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越然与李慕白的莎士比亚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李慕论文,周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43(2009)04-0088-05
1.0引言
清咸丰二十八年，我们已经通过传教士知道了莎士比亚的名字，但那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因为接受的教育不同，也因为教育的普及面不广，相信绝大部分国人根本就闻所未闻“莎士比亚”这个名字。也难怪，Shakespeare这个名字传入中国的时候，根本就不叫“莎士比亚”，而是叫“舌克斯毕”、“西哀苦皮阿斯”之类的名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一批思想家对西学的大力引进，国内对莎士比亚的介绍渐趋增多，文人与学者开始介绍、翻译，进而评论莎士比亚。提到国内较早出现的莎士比亚研究著作，有周越然的《莎士比亚》(周越然，1929)；彭兆良的《莎士比亚》(该书虽然说是翻译，实际上是译述，因为彭兆良在“译者小言”中称“除二三剧外，译者附加本事各一，期观者能就事对照而义更明确”)(彭兆良，1929)；李慕白的《莎士比亚评传》(李慕白，1944)也是较早的研究莎士比亚的重要著作之一。但是，国内的各种莎士比亚研究著作，或根本没有提到这本书，或对周越然的《莎士比亚》与李慕白的《莎士比亚评传》两书的内容往往语焉不详，略去彭兆良的译本不谈，我们专就这两本由中国人撰写的莎士比亚研究专书做一番考索。因为，如果要研究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史，我们对周越然的《莎士比亚》与李慕白的《莎士比亚评传》及其莎学经历显然不能忽略，单就开创之功而言，我们就应该承认他们在中国莎学发展史上应有的位置。
2.0周越然学习英语的过程
周越然(1885-1962)，原名之彦，乳名珍官，原字月船，20岁后改字越然，浙江吴兴(今湖州)人。父亲周蓉第，20岁即中进士。周越然的童年受到母亲“教法极严”的启蒙，“每日必上新书，每日必背‘带’书，每日必温旧书”(周越然，1996：216)，但那只是“清晨黄昏依然之乎者也，不忘国学”(同上：215)，读《四书》、《诗经》、《左传》等书。由于受到戊戌变法及洋务运动的影响，他对国学缺乏兴趣，而对于西方文明情有独钟。周越然后来能够撰写出中国第一本莎学研究专书，与他童年时就酷爱英语有很大关系。所以周越然在《小考在清末》一文中云：“我无志‘上进’，没有取得举人的志愿。我当时最大的志愿，是想学西文，想做个科学家，或者外交家。”(周越然，1996)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周越然开始自学英语。当时在他父亲的藏书中有一部由宁波慈溪人冯泽夫等于1860年(清咸丰十年)编印的木刻本《英语注解》，书中将英文单词、句子和音标都作了宁波话的注解，这本早期的英语教材是为了适应宁波开埠后与外商能进行一般交流的需要而编写的。(董忆南，2006：58)就是这本书成为周越然最早的英文教材，周越然的记忆力超群，他说：“余十一、十二岁时，于诵读《左氏传》之暇，常常偷看家藏之木刻本《英语注解》”，一年之内，周越然每日自己给自己上新课，温习旧课，竟将全书“强记无遗”，正是在这样的获取新知的强烈欲望下和刻苦攻读中，周越然获得了最初的英语能力。(周越然，1996：203)他学习英语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周越然多次说：“余所最喜者，偷偷作咪咪声，偷偷习英语也……譬如先师严几道《原富》盛行之时，他人只能捧读译本而不得其确义，而余已能直读原文并能对照而知中西文字各具之特长矣……余对于英语，本有特异之感情。”(周越然，1996：216-217)经过一段时间的英语学习，13岁的周越然居然像模像样地教起堂兄的英文来。在粗通英文之后，周越然开始“借外国语之力以求取本国文”，学习《易经》、《礼记》、《庄子》、《老子》等典籍时，他将中西文本对照而读之，自觉“双方并进，得益不浅”(同上)，别人是“借本国文之力以研求外国语，而周越然则反其道而行之，借外国语之力以求取本国文。在教授堂兄的英语过程中，周越然终于看到了自己在英语学识上的不足，后来，他进入华英学堂(Memphis Academy)(这座学堂是由美国南监理会出资创建于湖州的教会学校)，修习西文与数学，从此一发不可收。所以，成年后周越然长期从事与英语教学及英文编译有关的工作与他童年对英语的喜爱有很大的关系。(董忆南，2006，3：128)英语遂成为他一生事业与生活的奠基石，也成为他撰著《莎士比亚》和编译英语书籍的有力工具。周越然在上海沦陷时期，曾出席日伪拼凑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成为以周佛海为后台的文人小集团中的成员。对自己的这一举动，他曾经表示，深自忏悔，表示“说到民族气节，我感到很惭愧。”(周越然，1996)所以在抗日胜利后，他退出了文人之间的活动，埋首于故纸堆中。1949年曾在上海水产学院执教英语，在图书馆工作，1955年辞归，1962年病逝，时年70岁。
3.0著译英语教材及《莎士比亚》
