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冈圭朗“规范”与福柯“规范”间的差异
李悦郢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规范”是冈圭朗、福柯都着重探讨过的问题，巴什拉谈到的是生命规范，福柯谈到的是社会规范，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是沿着冈圭朗对“规范”的讨论开始的。
关键词 ：冈圭朗；主体性；福柯；规范；权力
1 关于冈圭朗与福柯
谈到冈圭朗与福柯，国内大多数学者的关注点在于他们继承了法国科学哲学传统——历史认识论，都主张哲学研究要与科学史相结合，而冈圭朗的研究重点在于生命科学，福柯则标志着这一传统的研究兴趣由自然科学转向人文科学。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规范”也是将他们两人联系在一起的关键问题。但他们探讨“规范”的出发点不一样，冈圭朗是从概念的规范入手的，进而肯定了人在规范上的主体性，并对规范的产生提出质疑，但对此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福柯站在冈圭朗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规范的新见解，将权力与规范相结合，认为规范是权力意志的载体，权力通过规范促进了社会的规范化过程。因此，该文拟将他们两人的“规范”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并分析它们的差异。
2 冈圭朗的“规范”与福柯的“规范”差异探析
2.1 冈圭朗：生命“规范”
冈圭朗说 “将医学的一些方法和成就融入哲学思考的努力……从而为某些方法论概念的更新做出贡献[1]”。概念在他的生命科学研究中扮演了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概念史在冈圭朗看来是一部在生命科学中潜伏的问题史，冈圭朗首先对概念的规范提出疑问，即通过什么进行规范，怎么进行规范，我们目前规范的方法是否合理。
在《正常与病态》中，冈圭朗谈到当前我们对概念的规范存在许多缺陷，他通过“正常”概念在生命科学中的规范过程进行了说明。冈圭朗首先分析了利特雷、雷宾、拉朗德关于“正常”的相关研究，总结“正常”的两层含义：一是事物本该如此那样，二是某一个确定的种类，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出现的样子，或是某种可测量的特征的标准、平均值。这意味着“正常”本身的含义很模糊，他说“它既指某种事实，又指这个事实被赋予价值是通过人们自己的叙述，或通过对自己所负责事实进行的价值判断”。也就是，正常既表示事实其所是，又表示事实应所是，客观性与主观性并存，并且牵涉到价值判断。冈圭朗谈到，这种模糊性在生命科学规范“正常”的过程中日益扩大，“正常不仅表示器官的惯常状态，还表示它的理想状态”。他分析了过去生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发现这些学者都用“平均”的概念代替“正常”的概念表示生命的正常，用可检测的量化数据去判断一个人是“正常”还是“病态”，将“正常”与“平均”等同。很明显，“正常”和“平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正常”更不能直接简化为“平均”，用数据表示生命的状态也是不可行的，更严重的是“病态”不再意味着不“正常”，而是意味着不“平均”。冈圭朗举了拿破仑的例子驳斥生命科学家的这些做法，拿破仑的脉搏只有40，而普通人的平均脉搏是70，从平均的角度来看，拿破仑是不正常的，但是如何解释拿破仑实际上很健康。量化作为一种笼统的抽象，它在物理学、数学上可能适用，但对生命科学意义不大，生命科学家仅采用理性主义的方法为“正常”进行规范显然是不合理。同理，冈圭朗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对“正常”“病态”“健康”“疾病”的进行规范。传统的定义必须抛弃，“疾病”并不意味着偏离了“平均”标准，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正常”，构成“疾病”的因素应该建立在病人的主观体验上，后者取决于生物、社会和心理因素，“健康是对环境变化的容忍限度”，即人能适应环境又能与环境产生良好的互动，我们不能按照某个所谓的平均标准进行判断。在这里，我们看到，冈圭朗十分注重主观体验，承认规范的个体相对性，他谈到“人们感觉自身不仅是生命的拥有者，如果有必要，也将是价值和生命规范的创造者”。这意味着，生命个体在规范中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既可以遵循旧规范,也可以建立新的规范。这是冈圭朗提出一个极具智慧的创新，即生命个体作为研究的对象，能够建立规范，也就是，参与科学本身的创造，这意味着规范不只是科学提供的，与其他社会因素也有关，规范的产生很复杂。
同样，在《正常与病态》的第二版新增的部分中，冈圭朗企图结合社会实践探讨“规范”的产生。他分析了“规范”一词历史根源，“规范”这个词是在18世纪教育机构和医院推动理性化的改革中进入大众视线的，到19世纪，“规范”被用来指学术上的模型或者机体的健康状态，随之进入政治和经济领域，最后发展为“规范化”。结合这一历史现象，冈圭朗重新对“规范”进行了缜密的反思，并思考了它与“规范化”的关系，得出结论，规范是人的意志的产物，规范会被用于各个领域，进而出现规范化，规范化具有整体化倾向，随着规范化的不断加强，这个倾向日益明显。他认为，规范化实质上是社会各种力量共同推动下的产物，“社会规范的相关性—技术、经济、司法—往往使他们实质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但对于这些力量在规范化过程中具体扮演了什么角色，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什么，冈圭朗并没有给予我们明确的答案。值得庆幸的是,福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他将规范问题拿到政治学中进行解读大获成功。
为了检验VaR模型的预测计算结果对实际损失的覆盖程度，对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后验测试(Backtesting)。选取样本期间的T个交易日内的VaR值与同期的实际日净值损失(Pt-1-Pt)进行对比，计算失败天数(exception Day)N。通过计算，我们得出各置信水平下的失败率，如表6所示。
