培(2008)研究发现,批发业的相对萎缩和零售商的规模化对制造业的产出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徐从才等(2008)分析了流通产业现代化对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重要意义。王俊(2011)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流通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有可能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瓶颈”。赵霞(2012)的研究发现,流通产业对制造业的后向拉动作用强于其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在制造业对流通产业的影响研究方面,文献较少。赵娴、高鸿鹰(2010)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导致生产服务性流通组织成本降低的机制。可以看出,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流通产业对生产制造的影响,很少关注制造业对流通产业的作用。
综上所述,学者们主要研究了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职能、作用和地位,流通产业与消费、生产制造的关系。他们主要关注流通产业对消费、生产及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对于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首先针对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关系加以验证,纵览流通产业的成长历程,设计协同度评价模型,揭示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协同演进的一般规律。
二、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关系
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印证。本文依据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编纂的《中国城市流通竞争力报告2009》,选取其中的城市流通力竞争指数排名数据和各城市GDP(数据取自2009年统计局网站)作为流通产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表征变量,以30个城市作为样本(见表1),应用SPSS软件对两个表征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流通产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r高达0.853**,且显著性检验概率p为0.000,即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这说明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和神经”的流通产业,其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流通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基础。
三、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度模型的设计
上述关于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关系的研究只是初步的粗略分析和探讨,要深入了解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协同演进的规律,需要构建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度模型,并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
(一)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初德国物理学家哈肯(2013)创立了协同学,用来研究复合系统在外参量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下以自组织方式在宏观尺度上形成空间、时间或功能有序结构的条件、特点及演化规律。协同度源自协同理论,是指系统之间或系统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体现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目前,有很多学者(如徐浩鸣等,2003)把“协调度”与“协同度”等同,把“协调”与“协同”等同,为了避免概念使用的混乱,本文以下均采用“协同”与“协同度”的概念。基于此,我们假定流通产业和国民经济组合成一个复合系统,这样,它们之间应该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结构和协同模式,这是复合系统和整体协调发展演化的内在要求。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状态或程度,就是本文中所指的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协同度。
(二)模型的设计思路
在上述理论假定条件下,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是两个互相关联、互相作用、互相渗透,但具有不同属性的系统,它们之间可以组合成一个复合系统。那么,依据复合系统目标优化的要求,就可以对子系统复合后的协同度构建模型并进行测量和实证分析。本文具体的设计思路是:第一步,划分子系统;第二步,选择序参量;第三步,查找各序参量在考察期内的具体数值并确定取值范围;第四步,建立模型进行计算;第五步,针对模型结果进行分析。
(三)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协同模型构建
1.子系统划分:定义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组成的复合系统为M(,),其中,、分别表示流通产业子系统和国民经济子系统。反映各子系统的具体构成指标见表2。
2.序参量选择。序参量是系统相变前后所发生的质的飞跃的最突出的标志,测算指标为,并且有分别是的下限和上限。
3.测算指标预处理。一般来说,刻画系统运行状态的指标有两类:一是正向指标,即指标数值越大,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二是逆向指标,即指标数值越大,系统的有序程度越低,因此需要进行预处理。
对于正向指标,预处理值为;
对于逆向指标,预处理值为。
∈[0,1],其数值越大,对于系统有序的“贡献”越大。
4.子系统的有序度测算模型。子系统的有序度由各指标取值综合反映,每个指标对子系统序参量作用是不同的,这里采用线性加权平均法求和。
各指标权重,采用相关系数矩阵法确定。
这里,将式(1)定义为子系统i序参量系统的有序度。由此可知∈[0,1],其数值越大,子系统的有序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四、实证分析
流通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断朝更有序、协调方向发展演进的历程。本文通过构建协同度测算评价模型,描述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协同演进轨迹,揭示两者协同演进的一般规律。
(一)序参量实证指标的选取
在协同度模型中,序参量的选择应综合考虑科学性、实用性以及数据的易获得性。据此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两个子系统序参量的选择至少应包括以下指标(详见表2)。
借鉴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2010)编纂的《中国城市流通竞争力报告》和中国社科院《中国流通现代化核心评价指标研究》(李蕊、宋则,2004),选取流通产业子系统序参量指标应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规模指标、结构指标和效率指标。规模指标包括流通产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流通业从业人员和货运总量,反映了我国流通产业发展的整体状况。结构指标包括流通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流通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反映了流通产业发展的健康程度。效率指标为物流成本占GDP比重,反映的是流通产业的资源配置状况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借鉴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倪鹏飞,2012)和统计年鉴中涉及的主要经济指标,选取国民经济子系统序参量指标应包括总量指标、结构指标和效益指标。总量指标包括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进出口总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反映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总体规模和发展程度。结构指标包括第三产业占比和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反映的是国民经济的结构优化情况。选取人均GDP作为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效益指标。
(二)数据收集及运算
在确定选择指标的基础上,依据数据可得性原则,我们将模型需求的数据样本期确定为1978—2011年,收集整理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子系统的相关统计数据,数据来自1979—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物流统计年鉴》和《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来自凤凰财经网站,经过汇总整理得出。然后,分别对流通产业子系统和国民经济子系统采集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在此基础上对各子系统的序参量分量的有序度进行测算,并对流通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协同度进行测算,结果分别见表3和表4。
