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实践、借鉴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产业结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起点。此后的演变过程中，我国经济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和中央领导人、中央文件的有关论述是两条主线。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理论引入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学术规范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具和方法更加多样化。回顾我国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评价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成就和水平，不能离开这些重要的理论、政治与现实背景。
本文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为例，回顾、评价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状况和演变。从我国经济学发展的角度看，产业结构理论是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领域。第一，以改革开放为界线，我国一些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下降或基本消失，一些新的领域被开拓和加强，而产业结构问题仍一直是经济建设和理论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第二，产业结构是与“意识形态”距离相对较远的问题，可以从学术角度对其研究状况和理论演变加以审视和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应该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在“再生产理论”范畴内的相关研究、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在“经济结构”范畴内的相关研究和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产业结构”范畴内的相关研究。据我对有关文献很不完全的浏览，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专门论述这个主题的专著（不含教科书和译著）有50本以上，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达千篇以上。（注：主要指研究产业结构一般理论和我国产业结构总体概况的专著和论文，不包括对地区产业结构、特定产业内部结构、产业技术结构等更细分类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浏览范围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的藏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图书馆的藏书和我个人的藏书。重要学术刊物包括《经济研究》、《学术月刊》、《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求是》等。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的同志，没有她们的协助要完成本文是难以想象的。）
下面分四个阶段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演变并给予简短评论。
一、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研究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理论界没有使用“产业结构”这个概念，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归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刚刚起步，主要靠引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整个50年代，国内经济学界对再生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译介、编著和阐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其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内容，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据我查阅资料，最早从苏联译介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著作，是诺特金著、健文译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概论》，由中华书局1952年出版，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几本苏联教材的译著。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怀仁的《社会主义再生产》，这大概是较早由国内学者编著的再生产理论著作。
5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问题。同一时期，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代表，我国领导人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些不同于苏联教条的观点，例如毛泽东、陈云等领导人对农、轻、重比例关系的论述。受这些现实问题与政治背景的影响，产业结构成为经济理论界在60年代初期集中研究的问题之一，重点是对马克思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的理解和阐述。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领域的学术研究气氛活跃。虽然所有的讨论仍然在苏联范式下进行，即在两大部类关系的框架下分析问题和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基本规律，但观点的分歧仍然较大，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两个。（注：本部分有些内容转引自《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编《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版；胡晓风、韩淑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纲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一）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在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过著名的“一个公式还是两个公式”的争论。有学者提出，除了
Ⅰ（V+M）〉ⅡC
这个首要的基本公式外，还必须有
M
Ⅱ（C+M）〉Ⅰ（V+─）
X
这个基本公式（这里
表示M中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部分）。其含义是，要实现扩大再生产，除了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外，还必须有追加的生活资料。这个观点的现实针对性很强，是为了强调不能片面发展重工业。另外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只有一个，就是
M
Ⅰ（V+M）〉ⅡC，Ⅱ（C+M）〉Ⅰ（V+──）
X
只是一个约束条件， 基本公式加上它在两个侧面展开的另两个条件式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公式，说明了扩大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相互制约的关系，并不需要再另立什么其他的“基本公式”。（注：见刘国光《论所谓扩大再生产的“第二个基本公式”》，1962年2月26日《光明日报》。）
（二）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1）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什么。有学者认为， 如果
Ⅰ（V+M）〉ⅡC