2.2 福柯：社会“规范”
上文谈到，冈圭朗将规范问题单独提出来做了一个全方面的剖析，但他仅给出一个规范化过程大致的框架，之后的具体工作是由福柯完成的。为了方便接下来进行的讨论,我们先来明确福柯进行研究时的出发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样一个观念，我认为它是重要的，即规范不是作为自然规则被确定下来的，而是由要求和强制的功能来确定的，规范可以在归它管辖的领域运用这个功能。因此规范是权力意图的载体……从它出发某种权力的运作才是有根据的和合法的……我们也许可以说它是政治概念[2]”。也就是说，福柯的出发点是：规范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权力意志的载体。那么现在问题就变成了，规范、规范化、权力三者是如何结合起来的。福柯认为将这三者结合起来的是人的肉体（简称为“人体”）。这个结合过程我们可以称为：“纪律”的产生。
也就是说，福柯认为权力是推进规范化的主导力量，规范的建立，规范的实施，体现了权力的意志，人体的对象化使规范、规范化、权力结合在起来，在现代社会，权力对个人的规范、转变为“纪律”，对群体的规范转变为“知识”，学校、医院、工厂等都是实施“纪律”的场所，各个领域规范化相互影响，使得整个社会的“规范化”得以实现。
福柯谈到 “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3]”，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的肉体都会受到严厉的权力的控制。这点在对犯人的公开处决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此时的规范体现在人必须对君权保持绝对地服从，否则他的肉体会受到伤害。福柯用18世纪犯人被残酷处死的例子表明，人的肉体不属于自己，而是权力展示权威与实验规范的场所。这时规范化还没出现，权力仅是用规范将自己与人隔离开，并通过对人体的惩罚不断强调彼此间的界限。到19世纪，随着公开处决受到质疑越来越多，权力只好寻求转变，以一种更普遍、更隐秘的方式建立规范、实施规范。权力巧妙的转变为“以规范化为目的的纪律”，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它的踪迹，规范化也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出现，社会被“纪律”的过程也是社会规范化的过程。作为一种有效的控制和干扰人体的方法，“纪律”具有四个特性，（1）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造成）：限定空间，纪律需要一个自我封闭的空间对人体进行干预和控制，以保证对人体的监督、考察能够有效地进行；（2）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控制活动，人体的活动被控制在精细的时间中；（3）创生性（通过时间的积累）：榨取机能，在协调中最大限度运用人体的机能；（4）组合型（通过力量的综合）：规范人体，将人组织起来，成为系统的一员，以获得更高的“效率”。由此可见，与强调人体惩罚的公开处决时代相比，“纪律”时代更注重对人体的控制，企图对人进行“改造”，在管控他们行为、支配他们时间的过程中，尽可能将各个领域的人改造成一个合乎“规范”的机器，组成一个整体，进而推动社会的规范化。权力通过规范达到对人体的控制，进而改造人，而不是通过对人体的伤害强调规范，在这个意义上，“纪律”中的权力与人体的关系从绝对的对立趋向和缓，规范成了拉近他们关系的产物，但又不忘提醒彼此间的界限。“纪律”采取的手段有三种：（1）层级监视，一个建筑物的空间应该方便对被观察者的监视，“对居住者发生作用，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2）规范性裁决，应当制止不规范的行为，对当事人进行处罚，“每个人都发现自己限于一个动辄得咎的惩罚罗网中”，对符合规范的行为给予奖励；（3）检查，检查需要将层级监视和规范化裁决结合起来，“检查把权力的仪式、检验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福柯谈到，我们可以从工厂、学校、医院、监狱看到“纪律”的运作，例如：在工厂，对工人的监视成为生产的一部分，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经济因素；在学校，教员根据学生的成绩决定奖罚；在医院，医生将精神患者单独治疗；在监狱，犯人遵从时间表作息。
式中：k=p2μ0τl/g是与极对数、气隙磁导率及电机几何尺寸有关的常数。式(4)表明，电磁转矩与定、转子磁动势的幅值Fs和Fr之乘积成正比，且是定、转子磁动势矢量之间交角λ的正弦函数。
（4）基于我国市场实际需求，人力资源开发需朝着终身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如：可大力发展在职培训、远程教学、学术讨论、人才沙龙等等，真正实现身教育、自组织学习，满足经济社会与组织对人力资源的要求。
3 结语
由此可知，冈圭朗“规范”与福柯“规范”的差异在于。冈圭朗的“规范”可分为两个部分：生命规范，社会规范，但他的社会规范是由生命规范衍生而来的，冈圭朗肯定了人在生命规范中的主体性，并且强调了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在他看来规范是人的意志的产物。福柯的“规范”则是社会规范，他认为规范是权力意志的载体，否定了人在规范中的主体性，他认为人的肉体是权力的对象、规范的客体，规范与人处在对立的位置，尽管在之后的“纪律”时代这一对立有所减弱，但人始终是作为被动的对象存在的。
参考文献
[1]Canguilhem Georges,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Carolyn R.Fawcett&robert S Cohen trans[M].New York：Zone books，1989.
[2]福柯,钱翰,译.不正常的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福柯,刘北成,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
中图分类号 ：B5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10（2019）10（a）-0032-02
作者简介 ：李悦郢（1995-），男，侗族，湖南怀化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科学哲学。