作为一介文人，周越然的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是在教书、编书、藏书中度过的。周越然是严复的学生，得到过辜鸿铭的赏识，戴季陶曾向他从学，是他的弟子。在他的学生中有名的是胡适之，他说：“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世界闻人的，据我所知，只有一人，就是胡适之。”(周越然，1996：208)20岁的周越然自1905年，在湖州教授英语外，还先后在吴淞中国公学、南京国立高等师范、上海大学教授英语，并曾任上海大学英文文学系主任。1912至1932年先后任国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译员以及《时报》等报纸的编辑。周越然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他的同事中有郭秉文、蒋梦麟、李培恩、陈布雷等人，可谓一时之选。周越然在商务印书馆期间参与编译了《英文杂志》、《英文周刊》等杂志，撰写文章并编译了《英字切音》、《英字读音》、《初级英语读音教科书》、《英文启蒙读本》、《国民英语入门》、《新学制英语教科书》二册、《新法英语教科书》三册、《现代初中英语教科书》三册、《英语会话公式》、《中等英语会话》四册、《英文作文要略》、《英美文学要略》、《英文造句法》、《英语模范读本》、《英语模范短篇小说》、《英语初学诗选》、《英语教授法》、《英语歧字辨异》等书33部，而他所编著的《莎士比亚》可以说是他的编译生涯中不多见的研究外国作家的专书。周越然从他的教学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吾国教育界所最缺乏者，精于西洋语音学之人”，(周越然，1996：199)所以他认为编辑一部适合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教科书是非常重要的。在周越然所编译的英语书中尤以民国七年(1918)由商务出版的《英语模范读本》影响巨大，前后行销约百万部。《英语模范读本》共分为四册，以符合民国初年中学4年的学制，在课文安排上总体宗旨是将英语学习中的“说话、听讲、阅读、书写”四要素结合起来，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不断给予训练提高。第一分册主要是日常生活所用字句；第二分册主要采用故事的形式，内容为美国城市日常生活的事物；第三分册内容扩大到国外生活，侧重英国，为日后留学或从事对外工作打下基础；第四分册主要介绍外国文学知识，内容涉及诗歌、戏剧、散文等。(董忆南，2006，3：59)他也因此获得了巨额版税，时人戏称其为“版税大王”，所以他说：“在此二十五年中，华人自编之外国语读物，决无胜过其耐久力或超过其畅销者。民国十年至二十年为英模最盛时代，虽不能‘家喻户晓’，但确然‘风行一时’”。(周越然，1996：246)在周越然的藏书中有一批西洋书籍，这批西书总数曾达五六千种之多，可惜均先后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下。周越然曾说：“自十一岁认识‘ABC’(音爱皮细，作‘西文字母’解)之后，我就开始购买西书，老家中富多国籍，所以无意添加。最初求得的，无非初级读本，小型字典，后来渐及地志、算术、生理、历史、文法、文学”(周越然，1996：235)，他很快就成为一名深谙西洋书籍购买之道的高手，并且“对原来不为文人所重的通俗小说与戏曲表现出了特殊的关注”。(潘建国，1998a：125-128)他曾经跑遍了旧上海的所有西书书铺，与很多西书书肆都建立了定期联系。(潘建国，1998b：38-43)
4.0首著莎学研究专书：《莎士比亚》
早在周越然编著《莎士比亚》之前，他已经注意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译的《吟边燕语》。(周越然，1996：255)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国内对莎士比亚的了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莎剧故事的介绍，其时仅翻译出版了不多几种莎剧译本，而莎士比亚研究的专书则一本也没有。周越然民国四年一月进入商务印书馆，1929年，周越然也在商务“百科小丛书”系列出版了自己所著的《莎士比亚》。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周越然的《莎士比亚》是中国第一部莎学研究专书，同时亦是一本莎学研究的入门书籍。该书虽然篇幅不大，仅76页，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可谓一本了解莎士比亚不可或缺，开中国莎学研究先河的书籍。
全书供分为七章：莎士比亚略传、莎氏剧本述要、莎氏诗篇述要、莎氏文法、莎氏诗律、小泉八云对于莎氏的评论、研究莎氏的书籍。在我们今天看来，尽管周越然的《莎士比亚》只是一本了解莎士比亚的入门读物，但是，在当时大多数莎剧剧本还没有翻译出来的时候，周越然的《莎士比亚》不失为一本较全面地了解莎士比亚生平与剧作的书籍。尤其是该书不仅对莎作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而且对莎学研究、评论也提供了若干资料和线索，并且在字里行间也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了评论。比如他在介绍《爱的徒劳》(周越然作《爱的工作枉费了》)时说：“凡是本剧情节将趋真实的当儿，总有几个附属的人物闯入打诨，所以本剧始终是一出幻想的喜剧……本剧背景带着悲剧的色彩，故前几幕的滑稽调弄，越显得它的价值。”