成立， 就决定了生产资料必须优先增长；（注：见金学《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讨论及值得探讨的若干问题》，《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许涤新：《论社会主义的再生产》，1961年12月27 日《人民日报》。）另一种意见是，
Ⅰ（V+M）〉ⅡC
只是扩大再生产得以进行的条件， 而不是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条件是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速度快于消费资料的生产。（注：见吴树青《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学说及其在社会主义再生产中运用的几个问题》，1962年1月8日《光明日报》。）（2）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多数观点都认为， 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在扩大再生产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需要强调消费资料生产在扩大再生产中的制约作用。（3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数量界限如何确定。学者们提出的条件有：重工业生产能力的实际水平，农、轻、重之间相互需求的适应程度，全社会劳动资源和物质资源，第二部类能够提供的与第一部类相交换的产品数量，等等。（注：见金学《一九六二年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学术月刊》1962年第12期。）（4 ）两大部类比例和农、轻、重比例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农、轻、重的相互关系反映了两大部类的相互关系；（注：见杨坚白《试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关系和消费积累比例之间的内在联系》（上），《经济研究》1961年第12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农、轻、重的关系可以是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只是两大部类内部的关系，因此农、轻、重的关系要比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不应在这两种比例之间简单地画上等号。（注：见吴树青《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学说及其在社会主义再生产中运用的几个问题》，1962年1月8日《光明日报》。）
这次讨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理论界关于产业结构问题比较集中的一次讨论。此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停止。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研究概况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主要受到四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受以往学术传统的影响，继续在两大部类框架内讨论；第二，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迫切需要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研究；第三，这个时期中央有关经济工作的重要文献，都将经济结构的调整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以往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的问题进行反思；第四，其他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开始被我国学者所了解，对国内学者的思路和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关系的再讨论
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中期，我国经济学界又一次集中讨论产业结构问题。此次讨论的倾向性很明显，就是检讨以往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1979年6月， 欧阳胜在《经济研究》上撰文，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注：欧阳胜：《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平衡》，《经济研究》1979年第6期。）1979年12 月，冯宝兴等人在《红旗》上撰文讨论我国产业结构问题，标题就是《记取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历史教训》，认为我国的重工业是自我服务型的重工业，不能为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服务。（注：冯宝兴、万欣、张大简：《记取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历史教训》，《红旗》1979年第12期。）在这次讨论中，学者们已经开始争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不是一个客观规律以及马克思是否提出过这个规律的问题，还涉及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评价。有些观点认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因此社会主义工业化应该从轻工业开始（注：见鲁济典《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一个客观规律吗？》，《经济研究》1979年第11期。）；也有观点认为虽然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规律，但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定要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开始，因为“开始”和“优先”不是同一概念；还有学者强调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还是从轻工业开始，要由当时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来决定。（注：见关梦觉《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几个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二）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
1979年，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了一次颇具规模、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经济结构调查研究工作，组织了400 余名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和200余名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按部门组织成调查组，同时集中100余人组成经济结构综合调研直属队，分别到十几个省市对若干重大结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这次调研的基础上，有40余名国内著名学者分别就各自调研的专题撰写了分析报告，由马洪和孙尚清作为主编结集出版，对当时及其后较长时间的经济结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注：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本书的鲜明特点是对中国经济结构的现状、历史演变进行实证研究，对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及政策建议都进行了讨论。书中有关产业结构的部分，主要涉及农轻重结构、各主要部门内部结构、就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等问题，着重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经验教训，强调不能片面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这部著作及此后几年我国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虽然继续使用“两大部类”或“农、轻、重”的分析框架，但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纯理论的讨论较少，代表了80年代初中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主要特点。