(三)实证结果分析
图1是流通产业子系统和国民经济子系统的有序度及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变化图,图2更清楚地描绘了两者协同演进的轨迹。协同成熟度的变化范围是[-1,1],小于零时,两个系统没有实现协同发展;大于零时,才处于协同发展过程,并且数值越接近1,协同成熟度越高。由图2可知,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发展方面既存在优势也面临挑战,整个协同演进过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完善的过程。本文认为可以将这一动态过程区分为四个阶段。
1.初始阶段(1979—1985年)。此阶段是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协同演进最艰难的阶段。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1978—1985年间,粮食的增幅达到我国1949年建国以来的最高峰,长期以来农产品供给短缺的状况得以改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农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流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初步利用市场调节的力量,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都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正处于基础设施建设时期,流通产业受到国民经济发展初期面临的环境局限性影响,如网络布局不合理,信息化、标准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等,经济发展还未进入正轨,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程度很低。
2.震荡调整阶段(1986—1996年)。此阶段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度波动较大,属于震荡调整阶段。1985年以后,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试验和探索中不断前进,首当其冲的是企业自主权问题,以搞活企业为中心。在此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对计划经济中的二、三次产业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战略调整。这一阶段总体上仍属于短缺经济的卖方市场时期,起主导力量的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另外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疏通流通渠道。流通体制由原来主要采取统购统销的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转变。减少流通环节是建立“三多一少”体制的重要步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流通产业组织化程度低,产业分布分散,不能集中优势资源实现规模效益,受资金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我国流通产业的规模扩张受到了阻碍,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发展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时而协同程度高,时而协同程度低。
3.低速扩张阶段(1997—2003年)。此阶段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度在0.01左右。从1997年起,我国开始由短缺经济的卖方市场时期转为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阶段。我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开始逐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服务投入是推动流通产业发展的根本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质量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三产需求的档次和领域不断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第三产业成为吸收一、二次产业富余人员转岗的主要领域。我国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尝试连锁经营。在此阶段,作为现代流通手段之一的连锁经营成为流通企业采用的主要经营组织方式,连锁商业从少到多、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国民经济稳步提升。相比前两个阶段,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协同演进的积极因素逐渐增加,消极因素越来越少。
4.急速扩张阶段(2004至今)。此阶段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度急速上升。根据2001年的WTO协议,2004年12月11日以后,商业流通领域将全面开放。这一协议对流通产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外资流通业在我国流通产业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给我国流通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国民经济的运行环境不断改善,流通产业得以充分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2009年两者的协同度急速下降,之后我国政府积极应对危机,两者的协同度又开始快速上升。经过调整和低速运行,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演进步入扩张期,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强,而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又进一步支撑流通产业的稳定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第一,我国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够协调。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1979—2011年间,2011的协同度最高,也不过0.084475,离理想值1差距还很大,这说明我国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协同度还很低。我国国民经济已经飞速发展,但流通产业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如流通网络布局不合理、流通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不够高、流通主体规模偏小、行业零散度过高、流通效率低和成本高等。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我国的政府职能部门较多,对流通产业的宏观管理,没有主导性的政府主管部门,导致许多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解决。因此建议政府指定一个部门比如商务部负责我国流通产业整体的综合协调管理,围绕提高流通效率、减少流通环节、方便群众生活、引导生产发展和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进行统筹协调。
第二,我国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推进效应大于抑制效应,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推进效应会逐渐显现。1979—2011年间,只有1979年的协同度是负的,其余年份虽然协同度不高,但都是大于0的。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加速器”,是实现需求以及启动市场的助推器。流通产业运行的质量、速度和效率越高,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速度和效率也会不断提高。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环节。
第三,我国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整体协调程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客观上要求两者协调发展。在农村流通体系建设滞后、农村市场流通主体缺乏、城乡流通体系发展不均衡等现实问题下,依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通过“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促使市场机制调节和政府政策扶持相结合,来推动和促进流通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政府应制定流通产业布局战略,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及广大农村地区的流通产业发展。农村是我国流通体系最薄弱的环节,要加大对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为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奠定基础。利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更多的流通生产要素投入到这些地区的流通产业,打破城乡流通体系发展不均衡的局面,从而实现我国流通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