(周越然，1929：10)但是，该书重在介绍，对莎作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特点着墨不多，满足于叙述莎氏生平对剧情的简略介绍，也许是为了弥补其不足，周越然翻译了“小泉八云对于莎氏的评论”，这个评论对当时的人们了解莎士比亚研究有其价值，小泉八云认为：“在莎士比亚以前，没有一个人的智慧能够及他；自从他直到今日，也没有一种著作能够稍微抵得上他的作品。他代表着现今的最高等的知识阶级……莎氏剧曲显然和别人不同的，第一便是生命。他那剧曲中的人物，比别人剧曲中的人物都是生气勃勃地生活着……第二便是个性。这些人物非但是生活着；并且他们是各个地生活着，各人和各人不同地生活着。那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模型的人物。模型的人物，不能够完全生活的；仿佛那画像或雕像只可以代表一种模型，这模型的人物只可以代表一种普通的而并非个别的人格。”(周越然，1929：58—62)我们从小泉八云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对于莎士比亚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入的，这些评论对当时的人们了解莎士比亚作品还是有一定帮助的。该书的主要部分是对莎氏语言特点的介绍，如周越然认为：“文言的英语与白话的英语相接近，这种情形，莎氏时代比今日为甚，而尤其彰明较著的，便是剧曲里的对话。”(周越然，1929：34)周越然共归纳出20种莎剧中特殊的用字、用词与句子，如：甲类的字往往用作乙类；主名位的称代字往往用作受事位的称代字；云谓字往往与句主不相符合；附属子句的句主往往省略；主名位的复牒称代字，常被省略等等。如果说，这些还只是他阅读莎作的心得的话，那么从周越然所提供的“研究莎氏的书籍”的书目中，我们就可以比较系统地知道，他在撰写《莎士比亚》一书时参考了多种原版的莎士比亚传记和莎学书籍，这些书目为读者进一步研读莎士比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周越然提供的这些莎学研究书目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打开了人们认识莎士比亚的更大的一扇窗口。
5.0第一本莎士比亚评传
如果说，周越然的《莎士比亚》还主要是介绍性质的莎学书籍的话，那么，李慕白的《莎士比亚评传》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从此书的编排体例以及对莎作的评论来看，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后来的莎学研究专著的雏形。李慕白的这本《莎士比亚评传》，由陆侃如作序，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初版，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由于当时物力艰窘，该书分为土纸本和湘纸本两种，定价亦有所区别。这是中国莎学史上第一次以评传形式撰写的莎学研究专书。李慕白(1924-)，浙江兰谿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攻读了莎士比亚课程，回国后在东北大学教书。在教书之余，李慕白有感于莎士比亚这个名词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名词，在世界上也成为一门专深的学问，需要研究者和教授莎士比亚的学者用简明扼要的方法在介绍莎士比亚生平的同时，对作品的内容和艺术特点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以使一般的对莎士比亚了解不深的学生和青年能够通过“既能深入，又能浅出”(陆侃如语)(李慕白，1944：1)的评述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学价值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知晓。同时，李慕白还以创作形式介绍莎氏的生平(李慕白，1947a：11-13)，介绍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民众对于舞台剧的兴趣(李慕白，1947b：13-14)，即使后来到美国加州大学任教授期间，他仍然在《海外忆》一书中提到他在美国观看《亨利四世》(李慕白，1975a：64)与游览莎士比亚故居的感受(李慕白，1975b：92-102)，认为排演严肃的莎剧表现了“艺术界的精神与勇气”。(李慕白，1975a：64)与周越然的《莎士比亚》出版不同，李慕白在出版《莎士比亚评传》前，国内已经有一些莎剧剧本翻译出版了，如田汉、曹禺、梁实秋、曹未风等的译本，而且已有一些莎学研究论文发表，莎学研究条件已经较前为好。
6.0李慕白《莎士比亚评传》的特点