（三）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在这个时期，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教科书、专著或文选， 其中与产业结构研究有关、 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1981年组织翻译出版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翻译出版的《世界各国工业化概况和趋向》。这些译著基本上是资料性的，并不代表产业结构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文献和最前沿的成果，主要介绍国外结构现状，涉及一些理论观点。即便如此，对于封闭已久、只熟悉苏联研究范式的中国经济学界来说，从中也真实感受到了结构问题研究在框架和方法上的多样性，使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眼界得到开拓。
（四）产业结构分类方法的变化
这个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比较重要的突破，是在借鉴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新的产业结构分类。我国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长期使用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分类法和农、轻、重分类法，80年代初期，我国学术界开始讨论采用新分类方法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除两大部类之外，还应该加上服务业，两大部类分类法将服务部门排除在生产部门之外、排除在产业结构研究之外、排除在国民收入范畴之外是不合适的，西方三次产业分类法可以为我国所用，这样也便于国际交流和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注：较早讨论这个问题的论文见何小峰《劳务价值论初探》，《经济研究》1981年第4期； 陈志标：《国民收入范畴的重新考察》，《经济研究》1981年第4期； 朱明耀：《轻重工业的划分问题》，《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3期。）另一些学者认为， 第三产业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为基础，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采用；（注：孙冶方：《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讨论——兼论第三次产业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以及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性质问题》，《经济研究》1981年第8期。）或是认为三次产业的划分没有严格的科学标准， 各国分类的口径并不一致，把两大部类同“第三产业”加在一起，是风马牛不相及。（注：刘国光：《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总之，关于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是否应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的讨论，在80年代初期是经济理论界讨论的重点问题，不同观点争论激烈。（注：可以参见于光远《首都经济学界继续座谈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4期。）
总体上看，在这个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重点从理论演绎转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实证分析，特别注重对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思和批判。研究框架仍以传统方法为主，即仍然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产业发展优先顺序这些范式内进行讨论。但经济理论界已深切意识到，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只使用传统方法研究产业结构问题，其客观性和解释力都受到限制，不能全面表达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状况和发展趋势，因而开始对传统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进行反思。与此同时，西方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和思路开始被我国学者所关注和引用。
三、8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概况
（一）国外产业结构理论的引入
在这个时期，我国研究结构问题的学者已经较多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所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最具代表性。这本于1985年出版的专著扼要介绍了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介绍了代表学者和代表文献，在我国研究产业问题的学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对研究范式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注：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教科书和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学者影响深远。
1.将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状况及其变化联系在一起研究
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注：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与生产结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注：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从起飞到持续增长的经济学》（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H.线纳里等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注：H.线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以及霍夫曼和克拉克的主要观点（注：霍夫曼和克拉克的主要观点见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第二章。）。这些学者认为，一定的产业结构状况是同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经济总量有不同的经济结构，经济总量增长依赖于结构变动，特别依赖于增长速度高于平均增长率的新兴产业来推动，总量增长又必然引起结构变动。例如线纳里对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对国别数据的处理，得出一个所谓的“标准结构”。这个模式经常被用来识别不同国家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是否偏离“一般规律”。上述译著不仅观点新颖，而且分析方法也颇具吸引力，这些研究者采用经验实证方法，通过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其他经济计量模型，对大量统计资料进行时间系列分析和国家间对比分析。与我国以往主要采取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研究的可观察性和可度量性更强，说服力也要强一些。
2.三次产业分类系统被介绍进我国
8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对三次产业的概念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就有一些讨论，到80年代中期前后，对三次产业分类方法的译介和研究成为产业结构研究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个时期译介进我国的许多产业结构文献，都以三次产业分类为基本的产业分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从而使国内学者切实体会到了三次产业分类法的必要性和分析力。
3.将结构变动与政府干预联系在一起
80年代中期前后，国外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特别是战后一些后起国家通过产业政策促进结构转换和结构升级的经验，引起国内学者和决策者的关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有关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方面的译著，包括佐贯利雄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小宫隆太郎等所著的《日本的产业政策》和沃格尔的《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等（注：埃兹拉·沃格尔：《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佐贯利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小宫隆太郎：《日本的产业政策》（中译本），国际文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这些论著中的主要观点，是以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认为由于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相关性，后起国家可以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发挥“后发优势”，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即产业政策，主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二）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进展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的理论研究开始尝试在新的范式下进行，其特点是以三次产业分类为基础，从静态理论演绎转向动态实证研究，将产业结构状况及其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要素秉赋、政府干预等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
1.从经济发展过程把握产业结构变动的脉络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有不少学者从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出发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主要观点有：（1 ）强调从目前的发展水平判断，中国处于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高速增长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在这个阶段，以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为主要特征，因此，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是保证我国今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首要因素。一些学者还特别强调机械工业高速增长在这个阶段的重要意义。（2）从工业化的一般规律考虑，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既要强调产业结构的平衡，即消除“短线”和“长线”，也要考虑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按这些学者的解释，高度化一方面指第一次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也指各个产业内部技术、资金密集产业比重的增加。（注：例如吴仁洪《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变》，《经济研究》1987年第10期；洪银兴：《论我国产业结构的平衡态与高度化》，《上海经济研究》1988年第2期；刘伟、杨云龙：《中国产业经济分析》，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7年版。）（3）农村发展问题要放在工业化的大背景下研究。 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产业结构中的一个问题是就业结构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如果仅仅从产值份额看，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过程，而从就业份额看，农业劳动力比例畸高，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农村经济要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就要从以种植业为主向多元结构转换，在第一产业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第二产业要超前发展。只有占人口比重80%的农村人口通过上述转变实现了产业结构多元化和达到较高的收入水平，中国的工业化才算完成。（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温州农村调查组：《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经济研究》1986年第6期； 高佩义：《我国农村产业革命的发展进程——再论我国农村产业革命》，《南开学报》1986年第4期。）
2.研究经济发展周期与结构变动的关系
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有学者将经济周期与结构变动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马建堂在其影响较大的论文和专著中，既研究经济周期与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关系，如周期的各个阶段产业结构变动的特征、不同周期类型对产业结构变动形态的影响、不同行业对周期变化的回应等，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波动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如周期波动中的总量如何以不同的强度传递到不同部门、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及政府的对策对各个部门扩张与收缩的影响等。这些研究表明，各个产业对经济周期的敏感度不同，第二产业的敏感度最高。从周期的原因看，投资波动是引起我国周期波动最重要的因素。（注：马建堂：《周期波动与结构变动》，《经济研究》1988年第6期； 《试析我国经济周期中产业结构的变动》，《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0年第1期； 《周期波动与结构变动》，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开始了对第三次产业的系统研究
80年代初期关于三次产业分类法是否科学、是否适用于分析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的争论没有继续下去，80年代中期前后，学术界已开始直截了当地讨论第三次产业的发展问题。开始时的讨论使用“服务业”这个概念，研究服务消费品的概念、服务消费品的生产规模与发展趋势等问题。对这类问题较早进行研究的是李江帆，他于1984年和1985年发表的两篇论文，提出了服务消费品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可能性上看，由于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工农业生产上耗费的劳动时间逐渐趋于缩短，使社会总劳动中越来越大的份额有可能投入服务领域，导致服务消费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从必要性上看，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收入水平提高和余暇时间增多，引起对服务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因此，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不能只考虑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还要考虑物质生产部门与服务消费品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注：李江帆：《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服务消费品的生产规模与发展趋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5年第2期。）由于受到以往传统范式的影响，在80年代中期前后， 我国学者仍要花费较多的精力为这种分类方法的科学性辩解，还有学者试图将其变成可以在传统范式中理解和讨论的概念。