有了留学国外学习莎士比亚的经历，李慕白的《莎士比亚评传》更多地集中在对莎剧的思想与艺术特点的介绍上，同时对西方莎学研究中关注的方面也有选择地进行了介绍。书中的一些观点就是在今天仍然不显得过时，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撰写《莎士比亚评传》的时候，李慕白参考了原文版的英国文学史和牛津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许多关于论评莎翁的原文书中，把他们的主要材料搜集在这里”(李慕白，1944：2)，在介绍莎士比亚作品的同时，也对莎士比亚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评传共分为7个部分：传略，四个时期，内容介绍，诗篇，论评，戏剧日期考证，结论。李慕白强调莎士比亚戏剧的总特点表现为：“作风独创一格，文法与众不同。”(李慕白，1944：1)“莎翁所描写的人物，是特别注重其思想的发展的。他们(指剧中人)要求思想的权利，他们研究如何表现自己的观念。”(李慕白，1944：65)莎氏的剧作已经“达到了人类思想和情感的最高峰。”(李慕白，1944：66)李慕白认为莎剧在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的性格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无论对什么类型的人，莎士比亚都抱有同情的态度，人物性格鲜明、通俗。莎士比亚的戏剧首先是为大众服务的，受到一般市民的喜爱，容易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幽默，莎士比亚充分运用了幽默这一武器；涉及的题材范围广泛，有新鲜感；广博，莎士比亚用字广博，所以意思透明达理，能道人所不道，他之描写王公、贵人、穷汉、下士等等，都具有特别的兴味；深刻，莎士比亚戏剧深刻地反映了人与人性，反映了人性的美与丑。莎剧的艺术特点则表现为，作品词汇丰赡，在崇尚犀利语言的伊丽莎白时代，带给观众以极大的艺术享受。所以，他的作品在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的同时，又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莎氏没有忘记形式的简单和内容的明确，他的艺术创作的奥秘在于，表现了人类情感的复杂，而艺术形式却是明晰的。莎士比亚尤其注重现实世界的秩序。(李慕白，1944：52-65)在莎剧中蕴涵了深厚的民主思想，莎士比亚强调世界需要秩序，他否认独裁，反对阴谋，反对侵略。(李慕白，1944：79)
难能可贵的是，李慕白已经注意到了莎士比亚作品中存在的宗教性。而对莎士比亚与宗教、莎士比亚与基督教、莎士比亚作品与《圣经》的研究，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莎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李慕白强调，莎士比亚对于宗教不是拘泥顽固的，他有宗教思想，他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诗人在感受到的优美与奇幻，宗教增加了莎作的神秘色彩。(李慕白，1944：62-65)李慕白认为，莎作有强烈的民主色彩，那么莎作在哪些地方体现出其中的民主思想呢？李慕白强调：“说莎翁是人民的诗人的话并非过分”(李慕白，1944：73)，因为莎翁主张帝王没有绝对的权力。莎士比亚在他的一系列戏剧中表现了反对独裁，否认自私，反对阴谋，反对侵略，他爱护人类，尊重自由。在作者看来，民主思想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尤其显得难能可贵，(李慕白，1944：76-79)该书作者对莎士比亚及其剧作的这些评价显然已经相当明晰了，就是放在今天也并不显得过时。该书还对德国为什么将莎士比亚奉为文艺的宗教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作为一本评传，附录里列出了24本莎士比亚研究文献，包括著者、书名和出版者，在适宜于初涉莎士比亚的青年读者阅读的同时，其学术研究价值也增加了不少。李慕白的《莎士比亚评传》可以说为20世纪后半期的莎学研究奠定了一个初步基础。
7.0结语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十五’规划(外国文学)部分”提议把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研究列为“十五”期间的一项重点课题。这种接受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史料的挖掘与拓展。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有赖于新材料的发掘与梳理。材料的拓展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周越然和李慕白的研究就具有史料和认识价值。这是我们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莎士比亚研究时不应忽略的。周越然和李慕白都是中国莎学研究的先行者，他们的《莎士比亚》和《莎士比亚评传》产生的时候，中国仍然处于战乱之中，那时的莎学研究的条件也不可能与今天同日而语，但是他们对莎士比亚的评介仍然在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从他们的研究历程和对莎士比亚的认识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历史发展轨迹，并站在历史与未来发展的角度，以更新的视角丰富今天的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