4.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随着国外一些著名的产业结构研究文献陆续介绍进我国，国内学者开始将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置于国际经验和工业化一般规律的背景下考察。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结构变动的轨迹表明，虽然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和模式有独特之处，但从中长期的变化趋势看，仍然遵循工业化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改革以来，产业结构呈现出向一般规律趋同的变化：产出和就业结构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发生明显变化，产值结构中初级产业份额显著下降，制造业的份额经过80年代的调整后持续上升，服务业的份额继续增加，就业结构以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为主线，发生了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非农化流动。（注：参见刘伟、杨云龙《中国产业经济分析》；刘鹤：《前十年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矛盾》，《计划经济研究》1990年第11期。）
5.研究产业优先发展顺序
这个时期，一些研究其他国家特别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论著被介绍进我国，其中有些国家被认为通过选择“主导产业”、“带头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战后日本和韩国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引起我国学者较多关注。受这些经验的启发，优先发展产业的选择问题成为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包括对“主导产业”、“支柱产业”、“领头产业”等概念的讨论。但是，由于所依据的选择标准不同，学者们提出的观点差异明显。有些学者以资源秉赋作为基础约束条件，从我国劳动力充裕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提出我国产业优先发展顺序依次为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基础产业以及为以上产业配套的原材料、原器件、零部件和工业设备，接下来是有潜在能力的下一代出口产业等。（注：例如黄一又《论本世纪我国产业优先顺序的选择》，《管理世界》1988年第3期。 ）另一些学者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现实障碍出发，认为瓶颈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最主要的约束条件，因此应该优先发展基础产业。（注：例如李泊溪、谢伏瞻、李培育《对“瓶颈”产业发展的分析与对策》，《经济研究》1988年第12期。）还有学者依据国外经验和产业间相互关系的理论，认为应从需求结构和产业关联度出发考虑主导产业的选择问题，按这种标准，汽车和建筑业应该成为主导产业。（注：朱争鸣、王忠民、邵崇：《我国产业结构中的主导产业问题探讨》，《管理世界》1988年第1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这个时期， 我国有一些研究者通过多变量经济模型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从需求的收入弹性、产业关联度、技术进步贡献率、出口潜力、进口替代能力、就业效应、对稀缺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等标准选择优先发展产业。这类研究中提出的优先发展产业有交通运输邮电业、电力工业和电子工业（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问题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88年第1期。），有机电产业、 纺织业和建筑业（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化研究》，《计划经济研究》1988年第2期。），还有农业、能源、钢铁、化工原料、 交通运输与通讯、关键工业与交通设备制造业、纺织业、电子工业，等等。总体上看，随着更多的因素被考虑进来，学术界关于主导产业的观点趋于分散，包括的行业愈来愈多。（注：谢伏瞻、李培育、仝允桓：《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管理世界》1990年第4期。）
6.产业政策成为重点研究内容
这个时期译介进我国的国外产业结构研究文献中，有一部分将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与政府的干预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有关日本产业政策问题的研究文献，将日本战后经济的调整、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日本的产业政策联系在一起，引起我国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关注。我国1986年制定的“七五”计划，首次使用了产业政策这个概念，并赋予其重要地位。产业政策的研究成为80年代我国产业经济学界的热点。较早期的研究有周叔莲、杨沐主编的《国外产业政策研究》，杨沐所著的《产业政策研究》，王慧炯、李泊溪、周林主编的《中国产业部门政策研究》，周叔莲等主编的《产业政策问题探索》等（注：周叔莲、杨沐主编《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周叔莲等编《产业政策问题探索》，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年版；杨沐：《产业政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王慧炯、李泊溪、周林：《中国部门产业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这些研究认为产业政策应该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在这个时期，西方产业经济学中的些重要文献，主要观点和分析方法，已经开始广泛被我国经济学界所知晓，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对这些分析框架、方法和观点积极学习和采纳。80年代初期与研究范式有关的许多争论，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停止。这个阶段完成的研究范式转换，对此后中国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四、90年代的研究概况
90年代初期以来，经济学界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比80年代中后期稍稍“冷”了一些。这一变化既可以从主要经济刊物上关于产业结构问题论文数量的相对减少上看出，也可以从相关学术专著数量的相对减少上看出。这种变化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80‘年代中后期比较集中地引入西方产业结构研究的经典文献后，90年代初中期译介进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几乎没有，国内学术界缺乏新的观点、思路和方法：第二，到90年代中期，我国各个产业基本上结束了“短缺”状况，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使政府决策层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看法不够明确和集中，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不断扩展，形成了一组多方向的结构目标。“短线”的消失和政府决策层观点的不明确，使学术界失去了长期习惯的“问题导向”和“决策者导向”；第三，80年代中后期国内许多学者尝试过用西方产业结构的理论框架研究中国产业结构问题，但是，要将这种研究深入下去，许多学者面临两方面的困难。首先是学术氛围的限制，当时国内学术评价体系比较重视提出新概念、新观点、新思路的对策性研究成果，对那些更规范、更具体、更系统、离现实较远的学术研究重视不够，这类研究往往难以取得经费支持，其成果也难有较大影响；其次是数据限制，由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产业分类及相关统计方法与国外口径很不相同，因此直接应用这些数据进行研究有较多困难，对数据进行调整又费时费力。
虽然产业结构研究在整个经济研究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不过，还是有一批重要的课题报告和颇有水平的研究成果问世，简述如下。
（一）对我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和深入
1.对改革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动进行系统分析。到90年代初期，已经离改革开放初始的70年代末期过去了十多年，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所需的时间跨度，一些学者开始系统、全面研究改革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例如郭克莎对改革起始到80年代末期的产业结构变化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既分析产出结构的变化，也分析投入结构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注：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
2.关注中外产业分类及统计方法差别的影响。这个时期我国学者开始注意我国产业分类和统计方法与西方国家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对研究产业结构问题的影响，因此在用西方的一些分析框架时，注意对数据口径进行调整。例如江小涓在其研究中，在调整数据的基础上，指出按我国统计口径计算就低估了重工业的比重，并据此对国内当时流行的认为重工业比例偏低、应当较大幅度提高重工业比例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这类在数据调整基础上进行的研究以往较少见到。（注：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江小涓：《中国工业中长期发展预测及结构变动趋势》，《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
3.继续深入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周期的关系。马建堂等学者继续深入进行对产业结构分析方法的研究，并采用这些方法对我国产业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注：马建堂、贺晓东、杨开忠：《经济结构的理论、应用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原毅军提出并运用“产业结构失衡度”这个指标，计算不同时期我国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将其与经济周期的波动相联系，分析周期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指出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是导致各产业增长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由上升转为下降的一个直接原因。（注：原毅军：《经济增长周期与产业结构变动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1年第6期。）
4.研究我国产业结构中出现的新问题。随着普遍短缺状况的改变，学者们感到以往“短线”指向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已经不适应，需要有新的思路研究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问题。刘鹤从需求结构转变后产业结构变动滞后的状况出发，认为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供给出现巨大缺口，因此需要加快进口替代特别是设备制造业的进口替代过程，使其成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重要步骤。（注：刘鹤：《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化与出路：需求、生产、就业和贸易的关联分析》，《管理世界》1991年第1期。）张立群认为，中国工业化补课在8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此时本应该转向重化工业拉动的工业化阶段，但未能成功转型，因而导致经济增长中的一系列矛盾；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拉动重化工业增长。（注：张立群：《中国产业结构矛盾再认识》，《经济研究》1992年第4期。）
5.继续强调第三次产业的发展。刘伟、杨云龙在其颇有影响的论文中，从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角度，论述了第三次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在比较了若干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第三次产业发展的状况后，他们认为，我国第三次产业的发展落后于经济成长阶段，特别是作为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第三次产业由于其吸纳劳动力方面的特点，在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注：刘伟、杨云龙：《工业化与市场化：中国第三次产业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经济研究》1992年第12期。）一些学者将重点放在研究第三次产业发展较慢的原因上，认为：第一，有认识上和理论上的片面性，将第三次产业中的许多部门看做是“非生产劳动”部门；第二，价格体系不合理；第三，社会福利供给制使第三次产业的市场缩小，遏制了第三产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注：辛仁周：《我国第三产业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管理世界》1991年第3期。）
（二）普遍采用比较符合西方学术规范的方法进行研究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主要经济理论刊物上有关产业结构的论文和与产业结构有关的理论专著，已经很少见到以往那种从两大部类的基本关系出发、以理论演绎为主的研究方法。愈来愈多的学者利用系统的国内外统计资料进行实证分析，也开始有学者以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研究。国家统计局于80年代末期编制了我国1987年投入产出表，为学术界进行产业结构研究提供了方便，这个时期有相当一批研究成果就是利用这个投入产出表进行的。例如李长明利用1987年投入产出表，综合考虑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和最终需求生产诱发系数，认为产业关联度较大的行业有化学工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建筑业和通讯设备制造业，这些行业应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注：杨蕙馨、张圣平：《中国产业关联的实证分析与产业政策》，《管理世界》1993年第5期；李长明：《产业结构与宏观调控》，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
（三）理论背景进一步拓宽
在这个时期，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西方经济理论中不直接与产业结构问题有关、但却对分析我国产业结构颇具启发性的文献，并尝试将其运用于分析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例如江小涓尝试用西方公共理论的研究思路，从公共利益的显示与判断、决策者的能力和利益取向、行政系统的效率和运作成本等方面，分析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在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行为等，对我国以往以政府干预为主进行调整产业结构的思路进行检讨，认为这种思路的一个前提，是认为政府有能力和有愿望对产业结构问题作出大致正确的判断，并且有能力进行有效干预。然而研究表明，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决策和行政系统判断结构问题和制定相应政策的能力和动力都不足，改革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实际上更多地是市场机制引导的结果。（注：江小涓：《中国推行产业政策中的公共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3年第6期。）
（四）开始研究传统产业调整问题
到90年代中期，生产能力明显过剩行业不断增加，相当一部分企业处境困难，甚至有些行业全行业处于无利或亏损的困境。一些学者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主要是有关行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失误，而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表现；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有些行业相对地位下降、面临退出和调整是必然的。（注：江小涓：《国有企业的能力过剩、退出及退出援助政策》，《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周振华和陈淮在其有关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专著中， 都以日本的经验为例，结合中国的现实，对结构调整中衰退产业的对策进行了阐述和研究。（注：周振华：《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陈淮：《日本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针对衰退产业调整问题的实证研究，例如李农以中国黄麻纺织工业为案例、江小涓以纺织工业和煤炭工业为案例，具体分析了中国结构调整中衰退产业的出现、导致的问题和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注：李农：《试论我国衰退产业和衰退产业政策——以黄麻纺织工业为案例的分析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1年第5期； 江小涓：《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非体制因素探讨》，《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1期。）
五、几点评论
在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时间内，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这两大分析框架内。从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建设背景看，这两种分析方法都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当时经济建设中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直接相关。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理解简单化，只划分为两大部类或农、轻、重，无法分析更具体的产业结构关系；第二，研究方法主要是静态的，没有将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周期变化等相联系；第三，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虽然两大部类理论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分析框架使用了一些数学公式，但只是为了直观表达其含意，而不是为了计量分析；第四；相当一部分研究是对当时党和国家经济建设方针和领导人观点的解释，前瞻性的研究较少。
然而，回顾这段学术历史，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在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中，存在许多争论，截然不同的观点可以长期并存，即使在“反右”后不久的60年代初期，学术界的争论仍然很激烈。虽然学者们不得不使用同样的分析框架，同意一些基本的前提，但想要表达的观点却迥然不同。例如对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后者被含蓄地表达为“在一定时期内更多地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学者们就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其中隐含着对经济建设方针和现实问题的不同看法，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并没有因此受到批评或指责，不同观点的争论基本上限定在学术范围之内。我的看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至少在产业结构这个领域，尚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空间。可见，学术研究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虽然这是限制学术研究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同时也受到学术界知识结构、学术评价体系和学者自身思维定式及利益取向的影响。
8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我国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所知晓，并被尝试运用于分析中国问题。80年代初中期，传统“两部类”研究方法和西方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方法两种范式并存，各自使用着很不相同的术语分析相同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方法为更多的学者所使用，到90年代初期，基本上完成了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研究人员都会有过这样的感受：当可以使用的分析框架被限定时，无论现实问题的变化有多快，超出分析框架形成的现实背景有多远，一切经验材料都必须用这个框架中有限的概念来表达，一切现象都需要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由此感到“理论”在解释一个变化着的问题时的局限性。稍稍拓宽视角就能发现，人们在经济学领域的探索具有多样性，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有可能已经用另一种理论，较好地解释和解决了同样的问题。此时，新的思路、观点和分析框架的引入和普遍使用就是必然的。
“引进”的产业结构理论是否适用于分析我国的问题？这是许多学者所关心和争论的问题。然而另一些学者也会反问，中国的问题是否独特到了这样的程度，需要一个与西方产业结构理论迥异的分析框架？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从静态截面上看，迄今为止的确显示出与工业化一般模式的较大背离，但从较长周期的动态趋势看，仍然呈现出与国际工业化一般道路趋同的特征。因此，在研究我国产业结构问题时，西方产业结构理论的分析框架或许不是最适宜的，但起码是可以借鉴使用的。实际上，这些产业结构分析框架即使在分析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问题时，也并不见得十分贴切，理论本身也仍然在发展与变化过程中，适宜总是相对的。
经过十多年的“引进、吸收、仿制”，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已广泛地被我国经济学界所接受和使用，产生了一些有较高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那种具有规范分析框架、针对我国情况、能容纳主要事实、合乎逻辑、经得起较长时间检验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还较少见到。在大量浏览文献中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我国很少有学者长期专注于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一个时期中成果相对卓著的学者，不久之后就改变了研究重点，或者从学术研究领域退出。这并不是产业结构研究领域中特有的现象，整个经济学界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有关：在我国目前的阶段，经济学研究中有许多新观点、新方法可以引进，许多新领域可以开拓，有不断变换的“热点”问题，给学者们提供了许多可以开风气之先的机会，但也因之使学者在一个领域的研究难以持续、深入和成就严谨的体系。看来，经济理论研究领域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出现，除其他因素外，还有待于相应学术氛围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形成，以及研究领域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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